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那条性感的狮子狗没有死，所以那个女人也就没有上诉。她似乎并不计较自己的脸挨揍，或者她和她的丈夫都不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她甚至还有不打不相识的心理，因此竟然给奥萨诺寄来了一封表示友好的便函，敞开了希望交往的大门。奥萨诺看完便函后发出一声怪叫，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废纸篓。“你为什么不让她试试？”我问他，“也许她是个有趣的人物呢？”
“我并不喜欢殴打妇女。”奥萨诺说，“是那条母狗主动要求我把她当做拳击练习袋来打的。”
“她可能成为第二个文蒂。”我说。我知道尽管他们离婚多年，尽管她总是惹他发怒，但是文蒂对他还是有吸引力。
“天啊，那正是我需要的！”奥萨诺说完后忍不住笑了，他明白我的意思。也许殴打妇女并不十分使他感到难堪，他倒是想证明我关于文蒂和他之间关系的想法错了。
“文蒂是唯一促使我打她的妻子，”他说，“我其他的前妻都和我最好的朋友私通，她们全是明目张胆地偷我的钱，又都成功地迫使我付给她们扶养费，还到处乱造我的谣，但我从来不打她们，因为我不觉得她们讨厌，我和这几个前妻都能维持友好关系，然而那个风骚的婆娘文蒂却是一件艺术品，非要独树一帜不可，如果我还保持着和她的婚姻关系，肯定会宰了她。”
奥萨诺差点勒死一条狮子狗的丑闻在纽约文学界广为流传，他不能不担心因此会大大影响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那些无聊的斯堪的那维亚人爱狗。”他开始惴惴不安了，于是通过写信给所有的朋友以及专业上的熟人，大力开展争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积极运动，又不断地对刊登在评论杂志上的最重要的文艺作品发表评论文章，还加上一连串的文学论文。我总认为这些论文狗屁不通。有好多次，我看见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写他那本伟大的小说，这是他唯一用普通书法书写的作品，全部疾书在有黄色横线的稿纸上。他的其他文章则都是坐着转椅，从那部放在堆满书的办公桌上的打字机里用两只手指敲出来的。即使仅用两只手指，他也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快的打字员，打起字来的声音就像是在开机关枪。他就是这样打出了美国伟大小说的定义；解释了英国现代除间谍、侦探小说再无法产生不朽文学作品的原因；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文章，对那些有可能成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对手，诸如佛克纳、梅勒、斯泰龙、琼斯等作家的最新作品或全部作品笔伐。他的评论出色，语言老到，往往令读者信服。通过发表这类文章，他剔除对手，为自己获奖扫清道路，唯一的麻烦是当人们探讨他自己的作品时，会发现他只有20年前发表的两部小说能够使他享有文学界的名望，而其余的小说以及其他的作品都不怎么样。
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里，他的确失去了不少以往的辉煌和文学方面的声誉——他发表了太多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作品，而且通过高压手段写书评，树敌太多。即使是他在写文章吹捧文艺巨头的时候，他也是不分尊卑，老是把自己和他们相提并论（例如在介绍爱因斯坦的文章中就有一半是在吹捧他自己），也就是说，他在自己吹捧的人中间也树敌。他发表论文说19世纪的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的巨大差别在于法国作家涉及很多性爱而英国作家却没有，这种观点引起了轩然大波，连我们评论社的读者也感到义愤填膺。
最糟糕的还是他个人行为不检点，丑闻层出不穷。我们评论社的出版商已经得知他在飞机上的事件，这件事也成了闲谈栏目的笑料。他在加利福尼亚学院开巡回讲座时，认识了一位19岁的学文学的“爱读书的”女学生。该生与其说是个爱读书的人，还不如说她像体育界的拉拉队长或是影视界的小明星，他把她带到纽约，同居了六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带着她出席所有的文学派对。奥萨诺年约55岁，虽然还不太老，但也大腹便便，谁看见他们在一起都会觉得不顺眼，特别是当奥萨诺喝得烂醉如泥，而她必须把他弄回家时，更是如此。还有甚者，奥萨诺在办公室工作时也喝酒，此外，他还瞒着他那19岁的女朋友去和一个刚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的40岁的女作家胡搞。她那本书其实并不真的那么好，全靠了奥萨诺在书刊评论杂志上写了一篇整整一版的赞美文章，称她为美国未来的伟大的文学家。
