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六 章

罗霄纵队在仙梅大战胜利后继续向北挺进。走着走着,路上的景色忽然变了,村庄口插上了红旗,贴了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布告,道旁有个妇女,持红缨枪,检查行人。她的右边摆很多茶水,一群儿童戴起红军帽子,在茶水后面,整齐的站着,见着骑马或带手枪的,就立正敬礼。还有些青壮年,衣服五光十色,背着长枪或短枪,走来走去,问东问西,何云生高兴地说:
  “呵!又到苏区了。”
  “有多大?”
  “听说有一万四五千人口。”
  何云生大声而诙谐地说:“江西到处有苏维埃政府,到处都革命。”
  “何止江西!”陈廉不同意。
  “当然只有江西,你看,中央苏区在我们江西,中央政府也在江西,党中央和军委也在江西。”
  “哈哈!哈哈!哈哈!你投胎投得好,投在江西人肚子里,吹起来了。”
  “吹,那么你吹吹罢。”
  “我不要吹,只说给你们听就对了。辛亥革命,不是从武昌发动的吗?大革命时代,湖南不是最热闹的吗?湘南暴动不是在湖南吗?长沙省城不是成立过苏维埃吗?湖南不是最出红军吗?多的是,我不罗嗦了。”
  何云生理屈,一时茫然。
  又走了两个多钟头,就到了小苏区中心,村庄旁边,有个小演说台,正对北面的大山,演说台前面,横系红布匾,上面写着“二七纪念大会”几个大字。布匾上面,有两面红旗,红旗上各有大红星,红星中间,斧头和镰刀,互相交叉。演说台前站着-一群老百姓——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各人拿着小红旗。红军就在他们后面和两侧集合,于是,演说台前,工人、农民、老人、小孩、小贩、红军战士、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俘虏兵,人山人海,混作一团。
  老百姓特别注意台上的两面红旗,他们看着红旗说:
  “多漂亮的旗!”
  “是!”一农民说:“红旗使我们下力的人有田了。”
  “我们也得了好处。”一个持着县赤色工会小旗的中年人插着嘴,“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好多保护工人利益的法令……”
  桂森也高兴地笑着说:
  “我们更加好,到队伍以后,家里还分田,缺劳动力的,有人代耕,甚至帮助挑水,打柴……合作社买东西,家属有折扣,开会看戏坐头排。至于外籍红军,苏堆埃就划出红军公田,由政府代耕,秋收后以谷折价,把价钱分给外籍红军,去年我们机枪排就有三四个人分到三块大洋。”
  “是!是!”司令部一个通信员抢着说。“我看到管理科长拿一把光洋,分给司令、参谋长和军械员他们,因为他们是外籍红军,也是一个人三块大洋。”
  又一个人说:“杜政委分了没有呀?”
  “没有。”
  “为什么?他不是外籍红军吗?”
  “政委是外籍红军,但他婆姨是苏区的,把他的田也分到她名下了。她还在离山街上开了个小铺子,有些首长,从他门口过,还进去喝过茶哩。前几天我听丁长生说,他的婆姨李桂荣来,带了老酒和好吃的东西。他已经享受到公田的利益了。”
  大家大笑一场。
  这时桂森左侧后面,有个龙钟老人,向前几步,和桂森斜对着,他左手抬起来,一面摸胡须,一面高兴地说:
  “你是排长?”说完又上下打量桂森,以赞许的口吻说:
  “喔!有出息,是个好角色。”
  “不,不,不——”桂森有点害羞似的,“大伯,好大年纪了?”
  “六十六了。”
  “有福气,有福气。”
  “搭帮同志们。”
  “老伯家到这里有好远?”
  “十三里。”
  “你还能走这样远!”
  “算什么!我今天正午听到你们要来,特意来看看你们。”
  “伯伯,你真好!”
