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开国史简论
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清宣统三年，辛亥，阴历十一月十三日；公元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夜十时，时年四十六岁的广东香山人孙文先生，在南京前两江总督府（原太平天国天王府，后来的国民政府，今日的江苏政协大厦），灯彩闪烁，军乐悠扬，和数百位，衣冠楚楚的，男女观礼者，热烈欢呼声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并宣读誓词如下：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家中谱名帝象，学名文，习医时取名日新，嗣谐音字逸仙，秘密革命期间，一度化名用日语中山樵，晚辈同志因此尊称之为中山先生，故世称孙中山。孙公自我使用的正式名字，见于政府之正式文献者，则为孙文。在民国史上的正式纪录，应为孙文临时大总统。
上引孙文总统这则誓词虽然很短，它却是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此以后，当今世界上，这个绵延不断的最古老的国家和政权，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这一阵军乐，一片欢呼，一篇誓词，便把那已延续了四千余年的古老的政治模式，正式的结束了。
回看我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发展史，我们如上溯至传说时代，那我们从公元前二二零六年，夏禹‘家天下’开始，由一家统治一国，至此已四千一百二十八年了。若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六国，废封建，建帝国，称皇帝算起，至此也已有两千一百三十三年了。不管是封建诸侯也好，皇帝当国也好，这都是行之数千年的制度。它们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当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随便废除得了的。
事实上，这项所谓封建制度和帝国制度，原都是整个民族在数千年中，从生活实践和理论探讨才慢慢发展出来的文化整体。在这整体的结构之内，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政治经济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他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文化整体。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或帝国制度（像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一转百转，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事实上，中西历史都告诉我们，这项‘转型运动’需时数百年，始能竟其全功。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后，那有数千年历史的‘帝制’，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了，以后中国历史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可能还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慢慢的转化过来呢。
君不见，在本篇拙作落笔之时，距民国开国已八十七年丁，真正的民治主义虽然已遥遥在望，目前究竟还是可望而不可即呢。但是上述孙文总统的就职典礼，毕竟是这个新时代的开端。旧的帝制，逐渐在历史的海洋中，缓缓沉没；新的民主政治在眼前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成长虽缓，终必有大盛之时。这该是个历史的必然，无人可以逆转之也。孙文大总统，既然是我国史上正在发展中的民治时代的第一位民选总统，他这项最早的民主代议制度，是怎样创立的？这儿应该有补叙一下的必要。
原来在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义之初，全国响应，如火之燎原，一月内外，全国二十二省竟有十七省宣布独立。十一月九日，鄂军都督黎元洪乃通电各省，请派代表来武昌，商讨组织临时政府，以便统一指挥。两日之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与浙江都督汤寿潜，亦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作相同建议。十三日，陈乃据以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在上海开会，因上海地居要冲，交通方便故也。黎元洪主张，盖以军事与外交的需要为重，他尤其希望能争取外交团，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而不横加干扰。上海方面则更进一步，希望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民国政府，来代替满清那个帝国政府了。这个将来的民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原则，他们还希望以美国制度为蓝本。通电上说：
自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国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注脚另详史料篇）。
此一模仿美制的建议，随即得到汉方完全同意的反应，认为那确是‘一定不易之法’。
民初的开国元勋们之钟情美国制，良非偶然。远在兴中会时期，杨衢云、孙逸仙等便十分醉心于美国的总统制。八国联军时帝后两宫西狩，消息杳然、东南无主之时，当地督抚便留有意自组织美国式的共和政府，选李鸿章为伯理玺天德（ President ），李亦有意担任，后以两宫又在西安出现乃作罢。一九零三年那位语出惊人，引起神州轰动的青年革命家邹容，在其划时代大著‘革命军’中，也主张中国政府全盘美国化。两年之后，当海外诸小革命团体合并，在日本东京共组中国同盟会，并选孙中山为总理时，该会亦采美式的三权分立制。因此，此次程、汤两都督之建议，实是循序而来的迎合时代之潮流而已。
