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中旬，我表弟带着女儿，从盐城到北京来旅游。我居住的地方，离门头沟风景区不远，姐姐问我能不能带他们去逛一天。戒台寺，潭柘寺，都可以。相亲之后，我对崔梨花夫妇的憎恶已到极限，但一路上，我还是不断地告诫自己，决不能将对崔梨花的一腔怒火，撒到无辜的表弟身上。
傍晚返城时，我请他们在一处农家院吃饭。出来找厕所的时候，我无意间看见院子里的墙上挂着房屋出售的广告。那是一处厢房，方方正正的两大间，就在院子的西边。门口有一棵老槐树，树上有个喜鹊窝。屋顶上还有几个没有摘下的大南瓜，风吹枯藤，沙沙有声。我找到农家乐的主人，随便问了问，对方开价贵得有点离谱，竟然要三十八万。因这个地方距离我在石景山的住处，只有差不多半小时车程，我就多留了个心眼。
第二天早晨，我把表弟他们打发走了以后，又专门开车去了一趟。
主人很快就同意，将房款降到三十五万。他反复向我说明，这处房子，只有四十年的小产权。这倒不是问题。四十年，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觉得自己恐怕活不了那么长。
房屋倒还整洁，尤其是那宽敞的院子，不由得让人眼睛一亮。由于这个厢房坐西朝东，屋后还有一条小河沟，夏天的夕晒是免不了的，蚊子大概也不会少。主人许诺说，他们可以在院子里给我划出一块地来，供我种植“没有任何污染的蔬菜”。假如我无意自己种菜，他老伴也可以代劳。他的那个老伴，快人快语，脸上红扑扑的，颧骨上像是涂了胭脂一般。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如此健康活泼的人了。我问他们，假如我决定买下这处房子，什么时间可以搬过来住，主人的回答是“随时”。他们急等钱用。他们的儿子在马赛第二大学读书。夫妻俩积攒了一辈子的钱，眼看就要被那个“前世的冤家”糟蹋完了，出售祖屋，也是不得已的事。言谈之间，不胜唏嘘。但房主还是没忘了两次提醒我，马赛在法国南部，是《基督山伯爵》故事的发生地。
我被自己的这个念头缠住了。一连几天，我每晚都会梦见那个小院，梦见那个老槐树上的喜鹊窝。有一回，我梦见自己在树下的躺椅上乘凉，看着玉芬在院子里除草。她竟然随随便便地撩开裙子，在缀满黄瓜和牵牛花的藤架下撒尿。午后的阳光热烘烘的，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她那湍急的尿液四处飞溅，在泥地上冲刷出一个小坑来。我拚命想让自己的头更低一些，以便能够看见她的私处，脑袋就撞在了床沿上。在我醒来的最初一刻，玉芬那摄人心魄的嫣然一笑，还在黑暗中清晰地停留了几秒钟，漾漾地浮动，随后慢慢地变得模糊不清，直到一阵冷风吹过，才最终消失不见。
我决定买下那处房子。仿佛我一旦如愿以偿，困扰着我的所有烦恼，都会在顷刻之间烟消云散。
渐渐的，我心里就生出了一个愚蠢的计划。
你应该还记得，半个多月前，在蒋颂平的书房里，他曾经向我介绍过一个名叫丁采臣的客户，让我帮他配一套“世界上最好的音响”。我不知道什么样的重放系统，可以称得上世界上最好的音响。若是单单从价格方面来说，如果你想置办一套世界上最贵的音响，一两千万人民币也能花得出去。不过，按我也许带有偏见的观点（当然，还有经济实力的限制）来看，英国天朗公司的那款AUTOGRAPH，可以称得上发烧音响中的极品。
不瞒你说，这样的宝贝，我手上就有一对。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你若向北京人提起“牟其善”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晓。他是一位名闻遐迩的商人，擅长篆刻，喜欢登山，常和女演员在一起厮混，这都不是什么秘密。据说，他的行为十分乖张，常有出人意表之举。最为夸张的说法是，无论他在哪个场合出现，你都不可能看见他，因为他穿了一件隐身衣。具体如何，我未亲见，不敢杜撰。其实，在古典音乐发烧界，牟其善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教父级人物。每年正月十五，他照例都会在“权金城”包下一层楼面，摆出一套高档发烧器材，邀请北京的发烧友们在一起吃火锅，并互相切磋技艺。他迷恋巴托克和普罗科菲耶夫，可见此人趣味不俗。我曾在这样的聚会上与他见过两次，足以证明隐身衣的说法毫无依据。
一九九九年八月，他在攀登贡嘎山的途中不幸遭遇雪崩。消息传来，让人不胜悲伤。我还参加了由发烧友们自发组织的一个小型的追思会。那天在追悼现场反复播放的音乐作品，正是巴托克的《寂静山村的夜晚》。
牟其善死后，为了偿还所欠债务，他夫人对其名下的部分房产和收藏物品进行了半公开的拍卖。之所以说是半公开，因为知道拍卖消息的人，实际上很少。蒋颂平那天正因闹痢疾而卧病在床，就打电话让我代他去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在那些琳琅满目的音响器材中，淘到便宜货。
