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屏幕上一片雪花点点，图像又不清楚了，蔡伯嘟哝着弯腰拍了拍老掉牙的电视机，还没直起身就听拴在外面的狗汪汪叫起来。平时这狗懒得很，没有生人来，打也打不叫的。
蔡伯探头从窗户望下去，一辆出租车正从斜坡路口掉头离开，还真是有人来了。
楼下铁门链锁的响动印证了这一点，蔡伯踩着嘎吱作响的旧楼梯走下去，扬声问：“谁啊？”
没有人回应。
蔡伯走近大铁门，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外边，仰头看着门柱，手插在牛仔裤兜里，看得太入神，直到听他又问了一声，才回过头来。
“请问，这里是桃苑路一号吗？”
“门上不是写着吗？”蔡伯一指门柱上锈迹斑斑的牌子，“就是这儿，你找谁？”
“那，以前的薛公馆是不是这里？”
“什么馆？”蔡伯耳背，没听清楚。
年轻人想了想，“我是问，您知道以前住这儿的人家姓什么吗？”
“那可不知道，这里住过的人家多了，我哪知道都姓什么，”蔡伯摸着刚剃光的头顶，“甭管你找哪家的，都不住这儿了，前年就搬迁了，就剩下我一个看门的。”
“我不是问前年，我是问五十年前，住在这里的是不是姓薛的人家，或者姓沈的。”
隔着一扇铁门，正要转身的蔡伯闻声掉头，瞪眼看着门外的年轻人，“怎么，你也是来问五十年前住这里的薛家？”
启安如释重负。果然是这里，听上去，在他之前，有人已经来问过了。除了他，除了她，还有谁会寻到这里寻访一个早已被遗忘的姓氏？不过区区五十年，薛公馆的名字早已湮没，生锈的白铁皮门牌上刷过蓝漆，只写着普普通通的门牌号。
启安笑了，对蔡伯眨了眨眼，“难道有很多人来问过您？”
铁门锁链哗啦一声，蔡伯开了门，狐疑地打量他，嘟哝道：“很多人倒没有，这地方已经一两年没人来过问了，说要拆迁又拖着不动。昨天刚有个女娃来过，今天又来一个，你们搞什么名堂，这地方到底还拆不拆了？”
跟在蔡伯身后的大黑狗围着启安嗅来嗅去，仿佛对他很感兴趣。
启安弯下身子，拍了拍大黑狗的脑袋，答非所问，“老伯，你在这里看门有多久了？”
蔡伯想了想，“两三年吧。”
启安仰起头，“那你怎么知道五十年前这里的主人姓薛呢，是昨天那个女孩告诉你的？”
蔡伯含糊哼了声，没有搭理，目光越发狐疑，“你问这个干什么？”
启安笑了笑，“那女孩有没有告诉你，她是谁？”
“没有，”提起这个，倒勾起蔡伯好不容易按捺下去的好奇心，“我也正奇怪呢，那女娃问东问西，在房子里转进转出，我问她是谁，她却说是来考察的……我倒听说过，这地方以前住过大人物，可已经荒了好些年，还考察什么……我就琢磨这女娃到底是干什么的，——你说这儿有什么好考察的？”
蔡伯一面说，一面眯着眼打量启安，说话间已领他走进庭院，站在一片荒芜丛生的空地上，指着面前破败得几乎已看不出昔日青瓦、灰墙、白柱样貌的小楼，“喏，这就是你说的薛公馆。”
黄昏时分，笼在淡淡金晖下的破旧小楼像一幅斑驳脱落的油画。
远处天幕下，次第拔起的高楼大厦和空中远远几个黑点似的风筝，做了它的背景。
新的很新，旧的已旧，西沉的日光将旧屋的影子巍巍投下，像是挤压在时光缝隙里最后一缕将散未散的叹息。二楼窗户早已没有玻璃，剩下一个个空空的黑洞，有几处用旧报纸勉强糊上，一扇残破的雕花窗框摇摇欲坠。二楼廊上堆放着几样旧家具，烧煤的铁皮炉子就在檐下，将半面墙壁熏得黄黑。檐下牵着横七竖八的电线，几只麻雀立在上面，一动不动看着院子里的人。
“这里前几年还住过人？”启安有些难以相信。
“住了七八家人，新中国成立后这房子就被征用了，后来分给一个工厂做宿舍，一直有人住，到前年这一片拆迁，住户才迁走。本来这房子也早该拆了，有人去街道反映，说老房子要保护，街道反映到区里，区里说先缓缓，不急着拆，安排我来这里看门，一缓就缓到现在，还是没动静。”蔡伯人老话多，平时不容易有人来说上几句，絮絮叨叨打开了话匣子就合不上。
