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中午，离约翰·豪威尔把保罗和比尔弄出监狱只差一步了。
达德加说他可以接受三种形式的保释金：现金、银行保函，或者将EDS留置在伊朗的财产进行抵押。现金是不可能的。首先，如果拿着装有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现金的箱子进入无法无天的德黑兰，那很可能无法活着进入达德加的办公室。其次，达德加也许会收了钱但仍然扣押保罗和比尔——要么提高保释金，要么就用新的借口重新逮捕他们（汤姆·沃尔特建议使用假钞，但是没有人知道去哪儿弄假钞）。他们必须签署合同，保证达德加能拿到钱，同时保罗和比尔能获取自由。汤姆·沃尔特终于在达拉斯找到了一个愿意开立信用证的银行，但豪威尔和泰勒却找不到愿意接受信用证并开立达德加所要求的保函的伊朗银行。同时，豪威尔的老板汤姆·卢斯考虑了第三种选择：将留置在伊朗的财产进行抵押，然后想到了一个也许行得通的疯狂主意：用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做抵押，保释保罗和比尔。
国务院现在开明了许多，但还没有准备好拿德黑兰大使馆做抵押。不过，他们愿意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做担保。这本身就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美国愿意为两名囚犯支付保释金！
首先，达拉斯的汤姆·沃尔特找到了一家银行，开立了一张以国务院为受益人的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的信用证。因为这场交易完全在美国内部进行，所以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国务院一拿到信用证，公使衔参赞查尔斯·纳斯——沙利文大使的副手——就发布了外交照会，说保罗和比尔如果获释，将随时前往接受达德加审讯，否则大使馆将支付保释金。
达德加此时正在同大使馆的总领事洛·戈尔兹会面。豪威尔未获邀参加，但阿波尔哈桑代表EDS公司出席了。
豪威尔昨天同戈尔兹进行了预备会议。他们一起审阅了保函的条文，戈尔兹边看边用平静清晰的声音念出来。戈尔兹变了。两个月前，戈尔兹偏执地认为自己绝对正确——是戈尔兹拒绝瞒着伊朗人还回保罗和比尔的护照——现在戈尔兹却愿意采取非正常手段了。也许处于革命的漩涡中让这个老顽固灵活了一点儿。
戈尔兹告诉豪威尔，释放保罗和比尔的决定将由巴赫提亚尔首相做出，但首先得征得达德加的同意。豪威尔希望达德加不会制造麻烦，因为戈尔兹不是那种能冲达德加拍桌子瞪眼的人。
这时传来敲门声，阿波尔哈桑走了进来。
豪威尔可以从他的表情看出，他带来的是坏消息。
“出什么事了？”
“他拒绝了我们。”阿波尔哈桑说。
“为什么？”
“他不接受美国政府的担保。”
“他给理由了吗？”
“法律中没有规定他可以接受美国政府的担保。保释金必须是现金，或者银行保函——”
“或者将留置在伊朗的财产进行抵押，我知道。”豪威尔感觉麻木了。经历了那么多次失望，那么多次无功而返，他已经丧失了怨恨和发怒的能力。“你有没有提到首相？”
“提到过。戈尔兹告诉他，我们将向巴赫提亚尔提出请求。”
“达德加怎么说？”
“他说美国人就爱来这一套。他们总通过对高层施加影响来解决问题，却全然不顾下面的具体情况。他还说，如果他的上司看不惯他处理这个案子的方式，可以把他调走，那样他会很开心，因为他已经疲倦了。”
豪威尔皱眉。这是什么意思？他本以为伊朗人想要的其实是钱，现在钱送上门了他们却不要。真的是因为法律上没有规定国家担保不能作为保释条件吗？还是说，这只是个借口？也许法律中真没有这个规定。EDS公司的案子一直具有很强的敏感性，现在霍梅尼回国了，达德加很可能害怕做任何可能被看作亲美的事。如果豪威尔以合法的形式支付了保释金会怎样？达德加会觉得自己总算下了台阶，进而释放保罗和比尔吗？他会再编造另一个理由吗？
想知道答案，办法只有一个。
霍梅尼回伊朗的那一周，保罗和比尔提出要见神父。
保罗的感冒演化成了支气管炎。他请监狱医生来看病。医生不会说英文，但一眼就看出了保罗的问题——他不住地咳嗽，医生点了点头。
