1949年8月2日，我坐上了大使馆两架飞机中较小的那架，离开南京，踏上了回美国的旅程。同行的有傅泾波、约翰·卡波特、欧立夫先生和夫人以及亨利·森德里。机组有三个人，大使馆的武官约翰·丹尼上校是主驾驶。我当时不知道的是，那架不大的飞机已经超载了，后来才有人说，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行李，其重量太大了。但不管怎样，能踏上回国的路程还是令我们十分高兴的。在中国的最后几周太煎熬了，不断被动荡的局势、忧愁、烦恼、愤怒交替折磨着。
晴空万里，海面上一片平静，经过一段时间安稳的飞行后，我们到了冲绳。那里的美国军人们热情欢迎了我们。第二天，我们改乘了一架较大的飞机，那是专门为大使馆配备的设施先进的B-27新型机。离开前，我迎着海浪痛快地游了一次泳。
这架B-27飞机载我们飞过了余下的路程，里面非常宽敞舒适。我们中途在关岛暂留的时候，再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一个美丽的沙滩上，我又一次下水去游泳了。
飞机在8月5日凌晨的两点降落在了檀香山的机场。即使在那个时间，海军上将司徒尔特·马瑞还是带着夫人和他们可爱的女儿苏姗到机场接待了我们。我在马瑞家里度过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受到了他们热情的款待。同时，我还受邀参加了太平洋舰队司令拉道夫德和他的夫人举办的宴会，还有在檀香山的燕京校友举办的欢迎会。瓦胡岛拥有令人心旷神怡的美丽沙滩，我在天气晴朗的日子抽出时间去游了两次泳。
在檀香山时，我收到了两本国务院编写的“白皮书”，书名是《中美关系变化——特别是1944年至1949年间的关系》。
8月7日，我们出发前往旧金山，并在前一天晚上和马瑞一家以及其他朋友告了别。旧金山的政府官员，包括我以前在莫比尔的老朋友们、在北平的同事威廉·帕特森、我的表弟瓦润·麦卡布兰迪，都对我们的到来表达了热情的欢迎。我在表弟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去了华盛顿。飞机在10日下午降落在了首都机场，我众多的朋友、亲戚都来迎接了我，还有很多政府官员、新闻界的人也在场。令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我在人群中见到了我的弟弟瓦润和他的妻子安妮。国务院的迪安·拉斯科、瓦尔顿·布特沃斯、菲利普·赛普洛斯以及曾和我在南京共事的官员们也都在。此外还有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谭绍华博士和其他的成员。
我从机场直接去了国务院。负责接待我的是沃森·布特沃斯，他建议我，除非必要，否则最好先躲几天，不要接受任何的采访。甚至说可以先离开华盛顿十天或两周的时间。然后，我和傅泾波就被送到了卡莱顿酒店暂住。
两天后，我去拜访了国务卿艾奇逊先生。第三天，他陪同我去见了杜鲁门总统，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会面。几个星期后，我回华盛顿后第一次去见了马歇尔将军。我从谈话中能感受到久别的朋友的热情，但聊的内容却使我在研究了《白皮书》后对对华政策产生的不安更加强烈。
在离开檀香山的飞机上，我有时间认真阅读了那本《中美关系变化》。之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对它的内容和性质进行细致的研究，并思考它可能带来的影响。
通过一些叙述、文件和文章摘录让我知道，那本书描写了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演变，主要侧重点在1944年到1949年间中国形势的变化和美国的政策。白皮书的开始是一封国务卿艾奇逊写给总统的信，落款是“华盛顿国务院，1949年7月31日”。信中表明了写作这本书的原因和目的，它开头这样写道：
“总统：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愿将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做了记录，重点是最后的五年。这份记录已经交由出版社去印刷了，相信美国国会和人民很快就能看到它。”
第二段写道：
“……我对编纂这本书的人提出了要求，一定要以记录的形式来进行，以便能真实反应当时真实的对华政策以及它具体的实施情况。这是一份真实的记录，涉及一个长期以来与我们有着亲密关系的国家。我尽量不遗漏任何现有的资料，也包括了对我们政策的批评言论以及可能会在以后成为批评我们由头的材料。”
信的第三段先谈了美国政府和人民与中国的传统友谊后，不无遗憾地表示：
“编写这本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对事实的尊重，因此，书中会出现一些对中国影响不好的描述。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去出版它的原因。”
它接着谈道：
“近代中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是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它的土地面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第二是西方现代思想的冲击，这在动荡的时局中激发起了更激烈的骚动和不安。”
