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逃进时光机器里，回到一个美好的改变了的世界吗？
1977年1月2日下午，赫伯特·史密斯如期迎娶了第二任妻子查尔妮·麦肯齐。婚礼在西南湾的公理会教堂举行。新娘的父亲，一位几乎双目失明的80岁老先生，把新娘的手放到新郎手中。约翰站在他父亲身边，适时地奉上了婚戒。现场很有爱。
莎拉·赫兹里特跟她丈夫和儿子一起参加了婚礼，她儿子现在已经不再是婴儿了。莎拉又怀孕了，容光焕发，满脸幸福和满足。看着她，一阵痛苦和妒忌突然涌上约翰的心头，那种感觉好像他猛地受到催泪瓦斯袭击似的。过了好一会儿，这种感觉才退去，婚礼后的酒会上，约翰走过去和他们攀谈。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莎拉的丈夫。他是个高大英俊的男人，留着铅笔胡，过早地生出了白发。他竞选缅因州议员成功了，滔滔不绝地大谈全国选举的真正意义，诉说和一个无党派州长一起工作的困难。这期间，丹尼扯着他的裤角，还要喝饮料：“爸爸，再给我一点儿饮料，再给我一点儿饮料！”
莎拉说话很少，但约翰能感到她明亮的眼睛落在他身上，那感觉很不自在，但还不算不愉快。也许有点儿悲哀。
酒会上酒水不限量，约翰比平时多喝了两杯，平时两杯就是他的极限了，也许是因为重见莎拉带来的震动，她这次是和她家人一起出现的；也许是因为查尔妮容光焕发的脸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母亲真的离去了，永远离去了。因此在赫兹里特一家离开后的一刻钟左右，他来到新娘的父亲赫克托·马克斯通身边时，他都有点儿醉醺醺的了。
老人坐在角落里，挨着剩下的结婚蛋糕，因关节炎而扭曲的手握着拐杖。他戴着墨镜，一边的眼镜腿上贴着黑色电工胶布，身边有两个空啤酒瓶，还有一个半空着。他仔细打量着约翰。
“赫伯特的儿子，对吗？”
“是的，先生。”
一番更为仔细的打量后，赫克托·马克斯通说：“孩子，你气色不好。”
“我想大概是熬夜熬得太多了。”
“看上去你需要吃点儿补品，补补身子。”
“您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吗？”约翰问，老人的蓝色军礼服上挂满了奖章，包括一枚英勇十字勋章。
“确实参加了，”马克斯通说，兴奋起来，“1917年和1918年，在美国远征军‘黑杰克’潘兴将军麾下服役。我们穿过了沼泽和泥泞，顶着风，还闹着肚子。在贝洛森林，我的孩子，贝洛森林——现在它只是历史书上的一个名字了，但我曾经到过那里——我看到人们死在那里。吹了风就拉肚子，从战壕里延伸到所有该死的人员。”
“查尔妮说您的儿子……她的哥哥……”
“巴迪。对。他本来会成为你舅舅的，孩子。我们爱他吗？我觉得我们爱过他。他叫乔，不过从他出生以来，每个人都叫他巴迪。收到电报的那天，查尔妮的母亲就不行了。”
“是战争中阵亡的吗？”
“是的，”老人缓缓地说，“1944年，在圣洛，离贝洛森林不远，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方法衡量那个距离。他们一枪打死了他。那些纳粹。”
“我正在写一篇文章，”约翰说，微醉中感到一阵狡猾，终于把谈话引到真正的话题上了，“我希望把它卖给《大西洋》或《哈珀斯》……”
“作家吗，你是？”他的墨镜闪着光向上对着约翰，又有了新的兴趣。
“嗯，我在努力成为一个作家。”约翰说。他有些后悔自己的油腔滑调。是的，我是一个作家。当夜幕降临后，我在笔记本上写作。“不管怎么说，文章会谈到希特勒。”
“希特勒？谈希特勒的什么？”
“嗯……假设……假设您跳入时光机器中，穿越回1932年的德国。假设您遇见了希特勒。您会杀了他还是会放过他？”
老人的墨镜慢慢抬起来对着约翰的脸。现在，约翰不觉得自己醉了、油腔滑调或者耍小聪明了。一切似乎都取决于这位老人要说的话。
“是在开玩笑吗，孩子？”
“不，不是开玩笑。”
赫克托·马克斯通的一只手从拐杖头上挪开，伸进他的套装裤口袋里，在那里摸索，那一刻，一切仿佛定格了。最后他的手终于出来了，里面握着一把骨头把儿的折叠小刀，经过这么多年，刀把儿已经像旧象牙一样光滑柔美。另一只手动起来，尽管有关节炎，却令人难以置信地敏捷地打开刀刃。刀刃在教堂大厅的灯光下闪着寒光：这把刀在1917年曾随着一个小伙子前往法国，那小伙子当时已是童子军预备队员，打算要阻止德国鬼子杀戮婴儿和强奸修女，要向法国人显示美国人的勇气，男孩儿们遭到机枪的扫射，男孩儿们患了痢疾和致命的流感，男孩儿们吸进了芥子气，男孩儿们从贝洛森林走出时仿佛是亲眼见过了撒旦，成了形容枯槁的稻草人。结果证明，一切都是徒劳，结果证明，一切都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着。
那边，音乐在演奏，人们欢声笑语，翩翩起舞。一根闪光棒射出激昂的光。约翰盯着亮出的刀刃，灯光照在刀刃上面，一闪一闪的光在变幻，他被深深吸引住了。
“看到这个了吗？”马克斯通轻声问。
“看到了。”约翰轻声回答。