医生给保罗开了点保罗猜是青霉素的东西，此外还开了瓶治咳嗽的药。这种药的味道非常熟悉，让保罗猛然回想到儿时的片段——他的母亲从老式瓶子里将黏糊糊的糖浆倒进勺子，喂给他吃。这种药就是他当年吃过的那种。他的咳嗽好转了一点，但他胸部的肌肉已经受伤。每次深呼吸，他就会感到刀割般的疼痛。
他有一封鲁丝写的信，他读了一遍又一遍。那是一封普通的唠家常的信。凯伦进了新学校，但还不怎么能适应。这很正常——凯伦每次换学校，头几星期她都会很不自在。保罗的小女儿安·玛丽更随遇而安一些。鲁丝对她母亲说，保罗过几周就会回来，但这个谎言快兜不住了，因为两周的期限被延长到了两个月。她打算买房子，汤姆·沃尔特在法律程序方面给了她帮助。无论鲁丝的心情如何，她都没有在信中流露出来。
基恩·泰勒是最常来监狱探访的人。他每次来，都会给保罗一包烟，里面塞着一张五十美元或一百美元的钞票。保罗和比尔可以用这笔钱买到一些特权，比如洗澡。有一次探访的时候，警卫离开了房间一会儿，泰勒给了他们四千美元。
另一次来探访时，泰勒带来了威廉姆斯神父。
威廉姆斯是天主教传教团的神父。在美好的过去，保罗和比尔同EDS公司的人常在星期天上午去传教团打牌。威廉姆斯已经八十多岁，鉴于局势凶险，他的上司准许他离开德黑兰。但他更想留任。他告诉保罗和比尔，革命对他来说并不新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在中国当传教士，经历了日本人的入侵，随后又见证了将那个人推上权力巅峰的革命。他自己也坐过牢，所以他明白保罗和比尔的感受。
就像罗斯·佩罗一样，威廉姆斯神父的来访提振了他们的士气。比尔比保罗更虔诚，所以意志也更加坚定。信仰给了他勇气，去面对未知的未来。在离开之前，威廉姆斯神父赦免了他们的罪愆。比尔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离开监狱，但现在他已做好面对死亡的准备。
1979年2月9日，星期五，伊朗爆发了革命。在短短一周多的时间里，霍梅尼推翻了摇摇欲坠的合法政府。他号召军队起义，逼议会议员辞职。他任命了“临时政府”，尽管巴赫提亚尔仍然是官方首相。他的支持者组成了革命委员会，接手了从法律秩序到垃圾收集的方方面面，并在德黑兰开办了一百多家伊斯兰合作社。2月8日，有超过一百万人参加了支持霍梅尼的穿城大游行。少数忠于政府的军人和霍梅尼的支持者之间不断爆发街头冲突。
2月9日，在德黑兰的两个空军基地——多申·托佩和法拉哈巴德——军官和学员接受了霍梅尼的检阅，这激怒了国王的私人卫队——加瓦丹旅。他们袭击了两个空军基地。空军军官设置了壁垒，抗击国王的私人卫队。他们得到了基地内外武装革命者的支持。
共产主义游击队和穆斯林圣战者涌向多申·托佩。军火库被打开，武器被分发给士兵、游击队员、革命者、示威者和路人。
那天晚上十一点，加瓦丹旅大规模反扑。军队中霍梅尼的支持者警告多申·托佩的反叛者，加瓦丹旅来了，反叛者在加瓦丹旅抵达基地前就发动了反击。加瓦丹旅的几名资深军官在战斗打响后不久就阵亡了。战斗持续了整晚，蔓延到基地周围一大片区域。
第二天中午，战场扩展到了城市的大部分。
那天，约翰·豪威尔和基恩·泰勒到市区开会。
豪威尔相信，他们能在几小时内就让保罗和比尔获释。他们已经做好了支付保释金的准备。汤姆·沃尔特找到了一家得克萨斯州的银行，将向美林银行纽约支行开立金额为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的信用证。
然后，美林银行德黑兰支行将向伊朗司法部开立银行保函，保罗和比尔就能保释出狱。但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美林银行副总经理萨德尔-哈什米发现——其他银行家也都发现了——保罗和比尔是商业人质，如果他们出狱，EDS公司就会在美国法庭提出上诉，称遭到了敲诈，不能付款。如果出了这种事，美林银行纽约支行就拿不到钱，而美林银行德黑兰支行还必须向伊朗司法部支付保释金。萨德尔-哈什米说，他不会同意做这笔生意，除非他的纽约律师告诉他，EDS公司决不可能拒绝付款。豪威尔非常清楚，任何一个有常识的美国律师都不会做这种保证。
基恩·泰勒先到了奥姆兰银行。EDS公司同该银行签有合同，负责安装在线电脑会计系统，泰勒在德黑兰的工作就是监督这一合同的履行，所以他认识银行的管理人员。他同法哈德·巴赫提亚尔会面，后者是奥姆兰银行的高管，也是沙赫普尔·巴赫提亚尔首相的亲戚。首相明显随时会丧失权力，法哈德打算离开伊朗。所以，同萨德尔-哈什米相比，他不太关心EDS公司是否无法支付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的问题。不管原因是什么，反正他答应帮忙了。
