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受奥萨诺为我安排的工作是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首先是这工作本身很有意思，也很光荣：自从几年前奥萨诺被任命为这本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补充刊物的首席编辑以来，他就和手下的工作人员关系紧张，所以我将是他的助理，薪水可观而且不影响我写小说。再有就是我呆在家里太久太安逸了，成了一名资产阶级的隐士。虽然我很幸福，但是这种幸福的生活过久了也很乏味，我心底里渴望着刺激与冒险。
我依稀还记得自己曾经躲到拉斯维加斯去，把寂寞与绝望的情绪统统留在那里之后轻松地回来。如今，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回忆不愉快的往事，是否有点疯狂？而且如此身在福中不知福，又是否正常？
我接受这份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奥萨诺这个人。他当然是全国最著名的作家，出版的一连串小说都非常成功，受到普遍的赞扬，同时他又因为和法律发生冲突以及对社会采取革命态度而臭名昭著，再加上他的桃色新闻就更是名声狼藉了。总之，他似乎和任何人、任何事都过不去。尽管如此，在兰舍带我去出席并见到他的那个派对上，他却风度翩翩，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出席这个派对的人都是文学界的精英，消沉和懒惰者是不可能赢得这些人的好感的。
我得承认确实被奥萨诺的魅力所吸引。在派对上，他和他的密友——一位极有权威的文学评论家，又是他作品的支持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位评论家一向以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而著称，他认为非小说类的作家也有许多是在创作艺术，同时，一些评论家本身就是艺术家。奥萨诺一只手拿稳酒杯，另一只手做出准备挥拳的样子，义愤填膺地痛斥道：“你竟敢靠欺诈真正的艺术家维生，还厚颜无耻地说自己是艺术家？你其实连什么是艺术家都不知道！艺术家从来不依靠任何东西，全靠自己创作，你懂不懂这些？你这个笨蛋！艺术家像一只辛勤的蜘蛛，每条蛛丝都是从自己的身体里抽出来的，而你们这些鸟人手拿扫帚，把他们千辛万苦吐出来的丝毫不留情地一扫而光！你们只会挥舞扫帚，你们这些不中用的东西，一辈子就只会干这些伤天害理的好事！”他的朋友感到愕然，因为他刚刚赞扬过奥萨诺的非小说类作品是艺术作品。
奥萨诺说完后走到一组准备巴结他的妇女中问。她们里面有两个女权主义者。他和她们在一起不到两分钟，这个组就成了全场注意的焦点——当他带着轻蔑的神情听一位妇女说话时，那双不安分的绿眼睛闪烁得像猫眼，这使她终于忍不住向他疯狂地诅咒，然而他却不屑一顾地耸耸肩。
我在四处随意漫步，听精英们高谈阔论。我发现奥萨诺的大部分议论都是废话。我和他最大的分歧是有关写作的，我讨厌文艺评论，尽管也看过很多评论文章和购买各种各样的评论报章和杂志。
而当一位艺术家又有什么了不起？既不见得敏锐过人，又不一定充满智慧，也许既没有痛苦，也没有狂喜，说的全是连篇废话。
事实上，他们就像一个以打劫保险柜为目的的人却在干些无关痛痒的事——拨了号码盘后只去听里面那个门栓进入位置的声音，至于保险柜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却根本不当一回事，直到若干年后，保险柜的门也许会自动打开，于是这个打劫的人就兴致盎然地开始验明该保险柜的类型。
至于写说长道短、讨价还价的评论则是件苦差使，总是弄得晚上睡不安宁，而且对他人，对外面的世界都失去了信心，渐渐变成了一个胆小鬼，一个在日常生活中逃避责任的人。这种对感情生活的逃避，却偏偏是件无可奈何的唯一能做的事，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对自己的那些为廉价的通俗杂志和书评写的劳什子文章感到沾沾自喜，这成了我的一技之长，也标志着我已经不仅仅是个一钱不值的艺术家。
奥萨诺永远不会明白这种事，就好像几年后他依然不明白好莱坞的作品一样。他一向致力于当一名艺术家，也发表过一些接近艺术的“艺术作品”，却对电影作品莫名其妙。其实电影是门新兴的事业，它像一个还不会坐马桶的婴儿，你不能责备它把屎尿撒到了别人身上。
有个妇女大声地问：“奥萨诺，你和女人的风流事打破了纪录，你能否公开你成功的秘诀？”