信中接着谈到了中国的革命、国民党和它的领导人、共产党以及1927年那次重要的决裂。之后说道：
“1927年到1937年的这段时间，很大程度上是国共两党在争夺中国的控制权，而共产党是处在明显的劣势地位。其间，国民党也为这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统一了国家，加强了财政和经济的实力。但同样在这十年间，国民党丧失了它创办初期时的热情和活力，而共产党的热情却在日益高涨，乃至狂热。”
在这一段和接下来的叙述中，关于1928年国民党执政、建立中华民国政府以及世界各国承认它的合法地位这些，艾奇逊始终没有提到。1927年到现在，中国“内部的冲突”，或者说是内乱，都被简单地说成是两个党派之间的斗争。直到在很后面的叙述中，才明确提到了“那个政府”、“政府和国民党”、“中国政府”和“国民政府”等字眼。
在谈到1937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以及影响的时候，信中说道：
“在那个战争的年代，最大的悲剧是财产和人才对损失，这个民族中开始成为自由、民主的基石的中产阶级几乎被毁灭殆尽。”
接着信中又讲述了中国的发展问题，提到了先后负责的美国官员所说的“美国政府可能需要制订一个新的政策来适应新的状况”；还谈到了赫尔利将军访问中国的情况；与《雅尔塔协议》签订相关的事情；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和苏联签署了这个协议以及签署前后美国对它提出的建议。日本战败后，美国政策的声明是这样的：
“在实现和平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以下选择：一、完全从中国事务中撤离出来；二、对国民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帮助它消灭共产党；三、帮助国共双方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避免内战，但要以国民党控制住大部分地区为前提。”
接着，信中解释了为什么会选择第三条路线：
“我们以这种策略处理当时的问题，让双方都做出妥协，更多是为了保持乃至加强国民政府力量的权宜之计。”
赫尔利将军和马歇尔将军都先后为双方“暂时的妥协”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
“双方都没有妥协意愿的事实证明，第一个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双方（无论是政府还是中共领导人）都想获得政权……不过，从1945年到1949年，我们都在积极地帮助国民党实现第二个目标。国民政府是被承认的友好政府……1947年初马歇尔将军离开中国的时候，国民党在军事和领地上面都达到了巅峰。但之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证明了，他们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而他们的成功是建立在沙土上的。”
下面的几个段落中，先后谈到了马歇尔和魏德迈的使命。接着说道：
“附录上记述了国民政府之所以失败的详细原因。美国的援助并不是主要的。根据我们派遣的军事观察员的报告，在关键性的1948年，国民党没有一次战斗失败是因为武器弹药的匮乏。侵蚀国民党抵抗力量的，实际上是我们的观察员战争初期在重庆所见到的那些腐败现象……”
“他们不是被从外部打败的，而是内部系统的自行崩溃……”
“我们的政府明确知道共产党领袖拥有和莫斯科一样的意识形态，从中国各个势力的实力对比来看，实现和平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可能的。不仅国共双方都在作出妥协，而且国民党还要先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才能使中国的全民政府不是徒有虚名，而是确实得到人民的承认和支持，所有的政党也才会承认政府宪法的合法地位。”
“但是，这些条件都没有能实现。”
此外，国民党对马歇尔将军的军事建议置若罔闻，也导致了它在战争中的惨败。不过，“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美国始终对中国人民保持着传统的友好态度。”我们“以捐赠和借贷的方式为国民党提供了大量帮助”；还“出售给它大量的战争剩余物资”。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军用物资”，“都因为国民党领导人在军事上的无能和失职，以及军队的投降、叛变，毫无士气，最后都便宜了共产党……”
“从现实的角度把中国以前和现在的局势做一个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美国能做的，只有全面介入一个失去了军队和人民信心的政府的事务。可一旦这样做了，我们就要继续投入比以前更多的无意义的花费，而如果国民党的军队交给美国军官指挥的话，我们的海陆空军很有可能被卷入进行的战争中。中国人民不会想看到我们插手他们的内部事务，而且是如此大规模的援助，美国人民同样也不会想看到。”
“共产党现在是民心所向。共产党的领导人……明确声明他们从属于另一个国家，苏联……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以中国内部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做掩饰，控制了这个国家。我们的援助在这样的局势下是毫无作用的。”
