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脸上每个斑、每颗痣以及每条皱纹都特别鲜明。
每条皱纹又都透露出背后的故事。他开始了解了。
“闭上眼睛。”魏扎克医生说。
他身形矮胖，浓密的头发和铲形鬓角留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式样。约翰无法完全理解这样的发型。在1970年像这样发型的人在东缅因任何酒吧里都肯定要被围观，而且魏扎克这个岁数的人，可能还要考虑将其收监。
这样的头发。哎呀。
他闭上眼睛。他的头上密布电极。电极连接到电线，电线又连入靠墙架子上的一台脑电图仪里。布朗医生和一个护士站在架子边，脑电图仪正安静地吐出一张宽的方格纸。约翰希望那个护士是玛丽亚·米肖。他有点儿害怕。
魏扎克碰了下约翰的眼皮，他颤了一下。
“呃……别动，约翰，最后两个了。就在……这儿。”
“好了，医生。”护士说。
一阵低沉的“嗡嗡”声。
“好，约翰。你还舒服吧？”
“感觉好像我的眼皮上放了硬币。”
“是吗？你很快就会适应的。现在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程序。我会让你在脑子里想象一些事物，每件事物你大约想10秒钟时间，总共20件事物。明白了吗？”
“明白。”
“很好。我们开始吧。布朗医生？”
“一切就绪。”
“很好。约翰，想象一张饭桌，饭桌上有一个橘子。”
约翰开始想象。他想到一张带折叠钢腿的牌桌。在它上面稍微偏离中心一点儿的地方，有一个大橘子，它布满痘痕的外皮上贴着“新奇士”（SUNKIST）的标签。
“很好。”魏扎克说。
“那个小机器还能看到我想象的橘子？”
“呃……嗯，能看到，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这台机器在追踪你的脑电波。我们正在搜索有障碍的地方，约翰，损伤区域，可能的颅内持续压力的指征。现在不要说话，听问题。”
“好的。”
“想象一台电视机。它开着，但没接收到电视台信息。”
约翰想象一台电视机，在一个公寓房间内，就是他自己公寓内的那台。屏幕上一片亮灰色的雪花。为了接收效果更好，兔子耳朵状天线的顶端用锡箔纸包了起来。
“很好。”
一连串问题问下去。到了第11个事物时，魏扎克说道：“现在想在一片绿色草坪的左边有一张野餐桌。”
约翰想象，在他的脑子里他看到的是一张草坪躺椅。他皱了皱眉。
“出什么问题了吗？”魏扎克问。
“没有，完全没有。”约翰说。他使劲儿想。野餐，法兰克福香肠，木炭火盆……联系，该死，联系呀。在你脑子里想象一张野餐桌能有多难，生活中你可是见过它们无数次啊，一路想过去。塑料勺子和叉子，纸盘，他父亲戴着顶厨师帽，一只手操着把长叉子，腰上系着围裙，围裙上通身印刷着一行歪斜的字体：厨师需要喝一杯。他父亲做好汉堡后，他们会全都开始坐到——
啊，来了！
约翰笑了，但随后就笑不出来了。这一次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是一张吊床。“胡扯！”
“没有野餐桌？”
“真是太奇怪了。我好像根本没法儿……想象它。我知道它是什么，但就是无法在脑子里具象化。太奇怪了，是不是？”
“不要紧。再试一个：一个地球仪，放在一辆皮卡车的发动机罩上。”
这个很轻松。
第19项，是一处路标下放着一只划艇（谁想出来的这种场景，约翰纳闷儿），问题又来了。真让人沮丧。他看到的是一处墓碑旁有一个密封球形救生器。他用力集中注意力想，却想到一处高速公路立交桥。魏扎克安慰了他一下，过了一会儿，导线从他头上和眼皮上拿开。
“我为什么看不到那些东西？”他问，眼睛从魏扎克身上移到布朗身上，“到底是什么问题？”
“很难确定，”布朗说，“可能是一种特定部位的记忆缺失。也就是说可能是那次事故损坏了你一小部分的大脑，我的意思是说非常细小的一点。问题是什么我们还说不准，但很明显你丧失了许多描绘记忆，我们碰巧碰上了两处。你很可能还会遇到更多。”