在该次通电中，他们要求每省各派代表二人。其一代表各该省之都督府，另一人则代表各该省原有之咨议局。那时由水陆两路前往上海，各省都不太困难，通水路者，更十分方便。盖当时的轮船公司多由外商经营，外商享有治外法权，清政府对其乘客无法干扰也。其时各省的革命情绪，皆甚为热烈。一经号召，代表们就纷集沪上了。至十一月十五日（阴历九月二十五日），已有江、浙、闽、鲁、湘诸省，及上海、镇江两地区代表抵沪，代表会乃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拟订临时政府组织法，以及相关的法令和规章。大会自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所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至此已立国一百三十二年了，成绩卓著。如今既然模仿美制的三权分立，美国最高立法机关是具有上下两院的国会。共和中国，立国伊始当然无法召开国会，所以只有变通一下，就由这个‘各省都督代表会’暂作立法机构。开会时每省暂定一票。因此这个‘代表会’，在形式上，就颇像每州两票的美国国会的上院（ Senate，汉译‘参议院’）了。换言之，民初最早的中国国会的雏形便是个，有上院、无下院；有参议院、无众议院的美国国会。这个开始，是值得理解的。美国立国之初，也正是这样的。在上海首先组织的这个代表会除具有立法权，可以制定一切法律规章之外，也有权代表人民，选举‘临时大总统’。（美国革命时，华盛顿也是如此这般选出的。）
可是上海这时虽占有交通方便的地利，但是那时革命战争的重心，和早经组织的革命军政府，毕竟还在武汉，而黎元洪的邀请通电，且早于沪方。加以这时在革命阵营中的第一号战将，也是声望仅次于中山的黄兴，也正在汉阳前线督战，因此后来在汉方代表要求之下，会中乃有动议把会址移往武汉。此案通过之后，众议则将原有会员人数一分为二，每省代表各留一人于上海以为联络。此一建议最初原是从权应变，不意竟伏下后来宁汉不和的恶果，实非当事者始料所及，此是后话。
当沪方各代表遵议逐一乘轮去汉时，不意清军适于此时反攻，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夺回汉阳，武昌全城均陷入敌炮射程之内，而汉方革命领袖间原有之暗潮，竟因之表面化。原被外界误传为‘孙文之弟’的孙武，竟通电诋毁黄兴，黄兴遂于翌日黯然离汉去沪，革命阵营内部从此乃每有不必要之龃龉了。迨各省代表多数抵达武昌时，革命军所拥有地区，已无安全会议场所，然既来之，则安之，各省代表乃选出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并迁入汉口英租界之顺昌洋行，继续开会。
在汉期间，代表会之成就盖有两条足述。其一即各省代表公认，当时设在武昌的鄂军军政府为革命军的中央政府。其二则为制定一项包括三章二十一条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则‘大纲’后来再经过若干次修正，最后变成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为近代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政治史书上简称为‘民元约法’。它在民国初年竟变成政争的重心所在。其后所发生的‘护国’、‘护法’两大内战，都是为它开战的。以后我们再慢慢叙其原委。
根据这部相当实际而可行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革命军当局乃急谋组织能统筹全局的民国政府，和选出一位大总统作最高领导人。正在各代表紧锣密鼓地寻觅首都，和最高领导人选之际，天不负人，江浙联军忽于十二月二日攻克南京。龙蟠虎踞的南京，原为六朝古都。民族英雄朱元璋和洪秀全亦曾定鼎于此。如今革命军既然克复南京，对那些正托庇于汉口和上海租界的各省代表，真是喜从天降，他们就决定，立刻组织中央政府，选举总统，定都南京，以彻底推翻满清，取而代之了。因此在南京既克之后，沪汉两地人数相等的各省代表，乃分别集会讨论总统人选及定都南京等相关要政。
因此汉方之代表会，在接获南京光复喜讯之后，乃决定于一周之内，东迁南京，从事制法与选举之要务。不意沪方各省代表，在江浙两省都督及各方代表怂恿之下，竟亦迫不及待，于十二月四日在沪举行代表会议，票选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而以黎元洪副之。黎氏闻讯，乃立即通电，斥沪选为非法，而黄兴亦深为疑虑，不愿就任。迨汉方代表陆续抵达南京，乃又说服沪方代表，于十二月十五日在南京翻案重选，以黎、黄分任正副元帅。黎虽首肯，而黄仍谦辞。以致牵延不能决。
此次拥黎、拥黄两系之争，虽同儿戏，然双方之选举，均只选‘大元帅’，而不及‘总统’者，实双方之意，均系虚此‘总统’大位，有待于袁世凯旦夕之附义，出长民国之大政也。何以这时如火燎原之革命阵营，还有待于袁氏来作头头呢？天意人事，必然偶然，都有足述者。
因此，在两方紧锣密鼓，各议其议时，历史家还得略叙一下北京清廷的政情。简单的说来，那就是袁世凯政治权力的迅速窜升，十一月十六日，终于拜命组阁，大权独揽。但袁在清末几遭摄政王载沣毒手，如今东山再起，绝无意再保大清。他的基本策略，实为养寇自重，然后再挟清压孙，伺适当时机，通吃两家，唯我独尊。袁当时也确有此实力，亦有此时机，故有恃无恐也。所以他在东山再起之初，对交战双方，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在两方都造成了一个‘非袁不可’之客观形势，此一形势亦为两方所深知。清廷中的寡妇孤儿、颟顸亲贵之迅速就范，固无论矣。革命阵营中（包括中山在内之高级党人）亦早有‘虚位以待’的公开声明。然袁氏狡狯，往众目睽睽之下，既不愿逼宫取位于寡妇孤儿之下，更不愿受大位于民党之议会选举。渠一厢情愿之道，实为自组御用国会，劝清帝‘辞位’，以‘禅让’方式，举己以代之。至此他可能还要耍一耍中国政治的老传统，自称德薄能鲜，三辞而后受命。这一套在现代西方政治圈中的术语，叫做‘征调’或‘拉夫’（ draft ），吾实不愿为也，国民公意，强迫拉夫，吾不得已，而勉从天命也。这对他个人来说，那实在是最光辉的登基大道了。
可是这个‘非袁不可’的客观形势，却亦有其‘非袁所料’的主观的变动。上述那个黄正黎副，又转为黎正黄副，这幕闹剧，原是个小小的‘偶然’。但是这个偶然，把时间拖延了两个星期，拖到孙中山在上海码头的‘偶然’出现。中山既适时到达，那他之当选总统，就是个历史的‘必然’了——革命阵营中这时需要统一领导。黄、黎两位‘大元帅’之间得一可以安天下。不幸二人相持不下，孙公既适时赶到，他就必然当选成第一任（那时叫‘第一期’）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只能做‘第二任’了。
朋友，我中华民国开国第一任大总统应该是孙文嘛。论功，论德，袁世凯怎能做中华民国的华盛顿呢？历史毕竟是公平的啊。