“中国内战的后果远超出了美国政府的控制范围，这已经成为了不幸但无可变更的事实。美国在能力范围内在过去所做的，或可以做的一切，都不会对最终的结局有任何改变了。美国没有做过的事情，也不会有任何作用了。”
“但我们仍相信，不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会有怎样悲惨的命运，也不管有多少人将会遭到一个受帝国主义所驱使的政府的剥削，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主思想终会再次觉醒，挣脱外国的枷锁。我认为，在现在和未来，支持朝这个方向发展的任何举动，都是值得的。”
“与此同时，我们政策的制订还会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保证和中国人民的友谊，以及一贯的开放政策和支持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
把艾奇逊的信件摘录进我的回忆录中，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是解释鉴于中美关系的历史，国务院在1949年8月出现认识上混乱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显示了我到华盛顿后，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各种因素。我从听说政府要出版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就感觉到很深的不安。在看完艾奇逊的那封信后，我有了充足的理由产生更为严重的不安，甚至是惊愕。
我征求别人的意见和反复读到的资料都反映出一个信息：在两个国家和他们的政府仍持有友好的外交关系时，其中一方公开发表对另一方的批评，就像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所做的那样，还从没在国际上出现过。
更令我感到惊愕的是那份报告的内容。它有17页的目录，5页的大事记年表，409页的正文，还有641页的附录。这本书的主要部分当然是正文和附录。正文的叙述带有严重的偏见，其使用了大量单方面文件的摘要来说明1844年到1949年的中美关系。这些内容很多方面都引起了我的兴趣，其中最引我注意的是“第六章，1947年到1949年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其实我是在1946年7月1日接受的任命，不过在第五章“马歇尔将军的使命”中，已经讲述了马歇尔将军的使团和与之有关的事情。第六章一共有80页的篇幅，是从1947年1月15日到1949年6月2日所发生的事情。
这书中，摘录了很多“绝密”文件以及类似性质的档案。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以及与此相关的330页附录中，我发现了从中国大使馆发回消息的摘录和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这是它们第一次公之于世，之前一直都属于秘密情报和机密情报，其中还包括了大使馆提出的建议等等。
艾奇逊的信件令我惊讶和不安，白皮书中所披露的机密文件则令我感到非常震惊，而且我越想就越发不安：这一切对美国、中国和两国的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接着问自己：对那些在书中被提到名字的人，对那些引用了其言论的人，又会怎样？对像我一样的美国人，我们的观察报告和建议被一字不改地引用，又会有什么影响？以后美国的外交和领事人员会不会因此而在报告时有什么顾虑？
白皮书另一个让人感觉不安的地方在于，美国政府所宣称的政策是前后不一致的。白皮书发表两个月后，国务院声明称仍旧承认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1950年1月，又声明不会再给予迁到台湾的国民政府任何援助。但在10月份的时候，共产党开始在朝鲜向联合国军发起进攻，美国的态度再次发生改变。
其实，不只是我，很多读过这本白皮书的人，对它的内容都有很深的疑惑。后来我还得知，国务院已经把白皮书分发到美国驻外的各个使团，并要求他们进行广泛的宣传。
对这本书，人们的态度是褒贬不一的。我不知道历史上有没有什么类似的东西存在，也不愿意对它的好坏做任何的评论，但对我来说，它很明确地表明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制订和改变，都是有着充足的依据的。而且，显然它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写一本“历史学家的著作”，而只是记录了一些当时可以用作制订政策的资料。那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资料，则是对政策的制订没什么影响的。
白皮书所起的作用，就是要向世界表明美国政府的态度，国民党输掉了“内战”。它努力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释和推脱，把全部责任都归咎于中国的国民政府。它声称，美国的政策和那个“不幸的结果”毫无关联，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其内在的含意就是，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以及对该政府生存下来所做的努力，就此画上句号。
