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纪之末，我们平心静气，摒除近百年来所积存的成见，并以近十余年来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所开放出来的视野与史料，再来回看世纪之初的纷纷扰扰，在比较史学的法则之下，我们难免也有一番觉今是而昨非的检讨。就以袁世凯来说吧，笔者始自孩提，可说就未读过一本对袁氏有正面评价之书。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我个人对袁氏的议论，也可说是从全盘否定开始的。但是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那有若斯之绝对哉？从不同角度观之，禽兽圣贤往往却适得其反也。天何言哉？
笔者不学，在史学中与袁某纠缠，所读不下数百万言，近年述而作之，盖亦在十万以上。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语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货比货，吾为袁世凯悲，亦如余之为汪精卫惜也。二人一为‘能臣’，一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节出入，纵有可议，皆无伤传世之名。二人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为曹操，一为张邦昌，就遗臭万年了。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胚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才德不称，也做其宰相大梦，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也……。袁家骝教授向我叹息，说：‘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称帝，克定确是个关键人物。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别无足述，而其人又无行。睌年竟以好‘男宠’而破产破家，贫困以终。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之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了共党。亦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覆无常，而心比天高，囗若悬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为这种ThinkTank所误，不败何待？然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在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转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观条件，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客观条件，无一相侔，怎能不失败呢？思之可叹。
上篇已简略言之，袁世凯斗垮了国民党之后，改组了官制，修改了约法，重订了大总统选举法，把自己推上既可传子，亦可传妻的终身大总统之后，事实上已经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顶皇冠和一个帝王名号就是了。真是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想不到这阵东风，竟从太平洋的彼岸吹来，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 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 1859～1939 ），竟适时的提出了一篇‘帝制优于共和’的宏论。这一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袁总统就真的订制龙袍、雕嵌宝座，要做起皇帝来了。
古德诺仁兄是怎么回事呢？古氏那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议人、当代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也是现代中国国际法的重要启蒙导师之一的顾维钧的博士导师。我国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王法’，开始向西方现代的‘民法’转型，而自己无信心，乃向欧美和日本借才作顾问，便请到了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有贺对西方法学究有多大火候，暂不管他；古德诺倒的确是个权威，在纯学理上说，他对这个‘顾问’（ advisor ）之职，胜任愉快，那是没得话说的。他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学博士生的导师，但是做起转型期中、动乱中国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学）顾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国古语说，‘文章不与政事同’，正是这话。他来中国所发生的影响，不在象牙之塔内的‘政治学’，而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实际‘政治斗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古氏之来华，根据中美官书，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dn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绍而来的。但是实际介绍人，我怀疑是他在哥大所教过的大弟子顾维钧（1887～1985）。敲边鼓的则是顾的莫逆好友王宠惠（1881～1958）。王是民国第一、二、三届内阁中，耶鲁出身的最年轻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时年才三十挂边。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岁。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绍人，顾公微笑不答，但也没有否认，只说袁做皇帝时，他已在华盛顿做驻美公使了，未用过‘洪宪’年号呢。
哥大校长巴特勒（ Nicholas M. Butler ）那时是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根据哥大所存该基金会的史料，中国政府所想聘请的顾问，要是个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这一点却把我的老友、卫立煌将军的东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诺问题最深入的专家——郅玉汝教授弄糊涂掉了。在郅兄看来，要研究制宪，就应向实行宪政最成功的英美学习嘛。为什么向把宪政弄得乱七八糟的法国学习呢？回答这个古怪的问题，所牵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学’，而是实际的‘政治斗争’了。
笔者在前章里就曾提过，辛亥前后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原是个‘美国模式’的总统制嘛。但是在孙、袁交递时，革命党人（尤其是宋教仁）为怕新总统袁世凯弄权，在‘临时约法’里，乃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那时实行内阁制最先进的两个国家，就只有英法两国了。但是英国所搞的是‘君主立宪’；法国所搞的则是‘共和立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原是戊戌变法时，保皇党康、梁所借用的蓝本，不应再用。则革命党人今日所要学习的就只有个法国式的‘共和立宪’了，所以那时中国政府所要聘请的是一位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了。参见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学术讨论会纪录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讲‘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于台北国父纪念馆，页一二八。