在孙文当选临时大总统时，一向与孙不睦的章炳麟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一位置，‘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换言之，无论如何轮不到孙中山就是了。但是章疯子只替历史家说了一半。他忘记了‘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文’。孙文就是凭这三条，当选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事实上以孙文为首的民国政府的架构，基本上自一九一二年以后至今未变也。毛泽东曾说过，千载犹行秦制度，似嫌不太确切。他如说百年犹行孙制度，那就更为正确了。自民初迄今政党起伏，英雄生灭，而政府之基本架构未变也。
笔者曾根据可靠的海外史料交代过，武昌起义时，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中国餐馆‘打工’维生，收到武昌起义的电报之后，乃兼程回国。途中并在华府、伦敦和巴黎小作勾留，试举外债，却未获分文之助。中山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抵香港。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偕廖仲恺赶来香港相晤，并以北方情形复杂难料，劝孙留粤。孙不可，且反劝汉民与彼同去上海。二人于二十五日抵沪，四天之后遂以十七票中的十六票的绝大多数，当选为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他也就变成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第一位由真正选举选出来的最高当国者。随后黎元洪亦以全票当选为副总统。
（附注：当时投票的十七省是：直（今河北）、鲁、豫、晋、陕、苏、皖、浙、闽、赣、湘、鄂、川、滇、粤、桂、奉（今辽宁）；直隶原未完成独立，因系国都所在，而特设代表，享有投票权。黄兴亦得一票，传系湖南代表，或江浙代表所投。湖南为黄之母省；江浙代表多系光复会旧人，与中山有隙而亲黄。）
前节已言之，在最早的学习美制时期，民国政府里是没有国务总理的。美国制是以国务卿（ Secretary of State ）为中央各部之首。战乱中成立的中华民国，则稍事变通，以陆军总长为首席部长，众望所归，这一首要位置就落在黄兴肩上了。且将临时政府组织与负责人，列表于下：
临时大总统：孙文，字逸仙，号中山，广东香山人，四十六岁
临时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四十八岁
秘书长：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人，三十三岁
陆军总长：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三十八岁
次长：蒋作宾，字雨岩，湖北应城人，二十八岁
海军总长：黄钟瑛，字赞侯，福建人
次长：汤芗铭，字住心，湖北蕲水人，二十五岁
外交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三十一岁
次长：魏宸组，字注东，湖北武昌人，二十七岁
内务总长：程德全，字雪楼，四川云阳人，五十二岁
次长：居正，字觉生，湖北广济人，三十六岁
财政总长：陈锦涛，字澜生，广东南海人，四十二岁
次长：王鸿猷，字子匡，湖北咸宁人，三十四岁
司法总长：伍廷芳，字秩庸，广东新会人，七十岁
次长：吕志伊，字天民，云南思茅人，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四十四岁
次长：景耀月，字太昭，山西芮城人，二十九岁
实业总长：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五十九岁
次长：马和，字君武，广西桂林人，三十二岁
交通总长：汤寿潜，字蛰先，浙江绍兴人，五十五岁
次长：于伯循，字右任，陕西泾阳人，三十三岁
枢密院顾问：章炳麟，字太炎，浙江余杭人，四十三岁
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字遁初，湖南桃源人，三十岁
在中山与黄兴等干部商讨组织政府和行政人选时，二人都有意以同盟会的高级干部为班底。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是眼大于腹了。首先，这次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的总形势，原是个墙倒众人推的形势，同盟会所出的力量只一部分，可能还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中山和黄兴二人都是以声望与历史取胜。孙公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在闹穷，当时谣传说他带回华侨所捐钜款，足解燃眉。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间，孙公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虽能使听众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孙公除声望之外，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并无特殊政治实力也。
至于黄兴，那更是个有将无兵的光杆司令。他初到武昌时，也是靠声望将兵，黎元洪和其他与三武（孙武、张振武、蒋翊武）齐名的革命诸小将，对他暗中也颇多嫉忌之心。汉阳一败，他就只有黯然而去了。其后光复南京之战，虽打了胜仗，但是江浙联军，又岂是这位‘湖南骡子’的子弟之兵呢？在那个‘上阵必需子弟兵’的时代，从天而降的‘光杆司令’（后来国民党军队中的俏皮话，叫做‘伞兵司令’）是很难，甚或是无法指挥的。且看近代中国军事转型史，且至今日，民国时代的军队系统，从袁世凯的‘小站’开始，哪一路武装不是‘子弟兵’？蒋介石的‘浙陆黄一’，不用说了；毛泽东的‘三湾子弟’，红一方面军利八三四一，林彪的四野，邓小平的二野，等等，不都是子弟兵？党指挥枪？牛皮也。毛公、邓公所指挥者，皆子弟兵也。当然‘子弟兵’这桩‘封建残余’（洋人叫 Fondulistic remnant ），在历史转型的程序中，最后一定会被转掉的。‘军队国家化’是中国军事转型史中的一个‘必然’，任何人也不能逆转之。吾人希望这一军事转型，在李登辉、江泽民两公领导之下，于下一世纪初旬，能大功告成，而身受其惠。两公如想逆水行舟，那就愚不可及了。江、李两公皆是绝顶聪明之人，断不会走回头路，因此吾人对此项军事转型，至为乐观也。