以上就是我们的政府在1949年夏天正式宣布的观点。而这也是我回到华盛顿后，见到的政府官员所持的观点。
华盛顿方面负责接待我的是远东事务所的办公室主任沃森·布特沃斯先生。在谈话中，我发现他对政府的态度是很支持的，并且也希望我能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他们的做法。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在我回华盛顿之初，要我尽量避免与外界接触，以使某些狂热的报纸编辑“冷静下来”。
至于公开讲话的问题，他们允许我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上做一次演讲，但讲稿要经过谨慎的准备并通过国务院的审批。后来，在新泽西州的拉斯维市的中心长老会，我用同样的一份讲稿又做了一次演讲。
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平（被他们改称为了北京）组建了新政府，毛泽东担任政府主席。其具体的政权组织形式完全参照了苏联政府的模式。
10月份，国务院召开了一个远东事务的专家会议，受邀参加的包括了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国务院指定的官员。与会者的发言都做了记录，除了几个特定的官员，后来都公开了出来。
会议开始，几个政府官员先对远东，特别是中国的局势以及相关政策做了“简单的说明”。会前已经给每位与会者分发了会议流程。会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部分人，包括几位颇具盛名的教育家，都已经对国民政府不抱任何希望，也没有兴趣再去关注它以后的命运。在会议主席菲利普·杰萨珀提出是否承认共产党政权的时候，好几位与会者态度激烈，建议承认那个新政权，并对他们提供援助。只有少数人提出了反对，觉得需要从长计议。
整场会议我都在场，所听到的都是令人不安、沮丧的内容。虽然国民政府有着种种的缺点和不足——我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但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共产党的攻击，还一直遭到外国，特别是日本在外交上的压迫和武力侵犯。从来都没有一个安稳的环境来让它进行“国计民生”方面的改革。在经过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后，在与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作战时，它没有办法组织人民做出有效的抵抗，因为饱经战争之苦的人民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所以最终会有如此结果，是毫无意外的。它节节败退，最后被逼退到台湾。然而，这次会议却很少提到这些外部的因素，只是简单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那个腐败的政府。
国民政府曾寄希望于能够得到美国更多数量和方面的援助。由于政府的拖延，很多应允的援助在送到中国时已经太晚了，基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雅尔塔协议》给了苏联很多在东北的特权，令国民政府没有想到的是，这其实是变相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为他们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国民政府和其他政府都没有预料到的是，苏联会那么快就撕毁1945年签订的那份协议，规定只能给予国民政府物资和道义上的援助。从“二战”结束到1950年共产党入朝作战的那段时间，是国民政府最需要帮助的一段时期，但是美国政府摇摆不定和前后矛盾的政策，不但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力量。
1949年10月11日，在蒋委员长的亲信郑介民将军到了华盛顿时，我只能诚实地告诉他，据我所知，美国政府不可能再给他们进一步的援助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并立刻寻求其他国家政府的承认。第二天，也就是10月2日，苏联宣布承认它的合法地位。10月3日，国民政府宣布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
就像前面所讲的，10月4日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再次声明，只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虽然在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在我的印象中，美国政府都没有承认共产党人民政府的迹象，但国务院对整个中国事务的态度，都呈现出了一种迷茫的、毫不同情的失败主义。回想起来，在1949年10月，美国政府就停止了对国民政府的援助，虽然依然承认它的合法地位，但在我看来，双方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状况一直维持了八个月，直到共产党开始入朝作战的时候，美国政府才意识到，共产党在远东是个巨大的威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必须对此加以制止。
