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的财政税收，六成以上来自市民阶层，要修路也应该先修首都圈的公路，这样市民会更爱戴我们，至于乡村公路，就先等等吧，反正那些乡巴佬几百上千年来也没见过什么好路，就让他们先用林间小道凑合着吧。”财政大臣扎哈尔不以为然地说。
季诺维气得重重一巴掌拍在桌上，大声反驳：“扎哈尔先生，您只知道讨好市民阶层，这种短视的态度令人震惊，我不得不怀疑，您是否配得上自己屁股底下那张过于尊贵的交椅！”
“哎呦？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就休怪我翻脸了！”扎哈尔的胖脸上没了笑容，“‘老山羊’你口口声声为农民服务，不过是个幌子，你真正在乎的是那些跟你吃同一碗饭的工业家，在乎的是把你们工厂里积压的产品通过便利的公路铁路倾销到乡村去赚取利润，你这冷酷贪婪的‘老山羊’，才不会在乎农民的死活，只想用各种商品掏空他们的钱袋而已！”
“你放屁！”季诺维恼羞成怒，从上衣口袋里拽出一只白手套就要丢向财政大臣的胖脸。
我擦！这是要决斗的意思？！罗兰眼疾手快，连忙拉住季诺维，两个内阁大臣闹出公开决斗的新闻，这乐子可就大了。
农业大臣约德尔适时地站起来缓和紧张气氛，态度也很明确。
“我支持季诺维先生关于大力推进农村交通建设的看法，不仅是出于为实业家开拓乡村市场，更主要是考虑到征收农业税的现实需要，现在已经是四月初了，七月中旬就是远东南方早稻的收获季节，九月底到十月初则轮到北方谷物秋收，从帝国行省时代迄今，政府每年最痛苦的一项任务就是下乡征粮，我们从乡村征收和购买的国库粮数额极其巨大，这么多粮食怎么从乡下运回城里的仓库囤积起来？靠马拉牛拽？靠肩挑手提？那显然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而这些浪费的人力物力都将算入征税成本；另一方面，粮食在运输过程中耽搁的时间太久，难免出现损耗和变质现象，进一步削减了实际征收的份额！”
约德尔先生是一位学者型官员，他在农村经济和农业问题方面的研究颇有见地，最近出版并由远东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凯恩斯作序的专著《山村经济——远东农村、农民与农业问题调查报告》，更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就连亚珊帝国中央大学也克服他在寇拉斯政府任职这一政治障碍，发函邀请他参加本年度的瓦雷斯国际经济论坛并担任农业问题的主讲人。只是由于公务繁忙和其他一些因素，约德尔回信谢绝了邀请。
学术权威这层光环加强了约德尔在内阁同僚中的威信，而当他提出“修建通往乡村的道路”与征收农业税这件财政大事直接相关，扎哈尔也不由变了脸色，认识到自己之前的看法过于浅薄，如果农业税因为交通不便而收不上来，或者征税成本太大，国家的财政就会相应吃紧，岂不是显得他这个财政大臣很失败？国王陛下会怎么想？
“为了避免上述弊端，我们有必要加大交通建设投入，以畅通的道路连通城镇和乡村，确保人力和物资在城市与乡村农场之间顺畅流动。”
约德尔最后的总结发言赢得一片掌声，率先鼓掌的是国王陛下，季诺维阴郁的脸上难得浮现笑容，以胜利者的姿态从容落座。
本届政府以“连接城镇与乡村”为导向的交通产业政策，全票顺利通过内阁决议，由于内阁并无专职的交通大臣，为期五年的交通建设规划就由首相助理罗兰负责制定，而具体的执行工作则由工业大臣季诺维协助。
罗兰对这次会议做出的决议比较满意。约德尔出来表态之前曾与他有过私下沟通，农业大臣和王子殿下在会前就取得了共识，然而季诺维抢先“打冲锋”可不是罗兰的安排，这给了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对“老山羊”的看法有所改观。
正如扎哈尔指出的那样，季诺维这位远东实业家集团的代表人物，其实并不真心在意农民的甘苦，他支持政府拨发巨款修建通往乡村的道路，真正的目的是向农村倾销工业品。就好比地球上殖民时代，宗主国在殖民地大搞交通建设，也不是出于爱护原住民，而是为了更方便的运输和倾销本国商品，加强军事统治。
但是罗兰并不在乎季诺维的初衷是出于博爱抑或私心，从政者做事论迹不论心，只要把事情做好，有益于国家和人民，就算心怀私念也无所谓。
……屠夫、酿酒家或面包师供给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恩惠，而是因为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应该说唤起别人利他心，而应改说唤起别人利己心，就算我们自己有需要，也要说这样做对他们有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这段看似欠缺道德高度却精辟入理的论断，其实是说给治国者听的。
罗兰从“老山羊”身上，看到了上述理念的完美展现。他是一位典型的工业资本家，也是一位典型的、秉承重商主义观念的官僚，在他身上体现出同样鲜明的优点和缺点。
罗兰甚至觉得，如果寇拉斯王国的后世子民认为有必要建立起一间“人物画廊”以纪念远东的工业化之路，那么正是这位“老山羊”季诺维——而非他这个来自天外的穿越者——才是远东工业化起步阶段最具有代表意义的那幅画像。
事实上罗兰对远东的交通建设规划已经打好腹稿，而产生这一念头最早可以追述到三年前他踏上北上旅行的那一天，正是因为亲自跋山涉水丈量过脚下这片大地，他才深切体会到“修路”是改变远东乡村贫穷、闭塞与落后现状的头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