但是话说回头，在那个混乱的民国初年，去古未远，带子弟兵却是个为将的必需。‘光杆司令’永远只是个荣誉头衔罢了，而黄兴那时就是个光杆司令，夫复何言。因此在内务总长这一职位上，孙、黄二人的内定人选，原为他二人最亲密的革命伙伴，那位光芒四射、才气逼人的宋教仁。也正是因为他光芒四射，而招致‘党外’（且借用一个现时名词）人士的嫉忌，甚至同盟会内人亦有反对声音。中山不得已，乃改荐原江苏都督、前清巡抚、亲立宪派的老官僚程德全了。程氏虽然在前清的官僚之中，还算是一个新派人物，但是这个政府的‘内务总长’之为宋或为程，其性质就截然不同了。为宋，它就显然是个革命政府；为程，它就显然是个新旧杂组的‘拼盘’了。这个拼盘再加上一个立宪派的张状元季直（实业总长，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那一年中的状元），和汤进士寿潜（一八九二年进士），那就成为拼盘之拼盘了——张、汤二人都是前清极负时誉的‘立宪派’中坚。光复前（现时叫‘解放’前），张、汤二人分任东南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江、浙两省的‘咨议局’议长，而汤且是杀害女革命烈士秋瑾的主谋。
教育总长原内定章炳麟，亦以章氏不孚众望而改荐蔡元培。然中山为笼络（现时名词叫做统战）这位曾公开反孙的‘国学大师’老同志，乃特设一‘枢密院顾问’之高位，以安置之。但是倔傲的‘章疯子’，却不屑俯就。章炳麟虽曾为同盟会员，他也是光复会的发起人。这两个革命团体就始终未尝统一过。这时两派且争权甚烈。光复会的另一巨头陶成章竟被当时上海都督陈其美派盟弟蒋志清于一月十四日刺杀于上海。此后两派竟斗争无已时。光复会‘老同志’且逐渐与老立宪派结盟以抵制同盟会。凡此皆可看出中山当时的妥协性。孙中山是位个性倔强、胆大泼皮的革命者，不是个轻意妥协的人物。他这次之所以如此妥协者，实在是他知已知彼也。你只有这么大的实力，得大位已逾分，不妥协又如何呢？
外长一职，众意应属伍廷芳。伍氏粤籍，然出生于新加坡，依法曾为英属海外公民（ British Subject ）。伍氏娴双语。受法学教育于伦敦，并领有英国律师执照。嗣在香港开业，为英籍华民之第一位律师。后又被选任为‘立法局议员’，亦为香港华裔之第一人。然伍氏在一全白的殖民体系中，作一低声下气的二等官僚，显然心有不甘，乃转回祖国之大清政府任职，竟累迁至头品大员，外务部右侍郎（今之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后又外放为钦差大臣，驻美公使，可谓官高位显，一帆风顺。然伍君深入‘酱缸’（且用一个柏杨术语），目睹清廷官僚之不可救药，武昌炮声一响，乃立即附义，并出任军政府对内外交涉之总代表。此一要职，当时革命阵营中，伍老之外初无第二人也。迨中山出任总统，乃改任伍氏为司法总长，而以外长一职畀之刚从耶鲁卒业之毛头小子王宠惠，而王自知两人经历不能相比，不敢接任也。其实中山暗中有意自主外交，而欲王氏挂其名，佐理之而已。王遂接篆为当时最年轻之总长。
中山这个新政府，虽难免是个革命与立宪各派的大拼盘，毕竟还是以同盟会的成员更有朝气、更有组织，也更有群众，因此在黄兴积极筹划之下，他们乃舍名取实，把总长以下的位置，由同盟会员一举包办。吾人试看上列次长级名单，便知次长级人选，除汤芗铭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在三十上下的同盟会的青年骨干。这一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干法，后来也被毛泽东学去了。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国时，也是如法炮制的。到时当细论之。
其实汤芗铭亦若辈中人，一九零四年留学巴黎时，曾‘入盟’于中山之革命组织，继而后悔，与同伙偷割孙公皮包，窃回文件，颇为同学同志所非议，因与革命党绝缘。然汤亦才士，冲幼‘进学’为秀才，十七岁‘中举’。嗣又入北洋海军学堂习海军（一说为福州船政，似不可信）。旋由鄂督端方资送法国留学。割破中山皮包之后，遂潜往英国续修海军。回国后乃在海军提督萨镇冰之下任职。武昌起义时，萨镇冰奉命率海军舰艇，溯江援鄂，芗铭亦随往。此时其长兄汤化龙（一八七四～一九一八，一九零三年进士，曾任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武昌起义后，在军政府任民政总长，乃致书芗铭，嘱其策动萨镇冰率海军附义。萨虽未接受，然终于弃军而去，所余舰艇数艘，遂指定由资望较深的海筹舰长黄钟瑛与汤芗铭统率，加入革命阵营，沿江助战有功，至是乃由黄兴荐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为次长。黄初提名时，同盟会员对汤留有异议者，卒因中山不念旧恶，乃得列名内阁。
其他次长也都是同盟会中的杰出才俊，如蒋作宾、居正、马君武、于右任等，在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中，多据决策高位，历史家对他们还有得说的呢。在他们锋芒初露之时，就犯不着多加交代了。不幸革命党人内在的分化，这时亦已逐渐明显。孙公这个新内阁，虽然少长咸集，而革命首义地区的武汉，以‘三武’驰名的先锋人物，除一位‘历史反革命’（再借用一个现时老词）的黎元洪之外，几乎全部见遗于圈外，难免替民国以后的历史，写下了一句矛盾的伏笔，此是后话。
在这个‘临时’政府中的所谓‘国务员’，尤其是次长级的激进分子，他们都是和孙大总统同进退的，在袁世凯咄咄逼人的形势之下，从中山开始，全部阁员，自始即深具五日京兆之心。早在中山返国途中，盱衡国事，计较各派实力，便深知将来总统一职非袁莫属。及抵国门，听取诸家议论，所说尽同，因此孙公后来虽当选总统，并正式就职，仍立电袁公，告以备位以待。发了数通中文电报不算，孙公还以英文投书‘字林西报’，公告国际，以昭信守，以促袁反正，用心纯正，溢于言表，至为感人。记得‘史记’上有段故事说，刘邦与项羽本有‘先入关者为王’之约。后来刘邦先入关了，但计算实力，却不敢‘为王’。在鸿门宴之前，他拜托项伯，捎信给项羽，解释说：
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见‘史记·项羽本纪’）
吾读民元孙公致袁世凯诸电文，真如幼年所背诵之‘项羽本纪’也。刘邦、项羽、孙文、袁世凯都是我国史上不世出的大英雄也。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岂不信然？只是刘项之争，纯系个人权位，而孙之让袁，治史者诛心以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未可与刘、项、袁三人等量齐观也。