  “我刚到这里,站在你们后面,又听到你们说红旗长,红旗短,这件事我比你们年轻人清楚一点,我今年六十六岁了,看见很多样子的旗。在清朝是龙旗,龙旗是用黄布,裁成三角形,上面画着一条龙,龙是皇帝,我小时候在私塾念书,每逢初一、十五要焚香烧纸,先生学生都要向那条龙三拜九叩,膝头跪烂了,我也没有得到龙旗的好处。后来革命党撕破了龙旗,换了五色国旗,换旗的时候,百姓也很欢喜,以为天下真太平了。呵呵……”老人突然鼓起眼睛,失望的把颈子一缩,“天晓得!不到几年,百姓更苦了,我们上年纪的人,就想起了龙旗来,想出个真命天子。但想来想去,总是受苦。到民国十五年,广东来了国民革命军,赶走省长蔡成勋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扯了五色旗,换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这面旗开始的时候,也和五色旗一样,确实不坏,成立农民协会,减租减息……可是,只有几个月,就翻脸了,这一下非同小可,比五色旗还坏得多,坏得多!这样,我们上年纪的人,就更加想龙旗,可真命天子还是不来,还是受苦。直到五年以前,天下才变,出了共产党,扯下青天白日旗。我开始对红旗也不大相信,以为又是五色旗代龙旗,青天白日旗代五色旗那样,后来,他们告诉我们不要靠天靠地,不要想真命天于,要靠自己救自己,号召我们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打衙门关卡,我才真信红旗;这面旗和龙旗、五色旗、青天白日旗都不同,看样了就好,它是红的,是吉利的意思,上面画的是镰刀、斧头交叉,是工人和农民拉手的意思,镰刀斧头放在五星上,是天下的工农都是一家,也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意思。我盼着这面旗永远红,不象那些旗,过不了多久就变。”
  “是!”桂森更兴奋地说,“大伯说得对。”
  好几个老百姓都说:
  “大伯可有些文才。”
  台上一声哨响,宣布开会。会场的台子很简单: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郭楚松、杜崇惠、黄晔春等人都和战士们一样,坐在台下。
  主席报告开会意义,他详细地说了一下“二七”流血斗争的历史,他说完了,接着是共产党代表讲话……
  共产党代表是这个小苏区党委书记,他穿一身粗布短棉袄,戴帽,肩上挂手枪和图囊,虽然不象正规红军,但却是十足的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他站在台中央,亲切地看着大家说:
  “老表们,红军同志们,游击队员们,”他手指着还穿着白军制服的一群人,“新来的弟兄们。去年我们在这里开过‘二七’纪念大会,今年又在这里开,明年虽然不一定在这里,但开会是定了的。为什么我们每逢今天,要开大会来纪念?就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从建立那天起,就做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也领导了这一次大罢工。刚才我在台下,听到几个同志说,红旗子救了我们工农兵,你们知道。这红旗是谁开始打起来的?就是“二七”大罢工时的工人阶级。从那时到现在已十多年,中国经过了‘五卅运动’,大革命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又领导土地革命。这都是工人阶级和他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十多年来革命的经验证明,只有工人阶级和他的政党——共产党,才能领导革命。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苏维埃和红军,也就更不会使革命走向胜利。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暴动了多少次,但从来没有成功。原因很多,主要是那时候没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我要讲两个故事,头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你们掉转头看看,”他指着北面,“前面老远老远那个大山,叫做九宫山,二百九十年前,死了一个大英雄,这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李自成。李自成本来是陕西人,小时候放牛。长大了,恰巧陕西、甘肃、河南,河北一带地方,连年灾荒,老百姓没有饭吃,饿死很多,李自成领导农民暴动,打开北京,做了皇帝,叫大顺皇帝。可是,他坐了北京后,很多领导人骄傲起来,脱离群众。那时明朝驻山海关的总兵是吴三桂,勾结满清军队,向他们进攻。正处在困难的时候,内部又互相残杀起来。以后东走西走,越打越少,退到这个山上。”他说到这里,又指着北面的九宫山,“就在那个山的牛积岭被乡勇杀害了。我讲的第二个故事,离现在不过六七十年,有些寿高的人,还亲眼见过的,就是太平王造反。太平王也是英雄,他从广西金田起义,不过两三年,打到南京。到南京后,又和李自成一样,骄傲起来,脱离群众,他的内部也互相残杀,后来满清军队,进攻南京,他在围城的时候自杀了。同志们,这两个故事,一个是李自成,一个是太平王,一个坐了北京,一个坐了南京。按理他们是可以成功的,为什么失败了?原因很多,我觉得最大原因,是那时候没有先进阶级,不懂革命的道理。在胜利的时候,被胜利冲昏头脑,骄傲、腐化,内部不团结,给敌人好机会。在困难的时候,不坚持到底,走的走,死的死,所以一开始虽然闹得轰轰烈烈,也不能成功……”