在那天的拍卖过程中，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牟其善收藏的字画、古董和黄花梨家具吸引住了。一直到拍卖会将散，那对六角形的天朗AUTOGRAPH，俨然貌美如花的孪生姐妹，羞涩地挤在大厅的墙角，居然一直无人问津。我敢说，自从我到了拍卖现场之后，我的眼睛始终没办法离开它哪怕一秒钟。我静静地守护着它，甚至不敢大声呼吸，直至人散楼空。最后，当我以底价八万元拍得此品的时候，整个人都快要虚脱了，像是喝醉酒似的，周遭的一切，都有些虚幻不真。
这款箱子，问世于一九五四年。伟大的设计师Guy R.Fountain推出这款呕心沥血之作，据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十五英寸同轴单元的潜力。Fountain不仅为这款音箱选用了最好的单元，而且为它设计了极为复杂的迷宫式结构。AUTOGRAPH，中文本应译为“签名”或“手迹”，但奇怪的是，在发烧界，它一直被刻意误译为“自传”，并以讹传讹。因为制作单元的天然钴磁断货，加之箱体的加工成本高昂，这款音箱于一九七四年就已停产，市面上十分罕见，据说在整个远东地区，也只有三对而已。至于眼下在二手市场上流通的AUTOGRAPH，如果不是它的复刻版，那就是mini型的廉价书架箱。
我从拍卖会上买下这款箱子之后，出于某种担心它会突然消失的忧虑，一直瞒着蒋颂平。另外，对于这款箱子的真正价值，我也瞒着玉芬。有一天，我送完货回家，一进门就惊愕地发现，玉芬竟然用他妈的钢丝球和“白猫”牌洗涤灵，“嘎吱嘎吱”地擦拭这款音箱。她擦得十分卖力，仅仅是为了让它看上去“更新一些”。而且，她在两只箱体的顶端，还他妈的各放了一只沉重的花盆。
我被她吓得差一点当场晕厥。
当我和玉芬闹离婚的时候，我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带走包括这对AUTOGRAPH在内的音响器材。你据此可以想见，我对这款箱子痴迷到了什么程度。那段时间，姐姐崔梨花每次见到我，都会哀声叹气地骂我白痴。我只当没听见。至于混蛋常保国，他的话就更难听了。那年元宵节，他们夫妇来石景山看我，刚喝了两杯酒，姐夫就再次开导我说，玉芬红杏出墙在先，这婊子自己夹不住双腿，偷人养汉，按照法律的规定，应该让这个臭婊子净身出户才对，只有傻子才会同意将房子让给她。我被他骂得实在受不了了，就从厨房里拿来了一把菜刀，往他面前的桌上一扔，并严肃地警告他，如果他胆敢再说玉芬一个脏字，要么他杀我，要么我杀他。
常保国一连骂了我七八个“乌龟”之后，饭没吃完，就拽着他老婆，跺着脚，气咻咻地走了。
不过，话说回来，将房子让给玉芬，我其实一点都不吃亏。这笔账，我心里也盘算过无数遍了。上地东里的那套房子，我买的那阵子，只花了不到十八万。可是现如今，这对AUTO-GRAPH，在二手交易网站上的价格也已经超过二十万了。如此分割财产，应该说公平合理。上地东里离玉芬的工作单位很近，她要下那套房子，图个上下班方便，也是天经地义的。再说了，玉芬跟了我这么多年，过了这么久结结巴巴的日子，我心里想起来，都觉得羞愧难当。我连她一直嚷嚷着要买的一块三千元的和田玉坠儿，都没能满足她啊。
为了让箱子保持比较好的工作状态，不至于让它因常年封存而导致声音板滞，我几乎每隔一个星期，就要煲它一次。通常是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我会找来一盘意大利四重奏乐团演奏的莫扎特（迄今为止，它仍是我的至爱），或者季雪金弹的拉威尔或德彪西，一个人用很小的声音听上两个小时。我知道，由于系统配置的限制，这款箱子暂时还没有办法发出理想的声音。就像一位美貌的少女，刚刚从晨曦中醒来，尚未梳洗打扮。但那也已经足够了：我能感受到她压抑不住的风韵，她的一颦一笑，她那令人销魂蚀骨的魔力。
有好几次，当那熟悉的乐音在夜幕中被析离出来，浮荡在那个北墙有裂缝的客厅里，我禁不住喉头哽咽，热泪盈眶。就好像玉芬从未离开过我；就好像那声音中被析离出来的，正是她那满月般如花的脸庞。就好像，在这个肮脏而纷乱的世界上，我原本就没有福分消受如此的奢靡。
无论我身处何地，无论我曾遭遇到怎样的辛酸、孤独和屈辱，只要一想起AUTOGRAPH，想到她静静地倚立在客厅的墙角，在等着我的归来，我的心里总会有一个确凿无疑的声音在安慰我：朋友，你的日子还不算坏。你那可以望得见的未来，也还有点希望。
可是现在，你大概已经知道，我所说的那个“愚蠢的计划”，指的到底是什么了。没错，我要让这对箱子出手，把它卖给丁采臣。
毫无办法，我只能这么做。
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天，当我喜滋滋地把玉芬带回家的时候，母亲脸上依次掠过的惊骇、怀疑和担忧，让我十分意外。“你这个婆娘，有一多半是替别人娶的。”她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她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有一种轻描淡写但又让人毛骨悚然的神秘。
