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承认一件事：当我还只有三四岁时，我和正常小孩不大一样。“你这个怪小孩哟。”好几个姑妈在不同场合这么说我。等我平平安安长大成人后，我常以啼笑皆非的心态回忆那些糟糕的童年往事。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哪里古怪，我只不过是想做自己，想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小孩总会相信自己是神仙圣人，至少一些小孩如此，只有当周围的世界完全顺应他们的想法运转时，他们才会心满意足。
可我已经七岁，不再是小孩了。我曾经无所畏惧，而今却时常受惊。
蠕虫钻进脚底这件事没有吓到我。我没有和别人说这件事，不过第二天我倒是想了想：人经常会得这种“脚虫病”吗？还是说只有我一人，在橙色天空下赫姆斯托克农场的边界，撞上了这件事？
醒来后我揭掉脚上的创可贴，看到创口已经开始愈合，松了口气。小孔上覆着一层粉膜，像是个血泡，没什么异样。
我下楼吃早餐。母亲一脸愉悦地说：“亲爱的，好消息，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迪克森眼镜店需要一位配镜师，他们让我今天下午开始工作。我一周要工作四天。”
我无所谓，一个人也挺好的。
“还有个好消息。我们找了个保姆，名叫乌苏拉，她能在我不在时照顾你们两个小不点。她会睡在你原来的卧室，顶楼那间屋。她会给你们做饭，还会打扫卫生。韦勒太太伤到了髋部，她说得休养几周才能回来。爸爸和我都要去工作。这个节骨眼上乌苏拉能来，可让我心中的大石头落了下来。”
“你们没钱。”我说，“你们不是说家里缺钱吗？”
“所以我接了配镜师的工作嘛。”母亲说，“乌苏拉只要求吃住，不要报酬，她要在当地住几个月。今早她打电话联系上我，她的介绍信非常棒。”
但愿她是个和蔼可亲的保姆。格特鲁德，我们家六个月前的前任保姆，就非常讨人厌：她喜欢捉弄我和妹妹，比如把床单像苹果派一样对叠，弄得我俩很蒙。到最后，我和妹妹忍无可忍，高举标语牌到屋外游行抗议，牌子上分别写着：“格特鲁德真讨厌！”“格特鲁德做的饭难吃死了！”我们还往她床上放小青蛙。不久后她就回到瑞典老家去了。
我拿了本书，走进花园。
这是一个温暖和煦的春日，我沿着绳梯爬上一棵高大的山毛榉，在最低的枝条上坐下，翻开书，沉浸其中。看书时我什么也不怕。我回到了久远的古埃及，了解了哈托尔这个女人。她化作母狮，踏遍埃及，杀生无数，让鲜血染尽埃及的土地。人们无数次抵抗，终于找到了制伏她的办法：他们把啤酒、蜂蜜与安眠药混合，调配成红色液体，让哈托尔误以为是血液，将其一饮而尽，陷入沉睡。在那之后，众神之父太阳神将她封为爱神，此后她只能带给人由爱而生的情伤。
我想不通为什么那些神要这么做，他们为何不趁机直接杀死她呢？
我喜欢神话，它既不是成人故事，也不是儿童故事。它胜过两者，这点不必多加解释。
成人故事总是不知所云，情节展开慢得要死，让我觉得成年本身藏有诸多秘密，共济会般的、神话般的秘密。大人们为什么不愿读《纳尼亚传奇》，一睹神秘的岛屿、狡诈的走私者和危险的精怪呢？
肚子开始咕咕叫，我爬下树，走回家，路过了散发着洗衣皂和霉菌味的洗衣房，堆放着煤炭和木柴的小屋，还有一个露天厕所。厕所的门被漆成花园绿，厕所里结满蛛网，蜘蛛趴在网上伺机而动。我穿过后门，沿走廊走进厨房。
厨房里有我妈妈和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女人，看到她时，我的心脏忽然一疼。这不是比喻，就是字面意思：我的胸腔内部忽然一阵刺痛，一闪而逝。
妹妹正坐在餐桌边，喝着一碗麦片粥。
女人身材高挑，非常漂亮——一头色泽如蜂蜜的金黄色短发，一双灰蓝色大眼睛，嘴上涂着淡雅的口红。