  “喂,老黄,那不是刘玉樱吗?”坐在主席台右侧的郭楚松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黄晔春,悄声说。
  其实,黄晔春在进会场前就已经听人谈到刘玉樱在这地区工作。他到会场的时候,就注意妇女队伍中有没有她,虽然不一定想见到她,但总想了解他们分离后的情况。经郭楚松一指,他眼光飞到一群妇女那边,立即认出刘玉樱,他盯住她,刘玉樱的眼睛也正看他,他忙回避,不再看她。
  两个月之前,黄晔春收到刘玉樱一封信,信中提出,她决定和黄晔春解除婚约,并且说她已请求组织分配她到别的地区去工作。黄晔春当时很恼火,因为相隔较远,无法同刘玉樱面谈,就把这问题放到一边了,没想到竟在这儿碰到她了。他想:一会儿得找她谈谈。
  主席台上演讲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黄晔春都没有听进去,他的心已经飞回到家乡,回想着他同刘玉樱的一幕幕往事。
  他们俩是被父母指腹为婚的。刘玉樱和黄晔春同年生的。两家住得近,只隔一山坳。小时候,只要他俩碰到一起,就有人开玩笑,说他们小两口如何般配,如何亲密什么的,他俩倒觉得很有趣。稍长,他进了小学,小学生有时羞他,嘲笑他的小媳妇,惹恼了,黄晔春就和小同学们对打一阵,常常鼻青脸肿地回到家,就朝刘玉樱撒气,弄得刘玉樱也是一肚子不高兴。日久天长,两人就有点不对劲,见面躲着走。后来,黄晔春中学毕业,刘玉樱也上过高小,两家父母见他们都已长大,就按过去的约定,为他俩完婚。婚后不久,黄晔春受聘到离家三四十里的一个县小学当教员,一连三年,他们只寒暑假见面。黄晔春又去广州参加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又搞农民运动,他为那时青年学生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思潮所激荡。一过两年,偶尔写封家信,也很少提到刘玉樱。她感到黄晔春对她太冷淡,常自叹命薄。黄晔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家乡,在家住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刘玉樱不但越发长得漂亮,而且思想也很进步,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有板有眼。黄晔春倒真有点爱她了。但是,刘五樱却不喜欢这个家了,黄晔春回家个把月,她只来过两次,没有夫妻久别之后的情意。那些天,正赶上湘南暴动,黄晔春没有时间去仔细思索就随军上了井冈山。戎马倥偬,他们难得有见面的机会。有一次他们的队伍路过家乡,刘玉樱成了农会的妇女部长,郭楚松、黎苏开黄晔春的玩笑,说他和当地的妇女部长“搞关系”。黄晔春只能苦笑一下。他不愿意告诉战友,自已婚姻是包办婚姻,他的夫人虽然是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却和他没有感情。特别在出发前的那封信,很使他难堪,他只是把郁闷埋藏在心底。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她。
  散会了,郭楚松要去喊刘玉樱,黄晔春一把拉住他,说:“到住地我再和你说。”
  到了住地,听黄晔春说完,郭楚松火了:“不行,这太没道理!我把她找来!”
  “别去。”黄晔春拦住他说:“让小陈先去探探虚实,比你去要好。”
  郭楚松转念一想,也对。就喊来陈廉,交代说:“你到区委去找黄主任的妻子,你认识,见过面的。”
  陈廉转身要跑,又被郭楚松喊住了:“就说我和黄主任在这里等她。”
  陈廉答应一声跑了。
  屋里只剩下郭楚松和黄晔春。郭楚松点起一支烟问:“你是不是伤了她的心?”
  “没有哇。就是离也得离个明白呀。”
  “这里肯定有别的原因。”
  “我想不出别的原因来。”黄晔春沉默了。
  这时,黄哗春和刘玉樱的关系在司令部政治部一部分人中很快传开了,冯进文、何宗周都是平常爱说笑话喜欢逗些小是非的人,他们有的认识刘玉樱,有的不认识,都在议论这个新奇的事。有的说刘玉樱对,有的说不对,何宗周走出大门看天色,忽然大声叫道:
  “黄主任,黄主任,来了!来了!刘玉樱来了。”
  原来刘玉樱和这里的区长,带了七八个人,提着花生干菜,来慰劳红军了,她走前头,突然听到有人喊叫,以为是叫黄晔春来难为她的。她一时茫然,回头便跑,插入大队中间。人们都停住了,问她为什么跑,她根本说不出话。
  这时郭楚松、黄晔春被何宗周一声叫,也出来了。区长继续带着他的队伍,来到大门口,高高兴兴地见面。刘玉樱跟在大队里,一起进门,她脸色有点苍白,心神未定,郭楚松看到她,也不大自然的叫她的名字,黄晔春也以他素日的和气眼色看着她,她心定了。那几个恶作剧的人,站得远远的,仍在窃窃私语。管理科接受了慰劳品,话不多,他们告辞了。陈廉随即回来,他同郭楚松、黄晔春说,刚才到区政府请刘玉樱来。她开始不愿来,她说,要说的话在两个多月前给主任的信中都说了。这时区长在旁要地来慰劳红军,刘玉樱才答应一起到这里来的。陈廉还说刘玉樱已经和别人结婚了。
  “什么?”郭楚松很惊诧。
  “地和这里的区委书记结婚了。”
  郭楚松把手里的烟往地上一摔,说:“岂有此理!我投有想到她这样,我要问问她!”
  黄晔春叹口气,说:“她给我的信已经明确提出来了,算了吧,强扭的瓜不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