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过去了。
两个星期过去了。
一个月过去了。
丁采臣许诺的那二十六万并未打到我的账户上。我能预感到大事不妙。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苦苦煎熬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忧心忡忡地拨通了他的手机。电话中传来了一个十分陌生的声音。我能够断定，接电话的人不是丁采臣。因为这个人在说话时，夹杂着十分浓郁的山西口音。
“你有什么事？”对方冷冷地问了我一句。
可没等我把音响款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他就凶狠地打断了我的话，怒道：“你挨毬了！你他妈的，是活腻味了，还是怎么着？”
随后，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后来，我又曾无数次鼓起勇气，想再打一下那个电话，到最后一刻，还是放弃了。我始终没搞懂，你挨毬了，是个什么他妈的鸟意思？我只得再次去麻烦老朋友蒋颂平。
“兄弟，我当初怎么跟你说来着？让你跟这种人打交道得留个心眼，现在怎么样？”颂平压低了声音，对我道，“不瞒你说，我这里现在也乱成了一锅粥，烦着呢！我那老不死的老娘，缠着老子带她去什么新马泰！亏他娘的想得出来！他妈的！等会儿我再给你打过来……”
可他后来再也没来过电话。
一个北风呼啸的午后，混蛋常保国拖着他那条残腿，一瘸一拐地来到了我的住处。无论我怎么跟他解释，他总是用怀疑和失望的目光望着我，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就好像我真的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他让我自己确定一个搬家的日期，以免他最终失去耐心。这话已经有点威胁的意思了，可他怕我理解不了，觉得很有必要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他说，他对我已经“仁至义尽”；人的忍耐力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限的；像他这样的滚刀肉，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我听见他在骂骂咧咧的同时，口口声声都在重复着一句话：今年的事，无论如何不能拖到明年。我心里就有了底。我知道，他的意思，无非是让我在年前搬家。我又气又急，头脑就有些发昏，一咬牙，就把搬家的日子定在了十二月三十一号，也就是元旦的前一天。屈指算来，也只剩下三四天的时间了。在他的要求下，我还给他写了个字据。
我住处的楼下，有一片杂草丛生的桦树林，树林边上有一个变电房。站在卧室的阳台上，我看见常保国一摇一晃地走到树林边上，忽然停了下来。他点了一支烟，朝桦树林的草窠子里挥了挥手，变电房的院墙后突然就闪出一个人来。
她一边朝他跑过去，一边还回过头来朝楼上张望。很快，夫妇二人互相搀扶着，就像风浪中颠簸的小船，一路摇晃着穿过马路，走到了356路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前。
生平第一次，我发现我那满脸褶子的老姐姐，其实还是挺幽默的。
我知道于事无补，但还是在网上挂出了一张大卖单，以低廉的价格出让所有的音乐器材。为了凑够买房的费用，如果有人要，我也很乐意把自己卖掉。很快，就有一位买主找上门来了。
他是装甲兵部队的一位姓沈的大校。他看中了我那对RED DAWN扁线。
一天傍晚，沈大校亲自开着军车，带着现款，到我家里来取货。他说，他之所以决定接下这对喇叭线，是因为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喜欢这款线的中文译名：红色黎明。它会使人在听音乐时，联想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的壮美。
唉，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很容易犯迷糊。我跟大校刚一见面，居然对着这样一位素不相识的现役军人，大倒起苦水来，把我和丁采臣之间的音响买卖，絮絮叨叨地跟他说了一遍。我知道这样做，把自己的软弱可怜暴露在陌生人面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但不知怎么搞的，我根本无法克制自己，就像他就是上帝因顾怜我的不幸而派来的一位男性天使。
虽然我不断地暗示对方，丁采臣是一个让人感到恐惧的人，有点深不可测。但他把枪拍在餐桌上那件事，我思虑再三，还是没敢说出口。沈大校高大威猛，表情刚毅，就连脸上的那几个坑坑洼洼的麻点，看上去也给人很强的安全感。他十分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唠叨，很不屑地朝我笑了笑，瓮声瓮气地道：“崔师傅，你老兄，有点神经过敏啊！听了半天，我怎么没觉得这事有什么恐怖的地方啊？对方出于经济或其他原因，延迟付款，甚至拒不付款，是常有的事。没什么了不得的，实在不行，还可以打官司啊。这样，你如果打电话找不到他，那就不妨开车去一趟，找到你说的那个姓丁的，当面把这件事问个明白，总比你在这儿无端折磨自己要好得多。”
他大概看出了我脸上露出的胆怯，随后又半开玩笑似的加了一句：“你们这些人，就爱杯弓蛇影，自己吓自己。如果你真的担心会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明天派两个扛枪的战士，跟你一起去如何？”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不过，他的一番告诫，也多少坚定了我心中的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想顺利地拿回那笔钱，除了再去一趟盘龙谷之外，似乎也确实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