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二次革命’，时不旋踵，便全军尽墨，一败涂地。它的过程为时虽短（未出两月），却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一大里程碑。此话怎说呢？原来辛亥革命底最大目的便是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而这个民国的建制却是以美国模式作标准的。不幸这个‘二次革命’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注意：不是‘破产’，后节再渐次加以说明）。
我们要知道，中华民国的国体采用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用个后来的名词叫做‘进步人士’吧——他们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保皇党’的骨干，都已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 national concensus ），就顿成泡影了。
有许多革命理论家，可能不承认上述诸派（革命派、君宪派、保皇派……）的认知，可以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因为当时全国人口有四万万之众，上述数派知识分子人数有限，哪能代表全国人民呢？殊不知，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读者贤达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际，正是我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从帝制中国，迈向民治中国，转型运动的启蒙期。在这启蒙期中，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只是个‘沉默的多数’（ silent majority ）。他们对所谓‘国体问题’，还不具备有发言的智慧（ wisdom ）和机运（ chance ）。那时能够站起来说话的，只限于少数受有足够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我们大致也可给他们戴顶帽子叫‘吵闹的少数’（ a quarreling minority ）吧。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今日海峡两岸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是转型进展中的‘阶段问题’，阶段不到未可蜡等也。我们不可犯史学上所谓‘现时观念’的错误，……在二次革命前，这个吵闹的少数（肯定不会超过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对美国模式的国体问题，原有其共同认知的。不幸这项共同认知，却被二次革命，革得烟消云散就是了。
事过快百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这个美国模式从兴中会开始，直至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之时，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 magic wand ）。先知先觉的孙中山先生就是据此灵药丹方，再采纳点亨利乔治的‘单税法’加以修正，并加配点传统中药（言官制和科举制），乃‘发明’了他自许有专利权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他老人家其后栖栖遑遑的搞了一辈子，直到临终之时，在病榻之上还要慨叹‘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并苦口婆心地嘱咐：‘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见‘总理遗嘱’原文在孙文主义的各种著作里，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对本党同志的谈话和通讯中，中山都不断地慨叹他底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们没有决心去实行他的主义的缘故。其所以然者，实在是党员们知识水平太低。要实行项新的政治体制，先得有认识这项体制的知识，有知才能行嘛。因而孙公也随之创出了他底‘知难行易’的孙文学说来。详见中山著述中的‘孙文学说’；参见拙著‘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等篇，载‘晚清七十年’，卷伍，五、六两章。此篇从略。
我们读近代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就学论学，孙公这套颇有原始性的‘反传统’学说（我国儒家的传统学说是强调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实在是值得思想史家大书特书的。可是比他年轻而调皮的胡适，后来曾调侃他说，‘知难行亦不易’胡撰此篇于一九二八年五月收入‘人权论集’。胡适此言虽属戏语，但是那也是从实践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概念啊。君不见，民国初年那批党人和政客，胡适口中所谓‘了不起的一群人物’，他们对所谓‘美国模式’，不能说没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实行起来，何以显得若是其难也？这项知与行的问题，就要发人深省了。因为中国能否采行美国制，是一项很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的问题，而十足单纯的哲学上知和行的问题呢。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云的台湾政坛，当道的风云人物，不能说对美国模式认识不清吧。但是黑金遍地，那里又真像美国呢？相反的，今日表现在台湾的议会里的拳打脚踢，倒与民国初年的北京极其相似呢。真是血浓于水。
笔者附注：在中国传统思想史里面，从孔墨老庄，到程朱陆王有关‘知’和‘行’的问题，原是一桩烂仗打不完的哲学官司。近代中国思想史家，尤其是迷信于唯物论的学者们，把西方底‘认识论’（ Epistemology ）那套洋东西搬到中国来，再把它一分为二，搞出个唯心、唯物两人宗派来相互诋骂，官司就愈来愈复杂了。近代有名的乡建派教育家、我的乡前辈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原名陶文浚，由于相信王阳明（唯心主义）‘知行合一’之说，改名陶知行。后来大概又受到左派的影响，发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唯物主义）的‘真理’，乃又颠倒其名为陶行知。其实他自己究竟是知而后行呢？还是行而后知呢？他本人一辈子也说不清楚。孙中山先生把传统的（唯心主义）的‘知易行难’，根据他自己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而颠倒之，你能说孙中山就是个共产党吗？胡适调侃中山说：‘知难行亦不易。’这也是胡适根据他自己实践经验所下的结论。胡适当然更不是个唯物主义者。其实，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光辉照耀之下，上述那种哲学官司都只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诡辩，不值得过分认真，更不能利用它来解释社会发展史。
