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我们曾提到，在袁世凯死后，他的两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的就势成水火，两不相让。二人斗得你死我活之后，终于把个统一的中国，弄得一分为二。骨牌效应，直到今天（二零零一年），还无法复合。话说到底，他二人为什么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可呢？为什么他二人斗争后遗症的骨牌效应，又拖得如此深远呢？一般史家都见怪不怪，认为这只是两个军阀的争权夺利，在那无法无天的军阀时代，不管是哪一派军阀，争权夺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于他们斗争的骨牌效应，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为意了。
问题是：军阀时代固然如此，根据我们读史的经验，不特他们底帝制时代的前辈早已如此，他们底国共两党的后辈，在后军阀时代也还是如此啊。试看‘甲午战争’（一八九五）前后的翁李两派，对中日和战的辩论与斗争，和‘戊戌变法’（一八九八）时的帝后两党，他们之间的斗争误国，比黎段二人严重得多呢！
再看后军阀时代，国民党之内的汪蒋之争，蒋李冯阎之争，甚至CC与黄埔之争，相形之下，黎段之争，都是小巫见大巫呢。
再看自称最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早期的所谓路线斗争，毋烦细说。其后他们当权者之间的毛刘之争、毛林之争，不露骨的毛周之争，乖乖，那还了得，老段老黎这两个‘老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他们这些‘小党阀’相比，岂不是小儿科哉？
效验明时方论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二十世纪中国，史有明文，国共两党的党史家，如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我想这该是绝对否认不了的、绝对的事实吧！哪能专怪‘军阀’呢？我们这群‘丑陋的中国人’（引一句柏杨名言），尤其是政客、党棍，何以下流至此，这就发人深思了。
不过，朋友们，我们也不能专门迷信柏杨先生，只顾丑化自己同胞。其实所谓先进国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样丑陋呢。有名的英国绅士，该是民主运动历史上最标准的模式吧！你知道他们唱‘虚君实相’这出样板戏，唱了多少年，才唱出点名堂来？从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开始，人家搞虚君实相，搞了好几百年，才搞出一套两造相安的制度来呢！其间闹革命、闹复辟、诛议员、杀大臣，不但丑态百出，更是人头滚滚呢。看人家挑担不重，我们只看人家美丽的结果，不看人家丑陋的开始，就以为我们包办了丑陋了。这是个制度转型必有的现象嘛。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成绩，尤其是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还不算太见不得人呢！
因此，要知道转型期中国的政治问题，我们还得搜搜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要知道，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从宏观史学的角度来看，它有两个重大事项，有待解决：
第一，是现代式的‘转型问题’，转个什么型呢？曰，从帝王独裁专制的制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转’向议会政治的共和制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canism）。我们原不要转型，而终于发生了这个转型运动，实在是西风东渐，受了强大的以夷变夏的外在原因影响的结果，但是要完成这项转型，根据世界历史的纪录，和中国秦汉变法之第一次转型的经验，我们认为至少需时两百年以上才能圆满完成。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时代，还停滞在转型的‘初期’。这时能维持古老中国安定的专制式的老制度已被彻底破坏，能够维持共和中国安定的、制衡式的新制度还没有实验出来。在此新旧交替，青黄不接之时，国家没个维持安定的制度，社会就无法安定下来了。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转型的问题，也是我们所常说的所谓‘历史三峡’的问题。航行在这个历史三峡之中，我们的船队，到今天的老江时代，还免不了在回水中打转，何况当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则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结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
