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常常回想那件事儿。
第二次事故前，那件随着幸运大轮盘一起发生的事儿。
那就像他童年时期的一个警告。
1953年1月，约翰·史密斯在冰上重重摔了一跤，不过到大学毕业时，他已经全然忘记这件事儿了。事实上，小学毕业时，他就已经记不太清了。而且他父母也压根儿不知道这件事儿。
那年，他们在达勒姆的回环塘上一块被清理出来的冰面上滑冰。大一点儿的孩子用旧带子绑扎好的棍棒打曲棍球，球门就用两个土豆筐代替。小点儿的孩子在瞎闹，以他们一贯采用的方式——脚踝滑稽地里里外外弯曲，在零下6摄氏度的寒冷天气中噗噗喘气。冰面一角有两个烧得乌黑的橡胶轮胎，几个大人坐在旁边看着他们的孩子。在这个摩托雪橇还不大为人所知的年代，冬季的娱乐依旧是锻炼身体，而非骑摩托。
约翰肩膀上挂着溜冰鞋，从家里走出来，一过博纳尔镇边界线就到了。尽管只有6岁，但他的溜冰技术已经相当不错了。虽然还没有好到和那些大孩子一起玩儿曲棍球的地步，但也能绕着其他一年级学生转圈圈了。而那些一年级学生要么扑棱着胳膊保持平衡，要么四仰八叉坐在地上。
现在，他绕着冰塘外缘慢慢滑动，希望自己能向后倒着滑，就像蒂米·本尼迪克斯那样。耳朵里传来积雪下冰层发出的神秘的“砰砰咔咔”声、玩儿曲棍球的人们的呼喊声、一辆拉矿浆的卡车去往里斯本福尔斯的美国石膏公司穿过大桥时发出的“隆隆”声，还有大人们的低语声。生活在这既寒冷又晴朗干爽的冬天他感觉太惬意了。他身体很好，也没什么事儿烦扰他的心情，心神俱佳，什么也不缺……只想能够向后倒着滑，就像蒂米·本尼迪克斯那样。
他滑过那堆火，看到两三个大人正在传着喝一瓶酒。
“给我喝点儿！”他朝一个人喊道，那人穿着厚厚的伐木工人大格子衬衫和绿色法兰绒雪裤，那是查克·施皮尔。
查克冲他笑笑，说：“别捣乱了，小家伙，我听到你妈妈在叫你呢。”
6岁的约翰·史密斯笑笑，继续向前滑。他看到滑冰区的路边，蒂米·本尼迪克斯正从斜坡上下来，后面跟着蒂米的父亲。
“蒂米！看着啊！”他喊道。
他转了个身，开始笨拙地倒着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滑进打曲棍球的场地中。
“嘿，小家伙！走开！”有人喊。
约翰没听见。他在滑！是倒着滑！他已经找到了节奏，突然间找到的，就在于两条腿的某种摆动……
他向下看，他太佩服自己了，他看到自己的腿在如何动。
大孩子们的冰球破旧、伤痕累累，边缘满是缺口，此时正迅猛从他身边掠过，不过他没看到。一个技术不好的大孩子追过来，样子基本上就是在瞎闯猛冲。
查克·施皮尔看到了，站起来大喊：“约翰！小心！”
约翰刚抬起头，瞬间，那个滑得不熟练的男孩儿就冲过来了，160磅的体重全速撞到了小小的约翰·史密斯身上。
约翰双臂张开飞了出去。片刻以后，他的头撞到冰上，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一片漆黑……黑色的冰……一片漆黑……黑色的冰……黑色的。黑色的。
他们后来跟他说，他晕过去了。而他所能知道的就是那黑色的冰的影像，古怪地、一遍遍地回旋在脑子里，然后就突然看到上面有一圈脸——惊慌的玩儿曲棍球的孩子们、焦虑的大人们、好奇的小孩子们。蒂米·本尼迪克斯在得意地笑。查克·施皮尔在扶着他。
黑色的冰。黑色的。
“什么？”查克问，“约翰……你没事儿吧？你摔得挺重。”
“黑色的，”约翰挤出一丝声音，“黑色的冰。别再接线了。”
查克惶恐地看了众人一眼，又转回头看约翰。他摸了摸这个小男孩儿头上正在肿起来的大包。
“对不起，我一点儿都没看到他。小孩子们应该离曲棍球场地远一点儿。这是规则。”那个笨拙的曲棍球男孩儿边说边不自信地看看四周，想寻得众人支持。