其实哲学上的认识论原是一种玄学，在社会科学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半人类智慧的魔力。要解释民初的历史现象，我们还得从社会科学和社会史学入手。社会史学上有一种‘必然论’；辩证史观里叫做‘客观实在’（ Objectine Reality ）。胡适派的实验主义者反对这项假设，甚至说客观实在只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你要她怎么打扮，她就怎么打扮，既不客观，更不实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处有疑，我们倒想问问，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里面，有没有个‘客观实在’，存乎其间呢？在亿万华族同胞读者之前，我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曰：‘有。’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广，简直就是个万流归宗的东海大洋。子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它正在不声不响地等着我们那通过三峡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涌入它的怀抱，而天下太平，化险为夷呢……。这个大洋，这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术语上，便叫做‘共和国体’；政治学家则称之为‘代议政府’（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历史学家则叫它做（接著‘帝制时代’而来的）‘民治时代’。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 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 ）。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再者，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的转移，却是一转百转的，时间至少要拖长至两百年之久。哪能在数年，甚或数十年之内，就能‘毕其功于一役’呢？但是不论时间要拖得多久，在中华民族今后的历史上，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民治时代’，是必然会出现的。今日不出现，明日一定会出现；明日不出现，后日一定会出现；后日不出现，迟早会出现……。这个迟早会出现，便是个历史上的‘必然’。这个历史上的必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变不了的。这就叫做‘客观实在’。胡适不承认‘客观实在’这个概念。但是今日如起胡氏于地下，他却无法否定‘民冶时代’在将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必然性’。历史发展既然有其某些‘必然性’，那么一个历史哲学家又怎能否定‘客观实在’的‘存在’呢？胡适之所以对‘实在论’的全盘否定，实在也是他自囿于那些实验主义的教条而不能自拔的缘故。详见‘实验主义’一文，载‘胡适文存’，卷二这也是他那一辈（不论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启蒙导师们的通病，不足为怪。等到我们谈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章节时，当再细论之。
当然，在将来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必然’出现的‘民治时代’，它底社会政治结构（ 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的具体形态为何？……是承继我民族固有的‘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还是改采西方‘社会强于国家’欧美建制？或是兼采中西之长的‘社会国家相互平衡’（ 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 ）底‘后现代的新建制’（ a post-Modern structure ）？关于这些具体制度的出现，历史家就不能胡说了，因为那将是历史向前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历史家只能根据水势、潮流和洪峰，来瞻其远景。中国古人说：‘天上众星皆北拱，人间无水不东流。’我们见识只限于吾土吾民的中国史家，只有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江河，要万流归宗，最后必入于‘东海’。这是个历史上的‘大势所趋’，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转的‘客观实在’；也是历史家可以预测的，历史哲学上‘抽象的必然’。至于这个‘东海’的具体形态，是方的还是圆的，则历史家就不能胡说。不顾小我知识的极限，而强不知以为知，硬去为全民族的命运画蓝图，不惜人头滚滚，也要按图索骥，悬的以赴，这在佛语上就叫做‘着相’。着相就会走火入魔，魔鬼一来，那就民无噍类矣……。所以搞社会科学治史的科学哲学家，只能坚持，在接连秦皇汉武以后两千年帝制中国的，一定是个真正的民治中国，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于这个‘民治中国’的具体形式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任谁在事先也画不了蓝图的，因为这个最后形态，是要经过数百年智慧与机运，糅千百种因素于一炉，百炼成钢，慢慢地锤炼出来的。在这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直线条思想家是没有市场的。