第二，民国初年，也算是时机巧合，正碰上了一个传统式的‘改朝换代’的问题也正待解决。因此新旧问题搅在一起，政治社会的病情就更为复杂，更难对症下药了。改朝换代的老问题是什么回事呢？最简单明了、最通俗的历史哲学便是‘三国演义’上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问题了。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制度’，我们这个打破世界政治史纪录的‘秦制度’，其兴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只能维持两百年就要来个‘改朝换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这个‘改朝换代’的周期。此时老朝廷腐烂到底，气数已尽。纵使没个现代的革命党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动的改朝换代了。
洋人研究中国历史，像已故费正清先生的‘剑桥学派’，就把这个现象叫做‘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s），咱们自己则叫做‘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程序，便是罗贯中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罗贯中有兴趣的‘三国时代’（二二零～二八零），这一分合程序，长至六十一年，下一个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时代’，则由于外族入侵、五胡乱华，发生了比较复杂的‘以华变夷’的同化过程，这一分合程序竟延长了两百七十余年（三一七～五八九）之久，到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可能是由于内外在情势都比较单纯，所以只‘分’了五十七年（九零七～九六零），就恢复统一了。
至于这最近的一次，读者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见的‘分合’过程，若从袁世凯死亡之年（一九一六）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一九四九）为止，这段中国历史上，最近的分合过程，虽然是文化转型和朝代更迭，两病齐发，患者更觉痛苦，但是为时也只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较短的一次了。当然，海峡两岸，时至今日，也还在‘分’裂状态之下。若谈真正的‘合’而为一，恐怕还有一段时间要等下去呢。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是从治世退化到乱世，而分久必合则是拨乱反正；再从乱世恢复到治世。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或洋观察家所说的‘朝代循环’，它是从一个崩溃了的帝王专制。经过一番换汤不换药的‘分合程序’，再回转到另外一个相同的帝王专制，依样画葫芦，照本宣科，从头来过。新朝的一切设施，都有‘前朝’的蓝本可循，新旧两朝之间的循环程序像三国前后，从西汉换成东晋。南北朝前后，由东晋换成隋唐。在五代十国前后，从唐朝换到宋朝。各朝惩前毖后，稍加改进，依样画葫芦，这葫芦，就容易画了。因此一些流氓、无赖，利用农民起义，打平天下做起开国之君来，也可以做得相模相样，不离大谱，照样可以造福生民。
可是，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运动’，就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或朝代循环了。它是立国基本制度的转型，是一个‘改朝换制’的运动。我们要从一个东方式的、帝王专制的传统‘转’到一个现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议会政治上来。这个一转百转的、现代化、改朝换制的转型运动就千头万绪了。
因此，按照中国改朝换代的老规矩来说，毛泽东当国时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应该和两汉、唐宋明清的开国盛世不相上下才是正理，而老毛这个‘开国之君’却把他的新朝代的开国盛世，搞成狗屎之不如的、无法无天的烂时代者，何也？其主要的原因便是传统的开国之君，医国医民，只要按老药方，医一种病。而老毛之所要医者，则在传统的改朝换代的老毛病之外，还要加医一个一时并发的现代爱滋病，他这个训练不足的传统庸医，和乱用西药的农村赤脚医生，不中用的土郎中，便强不知以为知的，药石乱投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痨病鬼，没有被毛郎中毒死，也真是命大啊！