包括奥萨诺在内，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我对他的敬仰程度又增加了几分——一个有五位前妻的人竟然还能笑得出来！
奥萨诺说：“在她们搬进来和我一起生活之前，我就对她们说得一清二楚，必须按照我的生活方式过日子，绝对不能按照她们的方式过。那时她们明白自己的地位，所以表示接受我的条件。我总是对她们说，如果她们不再满意我的安排，就可以搬出去，不必争论，不必解释，不必谈判，反正一走了之。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她们总是在搬进来之前信誓旦旦，表示绝对同意，搬进来以后却又千方百计地破坏规矩，老是想有起码百分之十的比例按照她们的生活方式来过日子，当遭到拒绝时，她们就开始拼命抗争。”
“多美妙的条件，”另一名妇女嘲弄道，“作为回报，她们得到了什么？”
奥萨诺一脸正经地朝周围望了望，然后答道：“公平的造爱。”一些妇女马上发出了不满的嘘声。
我决定为他工作后，首先在家里看完了他的全部作品。他的早期作品的确一流，带有深刻而又简明的情景，活像蚀版画。几部小说联系起来看，可以由人物和故事情节串联起来，有好些想法可以说对社会是行之有效的。他后来的作品更趋向博大深沉，至于那些抒情文则属于夸张型，仿佛是一个大人物在唱咏叹调。他的小说招来各种各样的褒贬，为评论家提供了许多材料去评价、解释、讨论、攻击、赞美……我认为他最近出版的三本书都是糟糕透顶的，然而大多数评论家却持不同意见。
我开始了新生活，每天开车到纽约上班，时间是从早上11点开始直到日落。
书评社还包括出版一些发表书评的报纸。社里的各个办公室都很宽敞，里面的工作十分紧张，节奏快捷，非常忙碌。如果仅仅从出版字数来看是无法得出公平答案的，因为我们出书评的速度只为每周60篇，但是每月运到这里的书数以千计。对这些送来的书起码都得浏览一下大意，这种工作量恐怕只有过来人才能真正了解个中滋味。奥萨诺在工作上对每一个书评社的成员都非常和气，他老是问我那本小说的进展情况，还主动提出在出版前先帮我看一遍，并为我提一点编辑的建议，我却由于自尊心太强而不愿意给他看。尽管他名声显赫而我默默无闻，但在小说方面，我自认为比他强。
奥萨诺在晚上长时间阅读送来评论的书和写出相应书评后，就会从书桌里拿出威士忌来，一边就着瓶子喝，一边长篇大论地给我上文学课，或者就是谈一些关于作家的生平、出版商的秘闻。女人经之类他当时想得起来的话题。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一直在从事他的重头小说的创作，就是他那本自诩为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他已经预支了巨额稿酬，出版商也已经等得发慌，经常催促他。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奥萨诺相当光火，他说：“那家伙要我去阅读古典小说来获取灵感，这些无知的笨蛋！你试过重读古典小说吗？上帝啊，像哈代、托尔斯泰和高尔斯华绥这些老淫棍那样写作？他们要写足40页才放出一个屁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样干吗？他们是在故弄玄虚，玩弄欺骗读者的伎俩。当时没有电台、电视、电影，旅行又不方便，除非你不怕颠簸，坐那种把人的屁眼都震出囊肿来的驿道马车。在当时的英国，你甚至很难出去寻花问柳，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法国作家才循规蹈矩些。法国佬生性风流浪漫，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那么愚蠢。现在我问你：当一个人拥有海滩别墅，又有汽车、电视，他为什么还要去看蒲鲁斯特的作品？”
我从来没有机会阅读过蒲鲁斯特的小说，所以只能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其他人的作品我全看过，实在不明白海滩别墅、汽车、电视怎么取代得了这些伟大的杰作？
奥萨诺继续说道“人人都说《安娜·卡列宁娜》是部杰作，其实是堆废话连篇的垃圾。它描写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物向妇女屈尊。作者根本没有提及那位妇女的感受和想法，只是为读者提供了那个时代的时间和地点等常规观念，然后就花了300页的笔墨来描写如何管理一个俄国农场。他自己呆在那里就以为人人都会去热爱那个鬼地方似的。又有谁会去关心那个笨蛋佛朗斯基及其灵魂？上帝啊，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作者更糟，到底是俄国人呢还是英国人？那该杀的狄更斯和脱洛勒普，什么屁都没有竟也敢写上500页，居然还毫不在乎，他们都是在用种花草之余的时间写作的。法国人写的作品就短得多了，但那个巴尔扎克同样叫人受不了，我不欣赏他！我就是不赞成今天竟然还有人主张看他的作品！”