他指着院子里突兀立起的一排红砖工房说：“这里原先是一大片桃花林，一直到那边山坡上都是，开起花来，漫坡漫野。可惜后来全给挖了，修了个蓄水池，又盖了工房给拆迁工人住，现在拆迁的人走了，就是我一个人在住。”
启安默默地点头。
蔡伯却叹息，“这一片桃花林要是不挖就好了，我老家的桃花也开得好看。”
空落落的庭院里，竖着几根牵线晾衣服的木桩，一阵风吹来，还没晒干的几样衣服被风吹得一起一落，像在对人招手，叫人再走近些，走到过往的时光与记忆中去。
启安的目光越过荒芜丛生的庭院，越过斑驳残破的小楼，不知该停留在哪里。
这里的破败荒凉，更甚茗谷。
一把大火将茗谷干干净净焚去，但焦黑的废墟仍带着最初的样貌。
而这里，没有经历那样彻底的一场火，却经历了时光不动声色的刀削斧砍，经历了烟熏火燎的漫长消磨。那些隐匿在廊后檐下的足迹，遗落在一草一木间的笑语，都已荡然无存。
站在被时间和记忆浸透的土地上，启安缓缓闭上眼睛。
不知她站在这里，看着这一切，又是怎样的心情。
大黑狗在脚下蹭着蔡伯，呜呜撒欢。
蔡伯叹了口气，“这地方我也待惯了，真不想它就这么拆了。”
启安淡淡地说：“人都已经不在了，房子也破了，空留一个壳，还有什么意思。”
“呦，你这话，怎么跟昨天那女娃说的一个样？”蔡伯惊奇地扭头，瞪起眼睛。
“是吗？”启发失笑，“她来了之后，还说了些什么？”
“那女娃啊，说了好多古里古怪的话……”蔡伯咧嘴笑，“我说这户姓薛的已经没有后人，她还不信，非要跟我辩，硬说这薛家还有后人……她年纪轻轻的懂什么，不信我，自己去问问就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薛家没有后人？”启安转身，面带饶有兴趣的微笑。
“我怎么不知道，这一家从前是当大官的，一九四九年没跑掉，全都死了，”蔡伯没好气地摇头，“原先有个老太太好像是他们家亲戚，往年清明还来看看，今年不知怎么没有来……”
“老太太？”启安骤然开口，打断了蔡伯的话，“什么老太太？”
蔡伯神色古怪地看着启安，突然笑出声，“真怪，你们这两个人，说话反应怎么都一样，你俩是不是认识的啊？”
启安只好承认，“没错，我们是认识，可您先告诉我，那老太太是怎么回事？她说她是薛家的亲戚？她姓什么？”
“她那姓少见得很，姓君，”蔡伯哭笑不得，“昨天那女娃一听说君老太，也噼里啪啦问了我一通，听完就跑，我话都还没说完，你们这是……”
他的话又一次被打断。
启安不觉拔高了语声，“君老太多大年纪？她是什么人？现在在哪儿？”
蔡伯无奈，只好把昨天已经对那女娃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又说了一遍，“这老太是江南二中的退休老师，年纪比我还大，快八十了，住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前年的清明，她女儿陪着她来过，带了花来，说是看望故人。就是她跟我说的，这薛家啊，官做得很大，可惜命不好，一九四九年往台湾跑的时候，一家人都上了飞机，谁知逃难的人太多，飞机超载，后面又有炮轰，炮弹满天飞，结果那架飞机刚飞出去就一头栽了下来，也不知是被炮轰的还是出了故障……老太太当时赶到机场迟了一步，本来是想跟薛家人一起走的，哪知眼睁睁看着飞机就那么炸了！”
“就这样，旁人都以为他们在那架飞机上，发生了空难，没能幸存。所以这些年，留下来的人只当他们都不在了，也没再打听他们的消息，哪里想得到，他们并没有上那架飞机。”启安将这番经过，详细转述给电话另一端的大哥，足足讲了半小时。
站在酒店落地玻璃窗前，隔了一江如带，遥遥望见对岸灯火。
从这里望下去，仿佛身在云端，不知数十年前，凭栏遥望江水，是否也是这般光景。
