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终于过去了，这也宣告了一种政治体制和一段历史的终结。在最后的几个星期里，委员长周围的环境不断崩塌，但他仍表现得极为沉着、冷静，在其强大意志的支撑下，默默地制定着之后的战略。
他在圣诞节那天决定退出，由一些他信任的同事安排具体的事宜，并任命李宗仁副总统接替他的位置，担任代理总统。权力的交接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反共的决心。他在新年发布的公告中提出，自己已经做好了隐退的准备，希望这个举动能给中国带来和平。但他同时也对共产党提出了五项条件，作为他隐退的前提。
一个礼拜的时间过后，共产党并没有做出任何答复，但在广播中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们的话里充满了讽刺和挖苦的意味。政府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拒绝，因此开始作保卫首都以及迁都广州的准备。又一个礼拜过后，毛泽东在广播中对政府的要求做了激烈的答复，提出了他们的八项条件，并命令军队继续前进。政府的领导人开始坐立不安了。那八项条件极为严苛，几乎等同于要求政府无条件投降，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交出“战犯”。
共产党的军队分成了三路，在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分别顺利到达了南京对面的长江北岸、南京东面和西面的渡口。政府派出了四个军过江，愚蠢地想要对共军进行堵截，但在共军继续进逼南京时，不得不把他们又撤了回来。接着，他们又在南岸附近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挖掘壕沟、修建地堡，但这已经毫无意义了。这场战争毫无胜算，所有的政府高层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点，可他们又不甘心屈辱地投降。想当年，他们经过艰难的战争才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在联合国获得了“五大强国”之一的地位，现在的境遇对他们来说太残酷了。
虽然已经毫无希望，但政府还在进行最后的挣扎。他们找到我，希望我能与其他“四大强国”进行交涉。我知道这是毫无用处的，可还是遵循他们的意思进行了尝试。我建议四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联合起来或是运用各自的影响力向共产党施压，使国共两党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但他们都礼貌地拒绝了，并表示这是属于中国内政，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解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当权者来说，这种拒绝都是一件没面子的事情，但在中国，个人和政党遭受这样的屈辱，等于是丢掉了他们在国际上最后的尊严，这是比当前的困境更加难以令他们接受的。政府关于迁都的决定最早是大约一个月前提出的，但因为太过草率，很快又取消了。但因为形势所迫，在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后，他们再次决定迁都。其后发生的事情令世界人民都看出，国民党内部的高层之间个人矛盾是多么严重。政府中很多人来找我谈话，他们无一例外都想探听到美国明确的对华政策，盼着美国会在这个时候出手解除他们的危机。
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在语言上表达对他们的同情，并劝他们打消对于美国的期盼。
外交使团也跟着政府迁往广州，这自然是他们想要看到的，至少还能维持他们即将不复存在的地位。因为从程序上讲，我们大使馆是委派给国民政府的，理应跟着它迁到新的首都。我一个有公使头衔的领事路易斯·克拉克接到命令，带领一批工作人员去了广州。这件事情也困扰着属于北大西洋集团其他国家的大使们，几个星期之内，我们多次举办非正式的集会进行商议。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继续留在南京，并且也得到了各自政府的支持。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新的地位，因为不管是北大西洋集团的成员国，还是其他一些国家，都很看重美国的决定。甚至还有几个小国家的领导人交代他们的代表：始终保持跟美国一致的态度。不过，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还是颇有讽刺意味的，在所有的大使馆中，只有苏联的迁去了广州。他的解释是，这是苏联政府下的命令，是为了避免继续待在南京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忌。苏联这段时间表现得很小心翼翼，尽量遵照协议办事，不引起国际上的误会。