话说到底。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县制，都是根据机运（ chance ）和智慧（ wisdom ），相激相荡，慢慢地磨炼出来的。至圣大贤，运用他们的智慧才德，因势利导则有之；从无到有，来‘制礼作乐’，为天下法，为百世师，那就是他们的子孙在替他们胡吹了。明乎此，我们就知道我民族下一个民治阶段在将来的具体形态，也必然是经过同一程序，慢慢磨炼出来的。现在我们虽可略窥其端倪；欲知其具体形态，最早恐要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也。但是它必然会出现，则无可怀疑也。因此，在目前颇为风云一时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见之。但诸公应知其‘存在’，为子孙万代的福祉，因势而利导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势’，斯之谓也。对目前在两岸，摩拳擦掌的青壮年候补道们，让老朽也掉句古文曰‘戒急用忍’。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民初的袁世凯，国民党的汪精卫，和近在眼前的柯林顿大总统，都是前车之鉴，不可不慎也。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转型，笔者在不同的拙著裹，已反反覆覆的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此处还要啰啰嗦嗦说个不停，何也？其原因盖有二端：第一便是，历史哲学离开历史事实便是空话。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虽已说了一些‘转型’的理论，而辛亥革命前后，正是这个帝制‘转’向民冶的分水岭。我们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最好能把上述这套理论，再适时提出，与史实配合来讨论一番，好让读者评之，看看是否有若干道理存乎其间。是则是之，非则非之。作者虽固陋，然平生读圣贤书，闻善言则拜也。
第二，历史事实如果没个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只是一篇‘官场现形记’而已。但是历史哲学可不是一些善于幻想的所谓‘思想家’，坐在菩提树下，或皮椅沙发之上幻想出来的。它是从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世界各民族所累积起来的历史发展的史实，审查充分的可信的史料（ data ）。加以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而逐建推演出来的结论，用来解释相关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家（如刘知几），所谓史识（史释）的现代化、科学化和民主化。写历史的人如果忽略了这一概念化的过程，那就失去我们写历史的意义了。上面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哲学’，无非是想阐明袁世凯为何忽然心血来潮，要做起皇帝来？皇帝未做成，而又失败得那么窝囊？
不特此也，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算是最受崇拜的民主哲人了。可是他在这个时代，也不再搞甚么代议政府了，他坚持要毁党造党，由他自己来做个具有绝对专制权力的党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凡此我们都需要点哲学来辅助说明之。而中山搞独裁和老袁做皇帝这故事，也最足阐释这项理论，故不惮烦而一再申述之也。笔者附注曰：在二十世纪末期，治民国通史，自信最大，也确是一时权威的学派，莫过于已故汉学大师费正清所领导的剑桥派所编撰的‘剑桥中国通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了。这部巨著中的卷十二和十三专论‘中华民国’的两厚册，所犯就是这个毛病。费氏和他所领导的班子，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以西学士的一偏之见，强加于中国。至于近代中国史便是一部，一转百转的，需时两百年始能完工的，社会政治转型史，则非费公生前之所知也。因此剑桥史所费的功力不为不大；财力不为不多，然全书评头论足，因小失大，终未升堂入室也。
袁老四先做总统做得很起劲，并发誓要帝制永不再现于中国。何以口沫未干，立刻就违誓要做皇帝呢？这虽然是他个人野心的终于现形（所有反袁史家都如是说），其实他也是经过一整年的亲身经验，确实也体会到，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这虽是借口，也未始不是事实。他对共和国体的确是失去了信心，因此才要开倒车，搞独裁、做皇帝。这固然是他自己糊涂，那也是他身边一些颇负时誉的策士，在全国充满民怨民愤的气氛之下，把他推下水的。这也是事实。
试问那时的中国老百姓，又‘怨’些啥子？‘愤’些啥子呢？很简单——日子过不下去嘛！本来嘛，如今鞑虏既经驱除；民国也已建立，大家想过点美国式的好日子嘛。笔者附注：抗战后的‘民心’，也是如此呢。事实上呢？民国却被一些小官僚、小政客、小军阀、小党人闹得乌烟瘴气。闹得民国不如大清。在上篇拙作里，我们曾提到宋教仁对民国政府的剧烈抨击。细玩其言，可说句句中肯。但是这个政府恶劣。社会崩溃的形成，是谁之过欤？帐不能都记在老袁一个人的头上。政党和政客各为私利，闹得纷纷攘攘，也太不成话（请看八十年后的台湾政坛）。因此那时全国舆论似有共识（ national conccnsus ）：共和政体不合国情。见上篇所选当时各报的专栏报导。
当时不但袁世凯这么想；孙中山也是如是想嘛。袁公认为共和搞不下去了，就不如恢复帝制的好，所以他要做皇帝。孙公则认为共和搞下下去了，应由我老孙来个人独裁一番。中山不是也要他的信徒们，发动全国人民来‘盲从领袖’，由俺老孙来‘慎施命令’吗？参见笔者论孙前文及下节试问在近代中国史和世界史上，做皇帝（不论是俄国的沙皇，德皇的凯萨，回教国的苏丹，中国的光绪……）和搞个人独裁（且看：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史达林，和我们的蒋、毛、邓，以及北韩的金日成，和今日伊拉克的海珊……），两制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根据当时美国宪法学权威，那位书呆子古德诺教授（ 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 ）的观察下章再详述之，后者却远不如前者。何也？因为前者至少解决了‘继承（接班）问题’（ succession Problem ）：父死子继嘛；兄终弟及嘛。根据千年传统，依样画葫芦，哪个混帐的叛徒、反革命，敢说半个不字？可是，后者的问题就大了。列宁、史达林死后的故事甭说了。就看看我们的蒋、毛二公嘛。他两位大独裁者，无冕之皇，一个为着传子，一个为着传妻，也是费尽心机吧？经国算是侥幸过关了；江娘娘就不幸的坐牢了。这都是立竿见影，大独裁者，解决不了接班问题的实例。笔者附注：在中国当代史上，‘捉江青’这幕传奇，想一般读者都有兴趣吧。这儿不妨顺便说说，与读者共赏之。据捉江青的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回忆说，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晚八时，他奉汪东兴之命执行此项任务时，他只带领了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和几个警卫，大家连一支手枪也没有带。江青那时住在中南海，张耀祠走到江住处时，向门口的卫兵点点头就进去了。这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张乃对她作如下宣布：‘江青（往日，他总称之为‘江青同志’，这一回忽然没有‘同志’两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对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据张耀祠说，江青听罢，一言不发，只怒目而视，并没有如传说中所言，‘大哭大闹’和‘在地上打滚’。