再者，那时能向国外聘请宪法专家的权在总统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先采用总统制，后改内阁制的‘民元约法’，原是宋教仁于一夜之间草拟出来的。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长，后虽升任农林总长，他和法制局，乃至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关系，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孙、袁蜜月期，袁在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在实际政务上采取的是低姿态，雇一员外国专家的小事，不在他的伤脑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国大学教员中延聘其精通宪政法例，并专熟法兰西共和宪法者一员，充任政府法律顾问，并襄办宪法编定事宜’的安排见同上影印合约原件。
不幸古顾问应聘还未到职，宋氏已遇剌而含恨九泉矣。可是这种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则非来自象牙之塔里的美国书呆子古德诺，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诺出生于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年五十四岁，这时在哥大教书已整整的教了三十年。在象牙之塔内，目不窥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案前书（那时的哥大校园还是纽约郊区，晨边高地，森林茂密，狐鹿成群，是个静修治学的圣地，与今日的嘈杂，迥若霄壤。），古某是个不折不扣的满腹诗书、胸无城府的夫子，拿了两万五千银元（无税的年薪），当时的美金一万三千六百元，其购买力约合今日三十万美元有奇，加上高车驷马，婢仆保镳，真是飞向枝头作凤凰，文章有价。他自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若论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历史家秉笔书之，都可说是第一流的。
古德诺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是三年合约。但是他实际在华服务，却分成两段。古氏夫妇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晋见袁总统。然古氏在华全时服务未及一年，便双喜临门。美国的约翰霍浦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竟寄来聘书，聘为校长。经商请北京同意，古氏乃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新职。其在华顾问事务，则由卡氏基金会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遥领之。因此在一九一五年夏季，乘暑假之便，古氏于七月中二度莅华，为时六周。因此古氏在华全时服务，不过一年半载。不幸的是，这一年半载，却是中国试行共和政体的关键时刻。以古某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他底片言只字，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影窨，都是无法估计的了。
上节已言之，古氏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时，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紧锣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讨袁；袁亦调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更不幸的是，古德诺正是生长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拜拜’。很自然的将美作华，他就站在北方林肯总统的一边，而视南方所发动的二次独立为应该被镇压的动乱了见哥大存档，古致哥大校长巴特勒的多封私函中所表示的态度；上引郅文亦有节录。
再从纯学理出发，古氏也认为当时由国民党议员所控制的国会，抓权太甚，有损于共和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因为对当时正在使用中的‘临时约法’，和正在制定之中的‘天坛宪法’，都是采取法国式的内阁制。古氏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中央行政管理，应该强而有力。因此他也于天坛宪草之外，另替中国拟了一份古氏宪草，主张中国应采取总统制，中国总统在行政权力上，应该超过当时在位的美国总统。
此一古氏宪草的英文稿，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曾保存有两套原著。笔者服务哥大期间（一九五二～一九七二），曾不时取出在教室传观。今次为撰写本篇，曾再往原馆查阅，其书卡犹存（书号分别为 B342.511 C44 及 441）而两书皆佚。遍询上下负责人，皆不知所终，为之痛恨不已。所幸此稿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尚存有一份；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书中亦有复印本见U.S.Dept.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4。pp.42～51。可供参阅。
此外，更使他反感的，则是那些在国会之内，担任宪法起草委员的党人，党派偏见（ partisan ）太深，他们不但在宪法上写定，内阁向众议院负责（见‘天坛宪法’第八十一条），纵在国会休会期间，他们还要保存个‘国会委员会’，以代行国会职权（第五章各条）；对行政部门作常年不断的监控。这一来不但把‘三权分立制’，变成了一权独大的‘国会独裁制’，那个与国会平行的‘大总统’，也就变成个橡皮图章了。（等于是后来国民党政权中，汪、蒋合作时期的林主席；和在共产党政权中作橡皮图章的人大委员长。）古氏认为这种立法权（ Legislative Power ），侵犯行政权（ Executive Power ）的建制，也是民主政治中史无前例的，和不应该存在的。袁世凯显然是受古氏评语的影响，在‘天坛宪法’经国会通过后，未出四天，袁氏便于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也就随之瘫痪了参见上引郅玉汝讲稿页三四～一三五。
笔者附注：此事在美国宪法史上，亦数见不鲜。在笔者撰写本稿期间，一件柯林顿大总统绯闻案，正把美国朝野，弄得天翻地覆。笔者不学，由于个人治学上的兴趣，曾把这宗宪法纠纷，从开头就跟踪到底。这位生就帅哥而好色的柯大总统，由于行为不端，偷鸡摸狗，被国会内的右翼共和党卯上了。他们借口总统在大陪审团之前说谎和作伪证，犯下宪法规定应受弹劾的重罪，要赶他下台。其实此案从头到尾，只是一桩三权分立的政府之内，立法与司法部门勾结，打压行政部门的无烟内战。话说从头，是七十年代水门案之后，国会中人认为总统权力太大，为防制将来的总统再越权，乃拨下钜额预算，设立一个独立检察官，专门监督总统和最高级官员的不法行为……。这就是我们孙文主义里面的监察院，和美国立国哲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验主义，也是邓小平‘黑猫白猫’哲学，在政治上的实际而有效的运用。不幸近二十年来，风向右吹，最高法院、国曾，和独立检察官都被极右翼的保守政客所把持。他们对一个民主党左翼而有十分民望的总统的社会和外交政策，早就深恶痛绝，而无如之何。正好这位帅哥西门大总统，又好色过度，就被独立检察官史达捉了奸。共和党和它的极右翼联盟，乃以此为借口，来把这倾向自由主义的总统，斗垮、斗臭。史达的权力，本极有限，要查明享有特权，而夫人又着意维护的好色总统，婚外奸情，原属不易。谁知这个为极右势力盘据的最高法院，不顾国家荣辱，和宪政原则，竟与史达通力合作，赋与史达一切权力，把总统奸情，查得须眉毕露；也把自己国家的元首，变成全世界媒体上所共赏的西门庆，成何体统。如今更让众院投票政客，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个美国潘金莲的亵衣之内，并将这位淫荡的莫妮卡，捧上千万富婆的宝座，向全国青年女子散放毒素，也太不成话了……。简言之，这也是民主国家三权失调的政治斗争中，走火入魔的怪现象。不过吃一堑，长一智，今后那个独立检察官的偌大权力，肯定是不会再有了。这就是美国的立国哲学 Pragmatism （实验主义）利弊之所在的具体表现。当年在中国大力推荐实验主义的胡适老师，实未尝参透也。盖实验主义一定要有个有‘定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为基础，始能搞‘一点一滴的改革’。美国今日这个‘独立检察官’之存废，和两党在绯闻案中的斗争，若没个有定型的法治民主的社会为基础，那就要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人头滚滚了。姑引目前这段时事，来帮助说明，在我国民国初年，民主学步初期，政治转型过程中，那桩画虎不成的小插曲。关于近年美国极右翼保守主义之滥觞，及其对美国政治社会之影响，下列论文，颇堪一读： Andrew Sullivan，“ Going Down Scream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 11， 1998. pp. 46ff.