中国政府面临的困惑是，究竟哪里算是他们真正的首都，政府内部人士对此产生了分歧。即使在迁往广州后，孙科仍坚持声称只有南京才是政府的首都。迁都之前，政府下令所有部门的负责人都要继续留在南京，不过很快他们就都跑了，有的去了上海，有的也跟到了广州。毫无疑问，那些下层的官员们是得不到政府的照顾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情况了解一下他们的不幸：在十分拥挤和混乱的火车站上，外交部的两百人，带着四百多人的家属，在这里足足等了三天。终于上车后，又因为中途要为军队让位，所有乘客在到上海的半路上被赶下了车。最后听说，他们又在吴淞等了一个星期，才登上了一艘南下的轮船；而卫生部的八十个人则是在上海等了四十天。政府办事效率的拖沓和缓慢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在广播中驳斥了委员长提出的条件一周后，委员长秘密回到了他在浙江沿海的老家，那里是一片山区，风景优美。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副总统正式担任代理总统一职。不过，陆海空军的部下表示，只忠于委员长一人，听从他的命令。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委员长的专制、对人心的控制以及中国人民的忠诚的品德所散发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他对共产主义恨之入骨，想要让他在这时毫无作为，乖乖就范显然是不可能的。
可作为代理总统的李宗仁却陷入了绝境之中。他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分子，哪怕只有一丝和谈的希望都会全力抓住。委员长的引退使他看到了这种希望，政府也同意了和谈。可现在，他却被抛弃在了南京，这座被围困的孤城中，长江对岸就是严阵以待的共产党军队。他们不断通过广播讽刺政府优柔寡断，即将不复存在，并提出一些过分和无理的要求。留守城中的军队也是控制在委员长的人手中。货币已经贬值得形同废纸。而一些贵重的物品，包括金银和政府的流动资金已经在委员长的命令下运往了台湾。这表明他做好了和共产党抗争到底的打算。人们渴求和平，并认为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共产党获胜。李宗仁本人也在共产党开出的战犯名单上，因此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就颇具嘲讽的意味：要求交出其他战犯。在这座被遗弃的城市中，李宗仁不仅要忍受政府内部不同意见之间的争吵，还要遭受共产党的催促和指责，不过他仍紧紧抓着这最后的稻草。他派出了一个非正式的代表团到北平，任务是为正式的和谈做好铺垫，但遭到了共产党刻意的冷落。
对我个人来说，1948年末和49年初的这段时间具有很特别的意义。记得日本刚刚入侵中国的时候，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纳尔逊·约翰逊，我的老朋友说，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历史剧，而我们只是坐在前排的观众，只能观赏它，而不会对剧情有任何的影响。当时，我还在怀疑作为美国的代表是否只能做一名观众，直到现在，这个观众换成了我，坐在一个豪华的包厢里，观看一场更为悲惨的演出。
前一场演出至少还有明确的意义、悲壮的情节，所有人为了一个目标，联合起来抵抗外敌的入侵；而这次是一场内部的较量，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无论是哪种思想体系，都不是深处苦难中的广大民众所关心的，并且他们也无能为力。
圣诞节的时候，我本想和往年一样，回燕京大学度过，可战火已经蔓延到那里，我的出现很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忌。这是我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尤其是在人们渴求和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我的每一次出行都要经过慎重考虑。以前在燕京过圣诞节，我都会在下午的时候，为某个年龄段以下的教师的孩子们举办一次聚会。一开始只有几个美国孩子很招我喜爱，近几年已经有两百个左右了，不同的是，他们大部分是中国孩子。在北平已经买不到礼物了，我提前从军队的服务部门那里弄来了一些像糖果和可可等食品，并得知在共产党进入北平前，这些礼物就已经被送到了学校里。不久之后，共产党控制了学校，但圣诞节举办的宗教活动还是照常举办了。