江青沉默了一会，才慢慢站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张乃吩咐江青的司机备章，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建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驶往不远的地方，把江青关入中南海某处的地下室……。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五卷，一九七六～一九八八，页五一二零，选自‘叶永烈采访手记’。在我国五千年国史上，若论‘一世之雄’，真是主席老人家自己说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阿毛）。’我们教中国通史的教师，如把五千年的大皇帝排排队，却也没个开国之君，一旦龙驭上宾，尸骨未寒，遗孀老太后就被关起来‘隔离审查’的先例。毛主席生前一怒，可教百万人头落地；可是一旦翘辫子，则连个孤孀老婆也保护不了。真是恶有恶报，丢人现眼。两相对照，何以如此呢？这就是古德诺教授的理论了：原来，‘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 non-hereditary autocracy ），远不如‘继承式的寡头政治’（ hereditary autocracy ）之为优也详见下章。君不见，慈禧、光绪一死，三岁的溥仪都可接班，而风平浪静。再看看邓大人的三起三落，和被邓公指定接班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下场，便知古顾问之言不虚也。抚今思昔，能不令人担心？世纪末回看世纪初，北京问题如旧也。悲夫。
朋友，你说袁世凯下流，要做皇帝。其实在政治学理上，他所搞的还是高一级的‘寡头政治’（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呢。后来孙、蒋、毛、邓诸公所搞的还是低一级‘寡头政治’（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呢。但是低一级的往往一搞数十年，而‘流芳千古’；高一级的，只能搞八十三天，却‘遗臭万年’。何也？朋友，‘转型论’在此地就有所解释了。原来‘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做皇帝），是属于转型之前的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定型’。如今在这十年一变的，洪峰急流的三峡里，你要逆流而行，面向过去，要恢复前一期的秦皇汉武的定型，这就叫‘反动’（ reactionary ）了，在社会发展中作反动派，则触礁灭顶，不败何待？这就是袁世凯的悲剧了。
搞列宁、蒋介石、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就不然了。它虽是个比传统帝制还不如的寡头政治，但它毕竟是个现时代的产品，是帝制转民治的中途现象。它不是个一成不变的定型；相反的，它只是个流动的、权力递减的‘转型体制’（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 ），甚至是个‘不可或缺的恶症’（ a necessary evil ）。君不见蒋毛二公的权力，是超过一般的皇帝了。但是权力渐减。蒋经国和邓小平，就只能算半个皇帝了。经国一死，李登辉就只能做民选的总统了（可惜只是个偏安的小朝廷，而又心怀异志）。再看看大陆上，邓、江之间的‘权力渐减’，也是很则显的。继江者谁？吾不知也。但是继起者独裁权力之加快滑坡，则历史家打包票也。此不才之所以敢一再妄言，我国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完成，法治民主之真正实现于中国，或将在下一世纪中叶之后乎？……历史家不是预言家；但是历史家应该是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是会根据社会发展的现象，尤其是转型末期的社会发展的现象，而加以推论的。这一推论在民国初年是不可能的；但是百年回看，历史家便发现民国初年的社会和政治上所发生的现象，是未有不可理解的了。质诸高明，是耶？非耶？
把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大势，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谈谈民国初年的政治史了。请先从袁世凯说起：
袁世凯自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十月十四日，承武昌起义之机运而东山再起之后，为着他个人的权位，至此，可说已摇身三变。
第一，从他复职至清帝溥仪退位的三个月期间，他对南方的革命派的策略是采取‘养寇自重’的被动的守势。但是对满族亲贵，则采取极有技巧的绝对主动，以达其逼宫篡位的目的。
第二，自民元四月，他代孙当选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直至二次革命之爆发的一整年时间，由于对现代的政党政治无经验，袁也是采取观望的被动姿态以待势。在此期间，革命党人的气焰甚高，黄兴、蔡元培等不但说服了国务总理唐绍仪和赵秉钧都加入了国民党，（改组前叫同盟会），他们甚至也邀请袁世凯宣誓入党，以示天下，这个新朝代是国民党的朝代；袁也只含笑婉拒而已。因此在此期间，政权实质上是掌握在袁氏手中，但是他给外界的印象，却有被党人推来推去，无能为力之感。加以此时一般小政客、小党人、小军头在北京议会之内，和地方各省之间也横行无忌，纷扰不停，血流不止。他们大半也是当年有功革命，如今仍在继续争权夺位而已。如山东的胡瑛、张广建之争；安徽孙毓筠、黎宗岳，和贵州的唐继尧、杨荩诚之争。都是刀枪齐动。你死我活，民无噍类的。而这些争权夺利的革命者，往往也只是一些痞仔，为社会所不齿。例如山东都督胡瑛，即有‘双枪将’的诨名。盖胡君的手枪和烟枪，皆不可一日或缺也。这些官僚军阀肆无忌惮，弄得民国不如大清，而举世骚然，而中央政府，亦无如之何。因而全国人民，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和亿万农工群众，都人心思治。在他们的心目之中，袁大总统反而变成了一股安定的力量，和太平的象征。市井平民，无不希望他能发挥权力，拨乱反正，重建官箴，恢复秩序。可是在此同一期间，孙中山先生反而变成了党人的代表，形成社会不安的乱源之一。因此，中山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二次独立’（当时也叫‘二次革命’），竟然颇招物议，由于没有群众基础，而败不旋踵。第三，在二次革命，袁孙正式决裂之后，袁对付民国时代的党人政客的本领，也大有进步了。他不但以枪杀张振武而笼络了黎元洪，弄出革命派第一次的‘宁汉分裂’，搞垮了二次革命；他也学会了后来毛泽东‘三宝’之一的打统战。不但把‘敌人（孙文）的敌人’，如保皇派的梁启超都统了过去；也把敌人的朋友和朋党，如蔡锷，也统了过去见上篇。他也知道孙文虽是国民党的名誉理事长，但是孙文却控制不了国民党。因此二次独立乱平之后，袁就对人不对党而发出拘捕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乱党’的通缉令。说他们煽动叛乱，破坏统一，和贪赃枉法。后一条是专指孙文所主持的‘全国铁路总公司’而发的。因为孙文这位铁路总公司总理的月薪是三万元，而铁路一寸未建，其他帐目也纠缠不清，报销不了，弄得孙总理百口莫辩。
但是袁世凯对孙公所领导的国民党，却无半句抨击之辞。因为这时他还只是个‘临时大总统’，他还要依靠国会投票转正，做正式大总统呢。国民党这时是国会中的多数党，没有国民党议员举手投票，他这个侧室，便不能扶正了。奇怪的是这时国会之内，国民党籍的议员，对袁氏追捕孙文的通缉令，亦初无异辞，其后并照样票选袁氏为正式大总统。等到袁氏当选之后，这些从龙之士，就遭走狗之烹了。此是后话。
