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可以的话，我个人强烈建议阅读者能对同一书写者（当然是够好的书写者）进行完整无遗的整体阅读，因为文字的符号性缺憾、文字的隐喻本质，有太多东西无法直接说出来，无法不遗失地用文字全部呈现，无法原原本本放入一本书里，你需要更多线索才有机会捕捉，因此，你还得为这一个单点一个单点的书重新接上一道时间纵轴，好寻回思维曾绵密走过的路，你也得翻找书与书之间交织成的网络，这些存放于书本之外的东西才可能被掌握。也就是说，如果你习惯斤斤计较，这会是个更划算的阅读方式，你会发现你每多读他一本，它的进展不只是1+1的算数级数增长，也许讲呈几何级数暴增是太夸张了，但多数意想不到的红利却是真实可保证的。
是的，包括书写者失败的作品。失败的作品一样有你要的线索，搞不好还更多——这绝不是鼓舞人的善意谎言，这是真的。最好的那些书往往太接近完美了，浑圆，找不出接点的缝隙，如同一体成形，不存在时间的痕迹，而是自在的原有的像天地之初就造成好端端摆在那里。如同我们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这样的书，即使你也在访谈文字中看到他本人明明白白告诉你，他书写的速度极慢，慢到甚至一整天下来只写一句，他总是反复修改到近乎神经质，写个短篇长度的稿子就得用去五百张打字纸，但这两个“事实”你就是联不起来，这样流丽如亚马逊河奔流的小说若非一气呵成写完如何可能？相反的，一部不那么成功的作品，却四处留着缝隙、留着坑坑洞洞和斧凿痕迹，把书写者的烦恼和书写过程给暴露出来。我没记错的话，国内的小说名家张大春在他还用纸笔书写（如今他“进步”成电脑打字），并用修正液涂改时，曾有过一个神经质的职业性忧虑，那就是立可白修正液的化学成分抵抗时间的能力究竟如何？它会不会在油墨褪去、纸张腐朽之前就先剥落？果真如此，那手稿的存留就是个令人头皮发麻的威胁了，届时，你不欲人知消灭掉的那些失败不愿见人的句子和想法，不就再次立可白落石出了吗？张大春书写的忧虑，老实说，正是负责处理手稿的老编辑行之久矣的不为人知窥秘乐趣。作为一个编辑如我，最趣味盎然的、觉得比一般读者多点特权的，就是可看到作家手稿上大笔划去的作废文句，哦，原来如此，原来他是这样想事情的、这样子选择的，原来这里也可以而且差一点就往另外那一头写去……
正是这样，失败之处、失败的作品通常会留下更多线索，尤其是珍贵而且不容轻易察见的思考过程和书写判断。我们也许可以说，看最好的书，是阅读者最美好的享受，然而，读一本没那么好的书，你的确会少点享受，甚至有咬到沙子的不舒服之感，却有机会换取思维的更丰富线索以为的补偿，这样的阅读，于是很适用于进阶的、野心勃勃有想事情习惯的阅读者。
从这里，我们便接上了我个人这几年来不无忧心成分的一个想法——我以为台湾应该到了大量阅读“二流好书”的时候了，因为只读最顶尖的寥寥好书，是标准的业余性阅读的象征，是幼年期阅读社会的象征；开始往更广大的下一层书籍去，才是专业性阅读的建构，个人的实践是如此，社会整体的实践亦复如此。
专业者和业余者有何不同？这个问题总马上让我想到教我围棋的先生讲给我听的一件事，那是日本女棋士小川诚子拿到女流名人时的一段访问。小川的丈夫是业余棋手，被问到他们夫妻对不对弈时，小川摇摇头说，专家棋士和业余棋士是不一样的，业余棋士下棋是乐趣，可以享受围棋的纯粹乐趣而下棋，专家棋士无法这样，专家棋士有时候是很苦的，你经常只觉得困惑，不懂这棋要怎么下，可是你还是非想下去、下下去不可。那专家棋士下棋难道就毫无乐趣可言吗？被问到这里，年轻的小川秀丽的脸上浮现了一丝委屈的神色，她想了想说，有乐趣，但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乐趣。