没有能够回到我心所属的地方度过圣诞节，我还是有点小小的失望的，不过南京也给我带来了一些惊喜。出于安全的考虑，几乎所有大使馆的“随员”以及不太重要的人员都被安排送离了南京。能在我的新家庭中保持节日的氛围，并了解这些处于孤单状态下的新成员，带给了我新的乐趣。曾经有两次，我计划在圣诞节前举办一场在南京的燕京大学的校友聚会，可想到中国所处的困境，再欢乐的聚会也会蒙上一层灰蒙蒙的色彩。所以我只邀请了他们当中比较重要的大约二十个人，参加了一次晚宴。我们精心装扮了一棵圣诞树，并举办了一些应时的庆典。在阴郁而沉重的环境中，这次晚宴为他们带来了一丝节日的喜庆。
在时局迅速变幻的这几个月，美国也同样发生着一些事情，对中国和我个人都有密切的关联。委员长和他的同僚们支持并且相信多马士·杜威会当选为新的总统，这样他们就能从美国获得有效的军事援助，而不会像杜鲁门和马歇尔那样犹豫不决。但选举的结果却出乎了他们的预料，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否值得，也完全成为一个学术问题在探讨了。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委员长会答应我们提出的任何条件。
12月初，马歇尔国务卿动了个大的手术，并在不久之后辞去了职务，这令我感到非常不安。像那些跟他共事过的人一样，我对于他那伟大的品格也十分敬重。当初是他选中我担任了驻华大使，并且我也答应他，只要他还需要，我就会一直担任下去，但现在他辞职了，我也早过了退休的年龄，理应随他一起离开。我任职的时候，艾奇逊先生是副国务卿，马歇尔就任国务卿的开始几个月，他仍继续留在这个职位上。因此，虽然相隔很远，我们还是建立了一些联系。我不想令总统和马歇尔对我的离职感到为难，不过他们希望我能继续留任，直到中国的局势有了明确的结果。
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这个很敏感和复杂的问题，还有我和它之间的关系。对于整个中国的人民来说，我只是一个怀有自由主义理想的美国人，是他们的朋友，对于任何一方或是思想都没有特殊的偏见，这也是马歇尔将军起初想建立联合政府的时候找我帮忙的原因。我的朋友当中也有共产党员，并且跟共产党的领导层也有很好的交情。燕京大学的很多学生毕业后选择了“到山上去”，我后来听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他们的行动完全遵照了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这是把自由主义理想化的结果，但我笃信自由主义，因此并不能干涉他们凭意志所作出的选择，这是他们自己的路。在马歇尔将军调停期间，我一直忙于消除双方之间的误解和不信任，但这可能不是阻碍联合政府成立的最大障碍，可能双方之间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才是其阻力。
之后，我接到了更为明确的指示，要求无论如何，都不能鼓励或是协助建立包括有共产党的联合政府。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毫无疑问，中国的共产党是符合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它有没有可能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生变化？中国的历史、内在环境和种族方面的特征都是有可能对它造成影响的；况且，共产党能否在一个人口基数如此之大的国家推行它的主义也是值得怀疑的；还有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如何消除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意识，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共产党的局势呈现出一片大好的时候，美国的媒体显得忧心忡忡，并批评国务院没有做好提前的预防措施。我在纽约的两个好朋友，都是所谓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在2月举办了一次公开的辩论。辩论的结果就是证明了他们也处于一种不知所措的状态。这只是当时美国人民反应的一个缩影，但却可以看出整个社会对于中国问题的迷茫。斯坦利豪恩·贝克固执地认为，帮助蒋介石恢复军事力量是不可取的；而那散尼尔·派非坚定地认为，美国应该完全从中国的事务中抽身而出，不再做任何干预。这两种观点都很极端，我所思考的是，能否抛弃这些偏激的看法，真正为中国的老百姓做些什么，靠他们来抵抗共产主义？因为在这个极端混乱、迷茫的时刻，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中国的人民渴望和平。