1949年秋，共产党的军队继续向南推进，国民政府决定撤离广州。10月12日，代理总统李宗仁宣布将政府迁往重庆，但仅仅几个星期后，共产党就占领了重庆。最后，政府在蒋委员长的指示下，迁到了台湾。12月9日，在台湾的省府，“行政院”开始行使职权。李宗仁去了美国，并在12月7日住进了纽约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印度政府在12月30日宣布承认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一星期后，在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也发表了同样的声明。当然，声明中包括了撤销对国民政府的承认。1950年的头六个月，一些国家政府先后也承认了共产党政权，其中有欧洲的，也有亚洲的。当时共有二十五个国家政府发表了声明，如果美国政府也效仿了英国政府的做法，那这个数字可能会更多，因为美国的态度对很多国家都有影响。
显然，美国政府也感觉到了为难，似乎它一直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反而对共产党政权有更多的倾向性。但共产党在北京对美国官员的侮辱和没收他们财产的行为，激起了美国民众不满，因此，要政府采取对共产党有利的举动是不可能的。不过，美国政府却对国民政府进行了不友好的举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不会再以任何方式对国民政府进行包括军事和物资上的援助，同时撤回顾问团。1月12日在华盛顿的新闻俱乐部，国务卿艾奇逊重复并具体阐述了这个声明。
此后，几乎美国所有的报纸和会议以及联合国就是否承认共产党政权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讨论。1950年5月，杜鲁门总统收到了一封由三十五位参议员联名签署的信件，要求总统做出保证，不会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同时也不支持由那个政权在联合国代表中国。此事由艾奇逊先生做了回应，他保证除非得到参议员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同意，政府将不会承认共产党政权。
与此同时，蒋介石已于3月1日在台北恢复了他国民政府的“总统”职位，陈诚将军在3月8日任“行政院长”，前上海市长吴国桢被任命为“台湾省长”，孙立人将军就任“陆军总司令”。
在这里对蒋介石做一个总结是个不错的选择。在马歇尔将军出任使节的那六个月，委员长一直是位掌控全局的人物。为政府和国民党作出决策的人是他，最令共产党感到有威胁的人也是他。令人感兴趣的是，你总能看到他是如此迅速、准确地把握住人们对他讲话的重点，以及他那么执著于对事物第一次的直觉。他有着顽强不屈的意志，可遗憾的是，这些优秀的品质反而常常会令他刚愎自用。要对他进行评论，就必须要考虑到他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在当时动荡、危险的时局下他所肩负的责任。如果理解了这些，再参照下东方专制统治的历史和当代的独裁者，就会发现，蒋介石自我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克制是值得称赞的。
虽然以近代欧洲和美国的标准来看，蒋介石的某些措施并不恰当，但对他个人的道德品质，我一直都极为信任。我相信，他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出于相信这会给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美好意愿。对他来说，区分开个人和国家的利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1950年6月25日，苏联在北朝鲜建立的共产党政权的军队开始入侵南朝鲜，他们越过了“三八”线，直逼大韩民国首都汉城。消息传来，引发了巨大的轰动。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刻就此展开行动，同时，安理会号召所有成员国行动起来，帮助受侵略的大韩民国，抵制这种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7月27日，美国总统宣布他已经向美国海军和空军下达了命令，支援大韩民国的军队，并派出第七舰队防范可能对台湾发起的进攻。他还呼吁台湾的国民政府停止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将计划对菲律宾和印度支那进行军事援助，以加强对共产党入侵的抵抗力量。
通过这一坚决而全面的行动，杜鲁门总统为美国制订了一个抵挡共产党推进的计划。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等几个地区的军事力量，已经在武装抵抗共产党的进攻了。现在，美国军队承担了在朝鲜的责任，并和包括英、法在内的十五个国家参与了联合国的这次行动。