奥姆兰银行在美国没有支行，那EDS公司如何付款呢？双方约定，达拉斯的银行将通过一个名为“加押电传”的系统将信用证交付给奥姆兰银行的迪拜支行。迪拜支行将通过电话向德黑兰支行确认已经收到信用证，德黑兰支行将向司法部开立保函。
这个过程中会有所延滞，每一步都必须得到奥姆兰银行董事会和律师的同意。每个看过合同的人都会提出在措辞上做小修改，而这些修改——英语和波斯语两种版本——必须同迪拜和达拉斯沟通，然后再从达拉斯向迪拜发电传，加押，通过电话取得德黑兰支行的同意。因为伊朗的周末是星期四和星期五，所以每周只有三天双方银行都上班。又因为德黑兰比达拉斯早九个半小时，双方银行其实没有一分钟是同时上班的。而且，伊朗银行大部分时间都在罢工。所以，即便只做两个字的更改，也需要一个星期才能搞定。
最后，交易还必须取得伊朗中央银行的同意。豪威尔和泰勒打算在2月10日星期天去解决这个问题。
上午八点半，他们开车前往奥姆兰银行时，德黑兰还比较安静。他们同法哈德·巴赫提亚尔见了面。令他们意外的是，法哈德说，他们已经向中央银行提出申请了。豪威尔非常高兴——伊朗人终于又一次提前做安排了！他将一些文件留给了法哈德——包括一份已签字的信用证——他和泰勒继续向市中心的中央银行驶去。
城市现在苏醒了，交通比平时更加糟糕，但危险驾驶是泰勒的专长，他在街上见缝插针，穿来穿去，不停变道，在高速公路上掉头，将伊朗司机抛在身后。
在中央银行，已经有一大帮人等着见法哈德先生，因为他掌握着审批大权。终于，他把脑袋从办公室中伸出来，说交易已经获批，并且告知了奥姆兰银行。
这真是个好消息！
他们返回汽车，朝奥姆兰银行驶去，却发现城市各处又爆发了冲突，不时可以听到枪声，看到从建筑中冒出的浓烟。奥姆兰银行在医院对面，伤亡者被从战区用轿车、皮卡和公交车拉进医院，所有车的天线上都绑着白布，以示紧急，还不停地拉着警报。街上全是人，一些是来献血的，一些是来探望伤员的，还有一些是来认领尸体的。
他们刚好及时地解决了保释金的问题。不仅保罗和比尔，现在豪威尔和泰勒以及他们所有人都面临极大的危险。他们必须抓紧离开伊朗。
豪威尔和泰勒进入银行，找到了法哈德。
“中央银行同意交易了。”豪威尔告诉他。
“我知道。”
“信用证没问题吧？”
“没问题。”
“如果你能给我们保函，我们可以立刻去司法部。”
“今天不行。”
“为什么？”
“我们的律师艾玛米博士看过信用证后，希望做一点改动。”
泰勒嘟哝道：“上帝啊。”
法哈德说：“我得去日内瓦五天。”
更有可能一去不返。
“我的同事会负责你们的事，如果你们遇到了问题，打电话到瑞士找我就行。”
豪威尔压抑住怒火。法哈德知道事情绝非如此简单——他走之后，困难就更大了。但大吼大叫于事无补，所以豪威尔说：“做哪些改动？”
法哈德把艾玛米博士叫进来。
“我还需要再找两个董事签字，”法哈德说，“明天开董事会的时候我就搞得到。我还必须同达拉斯的国家商业银行核对信息。”
“这要用多长时间？”
“不久。我走之后，我的助理会处理这件事。”
艾玛米博士向豪威尔解释了他建议信用证中要做的文字修改。豪威尔愿意修改，但改过的信用证又必须再走一遍耗时的流程——通过加押从达拉斯电传到迪拜，再从迪拜打电话通知德黑兰。
“我们今天之内就把这件事搞定吧。”豪威尔说，“你现在就可以同达拉斯的银行核实。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两个董事——不论他们在这个城市的什么地方——搞到他们的签字。我们会给达拉斯打电话，修改文字，立即发出加押电传。迪拜今天下午就可以向你确认，然后你就可以开立保函——”
“今天迪拜休息。”法哈德说。
“好吧。明天上午再跟迪拜确认——”
“明天罢工。银行没人上班——”
“那星期一——”
对话被警报声打断。一个秘书从门卫室探入头来，用波斯语说了几句。“今天提早宵禁。”法哈德解释道，“现在我们必须全都离开。”
豪威尔和泰勒坐在那里面面相觑。两分钟后，办公室里就只剩下他们两人。他们又失败了。
那天晚上，西蒙斯对科伯恩说：“明天就动手。”
科伯恩觉得他在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