整个局面似乎充满了讽刺的意味。美国的建立是人民追求自由而进行革命的结果，还在世界上组建了真正的共和政府，并在时间的考验下进行了不断的改进。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对于中国的友好帮助，曾是对中国的改革精神最好的鼓舞。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就是借鉴了林肯总统对于民主那个经典的解读。
在人民对于和平的诉求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一个由著名的外交家颜惠庆博士为首的“人民代表团”组织出现了。尚未被共产党攻击过的国民党高级官员邵力子也是它的成员。颜博士曾在莫斯科担任大使，回国后他对我抱怨了那里生活的无聊。俄国人谨慎地不敢跟任何外国人有所交往，所以外交人员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举办一些宴会，每次见到的都是那些人，吃的东西也都毫无新意。他还幽默地对外交界粗俗无礼的语言做了评价，那显然不同于他在欧洲各国的首都所学到的那些正式的语言和礼仪。这个和平组织中，邵力子代表的是国民政府，其他大多是上海的知名人士。因为担心共产党态度的转变，行程一再延期，直到1949年2月14日才终于起行。颜博士是第一次坐飞机，因为心脏不好，还特意带了一名医生。他们受到了共产党的接见，看到了实现和平的一丝希望。不要指望这样探索性的谈话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细节问题，不过，共产党答应他们，会在3月15日以后，邀请他们到北平参加正式的和平会议。颜惠庆博士和邵力子又从北平去了石家庄，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但到了之后，他们被告知还要坐吉普车走三十英里的乡间小路，到一个村庄去。行程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累得动不了了，只好先睡觉，第二天起来后，仍然腰酸背痛。这对颜博士来说是一次新奇的经历，同时他还见到了共产党不可思议的简朴生活，甚至连他们最高层的领导人都是如此。更令他感到惊奇的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共产党统治者竟然是个友善的，甚至有时是和蔼和亲的主人，这跟他想象中的那个威严、刻板的形象相差甚远。
2月27日，代表团带回南京的消息造成了人们普遍乐观的情绪，这稳固了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地位。接着，他飞去了广州邀请行政院长回南京。这个行为显出了他的高尚，也使民众看到了他为和平、为政府的团结做出了真诚的努力。在中国，能够放下自己的身份和尊严，是极为难得的，其效果也要比在美国进行这样的举动大得多。孙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拒不服从？那就意味着他事业的终结；回到南京？那里的立法院已经具有了法定的人数，并谴责他去往广州的行为。最终，他选择了后者。
我一直想要在这本回忆录中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对在中国生活期间，以及近年来正式交往过的美国军官表达我的敬意。而这里似乎很合适，因为所讲的主题就是两国互相的影响，而且也正是美国的传统和环境造就了他们成为那样的人。在北平，我无意间认识了在大使馆任职的海陆军的军官、一些轮换任职的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和偶尔来访的军官。在我被日本人释放之后，一些军官来到了北平；在昆明、重庆和上海，我认识了更多的军官。
认识魏德迈将军是在上海，我当时正准备飞回美国。与他的谈话，让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国军官所独有的人格魅力。后来，我成为了驻华大使，和他一样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对于美国军人的总体好印象迅速加深。即便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看出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伟大的责任感。我们同样是美国人，对此我深感骄傲，并格外珍惜我们之间友谊。马歇尔将军是我最早认识并崇拜的军人。之后，和我交往频繁的大卫·巴尔少将，海军中将奥斯·卡巴志尔、少将弗兰西斯·欧尔德、上将司徒尔特·马瑞，还有我们大使馆自己的陆、海、空军的军官等等，也都同样出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虽然很少能接触到下级的军官和士兵，但就所认识的那些来看，我对他们抱有同样的好感。
