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搬来北京，我终于有机会开始学习正宗的北京话。当时，这种方言刚刚获得了更高的地位，被定为国语。可惜的是，我很快就被琐碎的管理工作所缠身，基本都是在用英语处理事务，后来又经常去美国，根本没时间学习北京话。而且，在北京很少能遇到一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这里的居民大部分来自于全国各地。学校优秀的教师基本都曾在国外留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的英文水平远比西方人的中文要好得多。因此我们的英语教学很好，而且改善了学习的方法。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与学生们都是用英语交流，以便给他们更好的语言环境。和学生们一样，教师们也大都来自其他地方，他们不同方言的发音也降低了我对北京话的热情。我基本不是待在流行讲英语的校园里，就是在远离北京的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学习北京话的语言环境。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在北京话的学习上有所进步，不管是在听力上，还是在它优美、动听的发音上。北京话确实是一种值得全国学习、使用的语言。
学习中文避免不了对中国象形汉字的研究。同多数西方人的感觉一样，研究汉字确实是一件迷人的事情，但我也在提醒自己，不能因此忽略了口语的练习。当然，对汉字的了解对说好汉语是很有帮助的。我每写一个汉字，就要检验自己对它的构造、笔画是否理解。不过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用汉字进行写作。毕竟要写好一篇文章是很耗费时间的，即使是中国人都很难做到，对我这个外国人来说就更显得不可能了。
为了学习中文，我很自然地要学习中国的文学作品。当时，学校的语言课程是学习儒家经典《四书》和小说《好逑传》。首次接触这些作品，使我见识到了中国文学的伟大。语言课程的内容安排是很明智的，很容易激起人们阅读的兴趣，但忙碌的工作严重影响到了它。美国人务实的心理和当时对宗教目的的误解，使大多数传教士都陷入到了对传教活动细节的忙碌中。更糟糕的是，我们对自己身份的优越感加重了这种情况。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哪怕是对那种丰富的文学最肤浅的了解，也是有极大价值的。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这个民族，她的思维习惯、对基督教教义的反应以及对我们传教士的态度。只有很少的传教士，没有理会学习中的困难和同道们善意的批评，锲而不舍，坚持把中文学好，最终能够精通中国的文化，真正了解了这个民族。他们理应获得应有的荣耀。我也曾下定决心要这样做，不过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一是因为常常要面临一些紧急的“工作任务”，二是我缺乏先见之明，没有意识到坚持阅读中国古籍的好处。
我必须要说，在古代的文言文体和现在的白话文中，我更倾向于文言文。我知道这会显得迂腐、不符合潮流，不过我也已经习惯了跟别人站在对立面。在胡适和他的同道们开始勇敢地发起文学改革运动的时候，我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这项运动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很快取得了彻底的成功。当初欧洲各国的文学，都是听从它们放弃使用拉丁文，使用本国语言进行创作开始的。中国现在也在做着相同的事情，必然也会产生进步的力量。而我之所以更喜欢文言文，是因为它简洁、优美，更富有表现力，而且它更善于精细、微妙的心理描写，能够给人一种思想上的力量，其本身就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文学体裁。且不说它在中国是仕途的保障，多少个世代，中国有才华的人，将他们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上面。对外国人来说，文言的难度不在于它的语言，而是文字背后的各种典故。不了解那个典故所讲的故事，就不能理解文章的意思。而想要读懂那些典故，即使是借助字典，也需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所以，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如果没有跟中国的学者们有着相同的学习课程，是不可能理解它的。