现在言归正传，再看看黎段二人在吵些啥子？袁死之后，北京政府由他二位来接班。他二人，一个是总统（黎）；一个是总理（段），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所谓‘民元约法’之中的几十个字了。读者如不惮烦，为明了他二人之间的所谓府院纠纷，我们还得把袁世凯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宪法问题稍事温习一下，才能说得清楚。
原来在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派试行组织共和政府时。他们本来决定以美国政府为蓝本，采行‘总统制’。等到后来中山决定让总统大位于袁时，为防止袁氏独裁专制，党人乃又决定放弃美国的总统制，改采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因此以宋教仁为首的法制委员会，乃由宋氏执笔，于一夜之间草拟了一部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旋经参议院三读通过，并由临时大总统孙文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明令颁布施行，是为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基本大法。这就是中国制宪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元约法’。
当袁世凯接替中山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这部‘民元约法’也是他就任总统的法律基础。按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是一种‘责任内阁制’，总统只是个荣誉职位。可是这项革命党人试图限制袁氏独裁的设计，很快的便被袁氏所逆转了。当时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袁的老友、国民党的新党员，和孙中山的小同乡、新朋友——唐绍仪，曾认真的加以推行。但是他只做了两个月责任内阁的阁魁就挂冠而去，继任者就变成袁总统的鹰犬了。
迨民国的第一个国会在民国二年之初正式诞生，新成立的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胜，成了国会中的多数党，年方三十三岁的多数党魁、野心勃勃的宋教仁，正预备按他自己主稿的‘民元约法’，来组织‘责任内阁’，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其后在‘宋案’的骨牌效应之下，孙袁双方都不依法行事，自此枪杆出政权，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也就再无法统之可言了。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被袁氏削平之后，袁当上了正式大总统，经过一番手脚，便废除了那个实行‘内阁制’的‘民元约法’，而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五月一日，另行颁布一套实行‘总统制’的‘新约法’了，故事复杂，事详前篇，此地就不需多赘了。
迨袁氏暴毙之后，南北统一，全国称庆，南方的护国派乃联络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坚持恢复‘民元约法’和‘民二国会’为南北恢复统一的主要条件。所幸当时身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对新旧约法之选择并无成见，盖按‘新约法’主政，则直承袁世凯之衣钵，虽是段之所望，然改依‘旧约法’主政，实行‘责任内阁制’，亦正是现任内阁总理的段氏之所好也。因此在黎的坚持、段的支持之下，黎段的新政府就废除了袁氏的新约法，而改行旧的‘民元约法’了。
按‘民元约法’，北京政府原是实行‘内阁制’的，但是在黎段联合当政时期，这个北京政府却变成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非牛非马的政府。这也就是当时北京政府之内，派系斗争底最大的乱源所在了，何以如此呢？原来按政党政治之常规，实行内阁制的政府，理应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的党魁，来组织所谓‘政党内阁’。可叹的是，这次恢复了权力的国会，原已残破不堪，却没个多数党可以组阁，更没个可以代替段祺瑞来出任内阁总理的党魁。