当然，我知道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而我也并不只是为了胡乱吹捧美国军人，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如果中国的军官能够拥有同样的条件，这些优秀的品质也同样会出现在他们身上。这种品质的形成不只是因为受到了正规的军事训练和很好的待遇，也是因为整个美国的民族文化。从对他们近距离的观察，我看到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在他们性格形成中所起到的关键性的作用。造成现在中国悲惨的境况的重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化军事系统只是虚有其表，军官们不能接受科学的军事训练，而且也缺乏道德上的准则。不管战争是怎样的恐怖和残酷，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所建立的制度下，在最危急的时刻，能够有训练有素的、有高度责任感的军人挺身而出，为了美国，甚至全人类去战斗。
3月份的一个星期六，天阴沉着下着雨，在这个政治的迷雾不断加深的时候，还是有令人高兴的事情发生。傅泾波的二女儿和李汉铎博士（毕业于南京神学院，后来成了那里的校长）的儿子，在我家里举办了订婚的仪式。这样，这一对年轻貌美的夫妇——我精神上的孙子、孙女，把南京神学院和燕京大学连接在了一起。傅太太和傅约翰也从上海赶了过来。我的客厅里摆满了中国朋友们送来的花篮，其中还包括代理总统送的。我用两种语言为理查德和多罗茜这对新人主持了一个简短的仪式，他们交换了戒指。随后，点心和饮料被送上来，客人们开始随意地交谈。这次的聚会并不寻常，客人中不仅有传教士、中国教士、政府的官员、燕京校友、大使馆的人，还有身着正装的海军和陆军的军官。他们代表了我在中国各个阶段的生活，每一个都能引发我内心不同的情感。
货币问题急剧恶化，其影响甚至超过了军事问题，这严重涣散了军心和民心。通货膨胀的速度如此得快，到2月底的时候，全国的金元券也只能兑换两千万美元。一个月后，这个数目又下降了一半；2月底政府发行了大概三百亿的金元，一个月后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五。金元对美元的汇率和日用品的价格一样，以每天百分之十的速度在增长。在这个严峻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却令人哭笑不得。因为印刷厂不能如此大批量的印刷纸张，利率增长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程度。政府在4月份的支出只有收入的百分之五，而且征收这笔钱所花费的财力就已经超出了这笔钱本身。尽管面临经济上的种种困难，但政府仍在继续支付它在国际上的债务。
这对政府是有好处的，但是一些异常的情况，比如从青岛空投物资到太原，又抵消了这个好处。坚决反共的山西省长阎锡山已经被围困在省会很长时间了，想要固守，就需要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北平和天津陷落之前，太原能够有效地限制住共产党的军队，令他们难以脱身，但两个城市失守之后，继续留守太原的军事意义就大大降低了。可是放弃太原的话，这里的兵工厂就会落入共产党手中，于是阎锡山只好把武器尽量空运到汉口等一些急需的地方。但共产党的防空火力又令空运变得很危险。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有推迟太原陷落的时间。政府在极端穷困的时候，仍每天耗费三十万美元，用于这个堪比柏林大空运的行动。这说明，在中国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而各地政治上的分歧又是多么违背常理。当时，在那个被围困的城市中，有成千上万的居民被饿死。
1949年的前几个月，代理总统李宗仁巧妙地处理着这些难题，这为他赢得了很多的同情和尊重。除了向他表示尊敬，我们无法给予更多的帮助。何应钦将军最终也被他的精神所打动，同意出任行政院的院长。但内阁的组建却成了难题，几经周折后，他们找了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虽然没有很深的资历和上等的地位，可他们都是清清白白的，并且具有广泛的社会公德心。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事务已经难以令人产生其他什么动机了。刘攻芸先生身上就体现出了这样的精神，他担任了财政部长，我曾对他说，这是一个比在前线作战更有挑战性的职务。两位燕京大学的校友出任了副部长，他们都有相关的经验并且名声清白。我曾以这是表达爱国最好的方式，劝告他们接受任命。政府设在偏僻的广州是很不方便管理的，而政治局势上的颓势更加重了这点。总之，广州的政府是坚决反对和谈的，并对李宗仁有所戒备，政府怀疑他对共产党作出了难以想象的让步。