再来接着说我在中国的生活。对我来说，没能够对丰富的中国文学进行系统而广泛的阅读，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我所读过的书中，除了那些很重要的“经典”著作，还包括一些伟大哲学家的著作、有名的小说，还有一些近代的作品。可即使是在这不多的阅读中，我还是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个民族保留下来的文化的伟大之处以及他们的伦理道德和精神理想。不只是学者，即使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也能够对这些思想和文化产生深刻的认同感。
孟子和王阳明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哲学家，前者的思想具有对社会活动很强的指导意义，后者将精力充沛的官员、具有内省精神的教育家和有罕见洞察力的思想家三种身份融于一身。墨子著名的兼爱学说，强调的是普遍的爱，这跟基督教的教义是很相似的。他提倡婚葬礼仪要朴素和节俭，这几乎就和现代人的观点一样。荀子的书很难读懂，其中有太多生僻难认的字。他认为人性本恶，因此需要求助于后天的教育和指导。在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的时候，他显得比儒家还要儒家，而且更加具有逻辑性。
虽然不知道是在多大程度上和以怎样的方式读懂中国名作，但我确实感觉到，中国文化使我产生了敬仰的心理，并且造就了我性格中宽容忍让的部分，使我对基督教的道德和社会价值更加重视。我学会了对中国文化和她温和的人道主义的欣赏和敬佩。在中国文化中，充满了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尊重和公平的重视，她也揭示了一种道德上的基本信念：个人应该怎样去适应社会，融入到群体生活中，与之和谐相处。
我对中国的艺术并没有很深刻的研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点，在这里提到她，只是出于对她的欣赏和赞美。学习汉字肯定少不了跟书法的接触，而在中国，书法和绘画又是密不可分的。我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学习，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绘画的欣赏。我尤其喜欢中国的山水和花鸟画。明代的山水画又是我觉得最好的。我还对中国的青铜器有着极大的兴趣，虽然曾有过收藏的念头，但因为繁忙的公务和有限的经济能力，并没有付诸行动。对瓷器的欣赏并不要求有多么高深的鉴赏力，中国朋友们的馈赠占了我收藏的大部分，在他们的精心挑选下，我不需要有任何怀疑，它们都是珍贵的精品，有着其内在的美感。
我与中国的戏曲有一段很特别的经历。最初，传教士去公开的场合看戏是不被允许的，而且一般戏曲演出都出现在庙会、拜佛等一些场合，中国的基督徒也认为应该远离这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接触不到戏曲的。后来，宗教上的偏见淡化，不对我们参加这类活动有所限制，但我却很少有时间去欣赏，而且我对中国戏曲也没有丝毫的兴趣。后来我到了北京，在一次慈善演出上，我看了梅兰芳先生表演的一小段京剧，立刻就被他细腻、优雅的动作所吸引。很久以后，我才学会欣赏这位中国著名京剧演员的唱腔。那时，京剧演出中是不允许有女性参加的，梅兰芳在台上多扮演女性角色。时间长了，我们也慢慢熟悉起来。他在赴美演出前，还曾询问我演出安排上的问题，还有剧目的选择，他希望我这个美国人能就自己的喜好给出一些意见。我对中国戏曲尚是一知半解，而且对美国人的喜好也知之甚少，并不敢给出什么具体的建议。不过他坚持如此，我难以一直推却，于是只好去看了他的演出。当我先看了剧本，再以审视的眼光看他演出的时候，就有了更多的赞叹。虽然这显得有些荒唐，但梅兰芳先生确实接受了我的意见，而且他的旅美演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也使我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戏曲的英文资料，并在内行人的指点下看了最好的戏曲演员的演出，并与这位当代舞台上的偶像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关于燕大校舍的建造，我们决定在中国建筑风格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小小的改良。这时，建筑学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以前，我只会对像西湖周围那些美丽的宝塔，还有一些建在山中的寺庙这类的建筑感兴趣，对其他的中国建筑则很少留意。到了北京后，那些非凡绝伦的建筑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似乎所有的参观者都是如此。尤其是北京西山附近的寺庙和宫殿，流畅迷人的线条、碧丽辉煌的色彩，展现出了这种艺术的最高水平。不过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紫禁城的天安门，严谨的对称结构和均衡的线条安排，是它最独特的地方。它还有一个可能不会被注意到的特点，就是遍布在真假的山上、低凹的山谷里和池塘上的人造景观，包括小桥、亭台、房舍。它们的不规则排布，消解了整个主题建筑的刻板以及严谨的对称所带来的严肃感。我希望燕京大学的校舍，拥有中国风格的外部结构和近代化的内部装潢，因为这象征着我们把中国文化和近代知识的结合。