启安握着电话，手心里有些汗湿，长出了一口气道：“大哥，既然他们的死讯能误传，那么当年霍家姑姑的死讯，也极有可能是战乱中消息传递失误，让双方都以为自己要找的人不在人世了……假设霍家姑姑活了下来，艾默很有可能是她的后代。”
电话里半晌没有回应，良久，传来大哥低沉的语声，“看门老伯说的这位老太太，找到没有？”
启安回答：“我去那学校问了，确实有位退休老师姓君，从前在中学教英语，已经退休近二十年了，现在和她女儿住在一起。她女儿去年搬了家，新的地址还没查到，我已委托专人查找，最迟明天中午之前，会有消息。”
“你说的艾小姐，应该也在寻找这位老太太。”
“她比我早一天知道，也去学校问过，但我有把握在她之前找到，”启发皱眉想了想，“大哥，你确定那位老太太真是我们家的故人？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
电话里沉寂了片刻。
“祖父曾经有一位秘书，是姓君的，名叫君静兰。”
“啊，是她！”启安脱口而出，“父亲说起过，是有这么一个人，原来她姓君。”
“如果真是她，难得这么多年了，还记得清明去故居拜望祖父，你替我好好感谢这位老人家，”电话里静了一刻，传来大哥格外低缓慎重的声音，“至于那位艾小姐，我还是保留谨慎态度，在你没有确认她身份之前，不要将这件事告诉除我之外的任何人。”他在“任何人”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启安心跳停了一下，迟疑地问：“对二姐也不能说？”
电话里的语声严厉，“我说的是：任，何，人。”
“知道了。”
挂断电话，启安喉咙干涩，发了一会儿呆，端起手边杯子，却发现杯里的咖啡早已凉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谁也不曾怀疑过当年霍霖的死讯是假，谁也不曾幻想她还活在人世——并非悲观，实在是当年发生的一切太令人绝望，连遗物与骨灰都被找了回来，又怎能让人再存一丝希望。
启安将冷咖啡倒掉，重新倒了一杯冷开水，大口喝下。
眼前影影绰绰晃过艾默巧笑嫣然的身影。
终于，离最后的答案只剩这一步之遥。
她此刻是否也在这城市的某个角落里忐忑，怀着同样惴惴的心思，与他徘徊在同一片天空下？或许明天、后天，当她找到君静兰之时，便该是他与她重逢的时候，也是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了。
她是故人，抑或不是故人，答案又会带来什么呢？
到这一步，竟不敢再往下想。
启安在沙发里坐下，深深地陷进绵软的沙发里，陷进混乱迷离的回忆中。
当年旧事，自己所知并不多，更多来龙去脉却是从二姐那里听来的。
家中四个子女里面，自己和妹妹启乐年纪太轻，只有大哥启恩与二姐启爱对往事知道得多些，尤其二姐，她最会讨长辈的喜欢，在长辈身边听过的故事也最多。
长辈口中最讳莫如深的一件事，莫过于霍家姑姑的死。
那是一段太过悲惨的黑色记忆，即使已过了数十年也没有人愿意提起。
当二姐从母亲薛严英洛那里含糊听来，再委婉转述于他，也令他寒透了肺腑，更无法想象长辈当年是如何面对这样的惨事，难怪他们辞别故土，从此再不回头，终身不愿踏上这片土地。
一九四五年十月，被日本人关押多年的英国记者Ralph终于获释归来，给身在重庆苦苦寻找沈霖的霍沈念卿和薛晋铭带来了关于沈霖的最后消息：
一九四一年，沈霖与Ralph在日占区被逮捕入狱，狱中的沈霖没能逃过日本人的魔手，遭受到刑讯和凌辱。随后Ralph的日本友人设法营救，层层疏通打点，重金买通宪兵队长。原本答应放人的宪兵队长，事到临头却改变主意，只同意释放一个人。
Ralph自己放弃了出狱的机会，请求友人先将沈霖带走。
就在日本宪兵队长趁夜将沈霖带出监狱，亲自带到郊外准备交给Ralph的友人时，刚烈的沈霖趁那日本人毫无防备，夺下佩枪，打死了曾经凌辱她的仇人，趁混乱之际逃走，从此不知去向。
凭着Ralph带来的零星线索，霍沈念卿与薛晋铭四处追寻沈霖的下落。
