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丝·恰帕罗恩的圣诞节也毁了。
她住在父母的家里，这是一座拥有八十五年历史的两层建筑，位于芝加哥的西南部。她从伊朗紧急撤离的时候，大部分圣诞礼物都没带走，那是她买给十一岁的大女儿凯伦和五岁的小女儿安·玛丽的。但到芝加哥后不久，她就同哥哥比尔去商店又买了些。她们一家总是竭尽全力让圣诞节过得开心。她的姐姐也回来了，带给了凯伦和安·玛丽许许多多玩具，但所有人都在问保罗哪儿去了。
鲁丝需要保罗。她性格温柔，依赖性强，比丈夫年轻五岁——她三十四岁。她之所以爱保罗，部分原因就是她可以依靠他宽大的肩膀，获得安全感。她一直受人呵护，即使小时候也如此。那时候，她父亲是卡车司机，母亲为弥补微薄的收入，不得不外出工作，鲁丝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就会照顾她。
她第一次见到保罗时，保罗根本就没注意到她。
她是一名上校的秘书，保罗则在同一座大楼里为军方从事数据处理工作。鲁丝常下楼去咖啡馆为上校买咖啡，她的朋友认识那儿的一些年轻军官，她便坐下同那些人说话，保罗也在人群中，但他没有留意她。于是她也暂时没搭理他，但突然有一天，他竟然约她出去。他们约会了一年半，然后结婚了。
鲁丝不想去伊朗。同EDS公司的大多数高管夫人不一样，她并不觉得去一个新的国家多么令人兴奋，反而觉得十分焦虑。她从未离开过美国——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夏威夷——而中东似乎既古怪又可怕。1977年6月，保罗带她去伊朗待了一个星期，希望她能喜欢，但她的焦虑丝毫没有减轻。她最后还是同意去了，但只是因为这个工作对保罗来说很重要。
不过，她最后却喜欢上伊朗。伊朗人对她都很友善，而且美国人社区联系紧密，关系融洽。鲁丝沉着的性格也帮助她冷静地应对生活在这个原始国家经常遇到的挫折，比如找不到几家超市，或者需要等上至少六周才能修好洗衣机。
她不清楚为什么要离开这儿。机场人满为患。她认出了那里的大部分美国人，但挤在那儿更多的是逃亡的伊朗人。她不愿像这样离开，不了解为什么保罗要赶她和孩子们回去。她同比尔·盖洛德的妻子艾米丽相伴而行。他们途经哥本哈根，在那里的旅馆住了一晚，但房间的窗户关不上，孩子们只好穿着衣服睡觉，以抵挡刺骨的寒气。她回到美国后，罗斯·佩罗打电话给她说了护照的问题，但鲁丝并不明白出了什么事。
在那个阴郁的圣诞节——父亲缺席，只有她同孩子们过圣诞，这可以说前所未有——保罗从德黑兰打来电话。“我给你买了件礼物。”他说。
“飞机票吗？”她满怀希望地问。
“不，我给你买了一条毯子。”
“太好了。”
他说自己是同帕特·斯卡利和玛丽·斯卡利过的圣诞。别人的妻子给他做了圣诞晚餐，他看着别人的孩子打开了圣诞礼物。
两天之后，她听说保罗和比尔第二天将同扣留他们的人会面，然后就能回家。
会面就在今天，12月28日。中午时分，鲁丝不禁起疑，为什么达拉斯还没人打电话给她。德黑兰比芝加哥早八个半小时，会面当然早该结束了。保罗应该在整理行李准备回家了。
她主动打电话给达拉斯的吉姆·尼费勒，他是EDS公司的员工，今年六月离开了德黑兰。“会面进行得怎么样了啊？”她问。
“不怎么样，鲁丝……”
“什么意思？”
“他们被捕了。”
“他们被捕了？不会是真的吧！”
“鲁丝，比尔·盖登想同你说话。”
鲁丝握住电话等待着。保罗被捕了？为什么？什么罪名？谁抓的？
保罗的上司、EDS海外公司的总裁盖登接过电话：“你好，鲁丝。”
“比尔，这都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明白。”盖登说，“伊朗大使馆安排了这次会面，本该是例行讯问，他们没有被指控犯过任何罪行……但当地时间六点半左右，保罗打电话告诉罗伊德·布里格斯，他们将被关进监狱。”
“保罗被关进了监狱？”
“鲁丝，不要过分担心。我们有一堆律师在处理这件事。我们还会让国务院介入。罗斯正在从科罗拉多赶回来。我肯定几天之内就能解决这件事。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好。”鲁丝说，她很茫然。这说不通啊，她的丈夫怎么可能被关进监狱？她向盖登道过“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
艾米丽·盖洛德上次见到丈夫比尔的时候，朝他扔了一个瓷盘子。
她正坐在姐姐多萝西位于华盛顿的家中，同姐姐和姐夫蒂姆商量怎样将比尔从监狱里救出来。但那个盘子一直在她脑中挥之不去。
那一幕发生在他们德黑兰的家中。十二月上旬的某天晚上，比尔回家说，艾米丽和孩子们必须在第二天返回美国。比尔和艾米丽有四个孩子：十五岁的维姬、十二岁的杰姬、九岁的珍妮和六岁的克里斯。艾米丽同意将孩子们送回去，但她想留下。她虽然不能帮比尔做什么，但至少可以同比尔说说话。
绝对不行，比尔说，她必须第二天就走，鲁丝·恰帕罗恩会跟她坐同一航班回去。EDS公司所有员工的妻子和孩子都将在一两天内撤离。
艾米丽不管别人的妻子怎么样，她要留下来陪丈夫。
他们发生了争吵，艾米丽越说越气，最后她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失望，索性拿起一个盘子朝比尔砸过去。