掉转头来，再看看失败了的孙中山先生，在搞些什么？在二次革命于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正式发动之后，孙公本拟南返广州坐镇，不意八月二日舟抵马尾时，得讯广州已败，乃由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暗助，绕道台北，潜往日本。中山过台北时曾住御成町之梅屋敷，即今国父史迹纪念馆所在地。时袁政府已要求日本，不许接纳中国‘叛党’，所幸中山在日关系众多，而日人亦欲利用中山反袁，所以孙公终能在日定居。
在日本定居之后，中山痛定思痛，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若是挫折，实在是由于革命成功，革命党销的缘故。自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之后，蛇龙混杂，纪律全无。要完成革命，打倒袁世凯，则这个颟顸无能的国民党，非加以改造不可。因此他老人家再度流亡日本之后，席未暇暖，就开始搞起这项毁党造党的工作来了。
说到国民党的改造运动，那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言难尽的大题目。在大陆上它一直就‘改组’、‘整理’、‘革新’的搞个不停。退保台湾之后，还不是在继续‘改造’。如今闽南帮当权了，李主席大搞修宪、废省、精省……，还不是另一种的‘改造’，哪里说得完呢？今日新党诸公还不是老国民党员吗？只因搞不过地头蛇的闽南帮，还不是毁党造党，才搞出个新党来？
这次孙总理在日本所搞的，也是把老国民党改造成个新党，叫做‘中华革命党’。它是个无条件拥护一个独裁领袖的极权政党（ atotal-power party ）。当孙公发动组织此一政党时，那些后来才出现的，和它性质相同的政党，甚么法西斯、褐衫党、纳粹党、共产党、列宁——史达林党……都还没有正式出现呢？所以我们孙国父在现代极权思想上，也有他底历史地位呢。政治学家们可能不承认中华革命党是个极权政党，因为它的党章说明革命是分三个‘时期’进行的，军政、训政时期之后，还是要回到宪政时期的。其实近代世界史上的极权政党，无不如此啊。上述各党，哪一个党章不是如此说的呢？共产党最后目标是个无阶级的大同社会，那更是牛皮冲天呢。只是没一个例外，大独裁者，都只能停滞在军事独裁阶段，而与之偕亡，再也无法前进就是了。外国的经验姑且不谈，中国后来者的经验就很明显嘛。蒋公连个军政时期也未完成，就退出大陆了。毛公最大的成就，也只是完成了他的军政时期，统一了大陆（还缺个台湾），也就无法再前进一步了。所以孙中山如能真正完成了国民党的军政时期，他就是毛泽东了；他如搞独裁能把天下打了一半，那他就是个蒋介石了。孙公幸运的是，搞独裁刚开始，他就短命死了，那他就是孙中山了。所以就史论史，笔者曾为孙国父庆贺他‘革命幸未成功’啊。否则在中华民族史上，他不是蒋介石，就是毛泽东，哪能做孙中山呢？这就是转型期英雄的悲剧嘛。等到我们要谈到国共之别，儒法之斗，和极权民主之争时，再细论之。这儿只能三言两语把昙花一现的‘中华革命党’交代一下。因为它是袁世凯时代的产物。不交代一下，在那个时代，虽至圣大贤的孙中山先生，也要搞个人独裁，我们就很难了解袁世凯为啥要做皇帝了。还有那位美国书呆子古德诺，何以背了那么大的中国黑锅，至今仍未得平反，也就很难平反了。
根据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现存史料，中山一到日本，尚住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时，他就开始组织这个新党了见‘国父年谱’所引誓约原件和党员名册等历史文献。最早日期为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于中华革命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呢？这儿我们只能长话短说。第一，人事和组织都还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第二，革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进行；第三，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中党魁直接指派；第四，党员分成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级；而所有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载党章第七条。因此每一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见一零二号蒋志清（介石）誓约原件。此件签于上海，时间为民国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原件稍有笔误。笔者曾见此原件。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国民赏党史会出版之‘革命文献’第五辑卷首之原件复印图片。
孙公是基督徒，对洋习惯极为重视，因此对此一打指模，宣誓服从党魁，看得天经地义，丝毫含糊不得。他自己身作党魁，也照样宣誓立约，只是把服从党魁改为‘统率同志’；把‘服从命令’改为‘慎施命令’而已。见同上六四一号誓约，此件孙公亲书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七月八日，唯未按指模。
据当时亦亲自参预此事的居正，事后回忆，其时同志中，即有人对打指模。服从个人的一些仪式，略有异议，而孙公则寸土不让。居正‘犹忆其言如左’：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仅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见‘革命文献’，五，页八零～八三。同时孙公对打指模一事，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容丝毫更动。那时在一旁观礼的青年居正，不禁感叹说：‘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不动。’
我们试读上述有关中华革命党的文献，对这一政党极权的性质，应无可怀疑了。有人或许认为国父一代圣哲也，如果真由他老人家独裁起来，其结果一定大异于欧洲之列宁、史达林，更不同于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也。纵是后来的蒋、毛二公，亦何能望孙公之项背哉？你能相信，国父会搞军统、中统那一类的特务政治吗？你会相信，国父会搞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毛记恶政吗？这可能都是事实，正因为国父是圣贤，他不会搞‘自古帝王多无赖’的那种无赖勾当，所以他老人家也就失败了一辈子。但是话说回头，孙公革命如果如愿的成功了，我们又怎能担保他不采用后来蒋、毛二公之政策哉？转型期中，形势比人强，有许多必需的恶政（ necessary evils ），都是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发展出来的啊。