他喝了一口威士忌酒，叹了一口气说：“他们谁都不会使用语言，除了福录贝尔都不会使用语言，而福录贝尔也不那么伟大。其实美国人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那个鸟人德莱塞甚至连词义都未搞清楚，他是个文盲！我就是这个意思，他是个土著居民，整整写了900页无聊的废话。这些鸟人要是生活在今天，谁都无法出书，即使出了，文艺评论家也会宰了他们，孩子啊，他们是在那个时代出书的，当时没有竞争！”他停顿了一会儿，不安地叹着气，又继续对我说：“墨林，好孩子，像我们这样的作家正在消亡。设法另外找个职业，到电视电影部门去混混也比现在强，比现在的工作容易做得多。”他感到累了，就躺到特置在办公室用来午休的睡椅上。
我设法使他振作起来，于是建议道：“为《绅士》杂志写篇反映这种观念的文章会妙不可言，先列出六部左右的古典小说，然后逐一扼杀它们，就像你那篇抨击现代小说家的文章那样。”
奥萨诺开怀大笑：“上帝啊，那太有趣了。那篇文章我只不过是闹着玩的，把它当作权力游戏，有意激怒大家，使我有更多的资本，想不到这一招还真灵，令我变得更强大，而他们却显得更弱小了。这就是文字游戏，只有那些可怜虫才一点都不懂，他们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混日子，竟然还心满意足。”
“如此看来，这篇檄文并不难写，”我说，“不过那些教授、搞文艺批评的学者可就要对你火冒三丈了。”
奥萨诺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干脆从睡椅上爬起来，走到书桌前，问我：“你最讨厌哪部古典小说？”
“《赛勒斯·马纳》，”我说，“人们还在学校教这本书。”
“老乔治·艾略特，”奥萨诺说，“学校的教师们热爱她，好吧，这算一本。我最讨厌《安娜·卡列宁娜》，托尔斯泰比艾略特强些，今天谁也不会再崇拜艾略特了，但是当我攻击托尔斯泰的时候，那些教授准会跳出来大喊大叫的。”
“狄更斯呢？”我问。
“一定得包括他！但不包括《大卫·科波菲尔》，我得承认我很喜欢那本书。狄更斯真是个有趣的人物，既可以被归为风流才子的类型，也属于那种伪君子之类，他写了许多胡编乱造的废话，多得很！”
我和他开始列一张清单，我们算是够意思，没有把福录贝尔和简·奥斯汀带上。当我提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时，奥萨诺高兴地拍拍我的背，大声叫道：“那是一本糟糕透顶的书，我会把它变成德国汉堡包的！”
最后我们列出了一张清单：
《赛勒斯·马纳》
《安娜·卡列宁娜》
《少年维特之烦恼》
《当姆比和儿子》
《粉红色的信件》
《吉姆老爷》
《么比·迪克》
蒲鲁斯特（一切作品）
哈代（任何作品）
“还得列出一本来凑个整数十。”奥萨诺沉吟道。
“莎士比亚。”我提议。
奥萨诺摇摇头说：“我还是喜爱莎士比亚的，他的创作本身就充满讽刺性。他为钱写作，写得很快，其实他是一个无知的小人，但是没有人能够攻击他，他也根本不在乎自己写的作品是否真实，只要美和感人就行了，对他那句‘当爱情发觉它已改变时，爱情就不再是爱情了’，你有何看法？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来，但是他太伟大了，虽然我一直都讨厌那个伪君子么多夫和那个低能的奥赛罗。”
“你还需要一个来凑数。”我提醒他。
“可不是，”奥萨诺得意地笑着说，“让我们看看还有谁。陀斯妥耶夫斯基，就要这个人。他那本《克拉玛索夫兄弟》怎么样？”
“我祝你走运！”我说。
但是奥萨诺马上又若有所思地说：“纳伯科夫已经议论过他不行了。”
“我也祝他走运！”我泄气道。
结果我们怎么都列不出第十个来，奥萨诺最后决定只列九个算了，说是跟平常总喜欢凑够十的习惯有些不同或许更妙。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凑够十。
他当晚就把文章写好了，两个月后发表在杂志上。在这篇文章里，他非常慷慨激昂地咒骂这九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文中还悄悄地暗示：他正在创作中的伟大的小说就不会有这些经典作品中的毛病，因而将会取代它们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这篇文章招来了愤怒的声讨浪潮，全国都有攻击他以及侮辱他正在写的小说的文章，这正中了他的下怀。奥萨诺真不愧是一个第一流的骗子，科里一定会为他感到自豪的。我做好笔记，一定要让他们两个见上一面。