“亲爱的，发什么愣呀？这位是乌苏拉·芒克顿。”母亲说。
我一言不发地盯着乌苏拉，母亲用手肘轻轻推了我一下。
“你好。”我说。
“他是个腼腆的孩子。”乌苏拉·芒克顿说，“但我确信一旦他与我熟了，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她伸出一只手，拍了拍我妹妹灰褐色的头发。妹妹咧嘴一笑，露出大大的牙缝。
“我好喜欢你呀。”妹妹对乌苏拉说完后，转向母亲和我，“我长大以后，也要变得像乌苏拉一样漂亮。”
母亲和乌苏拉一同笑了起来。“你真是个小可爱。”乌苏拉说完后又转向我，“我们呢？也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对吧？”
我默默地看着她。她成熟的气韵、金色的头发和灰粉的裙子，无一不让我害怕。
她的裙子上有破洞和裂缝，但我想这并非破衣烂衫，而是款式本身就是如此，不过是一种时尚潮流。可她的样子却让我不由想象：她的裙子在无风的厨房里翻飞，如同一片帆船的主帆，而帆船正航行在橙色天空下的孤寂海面上。
我忘了我回应了什么，也许我根本没说话。尽管肚子很饿，但我连个苹果都没拿，就径直走出了厨房。
我把书带到后花园。头顶上方是阳台，身旁是一片花圃，花圃在电视房的窗户下方。我开始阅读书中的故事，看那些头为动物、身为人类的古埃及众神将彼此大卸八块后又使其复活。我沉迷其中，忘了饥饿。
妹妹也来到花园。
“她人好好啊。”妹妹对我说，“她是我的好朋友。你想看看她送我的东西吗？”她拿出一个灰色小皮夹，和妈妈手提包里的零钱包挺像的，外壳上有个金属蝴蝶搭扣，材质像是真皮，说不定是老鼠皮。妹妹打开皮夹，取出一枚大大的银币，币值是半克朗。
“瞧！”妹妹说，“瞧我拿到了什么！”
我也想要半克朗。不，我想要的是能用半克朗买到的东西，比如魔术戏法或恶作剧的道具，比如各种各样的图书。我想要的东西多得数不清，但我不想要一个装着半克朗的灰色小皮夹。
“我不喜欢她。”我对妹妹说。
“我比你先看到她，”妹妹说，“她是我的朋友。”
我不认为乌苏拉·芒克顿会是任何人的朋友。我想去找莱蒂，把乌苏拉的事告诉她。可我该怎么说呢？我们家来了个穿灰粉裙子的保姆？她看我的眼神很奇怪？
要是当初没有松开莱蒂的手就好了。毫无疑问，乌苏拉的事是我自找的，仅靠把她冲入下水道或往她床上放青蛙，我根本摆脱不了她。
她一来我就该拔腿就跑，沿着小路飞奔一英里，去往赫姆斯托克农场，可我没有那么做。没过多久，母亲打的去了迪克森眼镜店，她会在那里为配镜的顾客测视力，调整镜片让他们看得更清晰，而我留在家里，和乌苏拉共处同一屋檐之下。
乌苏拉端着一碟三明治走进花园。
“我和你们的妈妈说好了。”她张开涂着淡色唇膏的嘴唇，甜甜一笑，“当我在家时，你们俩不能到处乱跑。你们可以在房子或者花园里自由活动，我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去找小伙伴，但你们不能出门，不能离开院落，散步闲逛都不行。”
“没问题。”妹妹说。
我一声不吭。
妹妹吃掉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
我很饿，但不知道这些三明治是不是有诈。我害怕吃下之后，它会在我胃里变成一团恶心的虫子，在我体内蠕动游走，不断繁殖，占领我身体的每一寸角落，直至顶出我的皮肤。
我走回房子，推开厨房的门。见乌苏拉不在，我拿起苹果、橙子和褐色硬梨，装满了身上所有的口袋。我又抓起三根香蕉，塞进针织套衫，这才奔向我的实验室。
我口中的实验室是一间漆成绿色的小木屋，建在院落里离房子最远的地方，挨着老旧的大车库。木屋边长着一棵无花果树，可我仅见过它硕大的叶片和绿色的嫩果，从没尝过成熟的无花果是什么滋味。