我最讨厌他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当别人请他吹捧书时，他总是有求必应。你会发现明明是本平庸的小说，上面却印有奥萨诺的评语：“自从斯泰龙的《在黑暗中躺倒》问世以来，这是一部南方最佳的小说。”或者印有：“这是一本令人震惊的书，它肯定会让你出乎意料。”这种含糊不清的评语，是在两面讨好：既帮了朋友的忙，又暗中警告了读者。
他的健康状况一天天坏下去已经显而易见。我以为他有可能发疯，只是拿不准他将会从哪里开始垮。他的脸虚胖，透出不健康的征兆；他的绿眼睛混浊，闪着不正常的光芒；他走路时脚步不稳，有点跛，或者说有时有点向左跛。我为他担心，因为尽管我不赞成他的作品，不赞成他为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拼命写作，不赞成他企图和一切与他打交道的女人发生性关系的好色行为，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他经常和我谈论我正在写的那本小说，鼓励我，给我出主意。虽然他自己债台高筑，又要为了扶养五个前妻和八九个孩子而花钱如流水，还主动要借钱给我。
看到他能够在短期内出版大量的作品，尽管都不够完美，我也不禁肃然起敬。他总是在一家，有时两三家月刊发表文章；每年他都出版一本令出版商认为与热门话题有关的非小说类的书；他为注评搞编辑工作，每周为它写一篇很长的论文；他还为电影公司写稿……他虽然挣很多的钱，但仍然分文不名。我知道他已经欠下一屁股的债，而且不但借钱，还预支尚未写的书款。我提醒他这样做无异于在自己的脚下挖一个无底深洞，但他总是不耐烦地挥挥手，根本听不进去。
“我手中有救急用的王牌，”他自负地说，“我那本杰作快完成了，也许再过一年就行了，到那时我就又会富起来的。到时候一定可以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领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想想那些高大的可供我们消受的金发女郎吧！”他总是把我当做陪他一起去领奖的人。
有一次，他问我对他写的文学论文的总看法，导致了我们之间认识以来最激烈的一场争执。每当我用一句老话说我只不过是个说书人来做托词，就肯定会激怒他。我经常对他说：“你是个有神圣灵感的艺术家，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有超人的智慧，可以就现代文学的100个不同的课题发表惊人的见解，而我只不过是个打劫保险柜的人，只会把耳朵紧贴着柜壁，等待听到锁栓落入开关位置的声音。”
“别提你那关于打劫保险柜的废话了，”奥萨诺说，“你在逃避我。你是个有主见的人，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但是你仅仅满足于当一个魔法师，一个骗子，一个可以控制一切的人——控制自己的写作内容，控制自己的生活，躲过一切陷阱。这就是你做人的准则。”
“你对魔法师的看法不对，”我很认真地说，“魔法师只玩魔法，除此别无其他。”
“那你认为这样就足够了？”奥萨诺问我时，脸上闪过一丝忧伤的微笑。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回答他。
奥萨诺点点头，又问：“你知道吗？我曾经是个大魔法师，你看过我的第一本书，书里讲的全是魔法，对吗？”
我很高兴能够同意他的这一说法，我很喜欢那本书。“是纯魔法！”我兴奋地说。
“但它对我来说还远远不够。”奥萨诺说。
我心里想，这对你来说应该是太不幸了。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道：“不，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我也不会再这么写了，因为我不想这么写，也可以说我不能这么写了。那本书出版后，我就再也不是魔法师了，我成了一名作家。”
我无动于衷地耸耸肩。奥萨诺看到了并且说：“我的生活乱了套，这点你也看到了。我很羡慕你过的日子，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你不酗酒，不抽烟，不追逐女人，你生活中的乐趣就只是从事写作，偶尔赌一赌。你是个真正的好爸爸，好丈夫。墨林，你是一个不耀眼的魔法师，一个非常安全的魔法师——安全的生活和安全的书本，你已经把绝望驱赶得无影无踪。”
他在生我的气，自以为已经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却不知道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幸亏我并不在乎，这也说明我的魔法还行得通。他所能看到的仅此而已，这对我来说也就够了。他认为我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认为我从未受过苦，也不允许自己受苦，认为我没有尝过寂寞的滋味，而他则是被寂寞残忍地驱使去追求无数个女人，去借酒浇愁，去吸食可卡因。可悲的是他没有认识到关键的两点：他自诩为受苦之人，其实只不过是在发狂，在自寻烦恼，而不是被苦难煎熬；另外，世界上哪个人没受过苦？谁都尝过寂寞的苦涩，只要能从痛苦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受苦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事实上，人生本身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更不用说他的那些什么文学。