所幸，还是不幸，此时国民党要员星散。滞留日本者，除陈其美、戴季陶、居正、张人杰、钮永建等数人之外，实寥寥无几。其他主要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甚至中山的死党汪精卫，都对寡头政治没胃口，而闻风远逸，甚或罢工、杯葛，使孙公这个新党始终未搞成气候，最后开了一次成立大会，和若干次小行动之外，也就不了了之了。
中山在此栖栖遑遑期间，想不到政坛失意，却情场得意。在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十月二十五日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误为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东京竟然和比他年轻二十六岁的美女宋庆龄结婚了，新娘二十二，新郎四十八，虽是老夫少妻，而情爱甚笃，对失意的孙公，实是莫大的慰藉。他二人的婚姻对后来国共两党政局的影响，都至深且钜，对此我们也不妨略说几句。前篇已言之，在孙公出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庆龄的大姐蔼龄曾是孙总统的英文‘女秘书’。就笔者所知，蔼龄可能是转型期中国，女秘书这项行业的老祖宗了。在那风气闭塞的时代，亦见孙大总统之‘摩登’也。迨孙公亡命日本时，蔼龄仍随侍在侧。不久蔼龄因与孔祥熙结婚而去职，乃改介刚自美国学成归来之二妹以自代。殊不知庆龄刚抵日本，行装甫卸，席未暇暖，新上司竟忽然向她求起婚来（此故事是宋庆龄晚年亲口告诉史诺夫人的）。一位黄花少女，抵挡不了一位老总统的求爱，她也就私许终身了。（且看四十八岁的柯林顿大总统，和二十一岁的陆文斯基姑娘的情史，真是无独有偶。）可是当她返沪禀告父母时，其父宋耀如竟大怒不允，然姑娘心有所属，海枯石烂不能移也。竟以私奔方式潜返日本，投入孙郎怀抱；梨花海棠，也是当年哄传国际的韵事。当孙宋的婚事为头山满所闻时，头山不免大惊说：‘不是要同姐姐结婚吗？怎么换了个妹妹呢？’见头山满晚年谈话
关于孙宋的婚姻故事，中西文字和日文的记载，都不算稀罕。当年的‘革命老同志’口述尤多。这些老人家，一般对庆龄的妇德，都甚有好评。笔者亲闻者，即有黄沈亦云夫人等数家之多。众口一辞也。后来抗战期间，毛泽东和蓝苹同居时，一般共产党的老同志对江青（毛替他改的名字）都没有好感。远在皖南的项英竟电毛指摘，毛公覆电说：‘学习孙中山’（这话是江青自己说出的），项亦无辞以对。这可能是孙宋畸恋，很少有的负面影响了……。他们这两桩婚姻，对我们国族的命运都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故顺便记录之，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历史嘛。
笔者附注：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时代，曾批评我国传统史学为帝主家谱。笔者如今写出上列故事，读者之中，可能也会说是帝王家谱之一例。可是梁说此语，是在我们文化转型的启蒙期食洋未化的似是而非之论。其实我国史学是源出于‘谱牒之学’，早见于甲骨。此后在我们国家强于社会的封建和帝制时代，谱史合一原是个必然现象。耶教的旧约，回教的可兰经，还不是从家谱开始？，中国传统史学是独步全球的，西方的现代文学史，未超过三百年。梁氏对中西比较史学初未经心，始有此启蒙期的哗众之言。笔者曾有专简试评之。有暇当补述之也。
现在再看看老袁在平定‘二次独立’之后，又在搞些甚么新花样。从政治的权术上讲，孙公的‘二次革命’，对老袁实在是求之不得天降良机。何也？因为老袁虽从孙公处取得了总统大位，他并没有真正的统一了中国，上章已略述之。那时由于传统地方政府中的回避制度，被彻底的破坏了，全国各省差不多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而上下两院的国会，在国民党多数的控制之中，对外债又啧有烦言，把袁老四弄得捉襟见肘，有志难伸。
在这些地方军头之中，靠山最大的，不用说便是国民党所掌握的粤、赣、皖三督了。袁氏如能削此三藩，对其他诸省就不难传檄而定了。天降良机，中山竟号召三省独立，就给予中央以削藩的机会了。二次革命既败，对袁来说是收复了半独立的三个重要省份。他次一步就要收拾那些在二次独立时，意存观望的动摇分子了。湖南的谭延闿浙江的朱瑞、云南的蔡锷等都被以不同软硬的借口，解除了兵权，这只是杀鸡儆猴啊！其他省中的大小猴王，像坐镇武汉核心的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像威镇东南、虎踞金陵的张勋，小猴王像折寨山西的阎锡山，像自称‘绿林大学毕业的’奉天（辽宁）张作霖和被调回云南的唐继尧等人，在大总统的恩威兼施之下，战战兢兢，就再也不敢心怀异志了。其中最为强而有力，也是最难削掉，而非削不可的大‘藩镇’莫过于‘面存忠厚，内具机心’（胡汉民的评语）的黎元洪了。但是袁公托中山之福，总算把黎菩萨请到北京‘软禁’起来了。所以中山所领导的二次革命，对袁氏独裁权力之增涨，实大有功焉……。事实上，在一部近现代中国史里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之前，真正统一的中国，实在只有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那两个年头呢！除此之外，大陆就再也没有统一过啊。
削藩之外，袁氏的另一着棋，便是自我扶正，从临时大总统晋升为正式大总统。原来在宋教仁还健在的孙袁蜜月期间，国会之内关于总统和宪法的问题，早已有了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先制宪，后选举。他们认为没有宪法，哪来总统呢？另一派则主张先选举，后制宪。他们的理由是，制宪百年大计也，不妨慢慢来，而选举总统，则是当务之急。困为民国成立一年了，我们还没个球籍呢（且引一句毛公名言），列强至今还在观望，没有承认我们这个革命政权。我们连个总统都没有，何能要求列强的承认呢？两派原来都有理，只是二次革命后，袁氏权力陡增，他就坚持先选举，后制宪了。果然在他当选之后，英、法、俄、德、义诸列强都纷纷承认中国的新政权了。
原来早在孙文期间，国会根据‘临时约法’已组织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来起草宪法，，另组有‘宪法会议’，来审查研究有关制宪的一切事务。现在在袁氏压力之下，两会乃尾巴摇狗，暂把宪法放下，而集中力量来草拟一个宪法附件的‘总统选举法’，经上下两院三读通过之后，乃由宪法会议于十月四日公布施行。两日之后，国会乃依法开总统选举会选举正式总统了。斯时国会之内仍有若干反袁分子，不满于袁之操纵国会，而杯葛选举，因此第一次投票，袁竟未获得当选票数。袁党大惊，乃临时由首都警察厅及其他地方机关，发动街头游民和流氓、地痞、乞丐，凑成一个非法的‘公民团’数千人，将国会团团围住，议员只许进不许出，不选出总统，誓不解围。在此压力下，果然袁公就当选为正式大总统，街头鞭炮齐鸣，皆大欢喜，如此掩耳盗铃，代议政府也就不可复问矣……。不过在八十年后，世纪交替的今天，再试一回顾，将货比货，这幕丑剧，还不算太丑，因为民初国会还算是个独立的立法机关，自有其个性与尊严。把它和国共两党后来的‘橡皮图章’，所谓‘国大’、‘人大’者，选举时，动不动就‘一致通过’，‘全票当选’，街头群众欢，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今昔相比，前者却颇有足多者。所以转型三峡中的水流，并不是永远向前的。它往往是进三丈，退两丈，而不停的打其漩涡，这也是避免不了的现象吧。未足深责也。