在要结束对中国艺术谈论的时候，我还要说一下关于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色彩和布局的一些技巧，像为寺庙和宝塔选择最佳的位置，剪裁优雅、得体的服装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简陋的店铺和贫穷的家庭，都可以通过合理的安排，整理得井井有条，充满有条理的美感。这种规整存在于各种工笔书法，它是个人愉悦时随意遐想的体现。人们会从中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对艺术的喜好作为这个民族的一种遗产，已经深植于它的人民的生活中。
1931年，我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搬到了我南京的家里，和我们一起生活，后来又一块搬到了北京。刚来的时候，她因为远离了熟悉的生活环境而非常不适应，经常抱怨自己已经是个毫无用处的老妇人。但后来，她却成为我们这些人中最忙碌的。她关注新闻，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她可以参加的聚会，也乐意跟来拜访我的人聊天。1874年的圣诞节那天，母亲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到了上海。后来在杭州，她与人合作开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那个时候，只有最穷的人家才会把女儿送到女子学校，交给他们不了解的外国人来管理。学校的吃、穿、书和纸笔都是免费的，教的也都是一些很基础的知识。只要没有缠足和包办婚姻，都可以进到学校。五十年后的圣诞节那天，我打开家门，让学生们来庆贺母亲来到中国五十周年这个宝贵的日子。女大学生们在各自男友的陪伴下，欢乐地来到我家，向母亲展示了从杭州开始的女子教育活动以及现在所取得的进步。
两周后她八十三岁生日那天，她病倒了，几天后去世。出于中西方共同的情结，我必须要把母亲葬在杭州。我的父亲和一个弟弟的墓都在那里。当时，正值内战，我们只好先到天津，从海路去杭州。政府好心地提供了一个车厢，把我们从北京送到了天津。那节车厢原本是为慈禧太后订做的，车皮外表面上浮雕着镶金的龙，内部的装饰更是奢华。我想，母亲的在天之灵会为以这样的方式走完在中国的最后一程而感到欣慰吧。不过我却有一种不真实的荒诞感。
燕京大学的包贵思老师在写到我母亲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对于我们这些与她认识的人来说，她身上所散发出的和蔼、乐观的气质，有着令人着迷的魅力。在她八十岁高龄的时候，仍然显得精力旺盛，做事井井有条。这就是她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或是从谁开始的，在燕京大学中，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称她为‘司徒妈妈’。”
我的妻子在一年半后也离开了。在生我们儿子的时候，她受了伤，落下了病根，一直都没有治好。她最不希望的，就是自己身体的不便成为我工作的负担。在生活中，她跟我的母亲相处得很融洽，她们所偏好的兴趣实现了很好的互补。母亲乐于学习知识，参与公共活动；而我的妻子喜欢待在家做家务，她做的甜点能够和新奥尔良市的相媲美。她还对中国的手工制品充满兴趣，喜欢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人的事情。那年，为了能在夏天的雨季来临前搬进新的校舍里，我们在那个学期提前放假了。我的妻子已经察觉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可能正是这样一份期待，让她坚持到了学校的毕业典礼以后。她是学期结束后的一周去世的，那天是6月6日，我们正在往新校舍搬迁。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我们在协和医学院的教堂举办了她的葬礼。刘廷芳博士主持了葬礼，把整个过程安排得得体周到。母亲的灵柩安葬在了燕京大学新校舍附近的墓地，她的坟墓是这里的第一座。
我们的婚姻是很美满的，她离开后，我没有再组建一个家庭的意愿。对我个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损失。燕京大学已经渐渐成为了我的家，这里的学生也把自己当作是我的孩子，我也乐意将他们看成自己的孩子，而且我对他们的感情也确实如此。但我可能需要找到一项新的，能够倾注我全部精力和时间的工作。几个教师的太太给了我生活上很多照顾。我可以毫无顾虑地经常到各地去旅行。
