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引用惠特曼的“孤单相聚”来确认你和我具体完整的存在，是借由你此时此刻的真实存在，才让我获得，或者说忆起了，我真实的存在，并一并想起这一路行来多么孤寂难言，这是否全为着这一刻的相聚做准备呢？在现代“孤岛化”的世界中，这给我们带来一种杳远的感动甚至是震动，这是已变得极珍稀但人人似曾有过的美丽经验，时间停止，却又仿佛飘渺如一瞬，因此欢乐中带着不敢置信和忧伤，用本雅明冷酷到带着幸灾乐祸口气的旁观者之言是，“别具易感之美”——本雅明的话较完整来看是这样：“然而这是一个在长时段中发生的程序。如果我们只把它当作‘倾颓时代的征兆’，甚至是‘现代性倾颓’的征兆，那就犯了大错，这毋宁是一个具有数世纪历史的力量所形成的现象；这些力量使得说故事的人一点一点地走出活生生的话语，最终只局限于文学之中。同时这个现象也使得那消逝的文类，别具易感之美。”意思是，现代人的隔绝处境由来已久，它并非忽然降临的惩罚或更大灾难的预兆，它已是一种确确实实的现实；同时本雅明的意思也是，人和人这样相聚，实体的、完整的、活生生语言的，是常态而不是千年一瞬，人就曾经“定居”在这样的世界之中，而无需特别去寻访，不是在逆旅中不期而遇，需要珍惜需要喟叹还得互赠礼物。
我想起我的老师一首七言诗，果然是写于逆旅流亡之际，末两句是：“惟恐誓盟惊海岳，且分忧喜为衣粮。”把彼此分担的忧喜化做实物的、可用的、拿手上沉甸甸的、他日各自逃难路途中或救得了一命的衣物粮食，这样的誓盟于是有了重量有了内容。
真实的人，真实的事物，真实的相聚，不复存在于我们的居住之地，得动身去寻访，这使得现代人的生命深处总有一种逆旅之感，总想听见什么样的召唤声音。我在想，也许这正说明了多么需要恋爱，即使在眼前并无一人的独处时刻，除了生物性传神的演化命令之外，更多的是，我们渴望一个真的人、完整具体的人在我们面前、在伸手可及之处，好确认恍惚的自己。
本雅明的嘲笑的确没错，现代的小说读者的确是生活于孤寂之中，比其他读者都更加孤独，这是读到一部好的、仿佛把自己讲不出来的话全写出来的小说时，每个人或者都油然而生过的经验，仿若恋爱。但我们可能得这么想，如果那个活生生的年代、那个莱斯可夫所说人和自然共鸣的时代、那个席勒所说素朴诗的时代已经结束且一去不回头，那孤独总比纯粹的隔绝要强，孤独起码还存在感觉，还可以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特个体的存在，一如旅居纽约的作家张北海如此不悔地回忆自己参与六十年代保钓从此半辈子人生恓恓流亡说的，恋爱失败总比没恋爱过强。我一直记得张北海讲这话时的脸上表情。
博尔赫斯曾正色地说：“读书是一种经验，就像，姑且比如说，看到一个女人，坠入情网，穿过大街。阅读是一种经验，一种千真万确的经验。”这说的当然是文学的阅读，大概只剩文学的阅读，还能是“千真万确”的，好像你在大街碰到真实的人、从此展开一段无可替换生命经历那样的经验，其他以概念思维书写而成的书籍很难这样，不管它是《资本论》或是《纯粹理性批判》。也因此，我们面对现代人的如此隔绝、人人像个岛屿的处境，求助于一般书籍，希冀得到解答找到方法，通常总是失望而返，我们很容易弄到一堆言之凿凿、甚至有心理学临床证据有社会统计学数字支撑的答案，却感觉每一个答案都和我们擦身而过，恍然若失，而且即便我们乐意听从配合，它们却总是衔接不上我们的经验，完全无法实践。于此，本雅明敏锐到一种地步地指出如此困境的真正核心：“事实上，所谓的劝告，也许比较不是针对一个问题提出解答，而是针对一段（正在发展中的）故事，提出如何继续的建议，如果我们要人给我们一份劝告，那么我们便得先叙说我们自己的故事。而且更基本的是，如果一个人要得到有益的劝告，那么他先要找到适当语言来表达他的处境……编织在实际生活体验中的劝告，便成为智慧。”
