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者，愚凡三度游太原。民国十年（1921年）岁杪，讫十一年初，应阎（锡山）、赵（戴文）邀聘作讲演，住太原约一个月；初度也。十八年（1929年）春，由广州北上游历，考察山西村政（有《北游所见纪略》一文），盘桓亦约一月；二度也。是年秋季，复有太原之行；是为三度。今记第三度游太原事。
是时，盖正在蒋解决桂系之后，对冯阎作战之前，冯既离去军队，息居晋祠（去太原六十里），由阎向蒋力任调停之时也。各方代表云集太原，议论纷呶，多所酝酿；而汪（精卫）、陈（公博）则尚未北来。愚时居北平，方草《中国民族之前途》一稿（即后来之《乡村建设理论》一书）。阎氏特嘱友人王鸿一先生邀愚入晋一谈。
先是，愚在广州（十七年），阎氏既以顾问聘书见寄，并嘱鸿一致书道意。鸿一与愚为至交。其人粗豪任侠，虽文采不足，文理不密，固一世之豪杰，卓然有志圣贤之学者。（有《悼王鸿一先生》一文，以上各文并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出版。）尝以世俗靡然于欧化（指欧美资本主义化）、俄化（指苏联共产主义化）为不平，纠集同志，草拟建国方案，深信吾华立国自有其道。愚素留意乎中国文化，立言不同于俗，鸿一故引为同调，雅相契重。据其此次来书，则谓阎、赵深感中国必须别求出路，誓愿尽力村治建国运动，亟盼愚北来，共商一切。当时愚未之应。
然阎、赵实各有长处，值得钦佩。赵公热诚有肝胆，感受其乡贤徐松龛先生（继畲）学风，颇宗陆、王。惜天资非高明一路，然固一可交之朋友也。阎氏为人未易品评，民十年，愚来太原，尝参预其所谓“进山会议”者，谈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游心于远，椒思入深。每周定期集会，勤勤不倦。其天资特出，则无疑也。粤局既变，愚留于北方，即受其聘。此时见召，遂行。
此行确期，不复省忆，但记似于太原度中秋。阎、冯、蒋彼此间之种种交涉，当时虽有所闻，今已不能言之。但记阎初求避免战争，卒知其不可得，转而谋改造政局。其改造理想，初意盖有如鸿一所云“别求出路”者。别求出路：意指中国不当追从于欧美或苏联。其时值革命高潮没落，青年苦闷彷徨，而国民党内则值改选第三届中央委员，当局多以圈定出之，群不承认，发生党统问题。党外，则各方久受排斥者（如同家主义派等）无不乘机思动。一时颇有以民治代党治之呼声。而老辈革命家章太炎（在南方）、周震鳞、黄一欧等（在北方）唱之尤力。十三年改组以来之国民党，步趋于苏联者也。及其既衰，国人观念乃复返于西欧之旧，一如清末民初之所为者。抑何不知悟之甚也！愚著《中国民族之前途》书中，弁首《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章，曾为核论。阎氏从鸿一备闻之，故欲以具体规划征询于愚。其后汪等北来，阎所以语汪者殆亦在此。汪在北京，特发表《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一文以和之，是其征也。
阎氏以为欧美民主、苏联党治，各有其制度，吾人今皆不取，而必求其所谓中国者；然则其制度当云何？索愚为规划。此则有所未达也。真制度皆从事实逐渐形成，非悬想可得。愚信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一切制度，三十年后当可眉目粗具，五十年而体制大定。然非所语于今日也。今日者，吾人正于旧制度崩溃新制度未成之过渡期间。假愚闭户构思，悬揣以成文章，纵或得之，亦非今兹所适用。故愚对阎氏之问，首以不作空文章覆之。
