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蒙号”上，开往红海的亚喀巴湾
2006年7月11日，星期二，下午5：11
“是你！”安德莉亚又说了一句，她的气愤多于惊讶。
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彼此，是安德莉亚悬在离地面三十英尺的地方，是她的一个敌人把她追到那里去的。那次安东尼救了她的命，但是他也阻止她继续写那篇伟大文章，那是很多记者都梦寐以求的。沃德沃和贝斯坦写了水门事件，劳威尔伯尔曼写了烟草工业的内幕。他们都成功了。安德莉亚·奥蒂罗本来也可以成就这样的成绩，但是这个神父阻止了她。至少他挡了她的前途。
要知道怎么摆脱你，我就……安德莉亚想起那次采访布什总统的特殊机会，幸亏现在她在这条船上，可能还有成功的机会——除非是她胡思乱想。但那是以后的事，她更关心现在，安德莉亚不会让现在这个机会白白溜走。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奥蒂罗小姐。那道伤疤已经几乎不见了，成为记忆。”
安德莉亚下意识地摸了摸前额。那是十六个月前，安东尼让她在那里缝了四针。如果仔细看，现在还有一条细细的白色痕迹。
“我知道我欠你一条命。但这不是你来这里的原因吧。你在跟踪我吗？你又要把我的工作计划搅黄吗？”
“我是作为梵蒂冈方面的观察员参加这次探险，没有其他原因。”
安德莉亚怀疑地看着他。由于太热，神父穿着短袖衫，戴着神职人员的衣领，裤管笔挺，永远是黑色。安德莉亚第一次看见他被太阳晒黑的胳膊，他的前臂很长，上面的青筋像圆珠笔画上去的那么粗。
这可不像是神父的胳膊。
“梵蒂冈干吗需要对一次考古探险派来一个观察员？”
神父刚要回答，一个快乐的声音打断了他。
“好极了！你们两个已经互相介绍了？”
海瑞尔医生出现在船头，脸上带着可爱的笑容。安德莉亚没有回头去打招呼。
“差不多吧。福勒神父正要告诉我他为什么在几分钟前要让波雷特·发佛压在我身上。”
“奥蒂罗小姐，波雷特·发佛打的是四分卫，很少去撂倒对手的。”安东尼说。
“发生了什么事情，神父？”海瑞尔问。
“奥蒂罗小姐到这里的时候，正碰上凯因先生下飞机。我不得不阻止她。我有些粗鲁，对不起。”
海瑞尔点点头：“我明白了。你要知道安德莉亚并无意越过警戒线，不用担心，神父。”
“不用担心，你什么意思？是不是你们都脑子灌水了？”
“别着急，安德莉亚。”医生说，“可惜的是，你前两天都病着，不知道最新消息。让我告诉你吧。雷蒙德·凯因是一个广场恐惧症患者。”
“正像这个抱人的神父刚告诉我的。”
“除了是神父，安东尼也是个心理医生。如果我说得不对请打断我，神父。安德莉亚，你知道什么是广场恐惧症吗？”
“好像是害怕公共场合什么的。”
“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实际上，患这种病的人出现的很多相关症状比这复杂得多。”
安东尼清了清嗓子。
“关键是这种病人会失去控制。”神父说，“他们害怕独处，害怕自己在一个没有办法逃离的地方。也害怕见到陌生人。所以他们都要待在家里很长时间。”
“如果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安德莉亚问。
“由当时情况决定。凯因先生的病情特别严重。如果他发现自己在一个难处的环境里，他可能会恐惧异常，失去和现实接触的办法，会晕眩，颤抖，心悸。”
“换句话说就是他会得心脏病？”安德莉亚说。
“或者是神经病发作，”海瑞尔开玩笑说，“但是这些病人可以有正常生活。有些有名的人比如金·贝辛格和伍迪·艾伦就得了这个病，他们和病魔斗争多年并在事业上很成功。凯因先生也是空手建立起来自己的帝国。遗憾的是，在最近五年他的病情在恶化。”
“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说服了这个病人来冒险钻出他的保护壳子？”