是啊，不真的是要“一个”答案彻头彻尾换一种人生，没有谁做得到这样或真的打算这样，而只是我此时此刻这个人生要如何继续而已；困难也不在于有没有解答，尽管我们往往错觉如此，困难在于我们得如何先讲清楚自己的处境，人生命中有太多麻烦很难概念式地提炼出来，化成单纯干净的问题形式来发问，它只能在连续性的、完整的具体经历中明灭恍惚地呈现并且被领受。
追根究底些来说，这我们得怪上帝，一如诺斯替教派讲的那样，因为我们不幸有一个相当笨的上帝，他老兄在创造时未善尽自身职责，包括没把我们的心、头脑和嘴巴顺利连成一线，我们能感受的，远远超过我们能思考的，又远远超过我们能讲得出来的。
可感的世界真的比可知的世界大太多了，概念思维只在可知的世界进行，概念式的问题也只在可知的世界中发问，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常听说，问题比答案重要，问对问题答案自然就跑出来了，原因在于从问题到答案，在可知的世界之中，就只是推理演绎一条坦坦大道而已，跑都跑不掉。由此，我们知道柏拉图那段乍听荒诞神秘的认识论主张极可能是讲得通的，柏拉图以为，人的所有知识都只是记忆，我们此生此世忘掉了它，然后在生命中不假外求地重新认真地想起它来，回忆的方法便是逻辑和辩证法云云。
至于窄迫的可知世界之外，那个广漠、芜杂的可感世界怎么办？那些在生命时间流淌中新的、偶然的、持续碰触你肌肤侵入你感官的东西怎么办？它无法清晰到可用语言直接表述，又独特到无法进行概念抽取，因此建立不起命题，无法演绎无法辩证无法用既有“记忆/遗忘”封闭模式包藏起来。对这些异质东西，柏拉图的想法很简单，当然也有点赖皮，他把它们全驱逐出去，认为它们全是低劣的、琐细的、不重要的而且有碍于我们对真理的专注寻求。另一方面，我们也晓得柏拉图要把诗人文学家悉数逐出共和国，只留一点工具性的、是非分明的假东西好“有益人心”，这两样柏拉图生命中最重大的驱逐作业绝非偶合，它们是同一件事，也为了建构同一个东西——柏拉图的概念性封闭认识体系，也就是他的理想国。
柏拉图预设了一个纺锤形的思维模型，在所有烦人的杂渣清理殆尽之后，各种概念性学问乍看不同各自努力，但最终全指向同一个好东西，也许偏理性气味的叫做真理，也许更广阔些把道德、信念、价值也全收拢进来叫做至善，稍后还得到宗教神圣加持、干脆推到极致成为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神或上帝，当然也可以俚俗易懂些就代称为“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罗马”。在当时，我们不能不说，这真的是极其动人的思维乌托邦版本，它应许一个看似不远的终点逗引我们如诗人说地平线逗引飞翔的雁群，让思维挥别早期人们素朴的一时一地经验世界，快速、锐利且野心勃勃各自朝某一个方向或说深处进展，铸造成一个一个不同的学科，用各自抽象的、专业的概念语言捕捉适合各自渔网孔目大小的隐藏真理，当时人类的思维图像，遂有点像科学家想像的宇宙生成大爆炸图像，从一个完整不分割的总体经验核心爆炸开来，碎片各自向着四面八方快速飞去，并形成一个一个独立的星系——今天我们走进任一家像回事大小的书店，仍抬眼就看到这个星系简图，标示着学科星系名称的书架各据一方，指引着我们找书选书并缅怀昔时。