魏扎克突然问：“你是不是小时候经受过一次头部创伤？”
约翰疑惑地看着他。
魏扎克说：“有一道旧伤痕。有种理论，约翰，是基于大量统计调查……”
“远远没有完成的调查。”布朗刻板地说道。
“的确远远没有完成。不过该理论认为，先前就受过某种脑外伤的那些人更容易从长期昏迷中醒过来……似乎是大脑由于第一次受伤而有了某种适应，从而能让它挺过第二次。”
“这个理论还没被确定。”布朗说。他好像不赞成魏扎克把这个理论提出来。
魏扎克说：“伤痕就在那里。你可能不记得那时候发生的事儿了吧，约翰？我猜你肯定忘了。你是从楼梯上摔下来了，还是从自行车上？伤痕显示是在你小时候发生的。”
约翰仔细想了想后，摇摇头：“你们问过我父母吗？”
“他们都不记得你头部受过伤……你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
有那么一瞬间，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些破碎的印象——包括烟、黑色、油，以及橡胶的气味，还有冷的感觉。这些印象很快消失了。约翰摇摇头。
魏扎克叹口气，又耸了耸肩：“你一定很累了。”
“嗯，有点儿。”
布朗坐在测试台的边上。“现在11点15分了。你今天上午挺辛苦的。如果你愿意的话，魏扎克医生和我会问你几个问题，问完你就回你房间睡觉。怎样？”
约翰说：“可以。你们从我脑子里取得的图像……”
“那是CAT扫描图。”魏扎克点点头，“就是计算机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图。”他拿出一盒芝兰（Chiclets）口香糖，摇出3颗倒进嘴里。“CAT扫描图其实就是一系列脑部X光照片，约翰。计算机强化那些图像和……”
“给你们显示的结果是什么？我还可以活多长时间？”
“什么叫‘我还可以活多长时间’？听起来就像老电影里的一句台词似的。”魏扎克说。
“我听说从长期昏迷中醒过来的人一般都维持不了多久，”约翰说，“他们会衰退回去。就像一个电灯泡，在完全烧坏之前会特别亮那么一下。”
魏扎克哈哈大笑，是那种发自肺腑的有力的大笑，很奇怪，他含着口香糖却没有咳嗽。“噢，太有戏剧性了。”他一只手按到约翰的胸膛上，“你以为吉姆和我在这个领域内都是小孩子吗？唉。我们可都是神经学专家，你们美国人所谓的高端人才。这就是说，我们只是在人脑机能方面不大懂，但并不是彻头彻尾的笨蛋。嗯，跟你说吧，是的，有的人会衰退回去，但你不会。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吉姆，是吧？”
“是的。”布朗说，“我们没发现什么大损伤。约翰，得克萨斯州有一个男的，昏迷了9年时间。现在他是一名银行信贷员，这个工作他干了6年了。在这之前他还干了两年的出纳员。亚利桑那州有个女的躺了12年，她在分娩的时候麻醉方面出了故障。现在她坐轮椅，但是她活着而且很清醒。她在1969年醒过来，见到了12年前她生下的孩子。那孩子当时已经上七年级了，还是名优等生。”
“我会坐轮椅吗？”约翰问，“我的腿伸不直。我的胳膊还好点儿，但这腿……”他的声音弱下去，摇摇头。
魏扎克说：“韧带缩短了，是吧？这就是昏迷的病人开始抽缩成我们所称的‘胎前期状态’的原因。但是关于昏迷中发生的生理退化，我们现在比以前认识得更多了，可以更好地应对这种现象。你一直在医院理疗师的指导下有规律地锻炼，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是。不同病人对昏迷的反应不同。你的退化发生得很慢，约翰。像你说的，你的胳膊反应灵敏，没有丧失功能，但也是有退化的。你的治疗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我该对你撒谎吗？嗯，我想不该。你的治疗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很痛苦，你会痛苦得流眼泪，你也许会慢慢恨上你的主治医师，也许会慢慢爱上你的床。会有手术，如果你特别特别幸运的话，就只有一次，但是很可能需要四次，要拉长韧带。这些手术仍然算是新型手术，有可能完全成功，或者部分成功，也有可能完全不成功。但是上帝保佑，我相信你会重新站起来走路的。我想你可能玩儿不了滑雪或跨栏，但你可以跑步，而且肯定能游泳。”