我把这间小木屋叫作实验室，因为里面放着我的化学实验装置——一份我在几年前收到的生日礼物。自从我在试管里捣鼓出某些产物后，这套实验装置便被父亲逐出住房。那时我随意混合了一些东西，加热，直到混合物爆炸，变成黑乎乎的一团，散发出臭鸡蛋的气味，飘荡在屋里挥之不去。父亲说他不反对我做实验（尽管我和他都不知道我能实验出个什么名堂。这不要紧。我在母亲生日时用这套实验装置给她表演过，实验非常成功），但他不希望在屋里闻到实验的气味。
我吃了一根香蕉、一个梨，把剩余水果藏到木桌下。
大人们循规蹈矩，孩子们四处探索。大人们喜欢成百上千次地走在相同的道路上。也许他们从来不会偏离主路从杜鹃花丛中爬过去，或从篱笆的间隔钻出去。我是个孩子，我知道十几种离开院落溜到小路上的办法，不像大人们只知道出门走车道。我已经决定好，先悄悄溜出实验室，沿着草地边的墙根走，潜入生长在花园边缘的杜鹃花丛和月桂林。穿过月桂林后，我会从小山坡上滑下去，翻过生锈的金属栏杆，踏上小路。
没人看见我。我蹑手蹑脚地穿过月桂林，但没能按计划滑下山坡。上次来时，山坡上还没长出那么多黑莓灌木和荨麻。我拨开挡路的植物，一路向下。
山坡下，乌苏拉正站在生锈的金属栏杆前等我。这是怎么回事？倘若她要到这个地方，来的路上一定会被我撞见，可我压根没见到她。她双臂环胸，冷冷地看着我，灰粉裙子迎风摆动。
“我记得我说得很清楚，你不能离开院落。”
“我没有。”我很心虚，话里没有一丝理直气壮之意，“我还在院落里，我只是在探索大自然。”
“你鬼鬼祟祟，心怀鬼胎。”
我没吭声。
“现在是你睡午觉的时间，你应该在卧室里，在那儿我才能看护好你。”
我已经长大了，不用睡午觉了，但我的年纪还不足以与她据理力争并占据上风。
“哦。”我说。
“不许说‘哦’。要说‘好的，芒克顿小姐’。”乌苏拉俯视着我。她灰蓝色的眼睛让我联想到帆布上的破洞，现在看起来一点也不漂亮。
“好的，芒克顿小姐。”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暗恨自己乖乖听从了她的命令。
我们一同走上山坡。
“你父母的财力很快会支撑不起这个住处。”乌苏拉说，“他们会入不敷出。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意识到，若想要解决家里的经济困难，就只能把这座房子和这片花园卖给地产开发商。这样一来，这里的一切，包括肆意生长的黑莓灌木，还有草坪后方乱蓬蓬的花草树木，就会变成十几栋一模一样的小房子，附带一模一样的花园。你们要是运气好，没准能住进其中一栋。要是不走运，那就只能看着新来的住客眼红。你喜欢那样吗？”
我爱我家的房子，也爱我家的花园。我爱房子的破烂陈旧，也爱花园的散乱芜杂。我爱这个地方，像爱着自己身心的一部分。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已融入我的骨血。
“你是谁？”我问。
“乌苏拉·芒克顿，你的保姆。”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给大家钱？”
“每个人都想要钱。”乌苏拉的语气好似这一点不言而喻，“钱能让大家开心，你若不抗拒，它也能让你开心。”我们踏过一堆草屑，前方是“精灵环”——一圈绿草地。遇上潮湿的天气，一朵朵黄色毒蘑菇会在精灵环里蓬勃生长。
“好了。”乌苏拉说，“快回你房间去。”
我拔腿就跑，以最快速度冲过精灵环，奔上草坪，绕过玫瑰花丛，又经过堆放煤炭的小屋，拉开房屋后门。
一拉开后门，乌苏拉出现在我面前，迎接我进屋，尽管她不可能超到我前面，不然我一定会看见。她的头发梳理齐整，口红也像刚刚补过。
“我在你体内。”她说，“聪明的小孩一点就通。就算你告诉别人，别人也不会相信，而且因为我在你体内，你的所作所为全都逃脱不了我的掌控。我不想让你说出来的事，我就有本事让你根本说不出口。”