费城的乔治·科里夫妇对燕京大学进行捐赠，要为我建造一座校长住宅，并在讨论它的细节：样式要中国风格的，位置要选在学校中心的临近湖边的地方。这确实令我感到开心。不过，妻子的死让我对物质方面的追求缺乏欲望，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表示自己可以住在学生宿舍、教学楼或是办公楼。但他们执意如此，并将建造校长住宅作为他们捐款的前提条件。我只好接受了，但也提出，客厅、厨房和多余的卧室供学校使用，我只要一个小套房间就可以了。这件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并且双方皆大欢喜。之后，我每次到费城，都把科里家当作自己的家。我在燕京大学不仅添加了一座漂亮的校长住宅，也结交到了两位真诚、友好的朋友。
我唯一儿子的名字和我一样，回美国读书后，就留了下来。不过，他没有遭受我第一次回美国时的种种非难。我已经提前为他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并且他一直生活在南京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与我小时候待在杭州的闭塞经历大不一样。更为关键的是，当时的美国人已经对中国有所了解，不会像以前那么好奇。他刚回到美国的时候，这段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得到的更多是同学们的羡慕和尊敬。在宗教方面，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去美国前，他曾就以后的事业规划，特别是传教方面的问题，征询过我的意见。我建议他在读完大学，有了更多的经验之后，再做考虑。他似乎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想法，但我还是希望他再等等。我并不希望因为家庭的原因使他不作考虑，轻易踏上这条道路。不过，当我后来知道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并对此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后，我告诉他，这是他最令我骄傲的选择。
在华盛顿与李大学和已经搬去里士满的协和神学院读书的过程中，我的儿子杰克找到了宗教行为与充满活力、欢乐的青年生活之间的平衡点。并且，对于我所在的那个时代的宗教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传教上的压力，他也有着令我满意的理解。排除考虑我个人情感上的偏爱，我也觉得他的个性很适合留在南方。与我在北京生活的经历，让他有了广阔的视野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而这是在典型的南方环境中所不能得到的。我曾跟他讲过我所经历的宗教冲突，他总是能够客观地指出两边观点中各自合理之处。在他看来，传教和组织一些宗教活动更为重要，也更能满足公众的需要。他没有我那时对传教的抵触情绪，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传教士的职责。而且他对传教似乎有着天生的热爱，这令我觉得不可思议。要知道，在我们那个时候，传教是对基督的忠诚和奉献的一种光荣的考验，而现在，这种观点已经十分淡薄了。结合他的个人情况和当时严峻的中国形势，他选择留在美国工作是很明智的。而且他做出这个决定也没有经历什么内心的纠结。我们一直保持着相互之间的沟通，在他的母亲去世后，这种关系愈发地亲密起来。即使身处不同的国家，我们也经常通信。我对他的想法和做事风格都有着很深的了解。开始在弗吉尼亚州，后来是在密西西比州萨米特南部的一个教会里，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延续。
常常来往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旅行，让我有了一些特别的经历。这些经历与燕京大学无关。我先后拜访过两位美国总统。最早是还在南京教书的时候，我在华盛顿中部的一个礼拜堂讲道，威尔逊总统也在场，他听完后邀请我去见他，介绍一些中国的情况。我带上了我的儿子一起，他当时刚刚九岁，可能是因为兴奋，他显得有些羞涩。总统问他说：“你的名字是根据约翰·雷登·威尔逊起的吗？”“不是的，先生，是根据我父亲的名字。”孩子回答道。整个过程，约翰逊总统一直表现得谦逊、礼貌，对我的儿子也是和蔼可亲。他送了一张名片给我儿子，写着“送给小约翰·司徒雷登——你的朋友约翰逊”。回来后，这张名片被我儿子镶上镜框，挂在了他的书房里，现在还保留着。