长话短说，古德诺在华的一年半载，正值中国政坛，总统制与内阁制争辩最烈之时；也正是袁总统与国民党拔刀相见之时，而古教授的适时出现，无意中也就变成总统制最有力的辩护人（ defender ）。既然代表总统制的是袁大总统，而代表内阁制的是国民党，在这场南北战争中，在国民党和亲国民党的社团看来，古德诺很自然的便被看成袁世凯的‘魔鬼辩护士’；而在袁氏和亲袁的政团里，古氏很自然的也就变成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的最有力的理论‘中坚’。因此在二次革命结束之后，袁氏所推动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如上篇所述的新的‘大总统选举法’、‘解散国民党训令’、‘停止国会议员职权’、‘废弃天坛宪法’、‘增修临时约法’、‘颁布新约法’、‘实行一院制’、‘废除内阁制’和‘总统世袭制’等独裁政策的推动，古氏的理论，纵无决定性的影响，至少也是被袁派引为借口的，尤其是一院制‘新约法’的颁布，古氏且以吾道得行，引以为慰呢。古氏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新职，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出席在纽约举行的政治学会年会，作主题演说（ Keynote speech ）时，即以当时的中国的宪政改革为题，对‘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推崇备至。汉译讲辞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九三九～九四五，原存顾维均私档；英文原稿见美国政治科学院所发行一九一四年年刊；摘要见十一月二十日，纽约时报： Dr. Goodnow Speaks on Birth of Chinese Republic at Dinner of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虽然古某也一再坚持，他对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建议（ advice ），是从纯学理的立场出发的，但是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则对他的‘纯学理’毫无兴趣。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古顾问对‘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大力宣传。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使这位来自美国的权威教授，变成中国未来皇帝的‘御用文人’，而古氏由于初临东土，对诡谲的中国政坛，毫无认识，乃被无辜的卷入中国的臭酱缸，作帝制派的替罪羔羊，几至不能自拔。其被栽赃，栽得最惨，而百口莫辩的，则是他那篇著名的所谓‘帝制优于共和论’了。
原来当古德诺于一九一五年七月第二次来华时，正值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完全结束，袁政府大难不死，外患稍纾，喘息方定，乃又回头为内政国体，重作旧梦。当初曾力主中央集权的古德诺顾问，既然适时归来，袁大总统乃纡尊降贵，请古顾问就以评议‘天坛宪法’为题，就世界各国现时所采行的国体，一评共和政体与帝制政体之优劣，以为袁氏本人，以及中国推行宪政前途之参考。这本是古某在二次来华之前早有心理准备的暑期作业，万里归来，所为何事？因此乃尽展所学，为袁总统上了一篇万言条陈，以报知遇。古氏这件备忘录是专为雇主袁大总统撰写的‘密件’，以供袁氏个人参考的。不意此文后来竟为袁党汉译为‘共和与君主论’，文中并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发交华文媒体广为宣传，它就变成杨度等人所组织的推行帝制的‘筹安会’的圣经了。后来袁氏帝制不成，身败名裂而死，遗臭后世。古氏因之也颇蒙恶名，有人甚至怀疑他受贿执笔，使古老头跳到黄河洗不凊，他本来在美国政坛也是宦途似锦，竟因此一败笔，而前功尽弃。原来在古氏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声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之下，共和党固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也。不幸古校长竟因‘助袁称帝’之嫌疑被黜，使他合恨终生，也真是无妄之灾。
笔者抗战期间在重庆读大学之时，即颇思一读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之原著，以见其真相。无奈战时大后方无此治学条件，未能如愿。战后留学来美，曾在古氏寄存于哥伦比亚大学之私档中细索之，还是一无所获，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所存古氏遗文中，此件亦无踪影。真是踏破铁鞋，所幸上引美国国务院旧档中却有一复印本见上引 Foreign Relations， 1915.pp，53～58与原汉译本互校之，颇开茅塞也。中文谡稿原载一九一五年九月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实录’。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九四六～九五一，和上引郅玉汝讲辞，均收为附录，可供参考。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应存有原件也。
古德诺这篇论文，在近代革命史家的诅咒中，不用说是反动透顶了。纵是在开明史家，如不才的老友李新、李宗一（已故）两教授笔下，也是篇大大的‘谬论’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一九八七年，北京中华书局版，页五七一，末段。其实从法理、学理和史实的角度来看，古老头这篇‘谬论’，还不算太‘谬’。他的谬，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 political naivety ）……。他不该在那个紧要关口，写那篇助纣为虐的文章。学术虽是中立的，但在那个没有中立地区存在的是非时刻、是非之地，客观是非的标准就不存在了。我们今日如重览斯文，把它当作一篇‘史论’来读，觉得他也颇能言之成理嘛。