过了六个月，我成了奥萨诺最得力的助手。我热爱自己的工作，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做好读书笔记后提供给奥萨诺，以便他掌握第一手资料来适当安排我们雇佣的自由撰稿人写书评。我们的办公室成了书的海洋，桌、椅、地板上都堆满了书，来往的人在书中穿行就像淹没在书的汪洋中。钻在书堆里的编辑们简直就像吞食动物尸体的蚂蚁或蛆虫那么密密麻麻。我一向热爱和尊敬书籍，如今我总算理解一些知识分子、书评家和文艺批评家蔑视书的心理了，就他们而言，和书的关系就像英雄对待男仆那样。
我最喜欢工作中的阅读任务，特别是阅读小说和传记。我看不懂有关科技及哲学的书，还有那些博学的评论，奥萨诺就把这类书全给了特别安排的助手，他本人则自告奋勇承担了专门评论那些重量级文艺批评家所写之书的任务。通常情况下他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当他们打电话或者写信来抗议时，他就告诉他们，他“判的是球，而不是球员”，这样的回答往往使他们更光火也更无可奈何。好在他心里还想着要得到诺贝尔奖，因而对某些批评家还能够保持客气，经常安排许多版面来刊登他们的文章和连载他们的小说。当然了，这样的例外很少出现。另外，他特别讨厌英国小说家和法国的哲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得出他早已厌倦了这份工作，而且在千方百计地偷懒。
他还厚颜无耻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满足私欲。例如，出版商的公关小姐们很快就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如果她们手中有本“好书”需要评论，只需请他出去吃顿饭和好好恭维他一番就行了。如果小姐们年轻貌美，他就会跟她们打情骂俏并暗示他愿意用版面来和她们的肉体做交易。他这种寡廉鲜耻的德性使我非常震惊，我原以为这种事情只有在电影中才会出现，真没想到竟然活生生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他对那些想获得写评论机会的自由撰稿人也采取相同的伎俩。他拥有很大的预算权，我们可以为许多评论支付佣金，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动用过这笔钱，就因为他总是保留着手中的这张王牌，如果她们愿意走到那一步，他就满足她们的要求。当我开始在他那儿上班的时候，他已有一大群女朋友，她们用自己的肉体换取进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文艺批评社的特权。这骇人听闻的丑陋现象和评论界里那深邃的学术、高尚的道德准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倒是挺喜欢欣赏这种离奇的格调的。
有时为了赶稿以便在最后的期限前交出，我经常和他留在办公室里干到深夜，然后我们便一起出去吃夜宵。酒足饭饱之后，他就去寻花问柳。他老想把我也带上，我总是拒绝他，告诉他我的婚姻美满，这一理由居然成了他经常用来开玩笑的材料。“你还没有对妻子感到厌倦？”他每次都这样问我，就像科里问的一样。我从不做回答，也不搭理他，因为这不关他的事。他便摇摇头，自言自语道：“这真是世界第十大奇迹，结婚100年了仍眷恋着和妻子造爱！”有时，我会不高兴地瞪着他，他就引用某位我从来没有拜读过大作的作家的话来解嘲：“不必当坏人，时间是敌人。”他最喜欢这句话，经常引用它。
由于在这里上班，我培养了自己对文艺界的爱好，我甚至幻想着自己已经是文艺界的一分子。我原以为这个地方很清高，不会为金钱而吵架或讨价还价，因为这里的人们既然能在作品中塑造出大家热爱的主人公，那么就应该和这些主人公一样高尚，然而如今我发现这些作者和常人一模一样，只不过更疯狂一点。
原来奥萨诺也讨厌这些人，他还在这方面给我上课：“唯一特别的人物就是长篇小说家。他们不像短篇小说作者和影视剧作者、诗人、舞台剧作家以及那些轻量级的文艺记者——这些人全是衣着花哨的瘦子，没有一个是有分量的，而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工作中，作者应该是重量级的。”讲完这一看法后，他沉思良久，然后在一张纸条上做了记录，我知道在下星期天的评论上就将有一篇有关重量级问题的论文了。