我想，我们大概可以想像出来小川所讲“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乐趣”的大约意思。专业，我个人不喜欢只把它看成某种大于人而且外于人的没情感庞大工业性体制（尽管它的外形一不小心就变成如此德性，比方说文学专业一落入到某些学院科系之中，其结果便往往是人人扮演小螺丝钉、小零件的工业性体制），我以为专业的核心在于问题，以及面对问题长期经验堆累和验证的有效思维方式。它源自于人对某个巨大、切身、普遍且无可遁逃大问题的专注追索，这类兹事体大到接近某种人类共同处境的大问题，人们很快发现，它不是孤立现象和个别性难题，而是一种普遍性的关注和集体意义的思维开展；人们也很快发现，它极可能大到不适宜作为“一个思考对象”意图一次就想完它，有必要笛卡尔式拆解开来大家分进合击；人们更很快发现，问题还会引发出问题，并随环境和时间流变，绝不是一代人所可能收拾干净，人必须保持耐心和谦逊，把自己置放到这个集体思维里头，弄清楚前人思维成果并在此一基础上持续前进。
也因此，专业者受着某种必要的规范，放弃某一部分的随心所欲，以换得思维的有效展开。专业性的阅读有不得不耳的强迫成分，只因为他所感知的问题，尽管有自身的独特焦点和着色，但仍包含在一个长时间建构起来的思维传统之中，这赋予了此一问题某种坚实性和严肃性，不能随个人乘兴而起兴尽而消。而专业性的阅读更有相当乏味的成分，只因为它要求思维者对此一思维传统有足够的理解，你必须知道自己站在这道长河之中的哪个位置，他人又在哪里，因而对它的基本假设、语言和方法及其历史沿革得多少有概念，这通常不会是怎么有趣的阅读部分；过去失败的实例及其内容也很重要，不管带给你的是启示（如某种具有潜力的失败）或教训（告诉你此路不通，避免再次支付惨痛的代价），这也通常是不好玩不好看的部分；而当下平行于你的其他思维者在想什么干什么也不好忽略，因为它们作为此一领域现象的构成成分，对你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包括迷思和病征，所以就连劣作都得咬牙不放过。
对于台湾这种抄捷径的后期追赶社会而言，我们常慨叹社会专业性不足，尤其在灾难暴烈袭来的困厄时日（如9·21大地震、“宪政”危机或SARS云云）。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专业所以不足，绝不是顶尖的好书读得不够，不是新知的匮乏，事实上，台湾在追逐和全球尖端资讯的无时差同步化一事上，毋宁是最饥渴最急切到有病的状态，少有其他社会能比（比方说日本，对于欧美热门新书的翻译引进或好莱坞热片的进口上档，往往比台湾要慢上几星期）。我们的问题不在当下和未来这个方向，而是如小说家冯内古特说的在一百八十度的另外一头，我们要做的是回头“补修学分”的工作，是把快速追赶时不得不遗漏的一个个知识缝隙给坚实地补满起来，把过往别人（还好是别人）惨烈的失败经验给捡拾起来并铭刻在心，这是今天台湾阅读该开始的硬功夫一面。正如一位了不起的职业（亦即专业）球赛巨星深刻告诉我们的：“职业球赛要处理的是失败而不是成功。一名顶尖的篮球射手，每投两球就得失败一次，一名领百万年薪的打击好手，上场十次就得失败七次；一支伟大的冠军篮球队，一年少说也要输二十场球以上；而一支拿下总冠军的棒球队，更要输到六十场以上。因此，真正的职业球员不在于怎么享受成功，而在于如何和失败相处，并在失败时好好活下去。”
在欠缺着一劳永逸的终极答案此一前提之下，我们说过，人类的每一回成功其实只能是进展，因而不仅蕴藏了不安的、暂时性的成分，而且每一个问题的成功解答通常还是复数的，不止一个。你要在两种以上的成功中如何做出惟一的选择呢？是增税还是减税？是发展还是环保？是最大效益的成长还是社会正义的分配？是内阁制、总统制，还是双首长制及其他？在如此关键抉择时刻，光秃秃如单子的末端成功“概念”很少有帮助，你得把它放回时间之流中，看它们如何被建构并发展成如今的模样，它们根据的是什么样的假设，依赖什么样可替换不可替换的时空条件，有多少历史的不可逆转机运添入其中，曾在什么状况下崩解或被利用为恶云云，换句话说，你需要的不是再多知道它多成功多威风，反倒是要努力分离掉它的偶然性，真正去理解它的限制、弱点并计算其支付的代价，而这些，通常集中暴露在它失败的灰头土脸时刻。
海明威说，运气好的话，你会成功。这便有失败是遍在的、甚至是常态的意味，成功反倒像是很偶然才肯造访一次的奇迹；而本雅明更进一步指出，即使在最成功的小说中，我们进入其内容所真正看到的，依然是“人的失败或成功底下深刻的意志消沉”——我们可不可以就大着胆子说，成功，常常带着较多奇迹似的，或至少说独特的、一时一地的成分，难以百分之百移植复制，反倒是失败较少是因为只是坏运气的成分，而是结构性地撞击到人性的痛处、暴露出人的基本限制和普遍困境，因此，现代小说要深向地挖掘人性，便只能往失败处去，那里才有超越历史机运和个别独特性的深奥共相。