直至一九四八年的冬天，距日本投降已三年。在八年抗战的血与火中淬炼过来的中国，昔日创痕还未消弭，又陷入内战的泥潭。欢庆反法西斯战场胜利的笑声还未停歇，内战战场上的枪声已响起——国家本已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民怨载道，人心溃散，腐败的政府陷入四面楚歌，军队在战场上步步败退。从南京到重庆，局势失利的阴云笼罩不散，官宦之家纷纷往国外转移家财，安排万不得已的后路。
依然留在重庆的霍沈念卿，却从未有过逃离故土的念头。
为了孤儿院里数十名无依无靠的军人遗孤，霍沈念卿没有跟随政府还都南京。
为了亡夫心系的家国与失散多年尚未找到的女儿，她也绝不会离开这片土地。
然而时隔七年，沈霖的下落却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被查到。
一个抗战时跟随同学跑去延安的富家女子回到南京家中，被告发有特务嫌疑，受到审问。这女子为自己喊冤辩白，声称当年随学校师生到前线慰问，之后留在延安，只做过卫生队的看护。然而，特工人员在盘查她从延安带回的行李物品时，却发现了一对秘藏在大衣夹层里的鸽血红宝石耳坠和一张叠起的字条。
那正是霍沈念卿送给女儿的耳坠。
字条上也正是沈霖的笔迹。
薛晋铭连夜从重庆赶往南京，秘密审讯，却没想到，从这女学生口中竟审出沈霖早已去世的噩耗——
一九四一年逃到延安之后，重病带伤的沈霖被一支卫生队收留，与同在卫生队做护士的此女结识。不久，沈霖也被安排在卫生队看护伤兵，她善良又美丽，与卫生队的同伴们相处很好，人人都喜欢她。没多久她被调去看护一批受伤战俘，可是谁也没想到，沈霖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只过了两个月，就听说她因为汉奸罪名被关押。又过了半个月，便有人来通知认领遗物，说沈霖已畏罪自杀。
因正值夏天，又有病疫流行，便没有埋进土里，直接拉到火化场，最后留了把骨灰，以便日后可以给她家人一个交代。按当地习俗，盛放骨灰的小坛子被安放在附近一座庙里。
按那女学生的说法，因她跟沈霖曾经同屋，便被派去领回了沈霖仅有的几件衣物和书籍。其中有一件呢子大衣她很喜欢，悄悄留了下来，却从没发现衣服夹层里竟然暗藏玄机。
那张字条是沈霖写给母亲的遗书，只有潦草的一行字。
我将以鲜血捍卫尊严，以死亡证明清白。妈妈，我爱你。霖霖。
薛晋铭遣人不惜代价潜入延安，在那女学生所说的寺庙里，果真找到了标名“沈雨林”的骨灰坛。“沈雨林”是沈霖出走之后使用的化名。
苦寻七年，却等来这样一个结局。
上天何忍，让一个美好无瑕的女子落得如此下场。
在薛严英洛彼时尚浅的记忆里，这个噩耗令霍沈念卿一病不起，足足病了半年，待她稍有起色，已是一九四九年的夏天……面临去留抉择的薛晋铭，问她是走还是留，若她要走，他便陪她远走高飞；若她要留，他便陪她终老市井。
自一九一九年归国，匆匆三十年间，丈夫、妹妹、女儿俱都不在了，与故土的亲缘维系已彻底断绝。霍沈念卿决定离开，立誓有生之年，绝不重履故土，死后魂魄不回，宁愿长埋他乡。
漫漫半个世纪，转眼而逝。
血艳艳的红宝石与白惨惨的骨灰，曾那样真切地摆在眼前，遗物、遗书都已找到，没有人再去怀疑此事的真假，也没有人再忍心触碰这段惨烈的过往。
直到若干年后，废宅阶前，白茶花下，那一瞬的邂逅。
神秘出现在茗谷的艾默，将已落下数十年的幕布重新揭开，令启安第一次开始怀疑，怀疑长辈们口中的往事结局，是否还有另一个可能。
“丁零零——”
电话铃声令沉思中的启安一惊而起，抬头发觉天色已渐白，不觉竟是一夜过去，腕表上时针已过清晨六点。
床头电话铃声还在急促地响着，启安接起来。
“严先生，您委托我们寻找的君静兰女士，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