有时他会因为评论中的文章质量低下而大发雷霆，他把评论刊物发行量下降的原因归罪于这一重要职业中存在的沉闷现象，埋怨道：“是的，那些混蛋很聪明能干，但是他们却即使有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可说，也写不出一句像样的句子来！他们的文章就像口吃的人说话那样结结巴巴，当你费劲地琢磨这些从咬紧的牙关中蹦出来的每个字是什么意思时，他们反而要打断你的脚。”
每周，奥萨诺都在第二页发表他的论文。他的文笔精彩，笔锋敏锐，倾向于尽可能多树敌的做法。有一个星期，他发表了一篇赞成死刑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在任何一次全民公决中，绝大多数的投票者都赞成死刑，只有像评论读者一样看待公众的那些所谓精英阶级，才设法在美国把死刑搞到停滞的地步。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就是为罪犯和穷人提供许可证，让他们对中产阶级偷窃、攻击、入屋打劫、强奸和谋杀。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下层阶级走上革命道路而有意为他们提供一条出路，因为政府中的高层人物评估过这种局面毕竟比革命造成的代价低。他指出精英们住在安全的环境中，他们的孩子上私立学校，还要雇佣私人保镖，所以不会受到那些被误导了的无产阶级造反时产生的伤害。他又嘲讽那些自由主义者，因为这些人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政府处死公民的做法会对整体的人道主义造成野蛮的后果，而他觉得人类只不过是动物而已，当其中的某些人犯了杀人罪时，也应该像印度的野象杀人之后被处死一样。他断言，其实被处死的大象可以升天，比起那些因为受不了海洛因的折磨而杀人的罪犯更有尊严，现在这些杀人犯反而舒舒服服地在牢里住上几年后又出去杀害更多的中产阶级，这是何等的不公平！当论述死刑是否有阻吓作用时，他讲到英国公民是世界上最守法的公民，英国警察值勤时都不用带枪，他把这一成就归功于19世纪时英国人曾处死一个偷手帕的九岁小孩，然后他又承认这种严厉的措施虽然消灭了犯罪和保护了人民财产，最终却导致了强有力的工人阶级变成了强硬的政治动物，在英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文章的结尾，他为美国的统治者喝彩，说他们实在聪明睿智，竟然能高瞻远瞩到让下层人民去偷、去抢、去杀人，这样他们的子民就不会走英国工人阶级的老路，成为政治上的革命者了。
这是一篇极其无礼霸道的文章，然而文笔非常犀利，通篇的逻辑性也很强。奥萨诺在文中的一句话特别激怒了读者：“我们还不清楚死刑是否有阻吓的作用，但我们知道被我们处死的人是不会再去杀人了。”自由主义的。高文化层次读者，包括那些最著名的、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寄来了数以百计的抗议信。一个激进的组织写给出版商一封特别的信，里面由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联名，一致要求罢免奥萨诺的评论编辑的职务，奥萨诺干脆把这封信全文刊登在下一期的评论上。
他太出名了，不能轻易罢免他，何况人人都在期待着他写完那本“伟大”的小说，那本能为他赢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有时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他正在长长的黄纸上写作，但是他一看见我走进来，马上就把它放进书桌的抽屉里。我明白那一定是创作中的传世经典，所以从不向他打听，而他也从不主动和我谈起它。
几个月后，他又惹了新的麻烦：他在杂志第二页的文章中，引用某些研究报告，说一些固有的说法也许是真的，比如：传统观念认为意大利人是天生的罪犯；犹太人最会赚钱、拉小提琴和最合适学医，而这个民族最糟糕的地方是不愿意赡养父母，甚至把他们赶到老人院去；他还引用研究报告证实爱尔兰人是酒鬼，原因是他们可能缺乏某种化学元素或者哪样食物，也可能他们是受压抑的同性恋者等等，不一而足。这篇文章自然又招来无尽的咒骂，只是任你骂声如涛，也无法阻止奥萨诺继续发表这类他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议论。
我看奥萨诺真是疯了，有个星期他用头版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评论一本有关直升飞机的书。他在文章里胡言乱语什么直升飞机必将取代汽车。在这一天到来时，数以百万英里的混凝土公路就要被销毁，被农田取代，直升飞机还能恢复老式家庭的核心结构，因为它能使人们轻而易举地随意到相距遥远的地方去走亲戚。他对汽车即将被淘汰这点非常有把握，也许又是出于他讨厌汽车的缘故吧，去汉普顿斯度周末时，他总是来海上飞机或特别租用的直升飞机。
