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五四运动有倒霉鬼的话，那肯定是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位。五四这场学生的街头抗议，章宗祥挨了顿胖揍，曹汝霖则房子被烧掉。从此，风头正劲的三位，仕途整个被毁了，终其一生，再也没做过一官半职，当然，最糟糕的是，三人因此被长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曹、章、陆等于卖国贼，几乎成了数学公式，在海峡两岸都适用，小学生都知道。
其实，五四三大卖国贼之首的曹汝霖，在1919年5月4日那个悲惨的日子之前，一直很走运的。曹汝霖身为江南富家儿，1900年“庚子大乱”之际，自费到日本留学，由于那时留学者甚少，日本对来自中国的学生特别优待，无需考试就可以进大学深造，因此曹得以进东京法学院（后改为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留学期间，得到日本著名哲学家中江笃介遗孀的照顾，日子过得惬意，而且跟中江的公子中江丑吉结下终生的友谊（此人就是五四火烧赵家楼时，拼力保护章宗祥的那位日本人）。那个时候，日本是中国的榜样，虽然在甲午年间将中国人打得很惨，但此后的日本却摆出东亚老大的架势，力图用“文明”的姿态，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八国联军分区占领北京，日占区秩序最好，占领者日本人也相当友善。至于对那时仅有不足百人的留日学生，则既稀罕又善待，再加上日俄战争中的赫赫战绩，让黄种人扬眉吐气，饱受优待的曹汝霖等人，想不亲日都不可能。直到暮年，年近九十的他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依然坦承自己就是亲日。他不知道，自打他学成回国之后，由于新政的缘故，中国学生成千上万地涌入日本，人多了，混日子的多了，有劣迹的人也多了，优待不复存在，考一专门学校都难上加难，对“清国留学生”的歧视也日益浮现，为了骗中国人的钱，大办速成学堂，无论学不学，一年发毕业证走人，后来的人，有心向学者，日子越来不好过了，而无心问学之辈，在每日伎寮酒馆，混得倒是满舒服。
曹汝霖回国之后，赶上新政伊始，朝廷用人之际，风云际会，从商部、外务部一路升上去，到辛亥革命前，已经成了部领导，外务部左侍郎了，比起当年回国的留美幼童和留英海军将领，运气好到不可以道里计。当年的倒霉鬼们，一般都得从底层做起，上军舰做水手的都有。此后回国海归日众，机会也没那么好了。况且，一步赶得上，步步赶上，此后在北洋政府里，此公也禄星高照，按理说，袁世凯的幕僚班底，主要是有英美背景的人，后来得意的，也是此辈，可曹汝霖例外。北洋政府有三个部的缺儿最肥，一个是财政部，一个是交通部，一个是外务部。财政部自不必说，管钱的，再不济也有关余和盐余（缴纳庚子赔款之后剩下的关税和盐税余款）经手。交通部可以管几条铁路，京汉、京张和津浦路，铁路自然有收益。外务部照例是内阁第一大部，不仅经费优先，而且可以经手某些国家退还的庚子赔款。曹汝霖分别在这三个部门轮流做，不是总长，也是次长。段祺瑞上台之后，曹汝霖更是得意，一度身兼财政和交通两总长，取代有财神之名的梁士诒，成为北洋新的财神。
即使五四铩羽之后，曹汝霖的境况其实也是不错的，首先是产业多多，工厂、矿山、医院，应有尽有，官虽然不当了，但却挡不住他泼天的富贵，不像章宗祥、陆宗舆两位，很快就陷入困窘。其次，桃花运佳，年近半百，还纳了一个当年参加过五四游行的年仅17岁的女学生做妾。晚年靠跟这女学生生养的两个女儿照顾，享年九十高龄。当然，最大幸运是，自打五四这么一闹，抗战之后虽然曹汝霖留在了北平，但却顶住了日本方面的压力，没有进入伪政府任职，而且可以利用跟日本人的交情，做点儿好事。鉴于他资深的亲日资格，日本人对他不肯下水的坚持，也只好随他去。
像曹汝霖这样的人，显赫之时官虽然做得挺大，但也就是一介技术官僚。跟罗文干、顾维钧等人一样，谁来执政，都得用他们。政治上野心不大，见识也有限，行将就木之际写回忆录，依然幼稚地认为，五四运动他成为箭靶子，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初没有借给林长民的钱，惹下了麻烦，林长民放了一把野火（徐世昌语），把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归咎于他，属于挟私报复。只是，这样的技术官僚，下野之后固然活得相当滋润，却也相当在乎名声，五四火烧赵家楼的一幕，对他来说，可谓刻骨铭心，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将近九十岁的他，叙述起这段经历，历历在目，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遗憾，怨恨之情，溢于言表。中国人嘛，没有官做了，毕竟不舒服。
无疑，曹、章、陆三位，就当时而言，的确是当家的段祺瑞亲日政策的替罪羊，真正的罪魁，不是他们。但是，作为亲日的政策执行者，尤其是经手大笔的西原借款，他们也是有责任的。明明知道借来的大笔款项都用做内战的军费，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张罗借款，一误再误，事后无论再怎样洗刷，也洗不干净的。一向命好的曹汝霖，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风光不再，好运不再，其实也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