有一天，我突然从一个出乎意料的来源获得了一个令我心烦的消息。
那天，我正在评论社上班，接到了阿迪的妻子活打来的电话，她说有重要的事情和我单独谈，要我在阿迪不在场的情况下去见见她，还问我能否马上就去。我心里打了个愣，马上忧郁地联想到阿迪的健康问题——他近来身体虚弱，常常露出倦容，那小个子的英俊外表总是明显地现出已经不堪负荷的样子。我紧张地要求她立刻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她不肯，只说他身体没有什么病，没有不治之症那类的医学报告单，是她和阿迪两个人的问题，她需要我的帮助。
我立刻自私地松了一口气，很显然是她而不是阿迪有问题。尽管这样，我还是提早下班开车到她家去见她。阿迪住在长岛的北岸，我则住在南岸，所以我们两家的距离并不算远。我估计听她讲完了以后仍可以赶回家去吃晚饭，最多稍为迟一点，我就没有打电话给维丽。
我喜欢到阿迪家串门。他有五个孩子，他们都有许多小朋友经常到家里来玩，潘从来都不介意这些孩子来游戏，还为他们准备了好几罐曲奇饼和大量牛奶。我来到时，只见他们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草地上玩耍。我和阿迪的几个孩子互相打了招呼，潘把我领到那个有一扇巨大凸窗的厨房里。她已经煮好了咖啡，给我倒了一杯之后，就低着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抬起头来，望着我说：“阿迪有个女朋友！”
尽管她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依然显得年轻，身段高挑苗条。她生孩子以前曾显得太瘦，现在恰到好处，配上一张性感的脸，带着圣母玛丽亚的神态，十分动人。她是中西部人，父亲是一家小银行的行长。她和阿迪是在大学时认识的。她家三代人生孩子的个人纪录都没有超过两个，而她却生了五胎。在她父母眼中，她简直成了英勇的壮士，他们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生这么多，我则清楚个中根源。有一次，阿迪见我对此事好奇，曾开玩笑说：“别看她长着圣母玛丽亚似的面孔，她可是长岛上最好色的妻子中的一个，这对我很合适。”如果是别的丈夫这样说自己的妻子，我会感到很气愤的。
“你真幸运。”我只是冷冷地对他说。
“可不是，”阿迪笑笑，“我认为她这样做是因为对我在孤儿院里度过童年而感到难过，她时时刻刻都不想让我有孤独感，这就是她愿意生一群孩子的原因。”
“你真是太幸运了！”对此我不能不感慨万分。
现在潘居然这样指控他，我心里很不高兴。我了解阿迪，他是绝对不可能对妻子不忠的，也绝对不会做任何事去危害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家，危害这个给他带来幸福的家。
潘那高挑的身子佝偻着，虽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仍紧紧盯着我的脸，她知道如果阿迪有婚外恋，他唯一会告诉的人就是我，她希望我的脸部表情会把她丈夫的秘密泄露出来。
“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说，“追求阿迪的女人有的是，但他向来讨厌这种事，他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人。你知道我不是个设法为哥哥遮掩的弟弟，我从来不说他的坏话，但也绝对不为他护短。”
“这个我知道，”潘说，“可是近来他每周至少有三次很晚才回家，昨天晚上他的衬衣上有口红。还有，他老是在我上床后打电话，深更半夜的，他是给你打的吗？”
“不是。”我说。现在我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了，这回莫非是真的？打死我也难以相信会出这种事，必须赶快找出事实真相。
“他现在花钱比过去多得多……”潘说着说着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我问她：“今天他回来吃晚饭吗？”潘点点头。我拿起厨房的电话打给维丽，告诉她今晚我在阿迪家吃饭。我经常会因为想见阿迪而跑去他家吃饭，维丽早就习惯了，所以什么都没问。我放下电话才问潘：“多我一个人吃饭，行吗？”
她微笑着点点头说：“当然行啦！”
“我到火车站去接他，”我说，“在晚饭前，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我还略带夸张地补充一句：“我哥哥是清白的！”
“那当然最好了。”潘微笑着说。