提要而言之，则是古某认为各种政体制度本身，如帝制也，共和也，固无绝对优劣之可言。其所异者端在其采用之各族群国家是否能适用之也。即以共和政体（ Republicanism ）来说吧，百余年来之大国，行之最有效者。实只美法二国而已。美国立国之初，其志只在独立，本无一定实行共和政体之初衷也。只以移民海外，侨民之间独缺有统治历史与训练之皇族。加以开国诸贤均颇有老英伦议会政治之素养，更以开国元勋之华盛顿未尝生子，纵接受黄袍加身，登基为北美王国之乔治一世，亦无美王乔治二世可传。故坚守共和政体为立国之本者，偶然固大于必然也。加以北美地广人稀，生活条件优厚，教育发达，民智大开，人民视参政为义务，以故共和政体竟能一成不变，浸为民主大国，适者生存故也。非共和之优于君主也。
再看法国：法国革命（一七八九）直承美国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之余波，原亦醉心于自由民主，然法国无议会政治之传统，人民对共和政体殊难‘适应’，亦可说共和政体不适合法国国情也。以故时不旋踵，革命将领之拿破仑遂加冕称帝矣。其后帝制独裁更翻扰攘，至一八四八年革命再起，建立第二共和，旋因人民自治能力不足，原革命将领、老拿破仑之侄，竟背叛共和，恢复帝制。直至一八七零年之普法战争，首都巴黎陷敌，帝国崩溃，法人乃建立第三共和以迄于今。固知法国人民在共和学步中，三起三落，实未能一蹴而几也。
其后拉丁美洲之西葡两国殖民地，由于摆脱两国之统治而次第独立，因受美法共和政体之影响，乃相率建立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巴西诸共和国。然南美诸国缺乏美法两国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经济等共和政体所必需的条件，因此画虎不成，共和政体竟相率变成寡头独裁政权。然各独裁政权，如有深具统治能力之强人统治，有时虽亦可相安数年至数十年之久，然若斯强人一旦老迈或死亡，因无固定继承人，则往往群雄并起，争夺政权，就弄得全国大乱，民无噍类矣。古氏且特别举出墨西哥的独裁者爹亚氏（ porfirio Diza ）为例。爹总统统治墨西哥逾三十年（一八七六～一九一零）。最初亦能相安无事。然在爹氏日益老迈昏聩之时，由于没个法定继承人，而弄得群雄并起，一国之内总统五人，墨西哥就不成个国家了。所以古老说，一个国家如果搞共和政体画虎不成，与其落得个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权，倒不如干脆实行帝王专政之为愈也。因为搞帝王专政，它还有个老香火、老法统可依法行事。老王晏驾，自有小王按老法统，和平接班；不像个人专制的寡头政权，一旦老寡头死了，众多小寡头，必需大打出手才能接班也。笔者按：不信试看二战前后的极权国家的表现：列宁死后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孙中山死后的汪、蒋；斯大林死后的马林可夫、贝利亚，和赫鲁雪夫；毛泽东生前死后的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和凡是派；邓小平生前死后的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所以古老头说与其画虎不成搞假共和，倒不如干脆开倒车，搞真帝制。因为承继式的寡头政治（ Hereditary Autocracy 帝王专制），实远比非承继式的寡头政治（ Non-Hereditary Autocracy 个人独裁制）要高明多多也。
古教授为此曾举出个英国历史上的实例：搞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英国佬实在是天下第一。远在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就发生过一次‘辛亥革命’。那位领导武装斗争的英国黎元洪，名字叫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克伦威尔的革命军不但一举把英王查理一世‘废’掉了。他们还把他皇上拖出加以公审、定罪，然后砍头。砍掉国王脑袋之后，他们就建立大英共和国，并公举克伦威尔做大英共和国的总统，那时的正式名称叫做‘监国’（ Protector ）。克伦威尔在大英共和国里当了九年总统（一六四九～一六五八），年老多病要死了，却没个接班人。克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选的总统。总统死了，如何接班，历史上却找不到例子。克监国因而想向蒋老总统或金日成大统领学习，来扶植自己的儿子力次尔（ Richard Cromwell， 1626～1712，译名用民初原译）做继任小总统，谁知力次尔做不了蒋经国，大英共和国也不是台湾，小克阿斗还未上位便被轰下来了。但是伟大的英国不能一日无主呀。国会内的老议员们，认为共和不合大英国情，还是‘复辟’的好。国会提议，全国同声说好，他们乃把废太子找回来做英王查理二世（ King CharlesⅡ， 1630-1659-1685）。大英共和国，也就再度变成大英帝国了，以迄于今。目前这位戴安娜的前夫，如能进德修业，不久他可能又要做‘英王查理’了。帝制的英国那里就不如共和的墨西哥呢？所以古教授说，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两，没啥轩轾，各有所适罢了。按目前中国的教育、文化，和政治、社会各种条件，应该以君主立宪为宜。若行共和政体，则应加重行政部门的权力。立法部门应以像现代前期英国的一院制，和限制代表制（limited representation）为宜，因为中国目前尚无进行普选的条件也。国会议员应由可选代表的少数‘儒士’和商界团体中选举之。
以上是笔者在细读古着各篇之后，深觉古氏亦有其语重心长之处，不可以人废言，因而斗胆为之缩写个节略（ abstract ），以就正于严肃的读者。古氏之缺点是他以一个单纯的西方政治学者，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东方政制大胆发言。古氏对中国近代政治史，毫无所窥。他不知道，民国之所以能顺利建立，实在是中国试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而彻底失败的结果。如今改道试行共和，也只是困难重重，并没有彻底失败。此时要舍‘辛亥’，而返‘戊戌’，岂非庸人自扰？
纵使如此，读者朋友们，我们今日如试一回看过去八十年的世界各国，尤其是我们自己的贵国，在袁、孙、蒋、毛、邓、江诸大民族英雄领导之下，政治发展的史实，我们也不能不拍案惊奇，这位美国的古老头，实在也是个能写‘推背图’的预言家呢。所以笔者说他这篇文章，本身并无大疵，只是他写在那个微妙时代，就会被帝制派利用和曲解罢了。杨度在职业道德上有亏的地方，便是他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故意曲解古氏之文。古德诺分明说的是，共和帝制各有所适，到杨度笔下就被绝对化而变成‘共和不如帝制’了。这是杨度这个政客下流的地方。