那天晚上，我送走玉芬后回到家中，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母亲的胸口堵得厉害，正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大口地喘气。梨花悄悄地把我拽到一边，神色凝重地问我，要不要送她去医院。我可管不了那许多。把姐姐支走之后，我一把就将母亲从小板凳上拽了起来，并要求她向我解释，刚才她说玉芬的那番不伦不类的话，到底有什么根据。
母亲的脸被月光衬得蓝幽幽的，她轻轻地叹息一声，对我说：“穷人凭运气，有时候也能捡到宝贝。但你就是没法留住它。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这个女人，你也就是过一过手罢了。临了，她还得去她该去的地方。”
母亲看我目瞪口呆的样子，就顺手撸了一下我的胳膊，安慰我道：“孩子啊，能够过过手，也是咱家上辈子积下的福分啊。你说说，人所能有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呀？是命，对不对？可你就是成天把命抓在手里，紧紧地攥着，临了，还得要撒手，对不对？”
确实，我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在心里默默地嘲笑她，怨恨她，甚至一度巴望着她早点死掉。就算她真的死了，我在她的葬礼上连半滴眼泪也没掉。她得了那么重的病，居然还苦苦支撑了四年之久，似乎就是为了活着看见她那不怀好意的预言变成现实。
可现在，你知道，当这对AUTOGRAPH即将出手之际，我忽然一切都明白了。
现在，我倾向于认为，我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智者；现在，我爱她，胜过自己攥在手心里的命。
好了，不说这些了。既然打算要出售这对AUTOGRAPH，既然我已决定把它作为“世界上最好的音响”转让给丁采臣，我现在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为它设计并搭配一套体面的、说得过去的系统。就如同自己心爱的闺女要出嫁，老父万般不舍，也还得强打精神，为她张罗嫁妆一样。起码，我得给她做一身漂漂亮亮的衣裳，看着她体面地出门吧。
最先考虑的自然是胆机。KT88的推力足够粗犷威猛，但我嫌它声音发干，高频的延展性不够。相比之下，EL34要稍好一些。声音虽说细腻得多，可总是欠缺一点密度感，味道也不够厚。当然，我也可以考虑使用300B。你知道，300B的声音没得说，可惜的是，它只有十二瓦的输出功率，能否让我心爱的AUTOGRAPH感到满足，从而达到琴瑟和谐的境界，我心里一点没谱。我也可以考虑将它做成“推挽式”，使它的功率放大一倍，但人为增加它的功率，跟让一个阳痿患者服用过多的伟哥，其实没有太大区别。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我把心一横，决定铤而走险，为它制作一台单端的845。
845电子管功放，在发烧界素有“胆王”之称。我早年收藏的那款大功率直热式RCA电子管（它被发烧友尊称为“一柱擎天”），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不过，对于我这样一个家庭作坊式的胆机制作者来说，组装一台高水平的845绝非易事。它对工作电压的要求特别高，且制作过程也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我曾尝试着做过两台这样的机器。第一次侥幸成功，另一次，因为手掌的皮肤被瞬间释放的电流烧焦，最终半途而废。但为了我心爱的AUTOGRAPH能称心如意，我决定豁出老命去，干它一次。
谢天谢地！我后来制作这台胆机的过程十分顺利。联想集团人事部的一位高管闻讯后，特地赶到我的住处，试听了一次，竟然死皮赖脸地缠了我一个晚上，劝我把这台845让给他，被我断然拒绝。
至于音源的选择，我在瑞士的STUDER-730D和英国的“Linn 12”之间摇摆不定。我更倾向于STUDER730D，只是这种型号的CD机在国内市场十分少见，而在eBay上通过拍卖从国外购入，又颇费周章。而那款著名的“Linn12”（乐迷们习惯称它为“莲12”），则是发烧友公认的最顶级的CD机，拥有接近“黑胶”的音乐味儿。我知道，在音响发烧网站上，现今就挂着一台。卖主就在北京的通州，机型是24比特的，对方要价八万元。我记得这款CD机，在网上已挂了三个月，一直无人理睬，大概是嫌它的二手价格太贵了。我想，若是“刀”他一下，砍到七万左右，还是有可能的。我尝试着给卖主打了个电话，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它最后的成交价格，被确定为六万八。