他扬言只要对直升飞机进行一些技术改造，开直升飞机就像开汽车那么容易。他举例说汽车的自动换档装置就能够使数以百万计的不会操作排档装置的妇女也照样学会了开汽车，这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倒是稍为平息了妇女解放运动组织对他的怒火。
在同一个星期里，一名在美国可谓德高望重的文艺学者发表了一篇严肃的研究海明威的文章。这位学者有一张强有力的关系网，而且他从事海明威的研究长达十年之久。由于奥萨诺总是在第五页用三个栏而不是整版的篇幅刊登他的评论文章，所以这次全国的刊物都以头版发表这位学者的文章，我们的刊物却成了例外。快到周末的时候，出版商派人把奥萨诺请去，让他在顶层宽大的办公室套间里，足足花三个小时来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干。事后，他满面春风地走下楼来，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墨林，好孩子，我还会给这个让人瞧不起的杂志社注入生命力的，但我认为你应该重新寻找一份工作了，我不必为自己担心，我那本小说快写完了，到那时我就可以告老还乡。”
我差不多给他干了将近一年的工作，始终弄不明白他究竟是如何写作的。凡是能够接触的东西，他都要臭骂一通，再加上他要出席纽约所有的派对，哪有时间写作？在那段日子里，他胡编乱造拼凑成一本小说，预支了十万美元的稿费，这本小说是他花了两个月的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炮制的，却赢得了文艺评论家们的极度欣赏。不过尽管它获得了全国书奖的提名，书的销路仍然不太理想。我看过这本书，语言表达含糊不清，人物描写丑陋不堪，而情节则是超级疯狂的。在我看来，尽管小说所表达的思想错综复杂，但总的来说，此书一钱不值。毫无疑问，他的智力超群，可是我个人认为，此书作为一本小说完全彻底失败了。他从不问我是否看过这本书，很明显，他并不需要我的评价。我猜他对此书到底是什么货色自己也心里明白，所以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总算有钱来完成我那本大作了。”他似乎是用一种表示歉意的口气来说这句话。
我渐渐有点喜欢奥萨诺，虽然也有点怕他。他能够做到别人做不到的绝活就是把我的心掏出来，让我开口大谈文学、赌博和女人。他如果有心衡量我，总能够做到八九不离十。除了看不到自己的狂妄，他对别人的自负一目了然。在闲聊时，我告诉他有关性顿在拉斯维加斯自杀身亡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我如何觉得它改变了我的人生等，他沉思良久，然后把他自己的见解用上课的形式告诉我。
“你应该牢记这个故事，而且经常回忆它，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问我，当时他正在苦读堆放在办公室的书，所以是在书海中挥动着手臂问我。不等我回答，他就接着说下去：“因为那是一个不会让你处于危险之中的安全区，在那里你不会被打得粉身碎骨，而且灵魂会得到净化。你知道我喜欢你，如果我不喜欢你，你就当不了我的第一助手。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你是我最信任的人，让我向你坦白一些事：上星期为了那个该死的文蒂，我不得不修改遗嘱。”文蒂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虽然跟他离婚后已经再婚，还是死皮赖脸地追着向他索财要物，搅得他终日不得安宁。所以每当提起她，他就咬牙切齿。过了一会儿，他冷静下来，对我甜甜一笑，活像个小孩子。这一颦一笑，完全看不出他已经是50开外的人。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他说，“我已经提名要你当我的遗嘱执行人。”我听后受宠若惊，除此以外倒真的想躲避这样的责任。我并不想他如此信任我、器重我，因为我对他确实没有同样的信任与感情。我虽然逐渐喜欢和他在一起，说实在的，那主要是对他的思维方式入迷，再有就是我不愿意承认的一点——仰慕他在文学界的显赫名声，也羡慕他因此成为有钱有势的人。但是他如此信任我的这个现实，又揭示了他是个脆弱的人，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更打破了我以前对他的一些幻想。