不过古氏对袁总统作上述分析时，他也保留个但书：那就是这个反转型（从个人独裁，立正向后转，再来搞帝王专制）必须：（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二）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反转型没异议；（三）要落实真正君主立宪的具体计画。三者缺一不可也。至于这三点，中国是否做得到，则非他这个老外之所知矣。换言之，解决中国问题，还得靠中国人自己去自求多福也。他只是讲一点海阔天空的政治理论罢了。
古氏之言虽是一篇理论性的空话，可是早已蓄势待发的杨度等帝制派政客们，却捡到鸡毛当令箭，就乘势拉开帏幕，正式搞起公开的帝制运动来了。那个全部负责推动帝制运动的‘筹安会’表面上是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由杨度等六个文人发起组织的，事实是其来有自。上篇曾提过，袁世凯在改变民国官制时，司马眧之心，固已路人皆见。而杨度等帝制派人物动念之时，似亦不在袁氏之后。袁氏之行为，甚或即出诸杨度等政客之策画也。
根据史料推测，我们大致可说，袁杨的勾结或在二次革命期中也。其后纵在对日二十一条交涉最紧张的高潮期，他们也没有停止活动。杨撰‘君宪救国论’就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中旬执笔的，此篇显然是出于帝制派之集体策动，甚或出于袁之授意，时在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出现的三个月之前也（古文撰于七月底）。袁氏批阅杨文之后，大为欣赏，乃援笔亲书‘旷代逸才’的条幅并制成金匾以宠之。那时中国的崇洋的风气极重，他二人可能自觉杨度的学术分量不够，近地胡椒不辣，美国和尚好念经，古德诺又自视甚高而不知牌底，才决定利用古德诺。君子可以欺以其方。古氏在袁总统礼贤下士的恭请之下，天真的（ naively ）大掉其书袋，就上当了。本是象牙塔中人，要不甘寂寞下海从政，可不慎哉？其实当时替帝制派捧场的‘远地和尚’，不只古德诺一人也。那位日本政治顾问有贺长雄的作风就更是肉麻了。他不但甘愿作袁氏的苏秦、张仪，到日本去替帝制派活动，他甚至对袁皇上自称‘外臣’呢。（见一九五四年台湾版，‘袁世凯窃国记’，页二三八）
但是袁、杨二人，和他们所领导的帝制派密谋，可能为突发的日俄侵华的国难所阻，而迟迟未敢公开。等到两难同纾（中日二十一条签字于五月二十五日；中俄恰克图条约则签字于六月七日）之后，适值古氏返华。袁世凯不问苍生问鬼神，竟要求古顾问写一篇比较共和君主两制，孰优孰劣的政治论文，其蛛丝马迹，就不难细寻了。古氏二次来华为时不过六周，竟被逼唱出若斯之重头大戏，吾断其绝非偶然也。
古氏宏文一出，他们就揭开面纱，公开大搞其帝制运动了。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组织筹安会底灵感是由古德诺启发的。古氏又岂是笨人。他不甘心为帝制派所利用，得讯之后，他一面于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记者，说明真相；另外取得袁氏批准，随即在‘京报’的英文版（ Peking Gazetta ）上披露其原文，以正视听。但是帝制派利用古德诺来祭旗，以发动帝制运动的目的已达。‘君宪优于共和’的囗号已传遍全国。古德诺这个洋顾问，再怎样招待洋记者，来痛加批驳，也是枉然。加以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开学了，古校长于月底匆忙离华返校，人去楼空，杨度（别署‘虎公’）就变成古顾问‘君宪救国’的代言人了。
笔者附注：古德诺在离华之前与中国帝制派这段笔墨官司，原是当时中西文媒体的头条新闻，可是八九十年之后，原载报刊多已断烂，上穷碧落下黄泉，寻觅不易。所幸老古是美国名人，其时美国驻华使领馆，对他都十分注意。对华府国务院也密报至详。这些档卷今日仍保存完好，足堪检阅，严肃读者可参阅美使馆代办马慕瑞（J. V. A. MacMurray ）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发至华府国务院之七四七号密报，及其他附件，复印于上引一九一五年Foreign Relations（ China ），pp.48～53.
筹安会之正式挂牌出现是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八月二十三日。随即发布启事，在全国征求会员，并宣布‘宗旨’说只是研究君主国体与民主国体，何者更适于中国之国情。专谈学理之是非，‘此外各事概不涉及’。最早露面的筹安会成员只有六人，被帝制派媒体，甚至一般与帝制派无关的时论家，都誉之为‘筹安会六君子’。六人公推杨度、孙毓筠为正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也于八月二十六日正式见报。上节已提过，杨在此文中把古德诺的理论加以绝对化，古氏但言君主民治各有所适，杨则绝对化之为‘君主优于民主’，并强调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君主立宪实为将来中华国体唯一之选择云云。不过筹安会也把古氏原文译汉发表，未加删节。
‘六君子’，在传统中国历史上，原和‘七贤’、‘八骏’一样，是对一般朝士，尤其是关心国事民瘼、守正不阿，而学养超越的文职官吏，作正面评价的褒扬颂善之辞（其反面便是什么‘三害、五虎’和什么‘四大不要脸’了）。吾人如试一翻查辞书就知道，宋朝的政治冤狱里，就出过两造可敬的‘六君子’。明朝为反对宦官魏忠贤，而横遭迫害的也是以左光斗等‘六君子’，最为知名的。不用说在晚清戊戌政变时，为国人一致崇拜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就更是无人不知了。但是目前组织筹安会的杨度等六位仁兄，够不够资格，也顶个‘六君子’之名呢？吾人如丢开这个筹安会的负面组织不谈，就人论人而月旦之，则杨度这个六人帮，自我贴金或他人捧场为帝制派六君子，也不算太过分。因为那时对共和政体失望。认为民国不如大清者，社会上正随处皆有。李宗仁将军当年便一再向我说，他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则朝气全失。全国上下但觉一片腐烂败坏。李公每每向我叹息说：‘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五章一节，末段
回忆不多年前，笔者访台时，在中央图书馆拜晤蒋复璁先生，是时正值媒体报导一桩乱伦案。蒋公阅报气愤不已。告我说，他幼年在故乡时，社会上发生一桩儿子打妈妈事件。其结果是本县知事丢官，知府降级。再严重一点，县城府城的‘城墙垛’都要削平，科举停考，以示这是全县全府之耻。蒋公也一再叹息说：‘那像台湾现在风气这样败坏？那像现在风气这样败坏？’