正因为‘临时政府’的过渡性太重，在袁氏‘赞成共和’逐渐具体化，继任总统已呼之欲出之时，孙公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便是怎样确立个制度，以约束这位飞扬跋扈的下届大总统了。按法制常规和宪政学理，只有宪法才能加以约束。但是民国体制原是模仿美国‘总统制’建立的，总统权力甚大。当初建制之时，宋教仁曾力主采用法国的‘内阁制’，而中山以为不可。盖内阁制原为架空皇帝或独裁元首，以首相当国（如英、法和日本）的虚君制。宋教仁，这个三十岁的小家伙，那时雄心勃勃就想做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所以力主内阁制，但是中山认为建立民国，既然是要驱除鞑虏，推翻王室，则中国政府就没有再设虚君的必要。所以中山就坚持采取美国的总统制。如今眼看孙公就要让位于袁，袁可不是个省油灯，要袁氏削减权力，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恐怕是与虎谋皮，革命党人认为要在袁氏就职之前，就应立法加以约束，好让袁老四去做个‘虚君’。因此乃在约法上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了。谁知这一改，就改出纰漏来了：袁世凯抵死不作‘虚君’，宋教仁却又拚命想做‘首相’。政治矛盾要用枪杆子解决，民国就逐渐变成军阀的天下了。悲夫。
前节已言之，中山出任总统的法律依据是，各省都督代表会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所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因此在临时政府的行政部门的组织，逐渐就绪之时，则立法部门亦在循序奠定。总统就职未几，各省都督代表会即议决组织‘临时参议院’为最高立法机关，并通知各省，每省选‘参议员’三人至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在独立诸省参议员，有半数以上抵达南京之后，参议院乃于一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先后到直、奉、豫、江、浙、闽、院、赣、山、陕、湘、鄂、粤、桂、川、黔、滇等十七省参议员三十八人。公举福建参议员林森为议长。集会逾月，制定各项法律规章数十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当然便是由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改订的暂代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了。
这项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了极大作用的所谓‘民元约法’，内容共有七章五十六条。它除掉现代民主共和国所应有的主权、人权、政权、治权、疆土、法院，以及模仿美国制上下两院的国会等一般条文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临时政府的模式，由原有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式的‘内阁制’了。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大总统一职就变成虚位元首了。此一约法几经研讨，终由孙文大总统于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
这一着是明显的针对着袁世凯而设计的。将来中山如让位与袁，袁大总统的职权和孙大总统的职权，就不可同日而语了。问良心，这是同盟会所掌握的参议院，对未来的大总统所投的‘不信任票’，也是大相国寺菜园里的一群张三李四，想对新到的和尚鲁智深，来个‘下马威’，乘他立足末稳，便把他摔到粪窖里去的一厢情愿的安排。谁知力有不敌，反而助长了和尚在菜园里的权威，实非当初动议人始料所及也。
不过，在孙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为时不足三月，建国架构便颇具规模。不论总统制也好，内阁制也好，三权分立，像模像样，上至宪法人权，改历易服，下及放脚剪辫，钜细靡遗，法制灿然，虽百世可知也。立国创制，虽是群贤合力，究竟是一人领导，功不可没。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且看，毛泽东打平天下以后，一人当国二十五年，全国仅有法律两部。宪法之外，仅有其心可诛的一部‘婚姻法’，其他六法皆无，而统治十亿人口之大国，全凭毛氏一人的金口御言，成何体统？迨邓氏拨乱反正，重立法统，竟然还是以七十年前的孙氏之法为基础也。虽则孙、毛皆是文化转型、历史三峡之中的悲剧人物，然个体之间的贤与不肖，就毋待细比了。
袁世凯不用说了，更是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第一号悲剧人物。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决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因此，他纵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慧条件，他所处的国家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他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也已一去不返了。过犹不及，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 Marginal Politician ）不论前进或后退，都是个必然失败的悲剧人物。然这一形势，百年之后的历史家虽洞若观火，百年前之当事人，则身在庐山中，当局者迷，不自知也。因此，当中山于民国元年，正在不懈地为将来的民主政治，搞其百日创制之时，袁某却正在为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造势。袁世凯和比他晚了四十年的毛泽东一样，他的政治智慧多半离不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武昌起义导致袁氏东山再起时，袁的政治方略便发源于传统模式。大体言之，盖有三层阶梯，那就是养寇、逼宫，和摊牌。
他知道，革命派只可养，不可剿。剿则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气数已尽，是扶不起的阿斗。纵是可扶，他也无扶清灭孙的兴趣和义务，而且不论做皇帝，或是做总统，少不了，他都有一份。但达此目的，则他的前辈和老师，王莽、曹丕、刘裕、朱全忠、赵匡胤，都曾明白地告诉过他，正常的程序是：乘势抓权，然后逼宫受禅。继位之后，那就与原先助势的造反派——如今的革命派，摊牌。或做你们的总统，或作寡人的皇帝，因势制宜可也。