我在车站等候火车的到达，这会儿已是黄昏时分。我心中为阿迪和潘难过，只是伤感中又夹杂有沾沾自喜的成分——以前都是阿迪帮我渡难关，现在终于轮到我来帮他了。尽管有这些明显的证据：衬衣上的口红，很晚回家还半夜打电话，额外的多花钱等等，我还是认为阿迪基本上是清白的，最糟的情况也只会是某个少女的死活纠缠，以致造成他的堡垒被攻破一个缺口，即使是这样，我仍然无法相信他的不忠。阿迪对女性有如此的吸引力是我望尘莫及的，对于这一点，我一向都很嫉妒，现在倒多了一层可怜他的感情，为此还引发了我一个感慨：形象丑陋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阿迪下火车后见到我时，并不显得吃惊，这种我没有事先约好就去看他，还去车站接他的事我以前已干过好多次。我每次这样做都很有点自鸣得意，因为他总是很高兴见到我在等他。今天我仔细观察他，发现他不像以往见到我时那么高兴。
“你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他问我，但还是微笑着和我拥抱。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他的微笑很甜蜜，很特别，他从童年时代起就这么微笑了，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我是来帮你渡过难关的，”我兴高采烈地对他说，“潘终于抓住你的把柄了。”
他笑出声来说：“天啊，又是老调重弹。”潘的嫉妒一向是我们之间的笑料。
“是的，”我说，“很晚才回家，半夜打电话，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你衬衣上的口红。”我这时的心情很轻松，因为和阿迪一交谈，我就已经明白这是一场误会。
但是阿迪突然在火车站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他的脸上露出倦容。我站在他身旁，心里开始觉得不对劲。阿迪抬起头来望着我，我看见他脸上带有一种奇异的可怜的神情。
“别担心，”我安慰他说，“我会把事情平息下去的。”
他试图微笑，说：“魔法师墨林，你最好还是把魔帽戴上，至少先坐下来。”他点燃了一支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烟瘾也越来越大了。我在他身边坐下来，心里暗暗思忖这回可是真的糟了，同时开始绞尽脑汁设想如何在他和潘之间充当和事佬。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既不想对她撒谎，也不想让阿迪对她撒谎。
“我并没有对潘不忠，”阿迪说，“我想对你说的仅此而已。”
我完全相信他的话，他从来不对我说谎，所以我立刻舒了一口气对他说：“我相信你，但你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潘，要不然她都快气疯了，她是在我上班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的。”
“如果要告诉潘，我就得先告诉你，”阿迪说，“这可是你最不想听的。”
“那么就先告诉我吧，”我说，“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你对我从来都是有话必说，说了又有什么关系？”
阿迪把烟头扔到石块和水泥砌成的站台上，说了一声“好吧”，然后就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小时候相依为命，每当他要安慰我的时候，总是先做这一个动作。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别打岔。”他说。
“好的。”我说，忽然感到脸上发烧，我无法估计他将会说出些什么话来。
“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设法寻找我们的妈妈，”阿迪说，“她是谁？在哪里？我们是哪里人？这些问题一直苦苦缠着我，一个月前我终于找到了她。”
我一下子站起来，从他手中把手臂抽回来。阿迪也站起来，想再次抓住我的手臂，一边继续说：“她是个酒鬼，经常涂口红，样子还相当漂亮，但是她独身一人，很想见到你，她说她忍不住……”
我打断他的话，恨恨地说：“别说了，我不想听！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可是死也不会去见她的！”
“喂，话可不能这么说……”阿迪说着试图再次拉住我，但我挣脱了走到汽车旁边。阿迪随着我走过来，我们上了车，我开车送他回家。这时我已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并且看到阿迪很沮丧，于是我对他说：“你最好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潘。”
阿迪说：“我会说的。”
我在他家房前的汽车道上停了车。“你不进来吃晚饭了吗？”阿迪问我，他站在敞开的车窗边，再次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不了。”我回答他。
我目送着他走进屋里去，看他边走边把仍在草地上玩耍的孩子们召唤过去，和他们一起走进屋子，然后我才缓慢地、小心翼翼地把车开走。看到别人变得焦虑不安时，我就会努力把自己克制得更加冷静。