其实像笔者这辈转型期老人，所听到类似的‘今不如古’和‘一代不如一代’的叹息，正是千千万万。上举李、蒋二公之言，冰山之一角耳。余有一颇忠于共产主义的沙坪坝老同学，自北京来向我叹息说：‘当年进中央大学是我自己考的啊。’据她说毛主席治下的名大学，高干子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这在当年大陆上便是个有趣的问题，叫做：‘为什么国民党做到，我们（共产党）做不到？’其实早年大清帝国做得到的（如地方政府中的‘迥避制’），而国民党做不到的也正可举之不尽呢。何足怪哉？
这一古怪现象，朋友，就是笔者所一再强调的所谓转型期特征了。我们中国，不论怎样，总是个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大国，更是东方文明的主流，纵是一贯被现代革命党人所诅咒的文化糟粕，所谓封建帝制，也未必全是垃圾。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 socio-political entity ），不可能一无是处，他老人家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 challenge ）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颓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宝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一旦把这些断壁颓垣摧毁之后，都信心十足，甚至骄横万状（事实上国共两党都是一样的），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耸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凊了。岂然哉？岂不然哉？
全民受苦受难百余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除旧布新，完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定型，不断改进实践，非两三百年不为功，哪可一蹴而几。这就是笔者所要说的历史三峡了。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民国初年那些要帮袁世凯做皇帝的‘封建残余’，居然能以‘六君子’头衔，来招摇过市，实在是也有他们的群众基础，和实际需要的。只是‘人间无水不东流’，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共和政体’的‘民治时代’，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是不能掉头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为时过早，见不及此，误以为民国永远不如大清，而要恢复帝制，那就大错特错了。
杨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论‘现代学识’，由于时代设限，原是个二百五，但其人品潇洒，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时，即颇有才名，也是个极孚众望的学生领袖。与黄兴等两湖革命青年交往弥深；中山亦甚为器重。他虽薄革命而不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选择，对他既不相强，亦不敌视，二次革命后，他投入袁氏阵营，主张帝制，虽不无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属投机而毫无个人之政治信念也。杨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经周恩来之介绍，加入第三国际为共产党，亦不能以投机目之。因中共此时在四处喊打声中，已躲入地下，实在无机可投也。杨氏为一转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发现自己错误之后，一朝顿悟，又觉得共产主义才是救国之道也。在历史三峡激流之中，看不出历史的方向而随波逐流者，又岂止于杨度这个活动分子哉？时代使然也。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则原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为共和革命而拥戴孙公，冲锋陷阵，亦尝出生入死。如今摇身一变，拥袁称帝，可能也是对共和政体失望，穷而思变的结果。革命阵营中之中庸党人，亦未尝疾言厉色，目之为‘反骨仔’也。若论严复与刘师培，那时更是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严复为民国时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之之前辈也。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笔者所论已多，在今后文化篇中，仍当续论之。其影响实未可卒测也。有人曾说，严本无心佐袁称帝，渠之列名筹安会为杨度肆意为之，初未获严之首肯。然严对帝制说初无反感，则可定论。否则帝制失败后，严亦不会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刘师培更是国学泰斗，与太炎齐名，黄侃之业师也。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为端方的幕僚，然未废所学也。刘师培（一名光汉）为辛亥革命动乱期中，临时大总统孙文曾通令全军，一致护卫的国家级之国学大师也。若说这些人都是为着个人利禄来拥袁称帝，终难令人心服口服也。相反的，袁本对做皇帝没信心，且曾一再表白无称帝野心，然袁某最后还是购买龙袍违誓下海者，可能也是受了严复、刘师培等一级的文化大师们，参加劝进的影响。据袁的心腹传言，袁闻严复亦参加筹安会表示极为欢悦云云。见上引李新书，页五七一，转引自‘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抄’，载‘学衡’十期朋友，人总是人嘛。‘做皇帝’何人不想？老兄，坦白点。你不想？我不想？你我都想，那只好去煮黄粱作梦。但是已在做皇帝边缘的人物，他们的想与不想，就在一念之间了。
袁之称帝虽早有此心，已如上节所述。但是袁世凯也是个最成熟的政客。‘做皇帝’的诱惑力虽大，为个人利害着想，事到临头，权衡轻重，他也既想着，又怕着。当他的第一号心腹爱将、时任江苏将军的冯国璋于年六月二十二日觐见袁氏，问及帝制计画时，袁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