更可叹的是，段祺瑞这位现成的阁魁，在国会内也没个他自己的政党。国会之内虽也有极少数，有心拥段以自重的小派系，甘心作为段的御用鹰犬，但是这些自称‘中和系’的小党派拥段原属借势，影响力太渺小了，造不成气候，因此段要组阁，就非向其他党派，尤其是人才济济的国民党借材不可了。
再者，按约法，黎总统虽是个‘虚君’，但是按挥之不去的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除汉献帝和刘阿斗之外，有几个国家元首真是虚君呢？黎元洪这位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作汉献帝和刘阿斗呢？他不但自视是段的上级，那些拥有军政实力底南方的革命派和护国派群雄，也都要利用他来和北洋系争权。有了这些南方的实力派作后盾，他就更不是虚君了。
更可笑的是，段祺瑞这个封建传统出身的老藩镇，也没有把自己上司真正当成虚君的习惯，他也认为黎元洪是他底上级，是应该享有若干实权的大总统。因此段系人物中只有个精明强干、有现代头脑，而自视过高的政客徐树铮，真把‘民元约法’当成护身符，而敢于去黎的总统府替段总理背黑锅，不时的颐指气使一番。因此，他这位秘书长也就变成反段派底众矢之的。黎大总统和黎系人物，非把他赶出国务院不可。这也就是拙著前篇所说的徐孙（洪伊）之争的关键所在了。
总之，这个转型期的北京政府，实在是个黎段共治的两头马车。黎认为段祺瑞是由他特派的部属，组阁时阁员的遴选，他也是责无旁贷的。因此，黎的心腹肱股——孙洪伊，也就应运出任段内阁中炙手可热的内务总长了。段虽视孙为背上之芒，段派中的徐树铮更视之为眼中之刺，亦无可如何也。
再者，在黎段的联合汲引之下，带有国民党籍的伍廷芳、陈锦涛，和程璧光就分别出任段内阁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和海军总长了。因此这个段总理，如真的负起‘责任’来主持国家大政，如参加欧战、举借外债、发行公债、废督裁兵，乃至一般的内政外交政策，而与阁员发生了龃龉之时，这些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阁员，由于不同党派，而闹出双重忠诚（doubleloyalty）的政治问题，来个联合杯葛或辞职，段总理就要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人单独到国务院去上其独人班了。
笔者作此事实的叙述，一般读者看来，可能认为是在说故事、讲笑话，来奚落我们的段总理，其实这只是个真实的故事。您怎能相信，在后来‘参战案’的高潮期，国民党籍和黎系阁员联合辞职，真逼得我们这位个性倔强、不善周旋，而又刚愎自用的段老总，真的一个人到国务院去办公，而上其独人班呢？黎总统就因为这位老军阀的国务院内只剩他一个人了，乃一不做、二不休的，下令把他‘撤职’。这一下才引起北洋系督军的联合造反、溥仪复辟，一大串的政潮来，迫使他向外国使馆逃难。最后还要恭请老政敌——段前总理，回来收拾残局的荒唐故事。到时再详叙吧。
长话短说，在北洋军阀集团里，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人君子，有节操、识大体而清廉可风的、难得的政治军事领袖，而民国政局最后崩溃到底，其骨牌效应至今未息者，他二人也是始作俑者。何以如此呢？说穿了，实在是那时适当转型初期，中国中央政府还未能转出个可行的制度来。这个非牛非马的中央政府，就非出纰漏不可了。
试看段祺瑞这位所谓‘责任内阁’的内阁总理，在古今中外的议会政治史上，哪有个责任内阁之内，负责内政、外交、财政，和海军的重要阁员，都由反对派（opposition）的政客来充当呢？有之，则只有段总理一人了，真是打破金氏纪录。因此，在这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荒谬情况之下，谁也弄不上轨道。形势比人强，史家就不能厚责于两位还是相当可敬的老军阀了。
事情之更有滑稽者，段祺瑞既然在议会政治上如此无知和窝囊（naive），那为什么这个总理位置非他出任不可？这我们就得说清楚段氏政治实力的根源所在了。段的政治力量，是建筑在他对当时北洋系所把持的地方藩镇的影响之上。这些藩镇老爷的现代名称，便叫做‘地方军阀’了。我们读史者，不是动不动就说民国初年那个时代是‘军阀时代’吗？的确，那时中国的政权是落在军阀之手，他们并且有个松散的组织叫做‘督军团’。而这个督军团内，手握重兵的督军们，大半都是段祺瑞的门生故吏。他们为着群龙无首的实际需要，也是由于所谓旧道德，或封建道德的心理用，促使他们都以段总理、段老师的马首是瞻，这就是段的潜势力所在了。
其实段祺瑞本人倒是个四无的总理，他一无直辖的军队；二无可以盘据的地盘（像张作霖在东北，阎锡山在山西，岑春在两广那样）；三无固定的经济收入，除由英国人所控制的若干‘关余’之外，段内阁没个固定的财源。它初成立时连维持北京治安的军警、府院国会人员的薪饷，都无法按时发放，要靠有国民党籍的财政总长陈锦涛去四处张罗（见下节）；四无一个固定外国势力可以倚靠（像国共两党最初之联俄，国民党后来之联美），皖系直承袁世凯衣钵，原有其反日之传统的。段祺瑞其时之力主‘参战’，而日本尽力加以阻扰，便是段要抵制日本对山东的掠夺，皖系后来之终为日本所利用，而日本又反而支持中国参战者，那是日本在‘西原借款’阴谋得逞以后的事（详下节）。