这时，深处老家的委员长并没有真正失去政府的控制权，他身边有智囊团、卫队、电话和全部的办公设施，前去拜访的人也是络绎不绝。外界得到的消息是，他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在熟悉的环境和亲善的乡邻间，他们悠闲地照看孙儿，同他们玩耍。实际的情况是，他正在秘密地进行军事以及其他事务上的谋划。他不断地向代理总统和行政院长表达会对他们进行全力的支持。确实，他很真诚。他清楚地知道，和谈不可能成功，战争还会继续下去。他所寄望的就是共产主义的威胁能够引起美国足够的重视，对他提供支援。
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要比抽象的权力牢靠得多。国民党所有海陆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忠于委员长个人的，而不是什么名义上的总统，更不是对他们个人来说毫无关系的国家。国防部那些有近代战略素养的年轻官员认为，如果海陆军能够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作战，那么共产党的军队想要渡过长江就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作为军饷的银元显然比任何的战略更为重要。军队的士兵们不要金元券，政府每个月要给他们每人四个银元（两美元），即便如此少的军饷也能维持他们的士气，不然共产党的间谍通过硬通货，甚至只是口头上的承诺，就能很轻易地动摇军心。政府有价值大约三亿美元的金条和银元，还有大量的军火，但大都被转移到了台湾。
和谈的准备工作在49年的最初三个月一直在缓慢进行着。就像是愚人节的玩笑，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六人代表团在4月1日那天踏上了去北平的行程，参加和谈。之后是两个星期的非正式谈判。期间，人们的心情也随着北平传来的各种消息起伏不定，时而焦虑，时而欣慰。货币的汇率也随之不断变动。共产党因为在战争上的胜利而态度骄傲，为了中国人民和平的愿望，李宗仁勇敢地与他们进行着交涉。他一再要求政府内部的团结，这为他赢得了更多民意的支持。
中国的传统中，每年春天的清明节都要去扫墓，祭奠先人。在某种意义上，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复活节。我曾打算借此在4月的时候去杭州，带大使馆的几个人去欣赏一下那里美丽的春天。行政院长将这件事通知了省长和市长，尽管我一再强调不需要，可还是知道一场官方的宴会是不可避免了。我事先跟他们说不会做任何的演讲，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能和其他国家的使团、外国传教士、中国的教士和燕京的校友见面。在启程的前一两天，共产党对李宗仁下了最后的通知，如果他不能在五天内作出回复，那他们的军队就会渡过长江。我的行程也不得不取消了，当我告知他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之后的一个礼拜刚好是复活节的前一周，但每天繁忙的事务、从北平传来猜测共产党的意图的消息，让我对于这个神圣的节日已经毫无心思。复活节前的那个周日，来拜访的人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只不过每个人的神情都好像是：灾难马上要到来了。这些人包括政府各级官员；对民主不抱希望、又厌恶即将到来的共产党的统治的自由主义者；还有一些美国的记者，向我反映当前发生的事情；还有大使馆的官员，他们正在处理介于日常事务和紧急任务之间的问题。有时是那位显得疲惫的年轻财政部长，有时是他的朋友，几乎每天都会上门拜访，询问在和谈期间，美国能否对他们一团糟的财政和部队的军饷提供帮助。
一天上午，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在飞来南京参加会议的时候，按事先约定，前来拜访我。他希望能够去美国治病。为了避人耳目，我们的会面是在一个传教士朋友的家里。他身边跟着的秘书曾是他的学生。报纸上称这位有个性、风趣的省长体重有三百磅，但他坚持说只有二百四十磅。因为在晚上不容易引人注意，我邀请他和他的太太一起共进晚餐。
第二天是由政治上的紧张和婚礼的喜庆混杂在一起的。在我的家中，一个美国陆军军官要和一个法国大使馆的姑娘结婚。大约在一个月前，我就接到了他们的邀请，做婚礼的主持。我在以前已经接到过太多这样的邀请，我批评了一下他们的胆子之大，竟敢在这个时刻进行这样的冒险。我的客厅里布满了春天的鲜花，在这个清新美丽的布景下，我法国的同行将女儿交到了新郎手中。在政治阴云笼罩的阴郁下，这场婚礼是一次意外的惊喜。