“我会把这刀扎进那个阴暗、残暴的谋杀者的心脏，”马克斯通说，“我会用尽力气向里扎……扎到它能够着的最深处……然后我再转动它。”他慢慢转动手里的刀，先顺时针转动，然后又逆时针转动。他微微一笑，露出婴儿般光滑的牙龈和一颗翘出来的黄牙。
“但是首先，我要在刀刃上涂上毒鼠药。”他说。
“杀死希特勒？”罗杰·查茨沃斯说，呼出了一小股白色的哈气。他们俩穿着雪靴在达勒姆豪宅后的林中漫步。林中格外静谧。正是3月初，但今天这里就像沉睡的1月一样平静冷清。
“是的，对。”
“这问题有意思，”罗杰说，“没有意义，但很有点儿意思。不。我不会。相反，我会加入纳粹党，试着从内部改变它。假使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的话，可以把他清除掉或者陷害他。”
约翰想起截短的撞球杆，想起桑尼·埃里曼耀眼的绿眼睛。
“也可能弄得你自己被杀掉。1933年的时候，那些家伙可不只是唱唱啤酒馆里的歌儿那么简单。”约翰说。
“是，没错。”他冲着约翰扬起眉毛，“你会怎么做？”
“我真的不知道。”约翰说。
罗杰换了个话题：“你爸爸和他太太蜜月过得怎么样？”
约翰笑了。他们去了迈阿密海滩，刚好碰上旅馆工作人员罢工。“查尔妮说她觉得和在家一样，还得自己铺床。我爸爸说他觉得自己像个怪人，在3月份晒日光浴。不过我想他们玩儿得还是挺开心的吧。”
“那他们卖掉房子了吗？”
“卖掉了，两套在同一天卖掉了。基本是按他们心理价位卖掉的。现在，要是没有该死的医疗费还压在我身上，那就一帆风顺了。”
“约翰……”
“嗯？”
“没事儿。我们回去吧。我有几瓶芝华士威士忌，如果你想尝一尝的话。”
“太好了。”约翰说。
他们现在正在读《无名的裘德》，约翰吃惊地发现查克自然且迅速地喜欢上了这本书（经过了前40页磕磕巴巴、死去活来的艰难阅读以后）。查克表示晚上他自己会接着往下读，读完这本书后，他想读读哈代的其他作品。他生平第一次从阅读中找到了快乐，就像一个在年长于他的女人那里初次品尝到性快感的男孩儿一样，沉迷在其中。
此刻，书面朝下摊开放在他的膝盖上。他们还是在游泳池边上，但泳池里已没水了，查克和约翰都穿着夹克。头顶上，柔和的白云从天空飘过，散漫地尝试着往一起聚拢，以便聚集到让雨飘下来。空气神秘而香甜，春天正从不远的地方赶来。这是4月16日。
“这是个捉弄人的问题吗？”查克问。
“不是。”
“好吧，他们会抓住我吗？”
“什么？”这个问题其他人都没问过。
“如果我杀了他，他们会抓住我吗？会把我吊在一根电线杆上吗？像离地6英寸的‘疯酷烤鸡’那样？”
“嗯，我也不知道。”约翰慢慢地说，“对，我想他们会抓住你的。”
“我不能逃进时光机器里，回到一个美好的改变了的世界吗？回到美好的1977年？”
“不行。我想不行。”
“噢，那也没关系。无论如何我会杀掉他。”
“真的？”
“真的。”查克微微一笑，“我会装上一颗那种空心假牙，里面装满剧毒的毒药，或在我衬衣领子放一把剃刀片什么的。那样的话，如果他们抓住我，就没办法对我做太恶心的事儿了。但我会杀了他的。如果我不杀他，恐怕被他杀死的那几百万人会缠着我一辈子。”
“一辈子。”约翰有气无力地说。
“你没事儿吧，约翰？”
约翰使劲儿对着查克挤出一丝笑：“没事儿。我猜我的心脏停跳了一下。”
略微阴沉的天空下，查克继续读着《无名的裘德》。
5月。
切割过的青草香味儿又一次如期而至了，还有人们一直深爱的金银花、花粉和玫瑰的气息。在新英格兰，真正的春天只有一个星期，很宝贵，电台又开始播放“海滩男孩儿”乐队的经典金曲，路上传来游玩的日本汽车的“嗡嗡”声，之后夏天就会热烘烘地扑面而来。
在那个宝贵的一星期的最后一个晚上，约翰坐在客房，望着外面的黑夜。春天的夜柔和而又深沉。查克和他现在的女朋友去参加中学舞会了，女孩儿比他以前的那几个女友都更聪明。她喜欢读书，查克向约翰透露过，这是一个男人向另一个男人说的悄悄话。
努走了。他在3月底拿到了美国公民证，4月，他申请北卡罗来纳州一家旅游宾馆的清洁工一职，3个星期前，他去那里面试，当场就被聘用了。离开前，他来看过约翰。
“我觉得，你为那并不存在的老虎过分焦虑了。”他说，“老虎有斑纹，这斑纹跟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人们就看不见它了。焦虑的人会因此疑神疑鬼，觉得老虎无处不在。”
“真的有一只老虎。”约翰回答说。
“是的，”努同意说，“在某个地方。但同时，你也越来越瘦了。”
约翰站起来，走到冰箱边，给自己倒了一杯百事可乐。他拿着可乐走到外面的小阳台，坐下，一边呷着可乐，一边想着：如果人人都可以穿越时光那该有多好。可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月亮出来了，就像松树林上的一只橙色眼睛，在游泳池中投下一条血色轨迹。第一批青蛙在聒噪地鸣叫着。过了一会儿，约翰走进屋，往百事可乐杯里倒了多份郎立可（Ron Rico）朗姆酒。他走到外面，再次坐下，边喝着可乐边望着月亮在天空中越升越高，慢慢地从橙色变成神秘的、宁静的银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