从表面上看来，段在北京政府之内的政治基础，既然如此脆弱，以黎元洪为首的反段派，对他难免就有其过分轻视的心理了。黎元洪的错误，便是他得意忘形，眼看段老总在北京政府之内变成个孤家寡人了，就居然把他‘撤职’，这一下他就触动了一个大的马蜂之窝，群蜂齐出，督军叛变，黎老总招架不了，就只有逃之夭夭。这一来，再经过一番‘张勋复辟’的闹剧，此后在‘安福系’控制中的北京政府，才真正的成为皖系的天下，此是后话。
皖系的政权既然靠的是地方军阀的支持，这些地方军阀又是什么回事呢？这儿也有稍事澄清一下的必要。
在上节我们不是提到传统中国有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问题吗？合久必分就必然会出现王纲解纽、法统扫地、藩镇跋扈的老现象。这一现象发生在近现代中国，就是所谓‘军阀横行’了。
我们要知道，一个正常运做的国家，不论帝制或民治，总得有个维持社会安定的法统。老实说，当代中国所谓‘转型运动’，也可说是从一个老的、不合理的维持社会安定的旧法统‘转’到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比较合理的新法统。
秦始皇以后，两千年来，在传统中国里，维持社会安定的旧法统是什么回事呢？引用一句毛语录里明确记载过的老话，那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十二字真言了。那是毛主席从共产党闹革命，闹出来的经验之谈。只是下面还有一句：‘中央服从个人’，他老人家不好意思说出口罢了。其实这十八个字，便是我们两千年来帝王专制制度，也就是毛主席所歌颂的‘秦制度’（秦始皇所发明的制度）的精义之所在，这也就是维持旧中国安定的‘老制度’、‘老法统’。因此从现代政治转型史的观点来看问题，毛之倾心于这项老制度、老法统，就是所谓封建反动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转型最后的目标，是现代化的议会政治，不是谁服从谁的制度。把它翻译成中文也有个十八字诀，那就是：‘上下各有职守，彼此分工合作，大家依法行事。’在先进的民主法制国家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便是如此的，这就和中国式的‘下级服从上级……’那十八个字，在制度上完全不一样了。可是，这一套所谓‘民主法制’，是完全与我们政治传统相违背的洋东西。我们要把它全部学会而掌握之，非数百年不为功也。民国时代一时学不到，大家搞起议会政治来，其结果反变成既不分工、又不合作，更不依法（例详下节）。哪能不打他个头破血流，弄得‘民国不如大清’呢？
因此，朋友，上述的老制度、旧法统，不论是如何的封建反动和不合理，它却是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有效率的制度。我们既然搞不出个新制度来代替它，弄得无法无天，全国大乱，那就反不如保留这个有效率的老制度为佳了。这也就是民国初年的老百姓，抱怨‘民国不如大清’，当前大陆上某些保守的中国人，还在怀念‘毛主席时代’的道理了。
这也是‘历史三峡’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时都要发生‘回水’最主要的原因了。这也就是民初的黎段交恶的症结所在了。在他二人之间的政治运作，没个制度可以遵循，维持旧中国安定的下级服从上级的‘老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依法分工合作的‘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二人之间一旦发生了疙瘩，不论是大是小，不论为公为私，都无法和平解决了。把话说清了，则黎段之间的问题不得解决就没什么费解了。
在拙著前卷‘袁氏当国’中，我们曾提到民国元二年间，袁世凯和国民党之争的问题也在此，那个原有的‘老制度’没有了，按议会政治的规则来解决政治纠纷的‘新制度’，孙袁两方都还不谙此道，对之置若罔闻，不愿遵守，大家就搞起‘枪杆出政权’了。孙的枪杆被袁的枪杆打败了，孙袁双方就都要恢复秦始皇的老办法了。孙在野，只能口说；袁在朝，就真的搞起上述的十八字真言了。在袁氏搞帝制运动之前，他也的确的做到了，中国在表面上也真的恢复了短期的安定，革命党人不投降的，就只好到股票市场去打打股票的主意，以了余生了。
袁之糊涂是他得意忘形，要穿龙袍、做皇帝。他如有他后辈蒋介石、毛泽东一样的聪明和机警，只搞搞‘于右任（余又任）、吴三连（吾三连）’，做做终身总统，朋友！袁还是个治世之能臣呢。在他的治下，古老的中国可能不需要等到江泽民、朱镕基的出现，也就早登富强之列了。不幸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要自己来搞黄袍加身，历史三峡，就要发生回水倒流的现象，前功尽弃，言之可叹。