一纸文章，不可为制度也；倏兴倏废，不可为制度也。真制度皆相当稳定，而非必著在文书。虽不必著见文书，顾乃为人所承认而生效。此岂可得之民族文化根本崩溃，外来文化杂然并陈之今日邪？今日非只制度不良之为患也。今日所大患，在法制屡更而均归无效。《大公报》尝痛论“法律制度在今日都无可凭，唯凭枪杆”是已。处兹际也，仁人志士唯运以至诚恻怛之心，尽力之所及，冀求消弭祸难于万一而已。他无可言也。故愚覆阎氏，深奖其避免内战之用心，而益勉励之。愚请其委曲小心，不易不移，终竟斯志。
至于法制问题，则且去其太甚，可矣。不宜猛骤更张之。例如以一党为治，此模仿外国而模仿不成者，吾侪久所不取。然不尊一党，则必尊民意。民意诚美名也，顾此枪杆势力弥天盖地之世，安得民意而尊之乎？其时太原颇有人主张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者（唐生智派来代表即其一）。欲解除党治，殆必行此一着。愚极不赞同。政争主角，南北诸巨头耳；于吾民几若无与。选举代议之事，国人素所未习；而诸巨头则各霸一方。谁信其能从容以行自由投票邪？假有国民代表来自山西，有不被人指目为代表阎某者乎？其来自浙江，则代表蒋也；来自吉黑辽宁，则代表张也……如是名为国民代表，而实不外诸巨头之所遣。自欺，欺人，彼此相欺。民国以来乱无已时，由此道也。何解决时局问题之有！今后欲睹清明，不在虚慕民主，而必在国人肯说老实话始，愚故劝阎氏，以沉痛之言，揭穿时局真相，一切党治民主之名，均无所用之。直自承与过去军阀局面并无本质不同，唯视诸巨头自己是否甘心作军阀？如不甘心，宜自警觉，而互尽规箴，更求国人为之监督。在绝对避免内战，力求相安之局面中，发展经济，普及教育，建设民主政治。——所谓中国的民主制度当于此出现。
揆之当时情势，党治亦未易骤废。然此甚不洽国情而适为专横者作凭借之制度，不可不有以缓弱其势。愚主张对于当时所谓党统问题，作如下之解决：
一、新产生之第三届中央委员，尊重舆论不予承认。
二、第一届、第二届中委，早失时效，且彼时容共，现在清党，情势绝然不合，自亦不能再予承认。
三、假令总理尚在，一切自有所秉承；今既不可得，唯有公请党中先进，追随总理最久者吴、蔡、张、胡等诸元老，出而领导一切，重新建立中央。
盖如是，则党统之统不啻打破。而以诸公受中国文化陶养较多，识见较老成，必鲜少年躁妄之失。且皆为人公正，借以制蒋氏之偏私专横。蔡先生尝言：党外无党，则党内不能无派。此论甚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既事实所不可得；则与其党内有派，盖不如党外有党。国民党应自今后承认异党之存在。盖国民党在政治上之领导地位，于大局本有利而无害；所不可存者，其独据之统治地位耳。凡此改革，表面上不为大更张，而内里精神倾向已移。愚命曰：“虚党制。”
在虚党制之外，愚更有所谓虚中央制者。以今日国际竞争之剧烈言之，以经济建设将必趋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言之，今后皆应有统一强大之中央政权。然两千年传统之中国政治，大抵以消极为得计，过强之中央非所素习，且疆域广大而交通未便，亦难于集权。吾人固无安于旧习之理，而转变太骤，亦非历史所许。民国以来，统一鲜能久者，半由当局见不及此。为国家计，若并统一而不得，固毋宁以宽大处之矣。窃意中央之于地方，（一）宜以领导地位自处；（二）以联络中心自处；（三）以监督地位自处。今世建国不能无方针，如孙先生所云三民主义者，大端可谓不谬。中央领导云者，谓谋此方针之统于一也。试以经济建设为例。召集会议，统盘规划，方针自寓于其中。