回到家，从维丽的脸部表情就可以看出她已经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孩子们已经上床，她把晚饭留在厨房的餐桌上。我吃完饭后，她走到炉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后脑勺和颈部，然后在我的对面坐下来喝咖啡，等待着我谈到那个话题。我还没开口，她忽然又想起一件事，说：“潘要你打电话给她。”
我打电话给潘，她主要是因为把我弄得不愉快而表示歉意。我告诉她这没什么，顺便问她得知真相后心里的感觉是否好多了。她大笑着说：“天啊，我倒是情愿牵涉到他有女友的事。”潘的心情又开朗了，现在我们的位置反而倒过来了：今天早些时候是我同情她，在设法营救她这个濒于险境的人，而现在则是她来帮我渡过目前的情感险关了。她似乎觉得不公平，因此表示歉意，我告诉她别为我担心。
潘在进一步说下去的时候变得有点口吃起来：“墨林，关于你妈妈的事——你不是真的不愿意去见她吧？”
“阿迪相信我的话吗？”我问她。
“他说他早就估计到你会这样。”潘说，“本来，直到把你的态度软化之前，他是不准备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你的，都是因为我才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为了这，他很生我的气。”
我笑了，对她说：“你瞧，开始时，是你心里不好受，现在却轮到他心里难受了，还是让他难受好些，不过，他是真正受到伤害的一方。”
“那倒是，”潘说，“我也真心为你感到难过。”
“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轻松地说。潘表示理解，接着就挂了电话。
维丽在期待着我和她说这件事，所以一直都不动声色地注视着我。
潘和阿迪都已经简要地把事情的概况告诉了她，也许阿迪还把如何处理这件事的方法也向她说过了，因而她非常小心谨慎，可是我知道她根本就没有掌握问题的要害。她和潘都是好人，不过她们都不了解我们从前的处境。她们的父母都曾经阻止并反对她们嫁给我们这些家谱不详的孤儿，我能够想象出来在他们脑子里的那些流传中的类似的故事是如何耸人听闻的：如果家族成员中有疯子怎么办？有退化现象怎么办？有黑人的血缘怎么办？有犹太人的怎么办？有新教徒的怎么办？……现在倒好，有一个非常好的证据在人们根本不需要它的时候自己冒出来了！我可以估计到潘和维丽对阿迪的这份浪漫主义都不会太高兴的——何苦去把失去多年联系的母亲挖出来呢！
“你想不想让她到家里来见见孩子们？”维丽问我。
“不想！”我回答得十分绝对。
维丽面有难色，而且带着害怕的神情。我非常了解她是在担心将来要是她的孩子也这样对待她，该如何是好？
“但她毕竟是你的妈妈，她一定生活得很不幸。”维丽不无忧虑地说。
“你知不知道‘孤儿’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什么？”我问她，“你有没有查过字典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孩子，或是一个被遗弃的、一个失去母亲的小动物。你需要用哪个定义来解释呢？”
“算了吧，别说了！”维丽说着站起来，她看来被我吓坏了，干脆走开去看看孩子们是否睡得安稳，然后回到我们的卧房。我听见她进了浴室以及铺床的声音。这大晚上，我和往日一样，看书和做笔记到深夜，上床时她已经睡熟了。
两个月后，这件事终于结束了。有一天，阿迪打电话告诉我，妈妈又一次失踪了。我们约好在市区碰头并吃顿饭，以便能单独聊聊，当着妻子的面我们无法谈论此事，好像让她们知道了会失去面子似的。阿迪显得很高兴，告诉我她留下了一张便条，还说她酗酒并总是要到酒吧去找男人，说她是个中年的放荡女人，但他还是喜欢她。他让她戒了酒，给她买新衣服，还为她租了一个有家具的套间，又给了她生活费，她也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了他。他认为遗弃我们不完全是她的过错。我不让他继续说下去，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听这类故事。
“你还打算再度寻找她吗？”我问他。
阿迪那迷人而又悲凉的微笑又出现了，他说：“不了！你可知道，我实际上使她感到头痛，其实她并不喜欢我在她的身边。起初，当我找到她的时候，她还能扮演一下我希望她扮演的角色，我以为她会出于内疚而将功补过，让我照顾她的，实际上她根本就不喜欢这样的安排。有一天她居然对我频送秋波，我想她恐怕是在寻找刺激。”他笑了起来，“我要她到我家里来看看，但是她不愿意，不来也许是件好事。”
“潘对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我问他。
阿迪开心地大笑起来：“天啊，她竟然嫉妒我妈妈！当我告诉她这一切都已经结束时，你真该看看她脸上那种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弟弟，有句话我非得对你说，当你听到这个消息时，倒显得无动于衷似的。”
“因为我压根儿就对此事毫无兴趣。”我回答他。