袁公那时真正有兴趣的只是正位作大总统，他怕的且名不正，则言不顺也。一旦正位之后，他就不愿作茧自缚，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了。在当时的国会中，既然是先选举，后制宪，如今既选举矣，则制宪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所以他们其后还是努力研制一部详尽的宪法草案来，这便是近代中国宪法史中的第一部宪法草案，所谓‘天坛宪法’是也。可是此时的袁大总统，不管是天坛、地坛，对他都没有兴趣了。因此，这部‘天坛宪法’（全名是‘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虽经国会于民二（一九一三）十月三读通过，终成一张废纸。
其所以然者，便是在袁的心目中，这部新宪法对他的约束，远大于旧约法。他既然是旧约法还有效的期间选出的正式大总统，与其受新宪法的约束，倒不如把旧约法按己意‘增修’，以为过渡，迨其政权稳定了，再按己意‘制宪’不晚也。
袁本是一个旧官僚，但他毕竟是个智商很高的政客，受了两年现代政党政治的磨炼，搞起新的寡头政治来，作法自便，出手也颇为不俗。的步骤便是从头来起。首先组织个御用的造法团体，把民元的老约法加以‘修正’，造出个完全适合他自己绝对权威底‘新约法’来，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袁是个在朝的总统，其实他和在野的党魁孙中山搞绝对权威的想法，实在是殊途同归，一个铜元的两面。只是中山在野，心有余而力不足；袁氏在朝，他就不顾一切，将独裁进行到底了。
袁、孙两公，为什么都要搞个人独裁呢？此非偶然也，转型的阶段在作邪而已。
大位既正之后，袁氏奔向极权的第一步便是解散国民党，彻底镇压‘乱党暴徒’。这在后来的国共的政权里，便叫做‘镇压反革命’。以颠覆政府的罪名，袁世凯的确杀了不少国民党，虽然他杀人的规模，较诸国共两党后来的互杀与自杀，那是小巫见大巫了。长话短说，袁氏正位之后，首先大肆捕杀地上地下的国民党员，一时血腥遍地。而最不可思议的，杀国民党最为心狠手辣的竟是那位被革命党所拥护而变成开国元勋的‘忠厚长者’，有菩萨之称的黎元洪。当年武昌起义，拥黎最力的‘首义三武’（张振武、蒋翊武、孙武），竟有二武被他杀掉。前章曾提到他如何假袁之手而残杀了张振武，现在再让我们看看，他怎样又把蒋翊武杀掉：
蒋翊武（一八八五～一九一三），湖南澧县人，是清末转型期中千万个爱国热血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幼年在常德读小学时，就闹革命，被开除学籍，逃往上海，入中国公学就读，曾与胡适同学，加入‘竞业学会’，共同创立‘竞业旬报’（胡一度主编），并加入同盟会，其后又在日本进军校，回武昌加入新军作学兵，秘密组织搞地下革命的‘文学社’为社长，与孙武所主持的‘共进会’密切合作。武昌起义就是这两个会秘密发动的，翊武为民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后来他们自觉太年轻，号召力不够，才把个‘忠厚长者’的黎菩萨硬拖出来作头头，成就了黎氏一生的光辉事业。迨黎假手袁氏而杀掉张振武时，翊武已官拜中将加上将衔，自然也是个闲差。二次革命之初谭延阐在湖南宣布独立时，乃委翊武为一个空头的‘鄂豫招抚使’，迨独立失败，谭氏取消独立时，翊武反被告密为‘畏罪潜逃’，终在潜逃中途的全州为北军桂林镇守使陈炳焜部所捕，黎元洪得讯，乃立电袁氏强调说：‘不予迅诛，终为后患’，袁乃电陈令‘就地枪决’。陈以袁电示翊武，武读电神色自若，次日，陈镇守使且设盛宴款待，宴毕，蒋乃坐上镇守使的官轿，由陈氏恭陪，同赴桂林丽泽门外之刑场。出署时，卫兵举枪敬礼，翊武亦举手答礼，至刑场后，翊武曾向在场观众作最后讲演，辞毕，遂‘端坐红毡上，从容就义焉’，时年二十八岁。古人云，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翊武固不愧男儿。见‘父年谱’转载姚跨鲤著‘蒋翊武传’，及诸种民国名人传记与随笔。一说行刑士兵不忍开枪，乃由监刑官以手枪击死。抗战期间，长沙大火之后，酆悌（一九零三～一九三八）因案被杀时，情况亦颇相似，转型期的历史悲剧，不忍卒述也。
二次独立实在是出诸少数人的意气用事，但是枉死的冤魂，总在万人以上吧！真是革命未成万骨枯，从何说起呢？
袁世凯和黎元洪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十月十日，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副总统之后，时未期月，袁就在十一月四日发布解散国民党令，凡属国民党的中央地方一切机关‘限令到三日之内，一律勒令解散’。至于隶属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则一律迫缴议员证书与徽章，两日之内，被追缴者达四百三十八人之多。此时国会中所谓‘八百罗汉’的议员，总数不过八百二十人，一旦有四百三十八个罗汉失去了议员资格，议会便失去能够开议的法定人数（ quorum ），整个国会就瘫痪了。会内附属的一切小组委员会，尤其是宪法会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自然也就自动停摆了。见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政府公报’，原文数千字，征引广泛。所指乱党，除汪精卫之外，几乎所有前同盟会高干，一网打尽，靡有孑遗也。此电全文复印于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五零一～五零九。时未逾月，袁再度于民国三年元月十日发布解散国会文告数千言，这个美国模式的中华民国国会，就寿终正寝了。见同上，页五一一～五一六。
袁世凯总算是把民元的老国会弄垮了，但他并不是要当个没有国会的总统，相反的他要毁会造会，制造个独裁者御用的国会做橡皮图章，来随时待命使用。做了两整年议会政治的学徒，他也学会了一些基本技巧，做起事来，顺理成章；说起道理来，也其言甚辩。他之所以废弃上述的‘天坛宪法’，理由是他这个人总统是根据民元的‘临时约法’选出来的，如今这个新的宪法草案和他这个总统，在法理上抵触太多。例如他是根据‘总统制’的选举法选举出来的总统，天坛宪法则是个‘内阁制’的宪法。总统乎？内阁乎？如采纳了天坛宪法，则将来势必‘修宪’。与其修尚未经采用之新宪法，何如增修已经采用了两年的老约法乎？其言甚辩，甚辩。
须知袁此时在政党政治中已非吴下阿蒙，他已有个极为精明的智囊，像杨度那样，胡适所谓‘了不起的人物’，强辩足以饰非，他们帮老袁辩论，纵是当时世界级的权威学者，也要让他三分，这是个纯法理、纯学术的辩论和探讨，纵时至今日，也是写不尽的。限于篇幅，可惜在历史上不能捞过界，作更详尽的交代。贤明的读者但知其在法学（ science of juris-prudence ）上不可小视足矣。这儿附带说句常识，在今日西方学制里， JSD 才是正牌的大狗头； JD 只是硕士也。
袁这个‘厨房内阁’（ kitchen cabinet ）要替他设计怎样‘增修约法’，就得有个像民元那样的各省代表会啊！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那个号称‘第一流’的‘熊内阁’，为着要搞‘体制改革’（且借用个当前的名词），正在筹备召集一个所谓‘行政会议’，这一下拉到黄牛当马骑，就被袁大总统‘卯’上了。