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所搞的那一套养寇自重的把戏，细说起来就像一部很复杂的政治小说，写在历史书上就稍嫌繁琐了。提纲挈领，大致是这样的：袁世凯在清末，自从于一九零一年，四十二岁，继李鸿章之后受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时起，宰相当国，权倾一时，直至他四十九岁，被摄政王载沣强迫退休，几乎被杀为止，他在任内的成就，大致有军、政两大类。在军事方面，当时中国国防军的主力，从袁的小站练兵时代，渐渐发展出来的，所谓北洋六镇（师），都抓在他手里。军中将校只效忠于袁，袁之外几乎无人可以随便调动的。而这六镇正规军，不但器械精良，训练有素，其尤为难能的是，革命派始终未能渗透。直至武昌事起，正规国防军将领之中，除吴禄贞一人之外，再无第二人与革命有任何历史渊源，纵是吴有心革命，其部属亦皆在袁世凯的遥控之下，吴亦难指挥如意，这样才招至吴的杀身之祸，而无法撼动六镇的基础。
然袁世凯之在清末，毕竟是个新人物，在政制上的成就，也颇有足多。要言之，当时的立宪运动，袁也是主要的推动者。各省所成立的咨议局，亦均为亲袁人士所掌握。他们与逃亡海外的康梁维新派，也有其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中山之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票源，立宪派与同盟会，至少是平分天下。而论实力、论经验，当时纵是同盟会高干（包括汪兆铭和黄兴），都认为总统一职，非袁莫属也。狡猾的袁世凯，当然更知道他自已的分量。所以他就要养寇、逼宫以取高位了。详叙之，无此必要，亦为篇幅所不许，谨条列袁氏政治行为的大事如下，以见其关键所在。
袁氏养敌抓权取位始未时间表
一九零八年袁四十九岁：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几遭不测
一九一一年袁五十二岁：应诏回京，东山再起
十月十日：武昌起义
十四日：诏授袁湖广总督，赴武汉节制各军，袁氏称疾不就
十八日：诏促袁就道
二十日：袁要求：开国会，组责任内阁，解党禁，宽容起事党人，总揽全国兵权，宽与军费
二十五日：袁奏派冯国璋、段祺瑞领第一、二军赴武汉前线
二十七日：授袁钦差大臣，节制陆海各军；隆裕太后拨内帑百万两济武汉军事；清军击败民军于汉口
二十九日：袁致书黎元洪，首提和议
三十日：袁自彰德南下
十一月一日：诏授袁内阁总理大臣；袁辞，诏优勉
四日：诏准袁令前敌各路清军停进
七日：第六镇统制、同盟会员吴禄贞被刺，袁军无后顾之忧
八日：黎元洪覆袁书，劝附义，并允推为总统
十三日：袁抵北京，诏令近畿各军，悉受节制
十五日：袁授意刚出狱之汪兆铭，与杨度等组‘国事共济会’于北京，提倡与革命军议和
十六日：袁内阁正式成立，军政大权独揽
二十七日：清军攻占汉阳，民军死伤三千人。冯国璋拟乘胜渡江攻武昌，袁亲拨长途电话止之
二十九日：袁电武昌允停战；汪兆铭承袁父子意，自北京密函武昌主南北联合，清帝退位，举袁为总统，武昌军政府表同意
十二月一日：武汉停战
二日：江浙联军克南京，清军守将、袁之嫡系旧属张勋，连电内阁乞援，袁至之不理；各省代表议泱，袁如反正，即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五日：持政王载沣被迫引咎退位
七日：袁派唐绍仪为和谈代表去武汉与民军谈和，暗示赞成共和
九日：袁令全国停战十五日，旋延长；黄兴覆汪电：袁如反正，举为总统
十五日：各省代表议选总统于南京未果，虚位以待袁倒戈
十八日：袁派‘全权’代表唐绍仪与民军代表伍廷芳会议于上海
二十日：袁内调冯国璋返北京，代替良弼，出任禁卫军总统；唐绍仪承袁意旨提议：先达成和议，再由‘国民大会’决定国体
二十一日：孙文抵香港，胡汉民劝其留粤，孙未允
二十五日：孙文抵上海，大受革命群聚欢迎
二十八日：隆裕太后从袁谏，下懿旨召集国会，决定国体
二十九日：各省都督代表会集会南京，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孙随即电袁，暂代临时总统，随时让位
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孙文就临时大总统职于南京；誓言至清帝退位即解职
二日：袁不承认南京政府，斥唐绍仪越权，准辞职，暂留上海；孙再电袁：虽暂代，然虚位以待；清军将领冯国璋等护君宪主战；袁请辞，诏拨黄金八万锭，诏饬亲贵捐银行存款，估计有四干万元；袁入朝以民军优待皇室及旗民条件密示奕劻，促主和议
三日：滦州起义失败，三将皆殉
十四日：袁密电询：孙肯让袁，有何把握？孙再肯定让贤
十六日：同盟会刺客三人，刺袁未中，三人皆殉，袁从此不入朝；袁密奏太后：早顺舆情，赞成共和，以免乘舆出狩
十七日：清廷御前会议。青年宗社党主战。太后谕：‘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胜了固然好，要是打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见溥伟著‘清室让国始末记’）
二十二日：清驻外各使馆，电请清帝退位
二十六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杀宗社党激进首颂良弼，北京大震，王公逃亡；太后恳袁保其母子性命；段祺瑞等清将领五十人联衔通电，请清帝退位
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成立于南京，到十七省代表三十八人
二月十二日：宣统皇帝溥仪下诏退位，历时二百六十八年之清朝，至此正式结束。退位诏为张謇所拟，末段‘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之句，为袁所增。
从上列简明大事记，我们可以了解：（一）双十变起，清室要对付革命党，非起用袁氏不可。（二）袁世凯有此实力可以镇压革命，但是他要养革命以制朝廷。（三）革命各派，包括孙中山和黄兴，尤其是立宪派，也都体会到，推翻帝制，‘驱除挞虏，建立民国’，非有袁参加不可。（四）除满族亲贵中的少数激烈分子之外，全国也人同此心。（五）袁亦有心建立民国，但是他要利用朝廷的名义，来另立法统，由他主动担纲，而不受革命党人之支配。
再者，袁所著重的还不只是个‘法统问题’，也是个‘面子间题’。他显然是认为不论做皇帝也好，做总统也好，总之在他当了元首之后，自己高高在上，而纳革命派与立宪派，乃至原有的清室官僚体系于自已的新法统之内。他这项腹案，老实说，与上述孙、黄一派，要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的动机，并无不同。二者都是政治斗争的策略而已。只是袁弄晚了一步。在赛跑途中，第一面金牌却被孙中山抢去了，他只得了个银牌，心有不甘，所以这也是个面子问题。