“是的，”阿迪说，“我知道。这没关系，而且我认为你根本就不可能喜欢她。”
六个月后，阿迪的心脏病发作，还好，不太严重。不过他在医院里也躺了好几个星期，出院后又全体了一个月。他住院期间，我天天都去探望他，而他却一直坚持说这只不过是消化不良，是个可住可不住院的慢性病。我专程跑到图书馆去寻找有关心脏病的书籍来看，从书中得知他的症状是心脏病人的普通状况，有时他们的自我感觉会是正确的。潘则是大惊小怪，阿迪出院后，她严格控制他的饮食，把家里的香烟全部扔掉，自己也戒了烟来促使阿迪戒烟。这是一件对于阿迪来说绝非容易的事，他居然也真的做到了，把多年的大烟瘾彻底戒掉。也许是因为这次心脏病发作的确使他感到震惊，所以他现在也学会照顾自己了。出院后，他遵照医嘱，坚持长距离散步，注意饮食，绝不再碰烟草。过了六个月，他的气色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我和潘都松了一口气。“感谢上帝，他终于彻底戒了烟，以前他曾经一天抽三包烟呢，就是这样抽使他患了心脏病的。”潘说。
我点点头，可是心里并不同意她的话，我一直认为是因为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设法找回了自己的母亲，结果却以更大的失败而告终，造成了他心灵的创伤才得了心脏病。
阿迪的病刚好，就轮到我碰上了麻烦——我丢掉了在文艺评论社的工作。不是出于我的过错，而是因为奥萨诺被解雇，我作为他的得力助手，也一起被解雇了。
奥萨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浪，他对全国最有权势的文学界颐指气使，对政界刚愎自用，对文化狂热者视而不见，对妇女解放运动以及激进分子肆无忌惮；他有性丑闻，他在体育界赌博，他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游说诺贝尔文学奖；他曾出版一本为色情业辩护的非小说类的书，这本书不是为弥补它的社会价值，而是为了知识分子中的穷人反社会名流的乐趣而出版的。鉴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林林总总的劣迹，出版商早就打算解雇他。他们之所以迟迟不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他当了编辑后，评论杂志的发行量足足增长了一倍。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确挣钱不少。我还为奥萨诺写了许多文章。他只需花15分钟对某个题目的看法大吹大擂一番——通常都是些离经叛道的观点，我就能模仿他的风格把文章炮制出来。这种根据他那15分钟的面授机宜，我不费吹灰之力写出来的文章，让他过目一遍，有时再加入几笔佳句，就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稿费，然后我们把它平分。他稿费的一半都比我的稿费多一倍。
即使是这种行径也不至于使我丢掉饭碗，把我投入这一困境的是他的前妻文蒂。这种说法也许不够公平，准确地说应该是奥萨诺把我们都投入了困境，而文蒂则是那个把刀递给他的人。
奥萨诺又在好莱坞呆了四个星期，这段时间杂志社的事务基本上由我为他顶着，他去那里是为了完成电影脚本方面的工作。在这四周里，我们雇请了一个专职信使往返于纽约和洛杉矶两地，让他把我决定登载的评论文章送去给奥萨诺过目批准。终于，奥萨诺完成了好莱坞的事回到了纽约，他为所有的朋友开了一个派对，庆祝自己的凯旋归来以及在好莱坞赚到了大把的钱。
派对在他最后一位前妻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所居住的东区黄石公寓举行。奥萨诺自己住在乡间的一个小小的公寓里，他只能够住得起这样的公寓了，这次就是因为它太小，不能在那里举办派对。
我去参加这个派对是因为他坚持要我去。维丽不肯去，一是因为她不喜欢奥萨诺，二是因为她不愿意参加她家族以外的派对。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心照不宣地默定了一些协议，例如只要条件许可，我们互相不陪同出席彼此的社交活动。我的理由是我忙于写小说，还要赶着写出版社的约稿；她的理由是她必须照顾孩子，而且她从来不信任临时保姆。我们都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尤其是对她更方便。我除了哥哥阿迪和杂志社，没有其他的社交活动。
不管怎么说，奥萨诺的派对在纽约是个大事件。纽约的报社、书评杂志社的重要人物，那些仍然和奥萨诺保持友好关系的评论家都出席了。我当时正坐在一个角落里和奥萨诺的最后一位前妻聊天，突然看见文蒂走进来。我立刻就想到这回又要有麻烦了，因为我知道她没有受到邀请。
奥萨诺也在同一时间看到她，于是迈着蹒跚的步履向她走去——他最近几个月走路的姿态都这么怪怪的。他已经略带醉意，我担心他会因发脾气而出丑，或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因而马上站起来走到他们那边去。我刚巧听到奥萨诺向她打招呼。
“你究竟想干什么？”他问她。他在生气的时候，样子是很可怕的。虽然我从他描述过的文蒂的概况中知道，她是唯一敢把激怒他作为取乐的人，然而今晚我仍对她的举动感到吃惊。