我走上楼梯，步入卧室，躺倒在床上。脚底被虫子钻出的小孔阵阵抽痛，胸口也胸闷气短，隐隐作痛。我放空思想，以书为伴。每当现实生活太过艰难或无法撼动，书就是我的寄身之所。我抽出十几本母亲小时候留下来的旧书。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讲的是几个女生的冒险故事。她们与走私犯、间谍和内奸斗智斗勇。无论对手多么强大，这些女孩一直勇往直前，步步为营。而我呢，既没有胆量，又没有谋略。
我从未感到如此孤独。
我琢磨着给赫姆斯托克家打个电话，有点难办，但并非毫无可能。兴许最先报警，告诉警方路边有辆弃置迷你车的就是赫姆斯托克太太。电话本在楼下，但我记得怎么拨打电话号码查询台，我只须询问接线员赫姆斯托克农场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父母的卧室里就有一部电话。
我翻身下床，走到门口向外张望。过道里没有人。我轻手轻脚，迅速闪过走廊，进入隔壁卧室。卧室的墙是淡粉色的，父母的大床上铺着印有大朵玫瑰的床罩，落地窗连通长长的阳台。窗边有个淡金色的床头柜，上头有一部奶油色的电话。我拿起听筒，听着嗡嗡的沉闷拨号音，手指在号码盘上按下电话号码查询台的号码，一，九，二。我等待着接线员接通电话，告诉我赫姆斯托克农场的电话号码。铅笔在手，我打算把号码记在一本名叫《潘西拯救学校》的蓝色精装书的封底。
接线员没有回应，拨号音仍在持续，随即被一个女声盖过。是乌苏拉·芒克顿。“教养良好的孩子可不会背着人偷偷打电话，你说对不对？”
我没吭声，但电话那头的乌苏拉无疑听得见我的呼吸声。我放下听筒，回到了和妹妹共用的卧室。
我坐在床上，凝视窗外。
我的床紧挨着墙，就在窗户下方。我喜欢开着窗户睡觉。最美好的莫过于雨夜：我会开着窗，枕着枕头，闭上眼睛，感受清风拂过脸颊，倾听树枝吱嘎摇曳。幸运的时候，还会有雨点乘风落到我的脸上。那时我会想象自己正乘着海洋上的一叶扁舟，随波漂流。我从未设想自己是个海盗，也从未设想自己要漂到什么地方去。我在我的小舟上，仅此而已。
可此刻没有下雨，也不是夜晚。透过窗，能看到的只有一棵棵树，一片片云，还有天边缥缈的淡紫色光辉。
我有一些以备不时之需的“应急巧克力”，藏在我的生日礼物——那个塑料蝙蝠侠模型的下面。嘴里含着巧克力，我忽然想起松开莱蒂的手去接破布球的那一瞬，忆起脚下紧随其后的一阵刺痛。
是我把她引到家里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乌苏拉不是真实的人。她戴上了伪装的面具，和钻入我体内的蠕虫，还有在橙色天空下的开阔原野上兴风作浪的帆布怪是同一个东西。
我回到卧室，继续阅读《潘西拯救学校》。一个航空基地的秘密计划被间谍窃取，不慎泄露给敌军。航空基地隔壁有所小学，间谍就是这所小学兼任打理菜园的几位老师。秘密计划被封在挖空的西葫芦内部。
“我的天哪！”伦敦警察厅著名调查组——走私犯和秘密间谍调查组的戴维森警探不由感叹，“打死我也想不到这个地方！”
“潘西，我们欠你一句道歉。”严厉的女校长一反常态。让人如沐春风的微笑，如星光般闪烁的眼睛，让潘西不由觉得自己一学期以来都对她有误解。不过——“你拯救了学校的声誉！趁你还没太过于自我膨胀，你是不是还没到老师那儿去背新学的法语单词的动词变位？”
和潘西在一起，我脑海中有些部分非常愉悦，尽管其他部分全被恐惧侵占。我在等爸妈回来，我要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一定会相信我。
那时父亲的办公室距家大约一小时车程，我不知道他具体做什么，但我知道他有个非常漂亮可亲的秘书。女秘书养了一条玩具贵宾犬，每当知道我和妹妹要去见父亲时，她就会从家里把贵宾犬带过来，让我们和它一起玩。有时当我们走在大街上，路过一栋栋房子时，父亲会说：“那栋也是我们的。”可我一点也不关心房子，所以我从没问过“那栋房子怎么就是你们的”，甚至没问过“我们”指的是谁。