接下来，我找来纸和笔，做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天朗的这款AUTOGRAPH，即便在国际音响界，也一直是发烧友们竞相罗致的抢手货，基本上挂出一对，就卖掉一对。不久前，在墨尔本成交的一对相同型号的箱子，价格达到了四点五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已接近三十万元。以上述价格为参考，我的这对箱子以二十五万人民币的价格出让给丁采臣，是说得过去的；至于说845的功放，我只收他四万元；瑞士的VO-VOX监听级信号线和喇叭线加在一起，约合三点五万元。再算上“莲12”CD机的六点八万（你已经知道了，这款机器，我还得从通州的卖主手里收购，差不多要花掉我的所有积蓄。我打算以原价转让给丁采臣，不多收他一分钱），这套音响的总价，已经超过了三十九万。
也就是说，我用这笔钱，付清农家院主人全部房款之后，还略有剩余。因此，你可以想一下，我被心爱之物即将出手的忧郁所包围的同时，是不是也能感觉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我拨通了丁采臣的电话。秘书台传来的录音显示，他暂时不方便接听我的电话。我留下了自己的号码，随后就陷入了心烦意乱的等待中。还好，差不多二十分钟之后，丁采臣把电话打回来了。
他的声音听上去虚弱而温和，却异常清晰。我做了自我介绍，并马上提到我和蒋颂平的关系。然后，我跟他说了说正在为他搭配的这套音响——其大致配置、性能和交货时间。对方很有耐心地听着，无论我跟他说什么，他总是用一个字来回答，那就是“好”。
应当说，在我刚刚跟他通电话的时候，我并未发现这个人有任何异常，或者如蒋颂平所警告的，有什么神秘和危险。他显得彬彬有礼，至少声音听上去如此。有两次，他提醒我说慢一点，因为信号有点不太好。当我向他吹嘘这套系统将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听觉感受时，他甚至还呵呵地笑了一声，反问我道：“哦，是吗？”
如果说我们在电话交谈中有那么一点令人疑惑之处，我觉得，怎么说呢，他的声音有点心不在焉。好像是刚刚睡醒，反应略显迟钝。另外，在跟我说话时，不知为何，总在哼哼唧唧。最后，我告诉他，这套系统的总价大约在三十九万元左右，并问他能否预付一部分款项。对方立即爽快地对我道：“这不是问题。这样，你告诉我一个银行卡号，我把总价款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你看可以吗？也就是说十三万，先打到您的账上。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报出了招商行的卡号。出于稳妥起见，我要求对方重复一遍银行卡上的数字。电话里再次传来了哼哼唧唧的声音：“不好意思，我现在正坐在马桶上，没法记录。好像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有点腹泻。这样吧，你把开户名和卡号发到我的手机上，我让人把款子给你打过来。”
我随即将卡号给他发了过去，并附了一个短信，要求对方收到卡号之后，回复确认。我的谨慎并非不可理喻——这毕竟是我从事胆机生意以来最大的一笔买卖，我得保证它万无一失。但没想到，丁采臣随后的短信回复，却让我猛然间大惊失色：虎坊桥西里，三十七号院甲。事若求全何所乐？干吧。多带几个人去。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很显然，这是一条错发的短信。也就是说，丁采臣忙中出错，将本应发给别人的信息发到了我的手机上。这种事情常有发生，本来也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地方。但细细揣摩这个短信的内容，不知怎么搞的，我对这位客户的疑虑和担忧，开始急剧地增加。我说过，我对别人的隐私毫无兴趣，凡事也没有刨根问底的好奇心。本来，我可以再给丁采臣发封短信，提醒对方发错了信息，可我无法让自己怦怦乱跳的心平静下来。直觉，我那总是要被验证的直觉，不允许我这么做。你知道，在当今社会，无意间获悉对方的重要隐秘，会有怎样的麻烦和风险，是不消多说的。
好在五分钟之后，丁采臣的确认短信再度出现：卡号收到，请放心。大约十六天后，当我第十七次来到楼下的邮局，去自动取款机上查看银行卡时，丁采臣的十三万预付款已如数到账。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并为自己的多虑、为自己半个多月来的失眠和胡思乱想而感到羞愧。我总是没有来由地把事情往坏处想。
看来，疑神疑鬼这个老毛病，得好好改一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