文蒂身穿牛仔裤和一件毛衣，头上绑一条围巾，这装束使她的瘦脸活像美狄亚。她那头鬈曲的黑发从围巾里伸出来，仿佛是一条条纠缠在一起的黑蛇。
她以胜利者的姿态，不怀好意地瞪着奥萨诺，神情非常平静。她又长时间地环顾这个房间，似乎是因为奥萨诺把她排斥在闪光的文学界之外，现在她要把它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似的。她那因仇恨而变得憔悴的脸带着满足的表情对奥萨诺说：“我有重要的事情相告。”
奥萨诺把杯中的酒喝干，对她恶意地笑着说：“说完后马上给我滚！”
文蒂严肃地说：“是个坏消息！”
奥萨诺夸张地哈哈大笑起来，她的话使他觉得滑稽。“你本身就永远是个坏消息。”他一边说一边忍不住笑起来。
文蒂不动声色地满意地注视着他说：“我必须单独和你谈谈。”
“哦，见鬼！”奥萨诺说。他深知文蒂总是以无理取闹为乐趣，在目前的场合还是不要和她正面冲突为好，所以他领她上楼到他的书房去。事后我估计他不带她到卧房去的原因，可能是怕自己会忍不住想和她造爱，她对他仍有那种吸引力。为了避免看到她在拒绝他时的洋洋得意相，他就把她领进了书房，因而也就铸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这间书房是他最喜爱的一个房间，所以仍然作为他的工作室而保留着。书房里有个大窗口，他喜欢在写作的间隙望着窗外，观察街道上的动态。
我呆在楼梯的底层，自己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冥冥中总觉得奥萨诺需要帮助，因而我是第一个听到文蒂恐惧的尖叫声和立即对此采取行动的人。当时一听见声音不对我就转身冲上楼梯，踢开了书房的门。
我刚好看见奥萨诺抓住文蒂，而她则用那瘦弱的手臂敲打他，企图挣脱出来。她那瘦骨嶙峋的双手弯曲着，十只手指像爪子一样张开去抓他的脸。她的样子很惊恐，但又似乎显得很得意。奥萨诺右脸颊上被抓破的两条伤痕在流血。说时迟，那时快，我根本来不及去阻止他。奥萨诺在文蒂的脸上揍了一拳，她不由自主地向他倾斜过来，他就顺势使出吃奶的力气，一把将她举起来，从挂着一幅画的窗口扔了出去，就好像她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洋娃娃似的。窗破了，文蒂轻飘飘地飞了一段距离，跌落在街道上。
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此时究竟是文蒂那娇小的身体破窗而出跌落下去的情景还是奥萨诺疯狂的脸部表情更让我吃惊，只记得一边冲出书房一边大喊：“快叫救护车！”经过走廊时，我顺手抓了件外衣，快步跑到街上。
文蒂躺在水泥地上，活像一只断了腿的昆虫。我在跑出户外的时候，看见她正挣扎着用手脚支撑着想爬起来，勉强撑到膝盖那么高，又身不由己地瘫倒在地。
我跪在她旁边，用外衣盖住她的腹部，又脱下自己的上衣包裹住她头以下的部位。她处在极其痛苦之中，不过她的嘴、耳等地方并没有像一般坠楼者那样流血，眼睛里也没有我在战争年代见过的那种垂死的神情，事实上，她很快就平静下来了，神态安详。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很暖和。她睁开眼睛四处看看，我对她说：“你会好起来的，救护车很快就会到，你会没事的。”
她又张开眼睛，看着我微微一笑，这时候的她显得很美丽动人，可以说直到此刻我才明白奥萨诺为什么会对她如此入迷。她很疼痛，居然还大笑着说：“我到底把那个狗杂种给套住了！”
人们把她送到医院后，发觉她仅仅是锁骨骨折和断了一只脚趾，而且神志完全清醒，能描述所发生事情的全部经过。警察上门找奥萨诺并把他带走。我打电话通知奥萨诺的律师，他让我尽量少开口，说他会负责把事情妥善处理的。他认识奥萨诺和文蒂很久了，比我更了解他们之间的内幕，他还要我在接到他的电话以前不要离开我目前所在的地方。
侦探要询问一些客人作见证，包括我在内，派对自然不欢而散了。我说除了看见文蒂从窗口掉下去什么都没有看见，我还特意对他们说，我没看见奥萨诺接近过她，他们听后也没提什么异议。奥萨诺的最后一位前妻给我一杯酒，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她脸上带着奇特的微笑说：“我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足足等了三个小时，那个律师才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已经把奥萨诺保释出来了，准备送他回他那乡间的带厨房厕所的单间公寓，还说看起来得有人陪他几天。律师问我这几天能否和奥萨诺在一起，以免他和报界乱扯。我答应说可以，然后律师简要地向我介绍了情况：奥萨诺的供词说文蒂袭击他，而他甩开她时，她失去了平衡跌出了窗户，向报界发表的内容也是这么说的。律师又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他会说服文蒂为了她自身的利益维护这一说法，因为如果奥萨诺去坐牢，她就将失去扶养费和孩子的生活费，只要不让奥萨诺乱讲话，这个事件过几天就可以平息下去。奥萨诺将由律师陪同过一个小时后到达公寓。