我躺在床上，看了一本又一本书，直到乌苏拉出现在门口，说：“你下来吧。”
妹妹正在楼下的电视房里，看一个名叫《怎么做呢》的流行科学秀。一开场，几个头戴印第安人头饰的主持人就会蹦出来，大喊一声“怎么做呢”，咋咋呼呼，一阵起哄。
我想换到英国广播公司的频道，但妹妹洋洋得意地看着我，说：“乌苏拉说我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你不能换台。”
我坐在她身边，看了一两分钟。屏幕中，一个八字胡老头正在教一群英国孩子如何安装飞蝇钓的钓线。
我说：“她不是好人。”
“我喜欢她，她很漂亮。”
五分钟后，母亲到家了，进门后她向大家打了声招呼，接着走进厨房去看乌苏拉。乌苏拉再次出现，说：“爸爸一回家就开饭，你们先去洗手。”
妹妹上楼洗手。
我对母亲说：“我不喜欢她，能不能把她打发走？”
母亲叹了口气：“亲爱的，可别闹得又和格特鲁德一样。乌苏拉是个好姑娘，家教良好，而且她还非常喜欢你们俩。”
父亲到家了。晚餐已经上桌：蔬菜浓汤、烤鸡、新鲜土豆配冷冻青豆。桌上的菜我都爱吃，但我一口也没尝。
“我不饿。”我解释道。
“我可不喜欢打小报告，”乌苏拉说，“可刚才有人从卧室下来时，手上和嘴角都沾着巧克力。”
“少吃点垃圾食品。”父亲闷闷地说。
“巧克力里全是加工糖，会让你吃饭没胃口，牙齿全蛀光。”母亲说。
我很害怕他们会强迫我吃饭，所幸没有。我饥肠辘辘地坐着，听父亲开玩笑，看乌苏拉笑得花枝乱颤。我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父亲讲笑话似乎是在特地逗她开心。
吃完晚餐后，大家一起看《碟中谍》。这个系列的电影我一直很喜欢，可这次却看得心神不宁。电影人物一个个揭掉脸上的皮，露出另一张面孔。脸上的皮通常是橡胶面具，面具下的面孔也总是英雄。可我不由想象，倘若乌苏拉揭掉脸上的皮，底下会是什么呢？
到了上床睡觉的时间，今晚轮到妹妹决定门是开是关。她把门关得紧紧的。我无比想念走廊的灯光。窗开着，我躺在床上，清醒得不得了，耳边是一座老房子在漫长的一天后发出的疲惫声响。我拼命祈祷，希望我的愿望快成真：但愿父母快点把乌苏拉送走。这样我就能去赫姆斯托克农场，告诉莱蒂我做了什么，她会原谅我，让一切回归正轨。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妹妹已经睡着了，她这种倒头就睡的本事让我羡慕不已。
我走出卧室。
我在楼梯顶部徘徊，听着楼下的电视房传出的声响，接着光脚悄悄地走下楼梯，坐在从下往上数的第三级台阶上。电视房的门半开着，再向下一级，正在看电视的人就会看到我。所以我坐在第三级上等候。
电视节目中不时夹杂穿透耳膜的爆笑声。
随后，大人的讲话声盖过了电视节目的声音。
乌苏拉说：“那你妻子每晚都在外面吗？”
父亲的声音：“不是，她今晚要去安排明天的活动。不过从明天起，一周一次就行了。她在村镇议事堂为非洲人筹钱，好让他们有钱钻井，我觉得还为了让他们有钱避孕。”
“这些嘛，”乌苏拉说，“我早就知道了呢。”
她笑了笑，笑声清脆得像小铃铛，听起来友善真诚，发自内心，丝毫不夹杂破布条的扇动声。她接着说：“偷听的小鬼……”电视房的门一下子敞开，乌苏拉直勾勾地盯着我。她的妆容又补过了，双唇柔和水润，睫毛长而挺翘。
“睡觉去。”她说，“快点。”
“我想和爸爸说说话。”我不抱希望地说了一句。乌苏拉没有说话，只是微微一笑，笑容中没有温暖，也没有爱。我走上楼，爬上床，躺在黑黢黢的卧室里，怎么也睡不着，最后索性放弃。可就在不再期待之时，困意倒包裹住我，送我入梦。
我睡得很不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