复活节那天的天气也很好地对应了这种气氛。那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想办法安慰那些极度不安的朋友。我还准备一个在联合的礼拜仪式上进行英文的讲道，这是我早就做下的允诺。尽管在心烦意乱之下，没有人有心思去准备一个好的讲道，但对于普遍的焦虑和恐惧，宣扬永恒的基督还是能够抚慰人心的。
那天原本的安排是，晚上代理总统，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大使都会到我家里来，但加拿大大使被困在了上海，没有能赶来，很久之后他还在为这件事耿耿于怀。我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多米·戴维斯，是个精力旺盛的人。李宗仁总统的秘书带来了共产党最后通牒的译文。李宗仁告诉我说，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条款。我们并不能给出什么建议，但我们表示了对他艰难处境真诚的同情。在这份条款带来的悲愤气氛下，我们度过了这个复活节。
通过谈判取得和平的希望这时已经彻底破灭。共产党的军队很快就会渡过长江，南京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周一的上午，白崇禧将军来拜访我，他跟李宗仁保有多年的合作关系，向我转达了李的决定：要么恢复委员长的职务，夺回失去的土地，要么就尽快离开中国。下午，我去见了傅泾波，告诉他李已经决定在首都留守到最后，但他督促我们所有的大使馆成员马上迁到广州去。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有一个排的海军陆战队保护着大使馆。一旦政府军溃败，在共产党还没有接管的那段时期，肯定会发生大规模的混乱，那些散兵、败兵会趁机毫无顾忌地掳掠平民的财产，甚至引发一系列的战斗。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在南京留下一艘军舰，等秩序恢复后，海军陆战队的成员就上船，或者在情况危机时，我和其他大使馆的人能够迅速撤离。但国会批评了擅自动用海军的行为，并拒绝继续拨款，这使身在上海的司令官没办法向南京派遣军舰。不过他对我保证，一旦情况危急，军舰肯定会在三天内到达南京。我提前了十天向他提出了请求，不过那边因为一些事情而耽误了，幸运的是，因为我后来改变了主意，舰队司令柏德戈尔及时阻止了军舰出发。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使馆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在危及到他们的安全或是物资匮乏时，就派船进行支援。
4月20日是共产党发出通牒的最后一天，过了这天，他们就随时可能会渡江。英国大使拉尔夫·斯蒂文森为了他们的军舰能够赶在共产党进攻前赶来，提前了军舰换班的日期。星期三早上，他打电话给我，说收到了从溯江过来的紫石英号传来的电报，军舰遭到了攻击，损伤惨重，目前在下游的几英里处搁浅了。拉尔夫跟我是在同一年任职的，并很快成为了我很好的朋友。对他的遭遇，我表示了同情，同时也松了一口气，这件事本来极有可能是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救援的僚舰在赶往现场的途中也遭到了北岸炮火的轰袭，他们进行了还击，并有效压制了对方的炮火。但是炮弹仍非常猛烈，僚舰根本无法停下来进行救援，只好继续向下游驶去。与此同时，黑天鹅号和伦敦号旗舰也在从上海全速赶来，但遭到了同样的袭击。紫石英号上的一部分伤员和其他海军逃到了南岸上，然后乘火车狼狈地回到了上海。其他一些人被水上飞机艰难地救了出来。
几艘军舰上共伤亡一百多人，阵亡的人数占了一半。紫英石号被彻底摧毁，其他的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从其他中国人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中，我还看出了他们透露出来的隐约的民族自豪感。长期以来，国外的军舰，尤其是英国的在这条航线上肆无忌惮地航行，现在终于遭到了沉重的报复和打击。在共产党对外国的谴责中，美国从来都是被单独列出来的，所以，如果当时那是一艘美国的军舰，不是英国的，那后果可能会严重得多。顺便提一下，他们陆上的火炮射击真的是十分精准。