我离开黄石公寓坐出租车赶去乡间公寓。到了那里后，还不见他们的踪影，我就坐在公寓的门廊上等他们，直到律师的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高级轿车到来，奥萨诺下了车。
他的样子很可怕：眼珠突出，皮肤由于紧张而呈灰白色。他从我身边走过去时，连招呼也没打。我赶紧跟着他进了电梯。他在家门口拿出钥匙，但是手抖得很厉害，我替他开了门。
我们一走进他那窄小的单间公寓，奥萨诺就扑通一声倒在那张坐卧两用的沙发上。他仍然对我一句话都不说，看也不看我一眼就躺下了。由于是担心而不是绝望，他用脸把双手压住。我环顾了一下这个单间公寓，心里不禁为他叫苦：世界最著名作家之一的奥萨诺竟然住在这样的一个洞穴里？不过我很快就记起，他也很少在这里住，他通常都是住在汉普顿或普林斯唐的家。有时则在某个和他有恋情的富有的离婚女人的家里住上几个月。
我在一张布满灰尘的椅子上坐下来，同时把一堆书踢到角落去。“我对警察说我什么也没看见。”我打破沉默对他说。
奥萨诺坐了起来，手已经从脸部移开了。我吃惊地发现他满面都是野性的笑容。
“上帝啊，你觉得她在空中航行的姿势如何？我以前就说过她是个巫婆，我根本就没有使劲地扔她，是她自己在飞翔。”他说。
我盯着他的脸，冷冷地说：“我认为你这是疯了，你最好去看看心理医生，我忘不了文蒂躺在街上的情景。”
“屁话！她会没事的。”奥萨诺说，“你却不问问我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你认为我会把所有的前妻都从窗口扔出去吗？”
“用什么借口都是徒劳的。”我说。
奥萨诺大笑起来，说：“你根本不了解文蒂。我敢和你赌200美元，当我告诉你她对我说了些什么后，你就会同意，如果换了你，你也会这么干。”
“赌就赌！”我说着走进浴室，湿了条毛巾扔给他。他抹了一把脸和脖子，发出被冷水刺激皮肤后的快慰的赞叹声。
奥萨诺在躺椅上弯腰向前倾斜着，告诉我：“她提醒我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她写了多少信给我，都是为孩子讨钱的，当然我一分钱也没有寄给她，因为明知道她会把钱花在她自己身上。接着她说当我在好莱坞时她不想打扰我，即使我们最小的儿子患了脊椎髓膜炎，而她由于没有足够的钱，不得不把他送到市立医院的慈善病房时，也没有告诉我，你能想象得出她是这样一个狠心的贱妇吗？儿子病了，却不打电话给我，为的是把罪名强加于我身上！”
我知道奥萨诺非常疼爱所有前妻生的孩子，我对他这种疼爱孩子的热切心肠也同时感到不可思议。每当孩子们过生日，他就给他们买礼物，夏天总把孩子们接来和他一起住，此外，他一有空就会上门去看望他们，带他们去看戏、吃饭，或者去看球赛。我现在倒是对他不担心那个有病的孩子感到纳闷，他完全明白我此时的想法，所以说：
“其实那个孩子只是由于呼吸道感染而发高烧。刚才你在为文蒂的伤势关怀备至，我则趁警察到来之前打电话给医院，他们告诉我不必担心，我又打电话给我的医生，现在他已经把我的孩子送到一家私立医院，一切都办妥了。”
“你要我留下来吗？”我问他。
奥萨诺摇摇头说：“我得去看望那个生病的孩子，因为我把他们的妈妈弄伤住院了，我还得去照料其他的孩子，不过那条母狗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在离开他之前，又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当你把她扔出那个窗口的时候，你是否记得那个窗口离地面有两层楼的距离？”
奥萨诺又大笑起来。“当然记得，”他说，“不过，我怎么也估计不到她会飘出去那么远。我对你说过她是个巫婆。”
第二天，纽约所有的报纸都以头版登载了这件事。奥萨诺实在太出名了，动不动就要享受这种待遇。好在文蒂没有坚持提出指控，至少奥萨诺不必去坐牢，她改口说也许是由于自己失足才从窗口跌落下来的。然而她是在第二天才这样说的，而且伤害已经造成了。人们让奥萨诺体面地辞去了书评杂志社的职务，我也和他一起辞职。有位专栏作家风趣地说，如果奥萨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他将是第一个将自己的妻子从窗口扔出去的获奖者。人人都清楚出了这么个小小的喜剧之后，奥萨诺获此奖的希望已经绝对破灭，评委们怎么可能把如此崇高的备受尊敬的诺贝尔奖授予一个像奥萨诺这样的卑鄙人物呢？至于奥萨诺在事后不久写的讽刺小品，介绍谋杀妻子的十种最佳办法，更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雪上加霜。
目前我们两人都面临严峻的问题：我不得不在失业的情况下靠自由职业谋生，而奥萨诺则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使新闻界不能再找他的麻烦。这一次，我倒可以为他效劳了，我打电话给在拉斯维加斯的科里，把奥萨诺的处境告诉他，问他能否把奥萨诺安置在桑那都大酒店两个星期，我知道不可能有人会想得出来到那里刺探他的情况，他可以安静地休息一下。这回奥萨诺倒很合作，一口就答应了去那个他从未涉足过的赌城拉斯维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