“这是这次探险的关键，安德莉亚。”海瑞尔说。
安德莉亚发现医生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安东尼打破了沉默。
“我希望你原谅刚才我的粗鲁。”
“也许吧。但是你几乎把我脑袋揪掉了。”安德莉亚说着，搓着自己的脖子。
安东尼看着医生，海瑞尔点点头。
“你会明白的，奥蒂罗小姐……你看到凯因下飞机了吗？”海瑞尔问。
“有一个年轻人，他的皮肤是橄榄色，”安德莉亚回答说，“然后有一个大约五十岁的人下来，全身黑衣，脸上有个很大的疤。最后是一个瘦小的男人，头发都白了，我想他就是凯因先生吧。”
“那个年轻人是雅各·罗素。凯因先生的执行助理。”安东尼说，“有疤的人是摩根·德克，凯因集团安全总监。相信我，如果你真接近了凯因先生，德克会紧张，他要做的事你肯定不喜欢的。”
这时船尾传来警报信号声。
“好了，现在我们到了互相介绍的时间了。”海瑞尔说，“这次神秘的探险终于要开始揭开面纱了。跟我来。”
“去哪儿呢？”安德莉亚一边问一边跟着医生走上通过船舷门的甲板，几分钟前她就是从这里溜下来的。
“整个探险队要第一次正式见面了。会介绍每个人的职责和扮演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我们到底去约旦找什么也该知晓了。”
“顺便问一句，医生，你这次有什么特殊任务吗？”进入会议室前，安德莉亚问海瑞尔。
“为医药而战。”海瑞尔随便地说。
克翰一家的藏身之所，维也纳
1943年2月
约拉·梅尔病了，非常忧虑。她喉咙里有一个肿块，让她想吐，感觉很不舒服。自从1906年她从乌克兰的奥德赛逃出那场大屠杀后，她已经好久没有现在的紧张感觉了。至今她还清晰地记得，那时她的爷爷拽着她逃跑，那年她十四岁。她非常幸运，逃出来后就在克翰家找到一份当佣人的工作。她的主人在维也纳拥有一个工厂。约瑟是克翰家最大的孩子，当媒人终于给他找到一个优秀的犹太妻子后，约拉就跟过来，继续照顾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大儿子艾伦，小时候有些娇生惯养，一直在优越的环境里成长，而小儿子尤岱，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现在，尤岱蜷着身子躺在床上，身子下压着一个球。这张床是他和哥哥轮流睡觉用的。地上还有两条毯子。直到昨天，他还在与哥哥共享这张床，而此时，尤岱躺在那里，看起来很小也很忧郁，他的爸爸妈妈都不在这儿，让这个本来很挤的地方忽然显得很宽敞。
可怜的孩子。自从他降生，这块只有十二平方英尺的地方就成了他全部的世界。他出生的那天下午，克翰一家，包括约拉，都在医院里。他们再也没能回到在灵思瑞的豪宅。那是1938年11月9日，后来人们把这一天叫作“水晶之夜”，也叫作碎玻璃之夜。尤岱的祖父母首先被杀害。整个灵思瑞都被烧焦了，连同旁边的礼拜堂，救火员都喝醉了，对着大火大笑。克翰一家所能拿出来的所有东西就是一些衣物，还有一个神秘的包裹，那个包裹在尤岱出生的仪式上，他的父亲用过。约拉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整个仪式中，克翰先生让每个人都离开屋子，包括妻子奥蒂，当时她刚生完尤岱，几乎站不起来。
身无分文，约瑟无法离开这个国家。但是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相信这个灾难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于是他请一些天主教的朋友帮忙找避难所。他也没有忘记约拉，后来发生的事让约瑟永远不会忘记她。在被纳粹占领的奥地利，很多友谊因为现实的恐怖不复存在，但是有一个朋友不是这样：一位年迈的法官拉斯冒着生命危险，决定帮助克翰一家。在他自己家里的一间房子，他修了一个藏匿所，亲手用砖头砌了一堵隔墙，并在底下留下一个口，让克翰一家可以出入。然后拉斯用一个书架挡在这个洞口前面。