这些事态的发展也终结了关于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争论。后来中国共产党派军增援朝鲜的举动，使联合国也不再认真考虑将它纳入该组织。不过，以苏联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并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外交努力。
这样，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朝鲜战争的初期，国民政府曾提出愿意派遣三万军队进行支援，不过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考虑，联合国并没有接受这个好意，并认为国民政府军队最大的责任，在于防止大陆共产党军队可能发起的对台湾的进攻。1950年冬到1951年初，在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朝鲜后，美国派出了一个军事使团到台湾，帮助国民党制订该岛的防御策略。1951年的4月份，得到国民政府同意，美国政府向它派遣了一个军事援助顾问团。
1949年11月28日，我离开华盛顿到辛辛那提拜访我的老朋友，辛辛那提大学的院长乔治·巴鲍尔，他曾在燕京大学执教。
两天后，我坐上了从辛辛那提返回华盛顿的火车。途中，在餐车上我感到身体不适，饭也没怎么吃就离开了餐车。之后的事情我毫无印象了，直到我第二天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在被从火车上抬进一辆救护车里。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天早上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在厕所里发现了昏迷的我，从随身的文件中得知了我的身份。我还知道他们立刻向国务院发了电报并很快得到指示，把我送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海军医院。我由衷感谢那些当时对我提供帮助的人们。
诊断的结果是心脏病，医生要在十二天后才能确认我是否能继续活下来。从12月1日到第二年的3月29日，我在海军医院得到了极为细致的照料。和我分开了一段时间的傅泾波得到消息后，立刻赶到了华盛顿，每天陪着我。我的儿子杰克也时常来看望我。傅泾波陪我在3月26日离开了医院，一起住到了华盛顿的费尔法克斯旅馆。一个星期后我又住进了医院，在4月28日，我再次和傅泾波一起回到费尔法克斯旅馆。6月24日这天是我七十四岁的生日，几个老朋友来看望了我，那是一次令我感到温暖的“庆贺”。7月4日，我住到了纽约的长老会医院中，直到9月3日才回到华盛顿。此后，我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12月的时候，我收到了国务院的一封信，通知我已经在国务院得到了一份无限期的职务。
那段时间，经常处于头脑昏沉中的我对于鲜花，特别是那些芳香美丽的鲜花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很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欣赏它们。这些来自不同朋友赠送的鲜花们，都包含了他们的友情。从那以后，任何好友的来访都令我欢欣鼓舞。从我不能照顾自己的生活后，傅泾波就无私地全面接管了对我的照料，尽量满足我的需要。我对他的感激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从1950年傅泾波一家搬到华盛顿后，他们一直在努力使我生活在一个舒适、安静的环境中。傅泾波夫妇在华盛顿西北部的二十八街购置了一套房子，我们搬到了那里。我对那里很满意，并在那里从事工作，也打算长期住下去。
1952年11月28日，我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辞呈，表示因为身体的原因要辞去美国驻华大使的职务。12月11日，我收到了杜鲁门总统下述的回信，他接受了我的辞呈，并感谢我一直以来对美国作出的贡献。我的辞职在12月31日正式生效。
亲爱的大使先生：
我已经收到了您在11月28日递交的正式辞呈。在接受您的辞职请求（于1952年12月31日生效）之前，我谨代表美国政府和我个人对您表达真诚的谢意，感谢在最危难和悲惨的日子里，您仍以无比的忠诚，代表我们的国家完成了使命。
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您不仅从献身于那里的青年教育事业中获得了对那个国家的人民和语言最丰富的知识，还将对中国的美好祝愿和对中美友谊的热忱融入到了您的使命中。您把自己丰富的知识和充沛的精神，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到了那项艰难的工作中。我真诚地相信，您对于这项事业的献身精神，已经远超出了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的范畴，这导致您在回国后身体上有众多的不适和疾病。
对于将失去您这样一位优秀的同事我深感遗憾，但您身体上的疾病又使我感到同情。我衷心地希望，在您身体恢复健康后能够在促进中美之间的友谊和理解上，继续发挥您的才能。
您忠实的朋友，亨利·杜鲁门
1952年12月11日于华盛顿白宫
这样一来，将要上任的新政府就可以顺利任命新的“驻华大使”，我也有了时间去处理那些我个人和公众都十分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