“谢谢你。”约翰说。他突然对这个有口音、留着古怪发型的人有了好感。他想为魏扎克做些什么作为报答——与此同时一个强烈的愿望（简直是一种需要）涌上来，他想触碰魏扎克一下。
他突然伸出双手捧住魏扎克的手。这位医生的手大而温暖，纹路很深。
“嗯？这是干什么？”魏扎克温和地问。
就在那一瞬间，事情改变了。说不清是如何改变的。只是在突然间，魏扎克好像就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他面前了。魏扎克似乎……站在当中，在一团美好清澈的光亮中被勾勒出来。他脸上每个斑、每颗痣以及每条皱纹都特别鲜明。每条皱纹又都透露出背后的故事。他开始了解了。
“我需要你的钱包。”约翰说。
“我的……？”魏扎克和布朗互相惊诧地看了一眼。
“你的钱包里有一张你母亲的照片，我需要它，拜托了。”约翰说。
“你怎么知道的？”
“拜托拿出来一下！”
魏扎克打量了一会儿约翰的脸，然后慢吞吞地在他的工作服下翻了一遍，拿出一个罗德·巴克斯顿牌（Lord Buxton）的旧钱包，鼓鼓囊囊的，已经变形了。
“你怎么知道我带着一张我母亲的照片？她已经去世了，在纳粹占领华沙的时候……”
约翰从魏扎克手里一把拿过钱包。魏扎克和布朗两人满脸惊愕。约翰打开钱包，没理会装相片的塑料夹层，而是把手伸进后面，手指匆匆拨拉过旧名片、收到的账单、一张已作废的支票，还有一张某个政治集会的旧票，然后拿出一张塑封的小快照。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妇女，相貌朴实，头发梳到后面，罩在一块方巾下。她的笑容灿烂而又富有朝气，正牵着一个小男孩儿的手，旁边有一个男人，身穿波兰军装。
约翰把照片夹在两手间，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出现了一片黑暗，随后从黑暗中冲出一辆马车……不，不是马车，是一辆灵车。一辆马拉的灵车。灯用黑色粗麻布蒙起来。毫无疑问那是辆灵车，因为人们在——
（成百上千地死，哦，是成千上万地死，对抗不了装甲部队，德国国防军，用19世纪的骑兵应对坦克和机关枪。此起彼伏的爆炸。嘶喊，死去的士兵，一匹马被炸出了内脏，两眼可怕地上翻，露出眼白，后面是一架倒翻的火炮，更远的后面，他们来了。魏扎克来了，站在马镫上，在1939年夏末歪斜的雨中高举着手中的剑，他的士兵跟在他后面，跌跌撞撞地穿行在泥泞中，纳粹虎式坦克的炮塔炮追踪着他，锁定了他，将他置于括弧内，开炮，“轰”地一下，他腰以下的部位就没有了，剑飞出手中。路的前面就是华沙城。纳粹狼在欧洲大地上肆虐。）
“真的，不能这样下去了。”布朗说道，他的声音听起来遥远而忧虑，“你在过度刺激自己，约翰。”
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最终来自一个走廊里。
“他让自己进入了某种恍惚状态。”魏扎克说。
这里很热。他在流汗。他在流汗，因为——
（整个城市陷入火海中，成千上万的人在逃跑，一辆卡车轰鸣着左右摇摆，行驶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卡车后面满满一车全是德国士兵，他们戴着煤斗形钢盔，在挥手，那名年轻妇女这时不笑了，她也在逃跑，没理由不跑。孩子已经被送到安全地方去了，这时那辆卡车碾上路边石，挡泥板撞上了她，撞烂了她的臀部，把她撞得飞起来，穿过玻璃窗，掉进一个钟表店里，所有钟表这时开始鸣响，因为时间到了，时间是——）