在1938年12月的一天，克翰一家钻进了这个他们的活坟墓一样的住处。他们相信纳粹占领奥地利不会超过几个星期。这个藏身之处太小，不能让他们同时躺下睡觉，唯一值得安慰的东西是一盏煤油灯和一个水桶。每天早晨法官的女佣回家后两小时，法官拉斯把食物送进来，每天一次。在过了午夜大约半小时后，老法官会慢慢推开书架，因为上了年纪，推开书架几乎要花上半个小时，还要不时停下来休息，才能打开足够的空隙让克翰一家出来透透气。
其实和克翰一家一样，老法官拉斯也是一个囚徒。他知道他女仆的丈夫是一个纳粹党徒，所以当他在建这个洞穴的时候，他让他的女仆到萨兹堡休假了几天。当她回来的时候，他告诉她他们换了煤气管道。他不敢换女仆，因为那样会让别人起疑，而且他必须每天小心购买食物的多少。后来按人头购买，他就更要加倍小心来给这额外多出来的五个人提供食物。约拉很同情他，因为他几乎卖了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去黑市换取肉和土豆，他把这些食物藏在阁楼上。到了晚上，约拉和克翰夫妇从藏身之处出来，光着脚，就像怪异的耳语小鬼儿，老人就把食物从阁楼拿出来给他们。
克翰夫妇不敢在外边待的时间太长，每次就几个小时。此时约拉总是帮孩子们洗洗让他们可以活动一下，而克翰夫妇就和老法官轻轻地说话。在白天他们几乎不敢弄出一点儿轻微的声响，大部分时间不是在睡觉就是处在半清醒状态。这对约拉来讲简直是折磨。后来他们就听说了在达豪的集中营发生的事。从此每天的每一件简单的事都变得复杂起来。最起码的生活需要——比如饮水，甚至给小尤岱换尿布——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都成了很沉闷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奥蒂一直还在和大家不断沟通，这让约拉感到简直是件神奇的事。奥蒂发明了一套复杂的手势，这样她可以和丈夫进行长时间的交流，他们不说一句话，却可以对那些苦难的事交换意见。
三年就这么静静地过去了。尤岱的词汇量只有四五个。幸运的是，他的性情比较安静，几乎不怎么哭。他更喜欢让约拉而不是他的母亲抱着他，但这并没有让奥蒂感到难过。奥蒂似乎更关心艾伦，他是这次幽禁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他一直没规矩惯了，1938年11月大屠杀开始时，他还是一个被惯坏了的五岁男孩。在这里被关了大约一千多天后，他的眼睛出了问题，他几乎被折磨得发疯。每当必须回到洞里的时候，他总是最后一个，靠在洞口拒绝回去。每当这时，尤岱就走过来拉住哥哥的手，鼓励艾伦再次作出牺牲，回到那个漫长的黑暗之中。
但六个晚上之前，艾伦终于无法忍受了。等到其他人都回到洞里，他偷偷溜到了屋子外面。老法官试图抓住他，可是老人的手指只碰到了孩子的衣服，他已经跑了出去。约瑟想跟上他，但是当他来到街上，已经找不到艾伦。
三天后，他们在《新克朗伦汇报》得到消息。一个头脑有问题的少年，显然没有家庭，已经被埃姆·斯珀格朗地儿童医院收留。老法官把这个消息告诉克翰夫妇的时候，他吓坏了，嗓子几乎堵住。艾伦将会遇到的事情，让奥蒂失控以至于没法听丈夫的解释。约拉看到奥蒂冲出大门，她差点晕过去，她手里拿着那件东西，就是几年前尤岱出生时候在医院的东西，现在那是他们家唯一值钱的物件。约瑟也跟去了，陪着奥蒂，尽管奥蒂反对，他坚持要陪着她去找儿子。临走之前，约瑟交给约拉一个信封。
“是给尤岱的，”他说，“等到了成人礼之前他才可以看。”
他们走后，约拉度过了两个可怕的夜晚。她焦急地等待着消息，但老法官似乎比平时更沉默。一天前，房子里忽然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而现在，书架忽然在大白天被移开了，这是三年来的头一次，老法官的头出现在洞口。
“快点！我们没有时间了！”
