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黑字，尤其是更装订成为书籍的可怖威胁，很奇怪也很有趣，有极聪明的人在书籍才诞生不久的曙光时刻就神经质预见了，而不是在受尽痛苦折磨之后才生出的经验之谈。
这让我想起一段篮球史上的有趣名言。我们知道，美国的职业篮球曾在七十年代分裂成为两大联盟，有三十年历史传统、较文雅的NBA，和新创的、打红蓝白三色球的ABA。后面追赶的ABA人为了抢市场，努力发明了不少球场花招（如三分球、灌篮大赛云云），还刻意强调暴烈性冲突性的球风，尤其鼓励球员在比赛中灌篮。因此，这句名言便是：“NBA球员不大灌篮，是因为他们以为在对手面前灌篮是不礼貌的；ABA球员拼命灌篮，则是因为他们也以为在对手面前灌篮是不礼貌的。”
人类对书籍的正面负面看法也是这样——今天我们赞叹书籍的发明，是因为我们相信书籍可抵抗时间传之久远；而古人质疑书籍的发明，则是因为他们也相信书籍可抵抗时间传之久远。
有些惟恐天下不乱似的，博尔赫斯只要一谈书籍的相关话题，几乎忍不住一定先谈这个，我们这里只举他（《论对书本的迷信》）文中的一段：“众所周知，毕达哥拉斯没有写过东西。贡佩茨曾为他辩护说，他不写是因为他更相信口头表达的优越。柏拉图的确凿无疑对话，比毕达哥拉斯纯粹的冥思默想更具力量，他在他的《蒂迈欧篇》中宣布：‘发现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和先祖是件艰难的事，即使一旦发现了，也不可能向所有人宣布。’在《斐多篇》中，他讲述了一则埃及寓言来反对书本（书本这种实践使人疏于利用记忆而依赖符号），并且说书本就如画出来的形象，‘外表栩栩如生，但却不会回答任何问题。’为了减缓或消除这种缺陷，他想像了他的哲学对话。老师可以选择学生，但书本无法选择它的读者，他们可能是愚钝或歹毒之人。这种柏拉图式的疑虑曾见之于非基督教文化大师克雷芒特·德·亚历山大的话语之中，他说：‘更为谨慎的做法是不写东西，而是用活生生的声音去学、去教，因为书面的东西会流传下去。’他又说：‘把一切写在书中犹如把剑放到了孩童手中。’这些话也出自福音书中：‘勿将圣洁之物赠于狗，不可在猪群之前撒珍珠，以免遭其踩踏而后又来糟践你们。’这是最大的演说大师耶稣的格言。他一生只在地上写过几个字，而且没有任何人看过这几个字。”
感谢博尔赫斯为我们做此博学的搜罗，当然，更得感谢的是书籍，为我们一路辗转保留下来这么多睿智而且反对它自身之话语。
我们看到，在这些对书籍和文字不信任的声音中，并不只是玻利瓦尔式的为自身的历史声名清洗护卫，他们有更大、更无我的真实忧虑。这个忧虑，我们可以说，最根本处起自于赫拉克利特式的敏锐警觉：“你不可能伸脚到同一条河水里两次。”如果说万事万物如流水般是瞬息的、变动不居的，你如何可能以一组固定且有限的符号去捕捉不停运动中的活生生事物呢？就算我们别无他法，非得“暂时”地用语言或文字来表述不可，我们又如何可以让这暂时性的、理应用后即弃的表述凝冻起来存留下来呢？不是就该像纳瓦霍人仪式颂歌的沙画般在结束时立即毁去吗？从连续的、流变的万事万物，到当下的口语，再到固化的文字，最终到碑铭般风雨不动的书籍，这不就是中国人“刻舟求剑”故事里的老教训，一种随着时间愈失真愈远离的愚人做法吗？
的确如此，这些忧虑全是真的，即使几千年后的今天听起来仍令人心头一紧——否则聪明如博尔赫斯也就用不着再重述一遍给我们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