但是历史家诛心而论文，袁只是个老官僚、独人班。他所争的重点实在只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而他的对手方，孙、黄那一伙所争的，则是一个千万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民族使命（ National Mandate ），两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可是对这项民族使命，袁本有心附义，孙、黄等革命党，原也寄厚望于他，并曾虚位以待，只是这时南方诸贤，要急于组织一个统一领导的政府，而黎、黄两派又相持不下，迨中山适时出现，他立刻就变成黑马了。参议员诸公既不能举孙为‘大元帅’，就只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以待袁公‘驱除鞑虏’之后，再来屈尊相就了。袁公后来虽不负所望，推翻了帝制，但却做了个‘继任总统’，已稍嫌美中不足。再因民党又对他不信任，而防范兹严，约法改制，又强迫他做了个‘虚君’，使他也要来个困兽之斗，革革命之命，治史者不偏不倚，又何由定论呢？我们的解释，只可说，这是历史转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次历史转型，需时至少两百年，在这历时两百年的历史三峡中，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嘛，那能老走直线呢？
但是话说回头，袁世凯在民国元年，‘临时大总统’的竞选过程中，虽然慢了半拍，但是他能把有两千年传统的帝制政体，在两个月之内，就不声不响的和平地转换掉，也算是效率可惊了。那时袁世凯如真能如党人所望，早举义旗，搞个武装苦挞打（ coup d\'etat ），把朝中的寡妇孤儿，满城王公亲贵，一举而除之，他对这个急色鬼的武装政变，是否能得心应手，吾人未敢必也。万一欲速则不达，弄得火光四起，尸横街巷，北京城内，玉石皆焚（像义和团和红卫兵所搞的那样），试问对革命发展，究有何补？所以袁的稳健的做法，慢慢地搞他个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也未可厚非。
再就个人的道德来立论，古人说‘无毒不丈夫’，搞流血政变，把孤儿寡妇和满朝亲贵一举而诛之，干这种事的人，要心狠手辣（你看老毛在文占大革命时代的那个‘狠’劲，红卫兵不也一再遵从毛主席的教导，说对待敌人，不能‘心慈手软’）。将人比人，老袁那时就显得婆婆妈妈，心不够狠，手不够辣。他多少还有点‘妇人之仁’，对寡妇孤儿，不忍下手。再把袁和毛比较一下，毛在杀了老友刘少奇之后，刘的子女因为不知道父母的下落，乃斗胆上书毛主席求情，毛告诉他们说，你的爸爸已经死了。朋友，这就叫做‘无毒不丈夫’。这点袁就做不到，他多少还有点东方儒、佛两家的‘恕道’，不像毛搞的全是俄国的斯大林和‘恐怖伊凡’那一套。
再把话说回头，纵使是‘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这套下流做法，西方叫做 End just fies means。这种用流血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是否比不流血的手段更有效果，也有问题嘛。试问，毛之杀刘与不杀刘，有甚么不同的结果呢？相比之下，袁如杀了寡妇孤儿，是否比保留了寡妇孤儿，更容易达到纂位的目的呢？其效果显然是相反的。袁世凯究竟还不是个心狠手辣的屠夫，他的恕道，和他的婆婆妈妈的行为，累得革命党对他失去了耐性，他自已也丢掉了金牌，这是否就是个错误，吾人亦不敢信口雌黄也。至于他在这两个月的动乱之中，究竟耍了些甚么手法，来搞个不流血的宫廷政变，而达其相同的目的呢？其历史比假小说要有趣得多，这儿我们倒不妨略述梗概。
现在让我们先看看，袁宫保是怎样说动太后也来‘赞成共和’的。
在上列大事表中，我们知道，袁刚出山，便把太后的私房钱，所谓‘内帑’，逼掉了一百万两。跟清室亲王级的其他大贵族相比，可怜的隆裕只是个穷寡妇。她十五岁嫁入深宫，丈夫不爱、婆婆高压，里外非人也。磨到三十出头，两宫晏驾，做了寡妇，但这个小寡妇究竟承继了多少遗产呢？在那个大酱缸里，她无由得知，也无术支配。但是她毕竟是个‘太后’，？帘之前约六岁小皇帝既然无法亲政，军国大事，表面上还要以她的‘懿旨’为断。朋友们知道吗？我们有四千年历史的‘封建专制’，是被国共两党骂惨了。但是‘封建专制’毕竟还有个‘制度’嘛，哪像国共两党后来之无法无天呢？
君不见光绪末年的袁世凯原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两宫突然晏驾，小皇帝即位之后，摄政王载沣一纸文书，便把他‘开缺’，袁世凯不就乖乖的‘回籍养痾’去了吗？如今革命党造反，朝廷应付不了，军机一纸文书，袁氏也就奉令东山再起了。（且看韩战后期的美国，卖领带起家的杜鲁门一纸文书，不也就把权倾一时、跋眉透顶的麦克阿瑟大将军‘开缺’了。）哪能像毛泽东把个国家元首，要杀就杀掉呢？再看，邓小平算老几？怎能把个内阁总理，说换就换、说关就关呢？‘封建专制’的确不是个好法统，但是他老人家，比国共两党的‘和尚打伞’，似乎还要稍微进步一点呢。这儿历史家所能提的，只是它在历史上消灭之前的，一丁点儿的落日余晖而已。他老人家的遗产还多着呢，哪能一竿打翻？
所以在东山再起之后的袁世凯这个宰相，虽然万般专横，但是他发号施令，还得去说服那个颁发‘懿旨’的可怜的寡妇。寡妇无知，把老袁的话，信以为真，老袁才可挟寡妇，令诸侯，狐假虎威，横行天下。长话短说，袁世凯当年对隆裕太后的策略，第一步便是以军费无著为借口，把这对可怜小寡妇母子的私房钱，一举花光。其实她母子的私房钱，花不光也。但是这对可怜的寡妇孤儿，那里知道呢？等到太后的‘内帑’花光了，寡妇自觉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怜于宰相之时，老袁又可以告诉她，兵凶战危，胜败难卜，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四百万两一年，足可安度晚年。这一来太后就彻底动摇了，一切也就以袁世凯的意志为意志了。
朋友，君子尚可欺以其方，何况一个幽居深宫、无知的小寡妇。说穿了，袁某是在‘欺君妄上’，但是欺君以方，比弑君砍头，究竟还要文明多矣。后来小皇帝溥仪长大了，回忆起这时的情况，他记得太后在哭，跪在她面前的一个老头子，也泪流满面（见溥仪著‘我的前半生’）。这时‘太后’的确在哭；‘老头子’泪流满面，就在演戏了。
据说‘老头子’这时就告诉‘太后’，革命军无孔不入，是如何的厉害；孙文三头六臂，是如何的有钱，这次他带回海外华侨的捐款，数千百万。官军粮饷皆缺，何能和孙文打仗？寡妇太后一听，怎能不哭？太后一哭，老宰相事君无力，怎能不一掬同情之泪？
但是这儿也有点真情实况，写历史的人，倒不妨秉笔书之：在孙文大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二十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十枚。（见‘胡汉民自传’）