1933年回到美国的时候，新任总统发表就职后的第一次炉边讲话，我刚好赶上。当时经济危机已经敲响了警钟，大量银行倒闭，整个美国呈现出一片大萧条的景象。可能是因为罗斯福总统听说，有一个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人回到了国内，不到两个月，我就被请去了白宫。那时，日本攻打中国上海的事情，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在经济大萧条的特别时期，罗斯福总统仍在关注遥远的中国的问题，这令我感到很惊奇。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见到了他，据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他询问了燕京大学的情况，我顿时感觉轻松了起来。接着，他谈到了德兰诺家族与广东的贸易。德兰诺是美军陆战队上校，他的夫人在一年前去世了，我跟罗斯福总统谈到了这些，并讲述了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受邀主持了她的葬礼。他又谈到美国如果派军阻止日本侵占中国，这场战争至少要进行五年，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他想了解我的看法。随着话题的深入，我开始有些局促，急切地想要离开了。这时，他为我解了围，说道，外面一个南美的代表团可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1930年6月17日，我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校长奥古斯塔斯·特劳布里奇在褒奖词上这样写道：“约翰·司徒雷登创办了燕京大学，并成为第一任校长。他出生在古老的中国，从小就受到了那里丰富文化的熏陶，后来又在弗吉尼亚州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教育。再次回到中国后，他成为了一名传教士，在东方的传教和教育事业上，被公认为领导人物。在与中国领导人的长期交往中，他为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处理一些复杂而重大的事务上作出了贡献。”
我每年的生日，基本都是和朋友、家人一起度过的。到了燕京大学后，一些教师朋友会在我生日那天带我到西山，我们都很喜欢那里的佛寺，往往会住上两三天；如果工作太忙的话，我们就改为到颐和园，在那里的湖上划船、野餐。
我的六十岁生日过得很热闹，很多朋友都来参加了。在中国的传统中，活到这个年纪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当时的具体场景，我想厚颜引用博晨光在“燕京庆贺司徒雷登甲子大寿”中的描述。他写道：
六十周年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含义，在商代的历书中，这是天干地支一个周期的循环。在中国最古老的文物——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就明确记载了用来表示年、月、日的六十个干支的名称。哈佛燕京学社的博物馆里，收藏有一些殷墟的甲骨，其中有一块刻有完整的干支名称。这些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在一年前就已经在期待这一天了——他们敬爱的校长约翰·司徒雷登顺利度过一个甲子。1936年6月23日的晚上和24日当天，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寿宴，庆祝的活动达到高潮。同时，中国其他一些大城市的燕京校友们也在这一天举办了庆祝活动，尤其要提到的是上海的活动，它把时间提前到了上一周的周六，这样，就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那天，由商务印书馆外文部的编辑张天泽主持的聚会，有二百五十多人参加。
燕京大学的庆祝活动在6月23日晚上开始的。首先是在波逸德体育馆举办的一场晚宴。在宽阔、美丽的大厅里，桌子被排成了U型，边上坐满了一百八十六位客人，包括燕京大学的所有行政人员和教师、大学理事会的成员以及一些来自各领域的贵宾：以纳尔逊·约翰逊大使夫妇为代表，还有北京各个大学的校长、各文化组织和团体的负责人、中华医学会的会长以及著名的胡适博士和美国汉学研究的前辈福开森博士。大厅的四周装饰着客人们送来的对联和锦旗，共有四十九幅。其中第一幅就是中华民国主席林森送来的，其余大部分是各地的校友会、学生会送的，还有一幅很有想象力的贺词，是一些女学生想出来的。对联和锦旗的间隙摆放着各色的蜀葵，这种花在燕大的校园里有很多。司徒校务长的座位后面是一大棵美丽的灯笼树，金色的花朵在上面开得正艳。