他在继续讲对我的印象：“你知道在所有表面现象下，你其实是在蔑视佐顿，尽管你不承认这一点。我也记不清你在我面前到底重复过多少次关于他的故事了，当然，你喜欢他，也可怜他，甚至还理解他，但是你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一个这么富有的人，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你的生活比他的要苦上十倍，却绝对不会取此下策，并且过得很幸福。其实你的生活根本不好过，不曾拥有过什么值钱的东西，终日做牛做马，被资产阶级的婚姻所束缚。你虽然是个艺术家，但已人生过半，仍未获得真正的成就。不过，你基本上还是幸福的，上帝呀，至今你还眷恋着和妻子造爱！你们已经结婚10年还是15年了？你要么是我所见过的最不敏感的男人，要么就是性欲最强的男人。有一点我敢肯定，你是最坚强的人。你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我行我素，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从不卷入麻烦，一旦有了麻烦，你也不惊慌失措，所以始终能摆脱麻烦。我羡慕你，但我不嫉妒你。我从未看到过你做一件坏事，可是也知道你并不真正关心任何人。你满足于掌握自己的命运。”
说完这番话后，他一面等我做出反应，一面在偷笑，狡猾的绿眼睛闪烁着挑战的光芒。我知道他把话说出来后觉得很痛快，我也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但是这样的议论让人听后总会觉得受到了伤害。
我要说的话实在太多了。我想告诉他，作为一个孤儿成长的滋味；想告诉他，我在成长过程中，所没有得到的竟是人类文明生活中几乎最基本的亲情；想告诉他，我当年没有家，没有社会关系，没有可以把我和世界绑在一起的纽带，我只有哥哥阿迪，当人们谈论家庭生活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直到和维丽结婚后才懂；想告诉他，这就是为什么我自愿去打仗，那时我已明白战争是另一种普遍的经历，我确实不想错过参战的机会，事实证明我做对了，不管听起来有多傻，当时我完全以为战场就是我的家，我很高兴自己没有错过它。奥萨诺没有提到或者不愿提到这些，是因为他确信我知道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不那么容易。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是，我永远都弄不清楚幸福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因为外部环境我童年的岁月大部分时间是不幸福的，我后来变得比较幸福，也是因为外部环境——和维丽结婚，生儿育女，有一技之长，或者说学会了从事文学创作以维持生计。这种幸福很有限，而且是我付出全部代价换来的，因而对于我来说非常宝贵，虽然我比他更清楚我的生活只不过是局限在简单的资产阶级方式的框框中。我想告诉他，我的朋友很少，既免去了社会应酬，也对获得成就兴趣不大。我只想在家庭生活中获得成功感，也许连这么个微不足道的冀求，也还是我的一厢情愿。
奥萨诺仍然在注视着我，仍然在微笑，他又添上一句：“你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坚强的杂种，你从不让人接近你，也从不让人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对于这一点，我不得不做出反驳：“听着，不管任何事情，只要你征求我的意见，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有些你即使不问，我也会告诉你。例如你最近出版的那本书狗屁不通，还有你把这家评论社办成了疯人院。”
奥萨诺乐得哈哈大笑：“我指的不是这类事情，我从来没说过你不诚实。还是由它去吧，将来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特别是当你开始追求女性并遇上像文蒂这样的女人时，你就会明白的。”
文蒂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办公室来一次。她是一个出众的褐色女人，有迷人的眼睛和充满性活力的身体，人很聪明，奥萨诺经常给她一些书去写书评。她是他所有的前妻中唯一不怕他的。自从他们离婚后，她就一直使他的生活不快活，只要他没有按时支付扶养费，她就去法院告他，还想方设法索取更高的扶养费。她把一名20岁的作家供养在她的公寓里，这个作家的毒瘾很大，奥萨诺担心他会对孩子们造成伤害。