熊内阁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袁大总统在削平‘三藩’之后，一时威望冲天，为配合这个新时势，他要使他的政府也一时无两，这样由进步党组成的熊希龄‘第一流内阁’就应运而生了。前篇已言之，民国新成，政党数百，而最后打入国会者，只有三大党。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掌国会议席三分之二以上，与国民党抗衡的第二大党则是进步党，进步党则是原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而成，成员多是清末颇负时誉的保皇派、君宪派的新人物如张謇状元、熊希龄进士、梁启超举人，都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人物’，与前任的‘暗杀党’赵秉钧不可同日而语也。因此纵是同盟会中与他们针锋相对的孙、黄、汪、胡、蔡、吴等人，对他们也英雄识英雄，颇具敬意与好感。袁世凯在赶走国民党之后，而起用这批新人，纵是国民党人也承认老熊的内阁是‘第一流内阁’。
笔者附注：写到这儿，不禁想起青年期所见所闻的一则趣事。一九三五年某日，我在上海报刊上读到一则新闻：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和金陵女大毕业的海伦（ Helen ）毛彦文女士结婚，新郎六十六，新娘三十三，新郎为争取新娘欢心，竟为她‘割须弃袍’。婚礼进行中，新夫妇梨花海棠，表现得恩爱无比。据说是‘你不嫌我老，我也不嫌你丑’，云云，当时曾掷报大笑。想不到六十年后，面对萤光幕著书，竟然又提到此老，不禁也推开滑鼠，笑叹不已也。
阿熊这时在搞啥‘体制改革’？啊，那可说不完呢！熊进士当年才四十三岁（小中山四岁），少年科甲，中年拜相，春风得意，正是英雄一展抱负之时。这时政敌（国民党）已败下阵去，进步党人才济济。（老实说今日台湾的‘民进党’里的小把戏们，和他们那些状元、进士不能比呢！为今之计，我倒希望民进党中的有野心的中年领袖们，多多读点文史哲方面的书，尤其是我们的 classics ，圣贤之书，孟子所谓养养气，学学那也不做‘中国人’的李光耀。专门搞些小 politics ，打打架、吃吃饭、喊喊口号，算不得政治家呢！向外看，看看罗斯福、邱吉尔那种气魄；向内看，看看我们的孙中山、胡适之，那种 continental 的泱泱之风。朋友，取法乎上，而得乎中就很不错了。在一个芝麻绿豆的小岛上拳打脚踢，恶心死人呢！）老熊要做的体制改革，可多呢！第一，为防制藩镇（台湾今日也是个大藩镇），他要裁军废督；第二，为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贯彻中央政令，他要虚省设道，实行省道县，地方三级制（再比较比较李总统的废省设计，和老K当年要划东三省为九省）。道，就是满清的府，国民政府在大陆时代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提高道尹的权力，把宋楚瑜架空，是谓之‘虚省制’。当时那个猿-熊配，为何要架空宋楚瑜呢？目前则不妨问问李登辉总统。但是在老的猿-熊配中又是啥回事？下章如有篇幅，再多加叙述，此处就暂缺吧。
总之，老熊要搞体制改革，就要召集个各省代表会，他为之定名曰‘行政会议’，并于二年十一月五日电令各省与蒙藏地方，派遣代表来京参加会议。可是老猿拉到黄牛当马骑，乃改其名曰‘政治会议’，就利用它来搞对他自己需要更急迫的事务了。袁之需要盖有两端。一为缓冲他解散国会后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和舆论上的压力；其二便是乘机筹备他自己将来可以直接掌握的御用国会，并乘机‘增修约法’，甚至搞出一部钦定宪法来。
同月二十六日，袁乃明令指派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八人正式组成机构加以推动。稍后并特派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加派张国淦为副议长（张是黎元洪的心腹）。十二月十五日，政治会议便在北海的承光殿正式开幕了……。这是袁的智囊团（ Thind Tank ）替他设计的御用国会的第一步，也是后来推着他逐渐进入‘新华宫’的第一步。见同上‘政府公报’
但是这个政治会议虽拥有中央和地方代表八十人之多，它本身则只是个咨询机构，是个‘厨房内阁’的扩大。它负责研究出许多政策，提供政府采纳施行。当然同时也可以为总统和政府分谤。它所建议的政策，如停止国会议员之职务（把国会彻底解散），如解散各省省议会和各种地方自治机构等等，政府都欣然采纳施行，无待细述。至于‘增修约法’一条，那就改变了国家根本大法，影响深远了。应稍加解释。择要言之，他们建议另外建立一个‘约法会议’作为国家的立法机关，并草拟一件‘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供政府采纳。政府乃据此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一月二十六日公布实行。一个拥有会员五十七人的‘约法会议’，乃于三月十八日正式开幕，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在政府的协助之下，一部完全适合袁大总统意志的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就于五月一日公布了。
根据这个新的‘根本大法’，国家立法机关采一院制，曰‘立法院’，在立法院未完成组织之前，由新建立的‘参政院’代行职权。简言之，袁世凯这个参政院的组织和性质，和国民党当年的‘国民参政会’，和现在中共的‘人民政协’是大同小异的，你说它是‘花瓶’，无人能够否认，你说他没有政治作用，它也确有一定的政治作用。只是袁氏这个政协，却代行了一个短期的立法权。除了袁大总统所需要的法律之外，它居然真的拟订了数十种，一般国家所需要的正常法律，如森林法、出版法、国籍法、著作权法等等，都是国民政府时代同样法律的蓝本，对近年来人民政府的立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它承旨替袁氏所立之法，如大总统选举法，那就是助纣为虐了。今且抄录一段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十二月二十九日，参政院修正通过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以见其要。
第一条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完全享有公权，年满四十以上，并住居国内二十年以上者，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第二条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第三条每届行大总统选举时，大总统代表民意依第一条所定，谨推荐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者三人。前项被推荐者之姓名，由大总统先期敬谨亲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密储金匮于大总统府特设尊藏金匮石室尊藏之。前项金匮之管钥大总统及参政院院长、国务卿分掌之，非奉大总统之命令，不得开启。
根据这个选举法，袁大总统不特享有终身职，死后传妻传子，悉听尊便。蒋、毛二公，读史至此，对项城公，该多么羡慕啊！尤其是毛主席费了那么大的气力，搞大事问江青，谁知江娘娘竟被张耀祠那小子，轻轻松松抓了起来，主席地下有知，岂不要把玻璃棺材踢破了。话说回头，袁大总统有此传妻传子的终身职，应该心满意足了，殊不知人心不足，为着十万元订制的一袭龙袍，甘冒个人生命之险，偏要在三峡里逆水行舟，而终遭灭顶，岂不可悲可叹？下篇再谈谈他底黄粱一梦。
一九九八、八、二十八于新泽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