设施之事，则委于地方自为之。国际经济竞争今世最烈。此非一地方所能应付也。又在统盘规划内，必有全国联贯一体者，或各地方须配合调剂者。凡此对外对内胥仰赖乎中央。联络中心云者，谓此也。其云监督地位者，则指二事。如前言揭穿时局真相之后，更指明强邻谋我之亟。诸元老宜邀诸巨头为盟订约，列举数事，申其儆戒。有不如约者，则与国人共弃之。除彼此互为监督外，中央特超然在上，秉公监督，不稍予姑容。此第一事也。内战果以是杜绝，则中国自登建设之途程。建设既规划于会议，而分别进行于地方，乃由中央课督其功，检考其绩。此第二事也。此监督任务最重要。然此不属法律之事，而为政治的。故不宜归诸监察院职掌。仍依恃诸元老之德望，以号召国人；资借全国人心之支持，以发挥其监督力量，措大局于盘石。愚意当于中央设元老院或枢密院等机关，俾诸元老居之；初无一定职守，而隐然关系甚重。譬如英王之于英国政治、日皇及西园寺等元老重臣之于日本政治，各有其无用之妙用。此所拟议之中央制，盖亦有其虚而不虚者。
愚在太原未多留。与阎两三晤；一视冯于晋祠而已。所有愚之意见，如上述者，与鸿一谈最多。与阎面谈外，并于离太原时留一书达之。返北平后，从报纸得悉阎与南京电文往复中，曾提出有设立枢机院之议，似本于愚之主张而来。第其内容又自不同。愚原主张诸巨头分负地方责任，而以诸元老居中央，监临于上。阎电则请蒋与冯、阎等皆解除实际责任，同入枢机院也（阎与南京蒋、胡往复电文计今尚可检考，此只记其大意如此）。
其后，愚离北平，居辉县河南村治学院，与外间消息颇隔。鸿一既鲜书信，愚亦不复过问。蒋、阎、冯之间，最后仍出于一战。从报纸所见，阎、冯对蒋之最后通牒，似为一漾（？）电。电文内容，专就党内第三届中央委员问题说话，主张付党员总投票公决。电末具名，阎、冯而外，胪列将领五十余人。著名土匪刘桂堂亦在其间。内战又作，固使我痛心失望，更有种种令人不解者。阎既求免内战而蒋实相逼，则何不宣布其间情节曲折，俾明战争责任之在蒋，而必取自己向蒋宣战之姿态？阎非忠实党徒，而蒋之罪状可数者甚多，何必专从党员立场，争一党内问题？在诸巨头各霸一方之情势下，公众意见无从取征；国民议会为自欺欺人之举，党员总投票抑又何殊邪？凡愚在太原所痛论而切戒者，一一蹈之而不辞，亦可怪矣！愚为之愤慨累日，即函辞顾问，并谢却其每月致送之厚币。
鸿一即于此时在太原得病，转至北平就医，不久故去。度其精神上必有难堪者邪。方病时不乐谈话，愚因亦不获悉此中真情。推想或系阎引汪以倒蒋，一切不免从汪、陈支配耳。然愚实未料其荒谬遽至此也。由十九年之中原大战，而国内元气大伤，而引张学良入关，而有“九一八”日寇之窃发，而有东北四省之断送，冀察之变局……如是种种巨祸奇灾相寻而至。蒋罪不可逭，阎亦当分任其咎。以彼天资优越而陷此大戾，则不学之过也。惜哉！
上述广州、太原各事，间及愚当时对大局种种意见，与后此主张未必悉合。半为适应时势则然；而由今视之，盖亦未成熟之思想也。述此，为民国政治存一史料，且以见愚过去思想行动之一斑。
三十四年（1945年）元月31日记于临江中学（广西贺县八步镇）
我于留滞西安的几天，以电报与阎先生约好，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陕办事处派车送我去看他。他驻在宜川黄河边上的秋林镇，隔岸便是山西的吉县。车经三原，先晤赵戴文、贾景德二先生于李家花园。赵公为熟人，亦为多年以来于大局有关系之人，见面领教甚多。
从洛川到宜川，要盘过黄龙山，据说为杨虎城发祥地。可注意者，土地肥沃而久荒无人烟。车行草中，草高可隐车。雉鸡成群，飞起可以蔽天。今已辟为垦区。从宜川到秋林，汽车不能通，换马前进。古语：千里不运粮，现在不然。大宗粮草均走此路运济山西。兵站总监周玳驻洛川，调度一切。