笔者附注：袁世凯对冯国璋所说的这段名言，传世版本甚多，也略有异辞。拙篇所引出自比较更接近原文的张国淦版本。张是直接得自徐世昌口述，徐是袁世凯的总角之交，做皇帝时的不臣之臣，故较为可信也。见张国淦遗稿‘洪宪遗闻’，复印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一九八六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页，一三六。以下简称‘文史资料’；关于袁家祖先活不到六十岁的故事，请参阅‘晚清七十年’，卷五，有关袁家各章。
袁氏这番话说得近情入理，老冯也信以为真，因此替上司也到处辟谣，说袁总统绝不会做皇帝。袁也曾对徐世昌说过，若有人要陷他于不义，要逼他做皇帝，他就要避往伦敦去做寓公，不问国事。并说他有个儿子在伦敦留学。他已嘱其略购薄产，以便退休老人遁世隐居，云云。余曾翻阅当时的美国外交密档，竟也发现美国驻华使领馆，也据之以向华府密报，袁如易共和为君主，中国国内力无足与其抗衡者。然据冯国璋将军所述，以及各方情报的分析，袁总统似无称帝之心也。谁知袁某血口未干，他底帝制行为却一天天地成为事实，这不仅使华府洋人自叹情报不确；冯国璋也大为生气。他自认是老袁的头号心腹，他的老婆都是袁氏所介绍的袁家的家庭教师。他两家亲如骨肉，而袁氏却对他作如此欺骗。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其实吾人如以行为科学的法则来加以分析，这现象只是袁世凯的矛盾思想，所反映出来的矛盾行为。不是单纯的欺骗行为也。‘做皇帝’是何等大事！袁氏面临这个‘做不做皇帝’的重大抉择，他原是又想着，又怕着嘛。因此他对纵是最心腹干部的表态，也是一边默认，一边否认的。有人固以袁公为伪君子也，默认是真，否认是假。其实两面都是真实的现象……。朋友，他老人家，原来就是又想着，又怕着嘛。所以才表现出又默认、又否认的矛盾行为。不知如何是好嘛。朋友，做皇帝是搞着玩的？真是愁煞人，天不管。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试问袁公何所喜？他喜的是，帝制运动于一九一五年八月，在筹安会策动之下，未几即全国风行，如野火燎原，一发难收。筹安会的原始计画是，直接发电各省将军及巡按使，并通函各部院司长以上官员，附寄古德诺论文，及入会志愿书，和对国体问题的投票纸，请覆文者书明赞成改制与否，并请中央各官府，及各省区选派代表，齐集北京开会，共决大计。果然各省区、各官府寄覆函电，直如雪片飞来。首先是中央政府上下，文武官员，及畿辅军警数千人集会、表态、劝进。中央大员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张謇等少数略表消极之外，其他如杨士琦、梁士诒、陆征祥、章宗祥、周自齐、朱启钤等等，都争先恐后，排班劝进。反对者简直寥若晨星。
至于省区和地方藩镇，除冯国璋、张勋等二三人略表达迟疑之外，时未经旬（九月二日之前），已有方面大员段芝贵、龙济光、张作霖、赵倜、靳云鹏、倪嗣冲、陈宧、唐继尧、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等，所谓‘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的通电。声势夺人。
民间团体的劝进电报，那就更是更仆难数了。且有未收函电之各地商会工会等亦王动申请入会，并派员来京，共襄盛举。杨度等初意本是等各省代表莅京之后，即开会表决改变国体，呈请政府施行。甚至即时黄袍加身，拥戴袁氏立登大宝。然筹安会原自诩为民间组织，如此行动于法何据？不得已乃改采‘国民会议’形式，由各省区各团体指派代表来京，组织国民会议，决定改变国体，呈请参政院代立法院采纳执行。然国民会议组织需时，而参政院于九月一日例会在即，势难配合。筹安会诸公乃再度变通办法，以‘公民请愿团’之方式行之，而各省各界之公民代表，即由各省旅京人士就近选任。盖各省旅京人士多为各该省区头面人物，与母省区各界接触既广，代表性亦大也。这一来，果然问题解决，盗铃掩耳，皆大欢喜。自此公民请愿团之组织，直如雨后春笋，连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乃至妓女请愿团，均纷然杂陈。一致向参政院代立法院‘请愿’国体改制，由共和改君主，并拥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所收请愿书既然盈箱累箧，乃票决组织‘国民会议’，以顺从民意，而帝制派又深恐旷日持久，诸多不便，乃由‘财神’梁士诒拨款补贴，建议组织全国各界‘请愿联合会’以代之。梁之建议，的是神来之笔，自此筹安会历史任务已了，乃于十月中旬易名为‘宪政协进会’，渐次隐没，退出历史。请愿改制的天降大任遂由经费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肩挑之矣。参见高劳著‘帝制运动始末记’，及黄毅著‘袁氏盗国记’，选载于‘北洋军阀’卷二，页九二二、九七五
历史家于世纪末，秉笔书之，自难免感叹上述的传奇，实在是一场丑剧、闹剧，和悲剧。但八十年后回看这段三峡之中，浪打船翻，其丑、其闹、其悲，不更有甚于此者乎？谨与贤明读者共叹一囗气，这原是我们社会文化转型期中，避免不了的历史伤痕嘛。在转型期中的中国，国无定型，民无共识，政无法统。在无法无天的状态之下，一个泱泱然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往往就被屈指可数的一小撮政客和军头弄得河翻鱼乱、民不聊生。而这些兴风作浪的军人和政客，往往也都是一些能力非凡的领袖之才。在一个有制度、上轨道的国度里，他们往往都是些了不起的建国治世、各方面的领袖，但是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他们就是害群之马了。
就以上述这个帝制运动来说吧，那就是一个自作聪明、投机而不安分的心政客杨度，组织了一个六人帮的小政客集团，以迎合一个特大政客袁世凯的意志，庸人自扰、自以为是的干起来的。他们原是一批了不起的人才，时未经月，便把个帝制运动在四海之内弄得风起云涌。号称会员万人，分会遍及全国，但筹安会却自始至终未开过一次大小会议。一切会务皆由杨度等三数政客，秉承袁氏意旨而操纵之。迨运动已变成一时气候，参政院中其他政客亦急欲染指，乃一变而为‘全国请愿联合会’，原先之六君子，乃扩大为‘十三太保’。然‘请愿’团体究不能改变‘国体’，乃承旨组织‘国民会议’，再跃而为‘国民代表大会’，由各省区、各行业分别选出‘国大代表’，举行国民代表大会以投票决定，改变共和国体为君主立宪。旋又以国民代表大会召集需时，再简化为各地区国大代表就地投票，以决定国体。如此这般，各省区，各行业（包括‘硕学通儒’）竟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上旬，投票完毕，全体国代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共投同等票数，‘一致赞成（改变共和）为君主立宪国体’。据此，十二月十一日，参政院由副院长汪大燮领衔，三呼万岁，向袁大总统恭上‘推戴书’，推戴袁某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乞顺天应民，早登大位，以定国基。帝制派经过三个多月的疯狂努力，至此算是大功告成了。