约拉使劲眨眨眼睛。从黑暗中分辨出外边的阳光非常刺眼。尤岱从没见过太阳，他哆嗦着爬到洞口又退回去。
“约拉，对不起，昨天我得知奥蒂和约瑟被捕了。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不想让你再难过。但是你现在不能待在这儿了。他们会审讯克翰夫妇，不管他们再怎么坚强，纳粹最后也一定会找到尤岱的。”
“约瑟不会说任何事，他非常坚强！”
老法官摇摇头。
“他们会答应保证艾伦的生命，来换取这个小的作为条件，或者还有什么诱惑。他们总能使人开口的。”
约拉哭了。
“没时间了，约拉。那天他们俩没回来，我就去见一个在保加利亚使馆工作的朋友。我有两个出境签证，名字是碧莲·鲍尔，教师和米克·直蔻，一个保加利亚外交官的儿子。我想出来的故事是：你和这个孩子来这里和孩子的父母过圣诞，现在要回去上课。”老法官给约拉看了看手中两张长方形的票，“这是去旧扎戈拉的火车票。但是你们不去那里。”
“我不明白。”约拉说。
“旧扎戈拉是你文件上要去的目的地。但是你得在切尔纳沃德下车。火车会在那里逗留一会儿。你可以下车，孩子可以活动一下腿。然后你需要面带微笑地离开火车。你没有行李，手里也没有东西，一有机会你就带孩子溜走。康斯坦萨就在那里往东三十英里。你要么走路要么找到什么人可以带你们乘车去那里。”
“康斯坦萨。”约拉重复着，使劲记住每一个让她发蒙的名词。
“那里以前属于罗马尼亚，以前。现在是保加利亚的。明天谁知道是谁的。重要的是那是一个港口，纳粹的控制不是很严格。从那里你可以乘船去伊斯坦布尔。从伊斯坦布尔你就可以随便去哪里了。”
“可是我们没有钱买票啊！”
“我这里有些马克给你们做旅费。信封里这点钱足够让你们俩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约拉看看四周。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突然她明白了前天屋子里那些奇怪的声音是什么了。老人是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卖了，好凑够钱让他们俩逃走。
“这可让我们怎么感谢你呢，拉斯法官！”
“不用。你们的旅途会非常危险，我也不知道这个出境签证是不是能保护你们。上帝原谅我，但是我希望我不是把你们推向死亡啊！”
两个小时后，约拉费力地把尤岱拖出来，来到楼梯口。刚要出去，突然她听到一辆卡车停在了门口。每个在纳粹统治下生活的人都知道这声音意味着什么。整个过程就像一种旋律：先是刺耳的刹车声，跟着是有人大声吆喝，然后是间奏曲般沉闷的靴子踩在雪地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清晰，已经踏到木地板上。此时，你除了祷告这种声音可以离你而去，没有任何办法。而这种不祥的声音却在一步步接近来到门口。稍停片刻，就会传来尖叫和混乱的哭声，夹杂着机关枪的独奏。当这“音乐”结束的时候，灯就又亮了，邻居们又回到桌子前，母亲们脸上带着笑容安抚家里其他人，好让他们相信其实隔壁什么也没有发生。
约拉对此了如指掌。她一听到车声，就迅速躲到楼梯底下。士兵闯进了老法官的家，其中一个士兵神情紧张地拿着手电筒来回照着大门。手电光划破屋子的黑暗，几乎照到约拉的鞋子。尤岱紧紧抓着她，像一个受惊吓的小动物。约拉使劲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士兵离他们太近了，她都可以闻到他们皮大衣的味道，还有冰冷的枪上的金属味道和机油味。
楼梯天井那里传来一阵很大的响动。士兵停止了搜查都冲向楼梯那里，一个士兵在那里惨叫。约拉抱起尤岱出了大门奔到街上，再尽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慢慢地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