奥萨诺给我讲述他们婚姻生活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听起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比如有一次他们去参加派对，因为刚刚吵过架，走进电梯后，文蒂就是不肯告诉他派对是在第几层楼举行，他气急败坏地掐住她的喉咙，想迫使她讲出来。他把这个叫做玩“掐住小鸡喉咙”的游戏，这场游戏是他在这次婚姻中的最美好的回忆。当时她的脸都变黑了，可就是摇头拒绝告诉他派对在哪里举行，他只好松开手，也意识到她比自己还要疯狂。
有时他们只不过是小吵小闹，她也会打电话叫警察来把他赶出公寓。警察来后看见她那横蛮无礼的举止也感到震惊。有一次，他们看见奥萨诺的衣服被剪成碎片扔在地板上，她承认是她干的，但又说这并不等于给了奥萨诺殴打她的权利。她唯一没有说出口的是刚才她坐在外套、衬衫和领带的碎片上，用一个自慰震荡器手淫。
据奥萨诺的故事所说，导致他最终离她而去的原因是她开始到处散布司各脱·费兹介路是如何从他妻子着德那里偷得写作精华和创作灵感的言论，显而易见，她那些喋喋不休地逢人就讲这个流言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如果她丈夫奥萨诺不这么干的话，她早就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了。奥萨诺知道后，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鼻子摁在《伟大的格兹比》上，狠狠地吼道：“看看这本书，看十个句子后，再看看他妻子的书，然后来告诉我你的狗见！”
她看完两本书后，真的马上回到奥萨诺那里，告诉他书里面一些同样的东西，气得他挥拳打在她的脸上，把她的两只眼睛都打黑了，而且永远地离开了她。
最近，文蒂打官司又赢了他，使他极为光火。这次的导火线是奥萨诺早就知道文蒂把孩子的抚养费给了她的小情人。有一天，他女儿又来找他要钱买衣服，原来妇科医生告诉她，由于她的下身感染，不能再穿牛仔裤。她曾向母亲要钱买裙子，她母亲说：“找你爸要去！”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离婚五年后。
为了避免争论，奥萨诺把抚养费直接给了他的女儿，文蒂也不反对这样做。但是一年后，文蒂把奥萨诺告到了法庭，向他索取一年的抚养费。女儿出庭为父亲作证，奥萨诺也一直很自信地以为法官知道全部真相后，一定会判他赢，然而出乎他意料，法官竟严厉地指令他不但要把抚养费交给孩子的母亲，而且要把上一年的抚养费一起交请，这样他实际上就等于交了两次。
文蒂对她的胜利非常高兴，在此之后她还有意对他客气一些，但是他当着孩子们的面，拒绝她的亲昵举动，还冷冷地说：“你是我所见到的最坏的女人。”在文蒂再到评论社来时，他不让她进入他的办公室，中止以前给她干的工作。让他纳闷的是她居然会始终不明白他为什么厌恶她。她在朋友们面前发泄对他的忿恨并散布谣言，说他从来没有在床上满足过她，还说他得了阳痿病，说他是一个压抑的同性恋者，他真正喜欢的是小男孩等等。她还设法不让他在夏天接触孩子们。不过这一次的官司给奥萨诺打赢了，然后他在全国性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不怀好意又十分诙谐的短篇小说。也许在现实生活中他不能够左右她，但是在小说里他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为她描绘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可怕的肖像，而且由于在纽约的文艺界里人人都认识她，所以马上就在作品里看出所描写的角色就是她。可以说这篇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把她征服了，从此以后她才再也不随便招惹奥萨诺，可是她仍然像渗入膏盲的毒药一样令他心痛，他只要一想起她就仍然气得满脸通红，眼睛都差点喷出怒火。
有一天，他走进办公室，告诉我电影公司已经购买了他的一部旧小说的版权，准备把它拍成电影。他必须去那里洽谈电影剧本的事，一切费用由他们负责，他邀请我一同前往。我答应和他一起去，但提出想在拉斯维加斯逗留一两天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他一口答应。以前，他有妻子相伴，现在也不想单独旅行或一人独处，尤其是他觉得现在是进入敌人的阵地，迫切需要一个朋友和他同行。不管怎么样，他是这么说的，而我则由于从来没有到过加利福尼亚，这次又是带薪旅行，何乐而不为？我当时还不知道此行的收获比我估计的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