袁、孙两公，同为英雄，却各行其是，皆足千秋。其实当时孙公一文不名，举国皆知，只有隆裕太后不知罢了。袁公军饷缺乏，全国或有不知，而隆裕太后则知之极深也。斯时首都之内王公满城，腰缠千万者，所在多有，袁总理乃说动太后，要求王公大臣，毁家纾难，太后极以为然，懿旨、圣旨也就照发如拟。殊不知此一发，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就夜不能眠了。盖纾难虽人人之所欲；毁家就人人之所不欲了。老实说，那时北京城内的名王钜府，是鳞次栉比的。真要‘毁’他几家，真的就足够清军打他三五个月，甚至一年的内战。遍地黄金的深宫大内，那就甭提了。不过可怜的光绪寡妇不知其所以然罢了，可是老狐狸袁世凯却了如指掌也。
笔者附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部，最近重修开放。新展中即有出自清恭王府，价值连城的唐画‘韩干牧马图’著录见宋徽宗的‘宣和画谱’。书上有‘皇六子’、‘恭王府’等钤记。当时的恭王府中，这一等级的国宝，正不知有多少。但是那时的恭王，较之醇王（摄政王），和庆王，似乎选略有逊色呢。这只是一些王府。他们较诸皇宫大内的宝藏，还是无法相比呢。大清帝国毕竟是大清帝国嘛，它搜刮三百年的中华国宝，那能用得完呢？
经袁总理大臣毁家纾难这一倡导，满族王公大臣，便再也不敢轻言对革命党作战了。寡妇孤儿相依为命的太后，这时连身家性命都自觉难保，而频频乞怜于宰相。她现在是顾不得甚么皇位了，只要今后生活无虞，袁大臣能替她母子向将来的革命政府，争到点‘优待’，她就很心满意足了。三百年来的‘孽’，不是她母子造的，但是三百年来的‘怨’，却要她母子独当之。亡国之君寡妇孤儿，终日以泪洗面，是值得同情的啊。幸好总理大臣尚能念本朝厚恩，一再提出保证，唐代表已在和议上向民军争得皇室优待费，每年四百万元，虽略少于袁大臣所提的四百万两，然也相差有限。将来的民国政府虽待先朝皇帝，如‘异国之君’，但是仍有皇宫可住、皇号可保，紫禁城内，关起门来，仍是一朝天子。三千年来的亡国之君，有这样的光荣收场，古史所未有也。因此，太后在她面前哭跪于地的‘老头子’宰相的劝慰之下，已彻底解除了武装。在决定大政方针的所谓‘御前会议’中，太后和庆王奕劻反成了主和派的中坚。太后心心念念所想的，是袁宫保所公保的‘优待费’，像前朝崇桢皇帝，战败后到煤山上去‘上吊’，妇道人家不敢想像也。庆王则只是为他自已的千万家当着想。将来五族共和，老友做了总统，他仍是北京城内的庆王，面团团富家翁也。古语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不愿坐在厅堂的屋檐之下，怕檐上的瓦片掉下打破头也），何必去冒与民军作战的危险呢？太后和庆王（皇叔祖）既然都一意赞成共和，则宣统之退位，就是弹指间事了。
但是任何政权都有它的‘极端派’（ Fundamentalists ），三百年的大清王朝，何能例外？因此，在民、清两方和议初起时，以禁卫军总统良弼，和恭亲王溥伟为首的，年轻的满族亲贵，即已组成个有形无形的‘宗社党’，极力主战。他们甚至认为袁世凯是个比革命党更可恨的‘心腹之患’，曾计画将袁某暗杀之。这种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的‘亲贵’和高干子弟，在义和团时期，曾闯下过滔天大祸。在西太后的包庇之下，他们要杀一龙二虎，却几乎把大清帝国弄得被列强所瓜分。可是这次他们连闯祸的机会也没有了。袁宫保为防他们捣乱，一通电话，便把良弼‘踢上层楼’（ Kick him upstairs ），调良弼为上级有名无实的‘军咨使’；内调冯国璋代替良弼，总统禁卫军（袁的八三四一）。冯曾是攻杀革命军三千人的清军头号战将，其后也一直主战，为宗社党人所看重。但是袁宫保总归是他的‘老爸’，袁说一，冯不敢说二也。
袁公保那时显然是鸿运当头。上节曾言之，三个革命党刺客曾于一月十六日，谋炸老袁不中，反增加了袁某的政治资本。谁知十天之后，另一革命党刺客彭家珍，去炸良弼，竟巧遇于途，一击而中。不要命的刺客，当场身亡，良弼却腿断、血流，越日始惨死。北京为之全城震动。
读者知否？辛亥年间，革命党的炸弹，是足令二岁小儿不敢夜啼的。我们安徽的第一大商埠芜湖，在辛亥年间，就是被两个锡纸包的鸭蛋‘光复’的（目前的名词叫‘解放’）。‘锡纸’是从香烟盒子里借用的。笔者儿时不乖，那时去古未远，我今日还记得我的‘奶妈’警告我说：‘革命党来了。’据她告诉我，革命党一个炸弹可以炸四十里。乖乖。
彭家珍烈士那时在北京一弹，真炸得全城亲贵，狗走鸡飞。‘孙文’那时在北京的声名，也是个红眉毛、绿眼睛的江洋大盗。他手下的梁山好汉，都是飞檐走壁，无孔不入的。五鼠闹东京，八十万禁军也奈何他不得，何况还有手枪炸弹！在那时的北京城里，七侠五义对社会的影响不在四书五经之下呢。一弹强于十万军，强横的宗社党，就被彭烈士的一弹炸掉了。雪上加霜，清军将领四十二人（后增至五十人），在湖广总督段祺瑞领衔之下，也于是日通电全国，迫清帝很位。
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南京孙大总统遵誓解职，参议院改选袁公继任，其后四年的中华民国，就是袁世凯的天下了。附注：笔者早年服务哥大期间，曾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之委托，试编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注释目录’ Annotated Bibiography ），第十年之功，积稿数十箱，始知虽白首穷经，亦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七零年代转业纽约市大，乃作较有选择性之努力。有关辛亥革命这一专题，除搜罗海内外专研机构，如近史所、档案馆、国史馆一类，公有收藏之外，复乞授于专治辛亥史之老友章开沅与谢文孙两教授，以及李宗一（已故）、孙思白、李新众权威，多承倾囊相助。以致个人所集书目文题，竟至四千种上下。其是叩感不尽。就笔者个人管窥，辛亥革命，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各界史家著述最多之一专题，任何学人白首穷经，亦难毕其十一，直是修道之士所谓，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从何读起？因此，笔者个人平生授徒课室，或打字书斋，总思以最简明的，通俗词句，试作不偏不倚的，与成见较少的‘半张纸’之言，让读者自作其客观之评论。世上未有历史家没有成见者，但求其‘较少’而已矣。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史料注释，拟于另篇评述，此篇从略，乞师友读者教之。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于北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