她肯定，这一幕比尔永远不会忘记——十八年的婚姻生活中，她还是第一次这么粗暴。她容易紧张兴奋，总是斗志高昂，但她并不粗暴。
文雅和蔼的比尔，最后从妻子这儿得到的东西竟是一个盘子……
第一次见到比尔时，艾米丽十二岁，比尔十四岁。艾米丽当时恨死比尔了，因为比尔爱上了她最好的朋友“小甜甜”。“小甜甜”是个特别漂亮的女孩，他整天挂在嘴边的就是“小甜甜”跟谁约会啦；“小甜甜”会不会同他约会啦；“小甜甜”能不能做这个或做那个啦……艾米丽的姐姐和哥哥都喜欢比尔。她没法摆脱比尔，因为她家和比尔家参加了同一个乡村俱乐部，她哥哥还同比尔一起打高尔夫。正是她哥哥最后劝服比尔约艾米丽出来，那时比尔早就把“小甜甜”忘了。在彼此冷漠相待多年之后，他们陷入了疯狂的热恋。
那时比尔在二百四十英里外的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念大学，攻读航空工程专业，只有在假期或周末才能回来。他们无法忍受分开那么远，所以决定结婚，尽管艾米丽只有十八岁。
他们很般配。他们有相似的背景，都来自富裕的华盛顿天主教家庭，而比尔的个性——敏感、冷静、理智——与艾米丽的活泼直率刚好互补。婚后的十八年，他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他们的一个孩子因为大脑损伤离世，艾米丽动过三次大手术。风雨过后，感情弥笃。
现在，危机又来了：比尔被关进了监狱。
艾米丽还没有告诉她母亲这个消息。母亲的哥哥、艾米丽的舅舅伽斯当天刚好过世了，母亲本就精神萎靡。艾米丽还不能告诉她比尔的事。但她可以跟多萝西和蒂姆说。
她的姐夫蒂姆·里尔顿在司法部做检察官，人脉发达。蒂姆的母亲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行政助理，蒂姆本人曾为特德·肯尼迪特德·肯尼迪，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工作过。蒂姆还认识众议院议长托马斯·P.奥尼尔，以及马里兰州参议员查尔斯·马迪亚斯。蒂姆知道比尔的护照出了问题，因为艾米丽一从德黑兰返回华盛顿就给他说明了这一情况，他还同罗斯·佩罗谈过。
“我可以写封信，请特德·肯尼迪亲自转交给卡特总统。”
艾米丽点点头，她很难集中精神，她很想知道比尔此刻正在做什么。
保罗和比尔站在九号牢房里，浑身冰冷而麻木，忧心忡忡，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保罗感觉自己极易受攻击——穿着西装的美国白人，说不了几句波斯语，面对着一群恶棍和杀人犯。他突然想起曾读到过报道，说男人经常在监狱里被鸡奸，他忐忑地思考着自己该如何应对那样的事。
保罗看着比尔，比尔脸色苍白，神情紧张。
一名囚犯用波斯语同他们说话。保罗问：“这儿有能说英语的吗？”
走廊对面的另一个牢房里传出一个人的声音：“我能说英语。”
有人用急促的波斯语大喊着交谈了几句，然后那名翻译大声问：“你们犯了什么罪？”
“我们什么也没干。”保罗说。
“你们受到了什么指控？”
“未受任何指控。我们只是普通的美国商人，有老婆孩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被关进了监狱。”
这句话被翻译了出去。又是一阵快速的波斯语交谈，然后翻译说：“跟我说话的这一位是你们牢房的老大，因为他待在这儿的时间最长。”
“我们知道了。”保罗说。
“他会告诉你们在哪儿睡觉。”
交谈过程中，紧张感稍有缓解。保罗观察着周围。水泥墙可能曾经被涂成橘红色，但现在肮脏而斑驳。水泥地大部分被薄薄的毯子或席子覆盖。牢房里放着六架上下床，每架三层。房间里只亮着一盏昏暗的电灯，墙上开着一扇格子窗，冰冷的夜间空气从窗外透进来。牢房异常拥挤。
过了一会儿，一名警卫下来，打开了九号牢房的门，示意保罗和比尔出去。
太好了，保罗想，我们马上就要被释放了。感谢上帝，我不用在这个恶心的牢房里过一晚。
他们跟着警卫上楼，进入一个小房间。警卫指着他们的鞋。
他们明白，他们得脱掉鞋子。警卫递给他们一人一双塑料拖鞋。保罗痛苦而失望地意识到，他们不会被释放，他不得不在牢房里待一晚上。他对大使馆的人愤怒不已——他们安排了与达德加的会面，他们建议保罗不要带律师，他们说达德加对比尔和保罗“怀有好感”……罗斯·佩罗说过：“有些人就是蠢得令人发指。”这句话可以应用在领事馆的人身上。他们简直无能到家了。在犯下了这么多错误之后，保罗想，他们难道不应该今晚来这儿把我们弄出去吗？
他们穿上塑料拖鞋，跟随警卫下了楼。
其他囚犯已经准备睡觉，躺在床上，用薄薄的羊毛毯裹住自己。囚犯的老大打了个手势，示意保罗和比尔该躺哪儿——比尔去睡一架床的中铺；保罗睡在他下面，身体和地板之间只隔着一张薄床垫。
他们躺下来。灯没有灭，但光线太暗，所以开着也没用。过了一会儿，保罗对气味已不在意，但他还不习惯寒冷。睡在水泥地上，房间开着通风口，而且没有暖气，这跟在野外露宿没有两样。罪犯活得真是痛苦啊，不得不忍受这样的环境。幸好我不是罪犯，在这儿待一晚上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