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为报道国会的电视频道C-SPAN，周末经常会播放英国下议院的辩论，看英国首相舌战众人。虽然听不懂他们辩论的具体内容，旁观他们的唇枪舌剑却饶有意味。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辩论规则。
现在英国议会下议院的议事厅，是“二战”中让德国人空袭炸了以后重建的，已经是下议院的第三个议事厅了。它和大多数国家议会大厅不同，不是以主席台为中心放射形布置的，而是承袭传统，布置成一个狭长的长方形。当中一条空地，两边是一排排长椅，后排逐级升高。像一个缩小挤扁了的室内篮球场。端头的高靠背椅是议长的席位。两侧议员们的长椅没有扶手，男女议员们坐得相当紧凑，要舒服地跷个二郎腿都不行。长椅前连个放文件的小台子都没有，坐在那儿肯定远不如一般的电影院里舒服。下议院的直译是“平民院”，故而长椅是绿色的，象征着“草根性”，“代表民众”。相反，上议院里的椅子不仅宽敞豪华，而且是红色的，象征的是对皇室的“忠诚”，因为上议院的直译是“贵族院”。
英国下议院
下议院议长右侧的长椅上，第一排坐的就是首相和他的内阁成员，后面是支持他们的执政党议员们。对面第一排，坐着主要的反对党成员，如“影子首相”、“影子内阁”，后面就是反对党的议员们。完全是两军对垒的阵势。在第一排椅子前面，地毯上有一条鲜明的红线，任何人不可越过。谁要是说着说着激动起来过了线，就会遭到议长的训斥。两条红线间的距离长度，是两边的人若都拔出剑来的话，刚好互相够不着，可见英国议会历史的久远，当年议员们一激动，弄不好会拔剑打起来的。
议员们质询首相的时候，想发言的就站起来，由议长从中挑一个，点到的就站在原地发言。提出问题之后，首相就站起来回答。可见，议长的权力很大。议长是议员们选出来的，一旦当选，议长就必须取消自己的党派身份，公正地主持会议。这很要紧，否则议长所不待见的议员岂不是永无说话的机会了。别看议长“风光”，历史上这可是个危险的职位。因为下议院提出意见，得由议长去禀告国王，若是惹得国王龙颜大怒，没准就先斩了议长出气。英国历史上总共有五六个议长，就是这样丢了脑袋的。当然，现在的国王是没有这个权力了。
英国女王出席下议院的仪式
最有意思的是议员们和首相的问答。名义上，问和答都是对着议长说话，而不是问答者之间的对话，直接你来我往的对话是规则所禁止的。这样，他们发言里的第二人称就只能是议长，提到对手只能使用第三人称，更不允许直呼其名，而必须称之为“我尊敬的朋友”，或是“某某选区的我尊敬的朋友”。这样一来，话说得再激烈，听起来也成了这样的味儿：议长先生，事实是怎样怎样的，而不是如我尊敬的朋友说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某某选区的我尊敬的朋友是撒谎者！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道理很简单，就是要避免直接的争论、避免话语的纠缠。面对议长说话，发言者只注重于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听者就集中精力理解对方的本意，辩论就是对事不对人的。
下议院质询首相的时候，节奏非常快，议员们的问题在变换，首相就得当场作答。议员们会当场对回答发出呼应，满意的就叫：“Yayh!”不满意的就叫：“Nayh!”议事厅楼上的座位向公众开放，看过他们的辩论，你不得不承认，英国首相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当得了的，光是这一关，就不容易过。
英国议会的整套议事规则，后来成了各国议会规则的样板。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事，也有类似的规则。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美国民间制定并延续到现在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专为开会提供了发言、辩论、提议、附议和表决的规则。它也是以英国议会规则为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美政治的特点，就是议事决策讲程序讲规则。这一点对于民主政治非常重要，因为说到底，民主政治其实就是一种程序性的东西，就是一套议事决策的程序规范。
美国国会众议院，楼上为民众旁听席
通常人们认为，在欧美民主史上，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大陆模式是一种激进革命的历史，他们满怀理想地追求自由、平等，追求社会公正等目标；而英美模式是保守的缓进改良的历史。可是，如果考察两百多年来欧美各国的政治变迁，就会发现英美模式导致的变化程度，也是天翻地覆的变迁。之所以给人保守缓进的印象，无非是因为反复小，血流得少。而这种变迁的成功，至少有一半得归功于人们对程序、对规则的尊重。
美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来自分散的十三个州的代表，既代表着不同地方的不同利益，又互不熟悉、互不信任、互相提防，他们关起门来几十天，居然成功地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成文宪法。
“费城制宪会议”为什么会成功呢？
会议一开头的第一件事，他们制定了开会的程序和规则：发言、提案、附议、修正动议、表决等等大家公认的一套规则。遵守规则的后面，是这些革命者的绅士风度和荣誉感。有规则而且守规则，是制宪会议成功的第一个条件。
然后，他们选出了主持会议的主席：大家都服膺的前大陆军队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华盛顿是一个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严于律己，特别讲究细枝末节，服从规则到了刻板的地步。整个制宪会议期间的几十天里，华盛顿天天在主席座位上，凭他的威望、尊严和对权力恰如其分的使用，保证会议一天天地按照规则进行。这是制宪会议成功的第二个条件。
在制宪会议上，华盛顿自始至终没有发表过一点点意见，因为他知道，由于他的身份和威望，只要他开口，代表们就会把他的话看得很重，反对的意见无形中就会受到压制。还有一个原因是出自他谦虚的本性，他知道自己所持的观点很可能一点不比别人高明，别人也许有更好的构想。以后在第一任总统任内，他也经常这样，沉默地听别人的意见，表现得“不自信”。但我们回头看历史，近代史上几乎所有人祸，无一不是出自有权势的人过分自信。
只有一次华盛顿发了火：会议一开始大家约定，为了防止外界的猜测和谣言，这是一次秘密的代表会议，谁也不能向外界泄露会议的争论。所有人的笔记必须妥加保管，不可丢失。可是，有一个代表不小心将笔记失落在走廊里，让人捡到交给了华盛顿。华盛顿在下一次会议时，非常严厉地责备了这种疏忽，然后把笔记放在桌子上，让失主自己取走。
正是这种在规则面前谨慎谦虚的态度，使制宪期间的各种不同意见和不同利益都能和所有代表见面，从而为妥协创造了条件。制宪会议的成功是妥协的成功，正是程序和规则使妥协成为可能。
还有一个人对达成妥协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就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八十四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不仅是老资格的革命家，而且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作家和思想家，还是费城人都很熟悉的成功的商人。在制宪会议争论得不可开交、眼看着就要散伙的时候，富兰克林提议，请一位牧师来，带领大家祈祷，祈求上帝帮助大家，驱散大家心里“唯我正确”的邪念。在“自我”之外有所敬畏，对“自我”能够反省，代表们不再“唯我正确”。这是制宪会议成功的第三个条件。
纵观英美三百年的历史，他们稳定进步的要点说穿了并不复杂，就是在议会厅里通过民主程序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街头的流血。而议会厅的成功，关键是规则。这对我们也一样。什么时候大家靠公平规则来议事决策，而不是靠实力和谋略来获取成功的时候，事情也许就好办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