有关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直接和间接的史料是说不尽的。最近出版而比较全面的选辑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卷二，丁，‘袁世凯统治的垮台’，页九一九～一三四九；戊，袁世凯公牍选编（一九一二～一九一四），页一三五零～一四零零。
上述故事全属推戴者的花样，但是被推戴者的暗室作业，又是怎么回事呢？上节已提过，袁世凯对做皇帝的兴趣自始就非常浓厚；但是兹事体大，他又是个政坛老狐狸，经验丰富，知道后果严重，不敢轻试。因此对做皇帝这套玩艺儿，心理上既想之，又怕之。掉句古书，那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上节已略有交代，他喜的是承旨者多，儿孙满堂，如今帝制运动风起云涌，黄袍加身在指顾之间。一个三十年前的落第秀才，竟有今日，安得不喜？此人之常情也。但袁氏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官僚，他内心怕怕，实与喜悦同深。
袁公又怕些什么呢？须知袁总统原是毛主席的前辈，也是个枪杆出政权主义者。他第一怕的是他自己的枪杆靠不住，袁的江山是枪杆打下的。当年帮他打天下的功臣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如今都自成方面。仰望黄袍，各有私心。慢说他想做皇帝，就是维持个总统大位，也要时时看他们脸色。笔者在清末诸篇就已交代过，袁的北洋军系统，一向是不用留日学生的。如今北洋系本身已渐感尾大不掉，他想另组‘模范团’作第二‘小站’，来改造北洋军。不幸北洋系暮气已深，无人可用，他就又想到留日学生了。他之所以千方百计要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原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是为着削藩；另一面也预备重用这位梁启超的得意门生、青年的蔡将军（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时年三十二岁），以夺回军权，彻底改造北洋系。为此，梁、蔡师徒也心知肚明，而由衷感激，并诚心诚意服从袁大总统领导。因此进步党也就变成国民党的死敌之拥袁政党了。
袁世凯这项安排原是个大政治家的安排。不幸竖子成名，虎头蛇尾，他那个锦绣江山，后来就是在段、冯、张杯葛之下，被梁、蔡师徒，一文一武打垮了的。下章再详叙之。
袁氏第二大怕，是怕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他怕他把民国改成帝国之后，列强拒不承认，甚或乘机混水摸鱼，出兵干扰，助长地方叛乱，那他就无法应付了。近代中国史家，尤其倾向于国共两党的党史家，每喜各为其主，护党骂袁。说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叛国卖国。因为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独夫，不像两党在枪杆之外，还各有其笔杆也。其实如果不存偏见的治史者，百年回顾作持平之论，在当年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尤其是无耻的日本军阀赤裸裸的侵略之下，袁氏之呕心沥血、寸土不让的应付纪录（ record ），哪里又比后来的政权更坏呢。若以春秋之笔，作诛心之论，则比诸蒋公的‘按内让外’（据说这话是张学良改的），被逼抗战，和却赔保皇；以及毛公的抗日救党，‘感谢日本侵略’，两党联合牺牲外蒙古和钓鱼台，则袁氏尚有足多者矣。史家执笔，能不三思？袁氏因有此外交上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也就畏首畏尾了。
袁氏之第三大怕，厥为经济。二次革命时，袁氏对国民党之所以敢悍然用兵者，与五国银行团借款之适时签字，实有绝大关系。然可一不可再，设因共和改制，而再度引起南方诸省之独立，袁氏要用兵平乱，则军费一项便可置袁政府于死地，此亦袁氏所深知也。
袁氏因有上述三项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因为目标诱惑太大，他虽然永远热中，但也始终犹豫。而杨度等喽啰不知老人心事，但知疯狂拥戴，推得衰迈老人上车，勇往直前，从不后顾，而心事重重之后座老乘客，则频频煞车减速（余见美制配有避弹玻璃的保险轿车，后座都装有煞车，以防司机之暗算），以策安全。余曾于袁大总统的起居注中，按日细计之，老乘客在后座煞车减速，盖不下十余次之多也。
袁氏最大的一次煞车，盖发生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其时参政院已一致票决拥戴。十三太保亦正持袍以伺，预备就把假惺惺的皇帝候选人，拖入宝殿，来个黄袍加身了。忽然内府传谕，说大总统有话要说，并嘱杨士琦代为宣读，似对十三太保浇盆冷水。盖传闻大总统已正式决定，拒绝推戴。连反对帝制的参政院长、副总统黎元洪，亦自退隐之处，赶来听讲，咸以帝制运动盖可告一段落矣。谁知只是后座煞车一次，候选皇帝并未下车也。杨士琦传谕说，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公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接着便强调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可是最后还是拖个尾巴。说国民请愿要更改国体，也为的是‘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见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政府公报’换言之，如经过一个‘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大会’一类机构之公决，那自当别论，如是则‘本大总统’也未始不可考虑也。
这条狐狸大尾巴拖得十分巧妙，也十分明显。果然三个月之后，经过‘全国代表大会’，各省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之票决，改变国体，推戴袁公为中华帝国皇帝，这个‘多数国民之公意’，由参政院作为全国总代表，于十二月十一日，三呼万岁之后，袁大总统就于十三日正式接受拥戴，做起中华帝国的洪宪大皇帝了。
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于北美新泽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