袁死黎继，上述三句真言就一句也没有了。下级既不服从上级，全国也不服从中央，中央也不服从一人了。这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史里面，便叫做‘王纲解纽’。在一个有两千年，习惯于‘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里，一旦王纲解纽，便全国瘫痪，一瘫到底，法纪荡然，就变成藩镇跋扈、军阀横行了。
既然在军阀横行之下过日子，我们也就可以把‘军阀’二字慢慢来下个定义了。什么叫做‘军阀’呢？‘军阀’便是在王纲解纽、法纪荡然、制度瘫痪的情况之下，政府体制中以统率军队为职业的人，据其部队为私有，下级不服从上级，全体不服从中央，中央不服从一人，这种完全不受国家法令约束，或对国家法令阳奉阴违，而习于自由行动的武装军官，不论大小就是军阀了。
笔者记忆中，幼年时，曾知道我乡的农村小镇里，出了个诨名叫做‘魏三闹’的‘魏督办’，他拥有枪兵二十余人，为一镇之长。他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原是一个低级的民团（美国今日叫做militia）小队长。想不到一次军阀混战中，他的上级都不见了，他就变成我们这一镇的‘督办’了。他可以随意征夫、抽税以自给。我们全镇也仰赖他防盗、防溃兵，而与以由衷的拥护。后来政治秩序恢复了，新建的地方政权，动摇不定，对他既不敢、也不愿强加管束。因此他这个督办，仍然是我行我素，做其颇有生杀之权的小土皇帝。这就是笔者幼年所亲见的一个军阀细胞了。
从这些小细胞开始，大到一县、一省，最大的军阀像张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可以拥兵数十万，据地数省，做其督军、省长、护军使、巡按使，甚至把持中央政府，做其大元帅、大总统。那些没有地皮可据的游离军阀，像孙殿英、冯玉祥，或由孙中山所招揽的一些失去地盘的滇军、桂军、川军、湘军，则四处就食，随意倒戈，但他们既不服从上级，也不服从中央，更不受法令约束，而自得其乐，则本性不改也。
这种大至曹锟，小至魏三闹的，大小不同类型的军阀，据当时研究军阀有成绩的专著，和笔者个人的计算，在十二年之内（一九一六～一九二八），大致在三千人左右，他们所统率的枪兵，总共不下百余万。可怜的中国，就在他们这三千多个大小军阀的混战之下，而没有亡国灭种，也真是个奇迹。（参见‘孤军杂志’，和文公直著‘近三十年民国军事史’，以及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一册，页一～一六六。）
因此本篇所谓‘皖系政权’，也就是漂浮在这种军阀混战的大湖之上的一只由段祺瑞掌舵的破船，可是如上节所述，做为这个中央政府实际领袖的段祺瑞本人，却没个直属的部队和直辖的地盘。但是他和冯国璋二人却是北洋系的元老，他们下面的省级军阀，却分别依附在他二人的旗号之下，逐渐变成党同伐异的两大派系，这就是后来的‘皖系’和‘直系’军阀的来源了。因为段是安徽（皖）人；冯则是直隶（今河北）产也（两系名称亦另有说法，详下文）。因此他们直皖两系所控制的北京政府是什么个东西，也就不言可喻了。
记得不久之前，邓公小平三起之后，某次曾在一公开场合，说明中国不能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因为三权分立，实际上是‘三个政府’同时运作，行政工作，相互抵销，效率太差，在中国断不能施行，云云。当时栖身海外的社会科学家都难免暗笑小平太上。毛泽东那个土老儿，不懂啥叫‘人权’，邓小平这个土老儿则不懂啥叫‘制衡’。
其实，邓公如果是个史学教授，上台讲授早年中华民国政治史，他那套‘三个政府论’就完全正确了。袁世凯之所以要做皇帝，就是要把那行不通的三个政府变成一个政府。后来皖直奉三系政客把个北京政府搞得一团糟，也是因为那‘三个政府’的制度，在中国实在行不通之所致。
事有更可悲者，则是西方民主政府的三头马车，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三权分立也。‘院’指的是‘法院’，而不是‘国务院’。因此我们民国初年所搞的，事实上只是‘两头马车’——‘府院’和国会，或行政与立法分立而已。他们把‘法院’一直当成个冷衙门，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在民国初年，中国所搞的只是个两头马车，已搞得乱成一团，真正的搞起三头马车来，哪还得了？甚矣，议会政治之难学也。
二战后国共内战，中共大搞其统战时，喊出最漂亮的口号就是要强迫老K搞三头马车、三个政府。可是等到人民中国一旦成立，他就收起三权分立的老口号，而另外搞其民主‘专政’的一个政府了。最近老江也认为，中国如果要再搞西方式的议会政治，十二亿人民就要挨饿。据说台湾今日弄得水深火热，也有人要劝陈水扁总统去掉点祸水，并改名陈太平，那也是台湾搞西方式的三个政府搞出了毛病的结果。今日尚且如此，一百年前的民国初年，那还用说吗？历史发展形势如此，夫复何言。
所以议会政治行之于中国，直到目前为止，实在真是三个政府，一点也不错。邓子名言，只是言其在中国施行的特色而已，原无大错也。根据历史的经验，老江的话，亦未始没有道理也。不信我们试看本篇所谈的黎段之争，其关键便是这‘三个政府论’，在中国无法实行的实例，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