罗杰·莱珀曼在第二天下午就从华盛顿飞到了上海。在国会中，他一直在为经济合作署尚存的五千四百万美元进行争论。我和他，以及我们各自的同事都认为，那笔钱用在平稳币值和为士兵们发军饷上，要比用在救援和恢复工作上面有效得多，也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否则，最多也就只能满足一部分的需要，而且这些钱很可能在战争中成为对共产党的资助。罗杰到上海的时候，他的太太和同事艾伦格里芬的太太也跟了过来。她们之前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回到了美国。这种来回往返的行为也可以看做是时局的动荡和人心不稳的表现。我要求罗杰和艾伦以及同他们有直接关系的人在周五的时候到南京来，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华盛顿方面的信息。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做些什么来稳定住政府官员不安的情绪和战争上的溃败，并尽量保住长江的防线。他们打电话说，会乘坐大使馆的飞机一起过来，第二天返回，同行的还有他们两位的太太。
以前，这两位令人感到愉快的太太都会跟着他们进行这样的旅行，可这次情况不同，我担心她们的安全，于是回电话说，如果不是当天来回的话，他们最好还是不要带着太太。行政院长何应钦已经预约了我们一起晚饭，并希望在其他客人到之前，与我和罗杰进行私下的交谈。不过那天早上，他打电话过来取消了这次宴会。那段时间在中国生活的各种不协调的情况，从这些细节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我们都在中国生活了很长的时间，经常遇到那些确定会发生但尚未到来的灾难；对于周围人们的悲惨遭遇，我们已经麻木了；对于价值观念的颠倒也见怪不怪了。就像这次，共产党渡江的部队已经蓄势待发了，可这位兼职政府军总司令的行政院长却在想着宴请外国客人。在这时，他们仍旧固守着社交上的礼仪，并愚蠢地奢望美元会阻挡住敌人进攻的脚步。
如果政府仍想坚持对于共产党的抵抗，那么长江无疑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一个年轻有为的国防部的军官曾说，长江抵得上三百万大军。我的海军和陆军的武官们以及与他们同类的人也赞同这种看法，如果国防部有统一的指挥，海、陆、空军全面配合，加上足够的银元和政府的关怀提升军队的士气，那么他们能在这条战线上拖延至少几个月，并很有可能迫使共产党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整个策略。
国民党的整个军事系统都对士兵很不友好，这个弊端也最终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士兵们在生活上的需要从来都不是他们会考虑的，而且对于为谁而战也从来不做任何的教育。这是他们对待士兵一贯的方式。抗日战争时期，每个士兵心中都明确知道为什么要抵抗外国侵略者，但即使在那时，军官们就已经开始毫无顾忌地贪污。现在国家危难，政府的战略资源告罄，胜利毫无希望的时候，他们仍旧如此。我在尽量为军饷争取更多的经济合作署余款的份额时，却听到我们年轻的财政代表保罗·派克说，几个月以来，高级军官们装在自己腰包里的军饷高达三千万银元。这种行为简直是令人发指。我压抑着愤怒向他们质问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扮演着跟我的亲近关系，辩解说一部分钱已经分到了士兵手中。已经足够清楚了，为什么士兵们毫无斗志。而本来，仅仅是生存的本能就能使军事和民政部门改变这种局面。
罗杰·莱珀曼在那个多事的周五下午就返回了上海，之后，在南京的所有大使馆的人进行了一次聚会，讨论去留的问题。政府的代表们正在匆忙地迁移，他们中的一些人建议我们也一起跟着去广州。但我们的政府并没有改变之前的态度。第二天下午，我得到通知，要我回华盛顿进行商议。随后通过来往的信件，说明了没有必要马上这样做，在得到明确的指示前，或是通信联系断了后，在我觉得需要的时候，再回到华盛顿。我也希望能够在南京多停留一段时间，以观察共产党的意图，并和他们讨论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我也很希望所有的大使馆能够采取一致的行动。我通知了北大西洋组织的人在下个周一再举行一次会议。与会的代表对我的看法表示认同，各国的首都，包括华盛顿，都收到了我们这次会议上达成的共识。
星期六上午的时候，南京的政府官员们全都走光了，连警察都不见了，整个城市失去了正常的管制。不出所料，肆无忌惮的劫掠开始出现，局面很快就无法控制。那天，人们在枪声、抢劫声和对未来的恐惧中度过了一夜。为了避免引起共产党的误会，大使馆的海军陆战队成员都去了上海，只留下六个人保护我们基本的安全。使馆的几个年轻人轮流在我的住所附近巡逻。
星期日，也就是4月24日一早，共产党的先头部队渡过了长江，悄无声息地进了城，控制了首都。他们纪律严明且斗志高昂，与政府军的散漫和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这些最后的胜利者，民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担心会不小心触犯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