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张末从上海回到南京还不到一个月，就给他寄去了一封信。她受不了那个令人心碎的场面：她独自一人拖着沉重的皮箱前往车站，而曾山却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他们多年来的爱情和婚姻看上去就像是为这个场面所做的准备。可是当它来临的时候，还是显得不伦不类。它甚至都不能算作一次真正的离别。
张末在信中承揽了失败婚姻的所有罪责。她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假如让我重选择一次的话，我也许会考虑留在你的身边。
她这样说，并不是为自己离婚的选择感到后悔，也不是试图安慰对方。它至多说明了内心纷乱不安的状况而已。
在等待回信的那些日子里，她再次品尝到了初恋的激动。一切都乱了套。也许曾山说得对，我们的确处于一个空前混乱的时代。你无法对任何事作出判断，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弄不清哪儿出了毛病，只是在时间的挤压下慢慢地变了形。
葡萄变成了酒，酒又变成了醋。
她没有收到曾山的回信，却在一天晚上突然接到了他从车站打来的电话。
张末一听到曾山在电话中的声音，离别后所积蓄起来的眷恋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的语调再次变得冷冰冰的，暗示着对方的唐突和鲁莽。
“我只是想给你写封信。”张末解释说，“仅仅是写封信，没别的。”她没法自圆其说。
他们在新街口的一家通宵咖啡馆见了面，在那儿坐了两个小时。他们的沉默不语使彼此都觉得厌恶、烦躁。曾山说，他打算第二天下午离开南京，因为他还想去紫金山的一座寺院看看慧能院长。
最后，他问张末是否愿意去他的住处。他在车站附近的旅馆里订了一个房间。张末觉得自己的肌肤上结了一层厚厚的鳞痂。
在七月的溽暑之中，在旅店排风扇的喧闹声里，他们在一张简陋的钢丝床上做爱，吞食着对方嘴里吐出的热烘烘的气流。只是他们的身体毫无反应。“我要完蛋了，完蛋了。”曾山对她说。他赤裸的躯体就像一段映入雨帘的枯枝。
张末冷漠地鼓励着他，让他再试一次。
他们徒劳地重复着这一单调的进程——犹如海浪的泡沫，一次次卷向岸边，又一次次在沙滩上隐匿不见。
随着时间的延续，她给曾山写信的次数在渐渐减少。而曾山也只是在新年或者重大的节日才会给她打上一个电话。她逐渐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
她白天在职业学校教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班后就陪母亲上街买菜，与那些蓬头垢面的小贩大声地讨价还价。她不再将在公共场合放屁视作耻辱，倘若洗澡的时候想撒尿，她会毫无顾忌地将它撒在浴缸里，用水一冲就完事。
她走路的步子明显地加快了，一天到晚不停地在学校和家中来回穿梭。她的身体微微有些发胖。大半个夜晚，她陪父母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对当下的时事发表一通不得要领的评论，被肥皂剧中粗俗的对白逗得哈哈大笑。
时间一长，母亲就会说：我们的张末比从前开朗多了。父亲的夸赞之辞还停留在六十年代，他的说法是：末末进步了。对此，张末本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她在内心不断地劝说自己：这样的生活其实也挺好。
她已经悄悄地与南京的几个基督徒开始了尝试性的接触，一旦她认为有必要，就会将自己无条件地托付给上帝。她甚至不再听贝多芬，勃拉姆斯，她把床头的几盒磁带换成了童安格和张学友，打定主意与过去告别。直到有一天，她接到了一个从广州打来的长途，她愈渐平静的内心才突然乱了方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