秋林居山谷中，尚不到河岸。虽名其曰镇，大约原来只剩有几家人家。但现在则驻有军政人员几千人。大多数都是凿山为窑洞，如延安一样。建筑物只有大讲堂一座，可容二千人。我到达时，阎公正召集会议，所有各高级将领如孙楚、杨爱源、王靖国等均在。而且省政府各厅长、委员亦都在，并有中下级军官受训者一千五百余人。毛泽东先生数曾为我言：“战争改变一切”，信然。
阎公为十几年前相识，但自民十九以后未见面。此番相见，精神气色身体皆大胜于前，足使我吃惊。军中辛苦万分，又数度危险，而乃如此，岂不可异。细加理会，完全由于他兴趣好，而兴趣所以好则由对于前途乐观，对于抗战具有极大信心。我在他那里盘桓三天（旧正月一日到，四日走）。他每天早五时起床，传见高级军官，分别谈话，然后用膳。膳后即登讲座，为受训军官讲话极多。中午小睡，睡后即开会议，办公事。和我谈话，都在午后或晚上。天天骑一小驴，在山谷中跑上跑下，真是兴会淋漓的样子。
他的左右已经换了一班新人。他后来有一套自创的思想学说，此时似更新有进益。他有四句要言，或提作口号，或揭为标语，再三叮咛告之部下。四句是：建立中心思想；发展集体企图；健全组织责任心；要过自我批评互相检讨错误的严格小组生活。这似乎将共产党的精华，都能融会贯通了。所谓集体企图，是说不要你有你的打算，我有我的打算，他自己亦不作他的打算。所谓组织责任心，是说要认识组织关系，对于团体负其责任，不对个人。他除了承认共产党有其中心思想外，其余的似都嫌其中心思想未能建立。但他自己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要建造“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他不相信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从哲学到社会问题，所有经济政治之一切，他都有主张发表。
在阎先生领导下，原有两个大团体组织：一个名为“主张公道团”，是红军进攻山西时，寓有防共意义的组织。一个名为“牺牲救国大同盟”，是双十二事件前后所酝酿，以抗敌为意义的组织。两个组织不易并立，后来合并而为“牺公联合工作委员会”，实际以牺盟为主。牺盟的势力普遍全省，而又贯彻上下。第一，一切民众组织运动（大致与八路相同）皆在其手；第二，一切军队政训工作在其手；第三，区长、县长、行政专员一串地方行政系统在其手。后来我过陵川、晋城时，看见牺盟开某届代表大会的文件，其口气盖以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第三党自居。同时有一种新兴的武力，名为“青年决死队”，是牺盟所发动培植，成为山西军队的新派。
不过此所说者，现在大半已为陈迹。政治上的牺盟派和反牺盟派，军事上的新军和旧军，其势力消长，冲突分裂，变化已多。阎先生在山西的势力，似降至第二位了。我承认阎先生在抗战中尽了他最大力量，并且很少有人能赶上他的本领。他常能把握几个正确的认识点而致力。例如在行政上，他提出“强民政治”一词，要强化人民力量；又提出“说服行政”一词，要事事取得人民谅解承认。他真看清楚，这是抗敌之本，非涂饰耳目。又如军队须要改造，提高其政治意识；要加强民众运动，组训一百万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有“自己负责，不容人不负责”政治力量的民众；都是很对的。但大体上都没十分成功。只有他用过的心思，这是后来人再用心时，所必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