欢快、热闹的环境感染了每个人，大家都毫无拘束地表达着内心的祝愿。美国大使代表西方为庆贺司徒校务长的生日做了演讲，代表中国人讲话的是蒋梦麟，他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校长先说道，由于客人们都精通中英两种语言，为了方便，他决定使用汉语。接着，他谈到司徒校务长的各种美好的品行，尤其是他热情、开朗的性格，这是从西方充满智慧的宗教文化和中国温和的古代文化中学习到的，这也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友谊，就像是春对绿色的召唤。蒋校长还提到了司徒校务长宽广、仁爱的宗教精神，这是他道德品行中最为宝贵的地方，而一些人批评传教活动保守、狭隘，在这里是毫无道理的。对司徒校务长真诚的基督精神和为中国的教育所作的贡献，蒋校长也不吝词汇地表达了尊敬和感谢，他特别提到司徒校务长对燕京大学的理想——让它成为一所真正的中国学校。我们仍然记得燕大刚刚创建的时候，国内很多地方的反基督情绪还很严重，然而现在，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这样一个不信宗教的人，却对宗教性质的燕京大学和它的创建人表现出了诚挚的认同，并认为这是在宗教的指引下完成的。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了这其中的意味。
按照原本的计划，宴会的主持者，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是要在蒋校长演讲后就宣布庆祝活动结束的，但客人们并不尽兴，他们要求司徒校务长也出来讲话。校务长不得已之下站了出来，做了一个很有特点的回答。他表示自己还没有受到如此的关注，现在仍感觉像是做梦一般，整个活动是中国的朋友们出于礼节而举办的，不过却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了他们对于友谊的重视，和人与人之间可以如此愉快的相处。这也许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每个活到六十岁的人都会享受到这样一番庆贺。所有与会者都发自内心的开心和愉悦，这比任何祝词都更有说服力，表明司徒校务长的品德和素养在人们心中的份量。
6月24日，人们陆续赶到校长家里，向他祝寿。他将那个中国样式的庭院布置得很漂亮，门口挂了一个大大的‘寿’字，周围衬上了彩带，鲜艳夺目。到了晚上，在各色电灯的闪映下，整个庭院更显得漂亮迷人了。这些彩灯，还有其他一些装饰品，都是发电厂的职工们送来的礼物。从这里又能看到燕京大学内部，教师、职工和学生之间的亲密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下午的时候，学校的工人们为司徒校务长挂上了庆贺的牌匾。这是中国人用来表示赞美和恭贺的典型方式：在一块涂漆的木板上，刻上为对方写的赠词，书法要极其优美；牌匾被接受后，就要挂在那家人门楣的上方，表示他的为人是受到人们尊敬的。
牌匾在送去的路上是要由人抬着的，后面还要跟着锣鼓队，一路敲打着穿行于大街小巷，最后才能送去接受牌匾人的住处。这次，工人们抬着匾围着校园绕行了一圈，后面跟着烘托喜庆气氛的锣鼓队。队伍最前面是工头和住宿区的一个门卫，全校的工人、佣人和孩子们，还有附近村落的孩子都参与了进来，他们紧跟在队伍的后面，高兴地跟着在整个校园绕行。最后，他们到了校务长的家，牌匾在连续不断的鞭炮声中被送到了司徒校务长的手中。工人们被请到饭厅，享用服务人员送来的精致茶点，这些茶点跟招待半小时后要到来的客人们的并无二样。供应茶点的女士们表示，她们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茶点少下去的速度那么快。还要提到的是，牌匾上刻的字是“有教无类”。
赠匾的仪式结束后，由两位打扮成中国绅士的孩子——威廉姆·雷登·黄和约翰·雷登·李，代表学校的孩子们送上了一副庆贺的对联。
这天是由一场在贝公楼举办的文艺表演作为结束的，节目准备得很充分，大都是中国观众乐意观看的。校务长拿着花束，在一群人的陪同下，来到了贝公楼前。演出的序幕拉开。第一个节目自然是向校务长致祝词，词中提到了他募集资金创办燕京大学以及由他个人的品德所代表的燕大精神。接着，致词者表达了对所有校友的祝福，并向即将毕业的四年级同学告别，指出其在国家危难的一年对学校作出的贡献，期待他们能够将燕大的精神广为传播，并在以后的工作领域内有所建树，像他们的校务长一样，成为行业的开拓者。
致词结束后，司徒校务长穿过甬道，走上了台，从两个女生手中接过学生会为他精心刺绣的一幅图画，象征着“壮心不已”。掌声响起，大厅的人全都站了起来。接着，他们恭敬地向台上鞠了三个躬。司徒校务长用中文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措词谦虚、严谨。在四年级的学生代表上台表达谢意后，表演正式开始了。
演出从七点半一直持续到了午夜才结束。虽然忙碌了一天已经很劳累了，但司徒雷登仍兴致勃勃地看完了全部的节目，这也很好地说明了，正是他的谦逊、礼貌和处事的老练，使他获得了中国人的敬重。整场晚会我基本上都在场，大概十一点多的时候，在贝公楼的台阶上，我遇上了一个出来透气的女生。她是燕大学生会的，也参与了演出。在回答我关于对晚会节目的看法时，她回答说：“司徒校务长仍在第一排坐着呢。”她的语气中带着惊叹。
还要提到的是，司徒校务长曾强调说，自己不接受送给他个人的礼物，所有的寿礼请直接捐赠给司徒奖学金基金会。但这些话并没有阻挡住人们的热情，大量的对联和锦旗都被送到了他那里，同时，基金会也收到了很多来自教师、学生和工人们的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