然而，就生命整体而言，柏拉图这个纺锤形的、大家放心很快会在道路末端济济一堂融洽相会的预言很显然彻底落空，无限而且开放的世界，让每一门学问彼此越前进就越分离，如天文物理学红位移现象所透露的那样，而空间和时间的持续扩大隔绝又复造成此语言的歧异发展，越来越无法对话，甚至连分享彼此的思维成果都困难无比；另一方面，可知的世界又太小了，思维把自己限定其中；很容易就走到了极限撞上演化的“右墙”。人类这一段昂首奋进的思维历史真相是，差不多到得十八世纪笛卡尔、斯宾诺莎的最鼎盛时刻，各种撞墙的不祥声音也就开始传了出来了（比方说莱布尼茨的单子，独特、不可分割不可化约的存在，休谟的大怀疑论及其回头全面检查感官和经验，甚至，顽固封闭的宗教亦有卡尔文教派号称“最终辩神论”的上帝不可知主张和预定说，好荷兰小孩般堵住千疮百孔的神学漏洞，恢复上帝的自由和无限），往后，几乎每一门学科都陆续思索自身的极限问题及其定位，只赋予自己有限的门标，构筑防御性的壁垒，比方说经济学宣告价值中立、科学不处理人的情感和信念，甚至放弃追问事物的原因、法律只管外部行为不看人心云云，他们甚至把严守自身的专业分际称之为“高贵的义务”（有点儿像我们把战败撤退称之为“转进”），凡不知道的都当保持沉默。
同时，我们也不难注意到，在思维方法上，曾经雄踞最中心位置的逻辑学三段论而今安在哉？演绎让位给归纳到今天又让位给爱因斯坦简直无法忍受的统计和几率（“上帝总不会跟我们掷骰子吧？”），数学这个曾经是最高贵最纯净的概念性学问地位一落千丈（我们是否也留意到数学自身由最早期以等号为主体的最严格因果关系，逐步发展为去认识数字之间、概念之间的各种更松弛、更复杂甚至更偶然关系，如大小、性质、规律、对应、近似乃至于联想云云，这我们从数学符号的发明历史就可读出来），都向着同一个方向变化，传送给我们相同的讯息。
概念思考的如潮退却，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它们不会因为你不处理而消失，或者该更严酷来说，它们不但不会因为我们宣告不可知、没有明白立即的答案就从此停止折磨我们，相反的，它们只会因为我们束手无策而变得更迫切更猛烈，像死亡就是其一，概念思维从不能妥善处理死亡，死亡被认定是言语边际之外的东西，是永恒而纯粹的疑问，是我们生命之外黑暗甬道里的事，但在我们真实人生里，它仍高悬我们头上，静静等在我们眼角余光之处，如影随形追蹑我们的足迹，并在我们无力防御的睡梦翩然来临。曾经，在很久很久之前，人们如佛雷泽所说的用神话来驯服过它（即便是柏拉图，在记忆苏格拉底死刑定谳的对话，苏格拉底赖以抵抗死亡的仍是神话），如今我们只能靠药物和健身房跑步机来拖延它。今天，是人类历史上最怕死的时代，原因还不在于我们过得最好、有最多要保护的东西因此死不起，而是无力处理的恐惧，否则我们也不会同时又是自杀率最高、仿佛生无可恋的沮丧时代。
总而言之，这些概念思考扔下来的空白，不是幻觉不是我们吃饱撑着想太多，它们全真实到一种地步，该说时时袭来还是干脆讲就是我们生命的基本处境（所以米兰·昆德拉笼统称之为人“存在”的问题，是小说独特的询问和动身冒险），在没有神、没有普遍真理、了不起的论述各自成立却彼此冲突、人人说着只有自己少数人才听得懂但片面性话语的这个幽黯的历史时代，谁负责思索那些大家都宣称与我无关的空白？谁去寻求大家都可能听可能讲的共同语言？谁还肯去和人类仍忍不住做着的无限之梦对话并试着表述它抚慰它呢？
一如米兰·昆德拉，卡尔维诺说的也是：“过分野心的构想在许多领域里都遭到反对，但在文学却不会。只有当我们立下难以估量的目标，远超过实现的希望，文学才能继续存活下去，只有当诗人和作家赋予自己别人不敢想像的任务，文学才得以继续发挥功能。因为科学已经开始不信任一般说明和未经区隔、不够专业的解答，文学的重大挑战就是要能够和各类知识、各种密码罗织在一起，造成一个多样化、多面向的世界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