“6点钟。”约翰声音沙哑地说，他的眼睛上翻到变形的、鼓胀的眼白，“1939年9月2日，所有的布谷鸟一起唱起来。”
“哦，天哪，我们碰到什么了？”魏扎克低声说。那名护士退后，紧靠在放脑电图扫描仪的架子上，脸色苍白，面露恐惧。每个人此刻都在害怕，因为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死亡总是弥漫在这里的空气中，这家——
（医院。乙醚的气味。他们在那块死亡之地上嘶喊。波兰死去了。在纳粹国防军的闪击之下，波兰沦陷了。臀部被撞碎。隔壁床的男人喊叫着要水，喊啊，喊啊，不停地喊。她记得“孩子是安全的”。什么孩子？她不知道。什么孩子？她叫什么名字？她不记得了。只记得——）
“孩子是安全的，”约翰沙哑地说，“嗯哼，嗯哼。”
“我们不能让他这样下去了。”布朗又一次说。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魏扎克声音冷淡地说，“太过分了……”
声音渐渐弱下去。声音被压在阴云下。一切都被压在阴云下。欧洲也在战争的阴云下。一切都在阴云下，除了那些山峰，那些——
（瑞士的山峰。瑞士，她现在姓博伦茨，全名约翰娜·博伦茨，丈夫是一名工程师或是建筑师，不管怎样，反正他是造桥的。他在瑞士造桥，有羊奶，羊奶酪。一个婴孩儿。哦，生产！生产时太可怕了，她需要药，需要吗啡，约翰娜·博伦茨，因为臀部。臀部曾被撞烂过。它做过手术，然后它“睡着”了，而现在由于她要生孩子，骨盆伸展开，它又“醒来”了，开始尖叫。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他们并不是一起降生的，不是——他们是多年的收获。他们是——）
“孩子。”约翰用轻快的语调说，接下来他说话的声音成了女声，完全不是他自己的声音，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一首莫名其妙的歌曲从他嘴里唱出。
“上帝啊，这是什么……”布朗说。
“波兰语，这是波兰语！”魏扎克叫道。他瞪大眼睛，脸色发白：“这是首摇篮曲，用波兰语唱的摇篮曲，我的上帝啊，天哪，我们碰到的这是什么呀？”
魏扎克向前俯下身，好像要和约翰一起穿越那些岁月，好像要越过它们，好像——
（桥，一座桥，在土耳其。然后是远东某个很热的地方的一座桥，是老挝吗？看不出来，在那儿死了一个人，汉斯在那儿死去了，然后又是弗吉尼亚的一座桥，横跨拉帕汉诺克河，还有另一座桥，在加利福尼亚。我们现在在申请公民资格，到一个又热又小的教室里上课，那在一个总是充满胶水味儿的邮局后面。此时是1963年，11月，我们听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时，我们哭了，在那个小男孩儿向他父亲的棺材敬礼时，她想起“孩子是安全的”。这勾起了她某段燃烧、某段剧烈燃烧和悲痛的回忆，什么孩子？她梦到了那个孩子，于是头痛犯了。男人去世了。赫尔穆特·博伦茨去世了，她和孩子们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卡梅尔。一座房子里，在，在，在，在哪里，看不清路标，这在“死亡区域”里。和那个划艇，那个草坪上的野餐桌的情况一样，在“死亡区域”里。华沙也一样。孩子们离去了。她一个又一个地去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她的臀部在疼痛。一个死在了越南，剩下的都还好，其中一个在造桥。她的名字叫约翰娜·博伦茨，夜半独处时，她有时会在钟表嘀嗒作响的黑暗中想：“孩子是安全的。”）
约翰抬眼看他们。他的脑袋感觉怪怪的。环绕在魏扎克身边的那怪异的光芒消失了。约翰感觉身体还算正常，只是有气无力，还有点儿恶心。他看了一会儿手里那张照片，把它还给魏扎克。