我们来举一个较为台湾社会熟悉的实例，比方说美国基于总统制的今日民主成果，这个我们普遍信之不疑努力想模仿的东西，他们老牌的政论家李普塞特坦言那只能说上帝慈悲天佑美国，意思是你愈研究它愈看清它这真他妈的好险一定是一段无尽偶然到接近神迹的幸运历史过程。包括它有幸生成于一个只此一个而且只此一次的广阔富庶而且孤立两百年不受强敌干扰的好整以暇大陆，拥有着可消化大量多余人口、冲突以及种种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有的困境和过大野心梦想（人类社会最具爆炸能量之物）的无人大西部，更依赖一些今天已不复存在的天真信念、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通过两百年时间无数次的“微调”而成，这里头包括了昔日清教徒的信仰及其道德行为规范，包括了人类遗留在理性主义时代种种危险“真理”的诚挚信心和坚毅实践，包括已永远过时不会再返回的假说和理论如天赋人权的概念云云。是这些和政治制度设计无关的历史偶然因素疏通了、抵御了复杂不安定的基本人性，一次一次拆除了理论上必然引爆的定时炸弹雷管（美国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时期的野蛮掠夺性资本主义肆虐下，都没能召唤起够分量的左翼力量），这显然不是人的睿智，而是上帝的悲悯，或正经点说，历史的罕见宽容。
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美式民主的制度性真相及其能耐，得把目光稍稍往下降一些，到南方拉丁美洲一次又一次悲惨的失败经验里去看，或跳到大西洋另一端的戴高乐法国，那才是美式民主失去了非制度性偶然保护，和普遍人性硬碰硬的真实结果。
今天，但凡够诚实的政治学者都会告诉你，美式民主的诸多制度设计不仅古老过时，而且有太多危险到几近无可避免之处，最暴烈的莫过于每四年就来一次、赢家全拿到其意接近革命的总统选举方式（理论上，一个新总统上任可以一年间更换并任命超过两万名以上官员，这样的总统当然值得动用一切手段争取，更值得暗杀），真正节制着过大总统合法（请注意，是合法的）权力让他备而不用的，不是孟德斯鸠、洛克、杰斐逊、汉密尔顿谁谁猜想假设的制度性制衡，而是历史特殊条件（如曾经强大如独立加盟国、到今天仍有一定对抗力量的州权）、宪政惯例、长时间建构而成的人的深厚民主素养和种种成熟强大的社会力量（如遍在的独立传媒和中间团体）。
而最有趣而且设计上最没道理的，莫过于已成美式民主最大神迹的大法官制度。这个至高无上的司法力量，是古老真理时代的产物，穿越了时空运行于早已是相对、妥协、对人性虚无的政治权力场域之中，他们仍奉真理之名，超越了拥有一切资源和武力的行政力量，还超越了拥有一切民意的议会立法力量，意思是既超越了代议制的议会至上，还超越了绝对民权。而这么强大且终极性的权力，掌理者是什么样的三头六臂之人呢？就只是九个“宛如壮丽民主神殿中九只安静小甲虫”的老头子，没有民意程序的加持，更没有相衬武力的保护，在寥寥有数的行政助理人员协助下，用思维和语言安安静静行使他们决定性的伟大职权。
而且，这九个宪法之神还是终身制，总统提名，国会通过，一旦任命完成，只有死亡才能阻止他们。
如此谁看都荒唐、极度不均衡的设计怎么可能不出事、不早早瓦解呢？怎么不会在施行过程中充斥着滥权、腐败、收买、威胁、贪渎、构陷、暗杀等可想而知的黑暗之事呢？是曾经有过，美国大法官在十九世纪很长一段时日声名狼藉，但他们奇迹式地撑了过来，在二十世纪绽放光芒，把一部两百年前写成的不合时宜老宪法，修补解释到今天仍堪用如新。
很多国家想学这个，但没有直接移植成功的例子，因为成功的奥秘不在千疮百孔的制度办法里，而在两百年的历史实践之中，这是最困难的部分——这使我想起那个有关温布尔登草地网球场的老故事。相传，美国人也想拥有号称“全世界最美丽一块草皮”那样地底下盘根不动、地面上青翠如茵的网球场，便去请教英国人要如何建造，英国佬耸耸肩，轻松地说：“简单啊，找块地，把草种上去，记得每天按时浇水，一百年后你们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