“约翰？你没事儿吧？”查克喊他。他不喜欢约翰此刻的眼神，看上去黑暗、恍惚、遥远又冰冷。
“别再接线了。”约翰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脑子里只有冰——黑色的冰，“爆炸，酸液。”
“要不要送他到医院？他在胡说呢。”查克问比尔·詹德龙。
“再等会儿。”比尔建议。
他们等了一会儿，约翰的头脑清醒了，低声说：“没事儿，我要起来。”蒂米·本尼迪克斯仍在得意地笑，这家伙。约翰决心要给蒂米露两手。这周末他要绕着蒂米转圈滑……向前向后地滑。
“你来火边坐一会儿吧。你摔得挺重的。”查克说。
约翰让他们把自己扶到火堆边。橡胶熔化的气味浓烈刺鼻，他有点儿想吐，头也痛，又感觉到左眼上方的那个肿块很古怪，就好像伸出去1英里远似的。
“你还能记起你是谁来吗？能想起事儿来吗？”比尔问他。
“当然了，可以，我没事儿。”
“你爸妈是谁？”
“赫伯特和薇拉。赫伯特·史密斯，薇拉·史密斯。”
比尔和查克对视一下，耸耸肩。
“我觉得他没事儿。”查克说，然后第三次说，“但他真的摔得很重，对吧？哎。”
“别说孩子们了，”比尔说，他慈爱地向外看看他那对正在手挽手滑冰的8岁双胞胎女儿，又回过头来看着约翰，“就是大人摔那么一下子也许都醒不过来了。”
“可摔不死波兰人。”查克说，两人哈哈大笑。那瓶布什米尔斯威士忌又开始轮流着传来传去了。
10分钟后，约翰又开始滑了，他的头痛轻了些，额头上的鼓包瘀伤就像一块怪异的烙印一般突出来。到他回家吃午饭时，他已经彻底忘掉了这次摔跤，忘掉了曾晕过去，完全沉浸在领悟如何倒着滑的喜悦中。
“天哪！”薇拉·史密斯看到他时问，“你怎么搞的？”
“摔倒了。”他边说边啧啧有声地喝康宝（Campbell）番茄汤。
“没事儿吧，约翰？”她边问边轻轻碰碰瘀伤处。
“当然没事儿，妈妈。”他没事儿，除了在接下来一个月左右偶尔会做噩梦之外，的确没事儿……在做噩梦的当天他有时会特别嗜睡，以前他在那些时段可是从来不瞌睡的。再往后就不再做噩梦了，差不多同时，也不再嗜睡了。
他没事儿了。
2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查克·施皮尔起来后发现他那辆1948年产的德索托（De Soto）汽车的电瓶没电了。他试着用他那辆农用卡车来助推启动。当他把第二个夹子连接到德索托的电瓶上时，电瓶在他脸前爆炸了，碎片和电瓶腐蚀性酸液喷溅了他一身。他的一只眼睛被烧瞎了。薇拉说，上帝保佑他，没让他的两只眼睛都瞎掉。约翰挺可怜他的，事故发生一个星期后还和父亲去刘易斯顿综合医院看望他。高大的查克看上去特别憔悴、瘦小，他躺在病床上的景象让约翰感觉害怕，因为那天晚上约翰梦到躺在那里的是自己。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约翰时不时会有预感产生——他会在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播放下一首乐曲之前就知道那首乐曲是什么，诸如此类——但他从没有将这些与他那次冰上事故联系起来。那时他已经不记得那件事儿了。
这些预感并不让人感觉害怕，也不是频繁出现。他的生活里没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发生，直到乡村游园会和面具出现的那天晚上，发生了第二次事故。
后来，他常常回想那件事儿。
第二次事故前，那件随着幸运大轮盘一起发生的事儿。
那就像他童年时期的一个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