布朗问他：“约翰，你没事儿吧？”
“挺累的。”他低声说。
“你能告诉我们刚才你怎么了吗？”
他看着魏扎克，说：“你母亲还活着。”
“不，约翰。她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在战争中。”
约翰说：“一辆德国军车撞了她，她飞起来撞碎了一个玻璃橱窗，掉进了一家钟表店里。她在一家医院里醒过来，患了失忆症。她没有身份证明文件，取了个名字叫约翰娜……或者类似的名字。我没看出她改了什么姓，不过战争结束时她到了瑞士，嫁给了一个瑞士……工程师，我想是。那个人的专业是造桥，他的名字叫赫尔穆特·博伦茨。因此她结婚后的名字就叫约翰娜·博伦茨，现在也是这个名字。”
那护士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布朗医生显得很不高兴，可能是因为他认为约翰在捉弄他们所有人，也有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不喜欢自己规整的测试计划被打乱。但魏扎克的脸上很平静，且若有所思。
“她和赫尔穆特·博伦茨生了4个孩子，”约翰的声音还是刚才那样，平静、有气无力，“他的工作使得他在全世界到处跑。他在土耳其待过一段时间。还有远东的某个地方，老挝吧，我想是，也有可能是柬埔寨。然后他到了这里。先在弗吉尼亚，然后在一些我没看出来的地方，最后是在加利福尼亚。他和约翰娜成了美国公民。赫尔穆特·博伦茨后来死了。他们的其中一个孩子也死了。其他的都活着，而且都过得很好。只是她有时做梦会梦到你。在梦里她在想‘孩子是安全的’，但是她不记得你的名字。她可能觉得现在太迟了。”
“加利福尼亚？”魏扎克若有所思地说。
“萨姆·魏扎克，真的，你不能鼓励这种行为。”布朗医生说。
“加利福尼亚哪里，约翰？”
“卡梅尔，靠近海边，但是我看不出哪条街。它就在那里，但我辨认不出来。它在‘死亡区域’里，就像看不到野餐桌和划艇一样。但她确实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卡梅尔。约翰娜·博伦茨。她并不老。”
“是，她当然不老。”萨姆·魏扎克还是刚才那种若有所思、出神的语气，“德国人入侵波兰的时候她才24岁。”
“魏扎克医生，我不得不强调一下。”布朗声音严厉地说。
魏扎克好像是从沉思中一下子醒过来似的。他左右环顾一下，仿佛第一次注意到他这位小同事：“当然，当然你得强调。嗯，约翰已经完成他的问答过程了……虽然他回答的比我们问他的要多。”
“那都是胡言乱语。”布朗毫不客气地说，而约翰则想：他害怕了，怕极了。
魏扎克对布朗笑了笑，又对那名护士笑了笑。她正盯着约翰看，就好像约翰是一头在粗劣建造的兽笼里的老虎一样。“别说起这个事儿，护士。别跟你的主管、你的母亲、你的兄弟、你的爱人或者你的牧师说这个事儿。明白了吗？”
“是，医生。”护士说。但是她会说的，约翰心里想，看了一眼魏扎克。他知道，她会说的。
他睡了大半个下午。大约4点钟的时候，他被推出来，沿着走廊到电梯，下楼到了神经科，做了更多的测试。约翰哭了。成年人应有的机能控制他好像基本都没有。回去的路上，他尿在了自己身上，像个婴儿一样让人换尿布。深入骨髓的沮丧感第一次（还远远没到最后一次）席卷了他，他毫无抵抗能力，真希望自己死掉算了。自怜夹杂着沮丧，他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啊，他成了瑞普·凡·温克尔。他无法走路，女朋友已嫁给他人，他母亲又迷信宗教。他看不到前面有任何值得为之而活着的东西。
回到房间，护士问他想要点儿什么。如果是玛丽亚当班，约翰会要点儿冰水。但她3点钟时就离开了。
“不要。”他说，翻过身脸对着墙壁。过了一会儿，他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