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一连串佛朗哥身后的西班牙改革故事，常常会想起那些故事中的主角。
胡安·卡洛斯一世，今日的西班牙国王：他身为流亡西班牙王子的儿子，尚在十岁幼龄，就肩负他并不明白的国家重任，独自踏上从未踏上过的干旱土地。对这片国土的感受，渐渐从一个王室传统的必尽责任，变成了融入血液的感情。1975年，按佛朗哥遗愿，他成为佛朗哥权力的接班人，又按照佛朗哥的原定计划，登基成为西班牙国王，恢复了西班牙已经中断了四十四年的君主制。胡安·卡洛斯戴上王冠的时候就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他可以往前走，把祖父阿方索十三世遗下的君主制，用佛朗哥留下的独裁余威充实起来，成为一个握有实权的君主。在最初的一年里，胡安·卡洛斯确实利用了这权力的惯性，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去扭转历史走向。这条路对于他本人来说，从一开始就很明确：事成之后，国王必须交出他自己的个人权力。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他内战时只有二十三岁，掌管战时马德里的治安。内战后卡利约和共产党被佛朗哥政权逐出西班牙，双脚深陷历史，成为西班牙内战的特殊遗存。近四十年的流亡生活中，他坚决反对佛朗哥独裁。1975年，当胡安·卡洛斯一世提出请西班牙共产党进入民主改革的时候，卡利约也站在十字路口。作为境内最大地下反对党的流亡领导人，他可以借助民众长期对独裁的不满，乘虚而入，一举起事。这样获得政权的机会更大，一旦掌控国家机器，维持的时间可以很长。他应该知道，走竞选之路，国家权力就不是他头上的一颗成熟果子，稳稳就可落入自己口袋。参与竞选，他多半得不到政权。但他选择以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带领大家和平接受了第一次竞选失败的现实。四十年紧绷的张力自然松开，使得西班牙民主迅速成熟，年迈的卡利约本人很快退而成为历史人物。等候了四十年的权力，就这样从手中滑过。
苏亚雷兹：改革时期最关键的首相，一个旧体制内的年轻高阶官员。在佛朗哥时代，他能够自如地适应体制内操作，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职务，很有未来接班人的势头。1975年，苏亚雷兹也一样站在十字路口。旧体制的升迁逻辑，要讲究论资排辈，年轻有为如他，政治前景看好，可望旱涝保收。一旦启动政治改革，他先是断了自己的退路，万一改革失败，他可能里外不是人。即使改革成功，他也必须从零开始。苏亚雷兹虽然在第一次竞选中成功，但在民主政治的快速变化下，苏亚雷兹也很快淡出政治舞台。这也是他从开始选择就已经料到的结果。
站在十字路口的，还不仅仅是这些政治领袖们。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旧西班牙国会，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决，四百二十五票赞成，十五票反对，十三票弃权。议员们并非不知道，旧国会是在签下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西班牙由此向现代社会迈出关键一步。
西班牙政治制度平稳转型后，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作为这场改革的幕后领航者，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各国首脑和国王们都好奇地提出同样一个问题：他是怎么做到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经对一个家族世交的朋友，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说，西班牙政治转型有其成功的必要条件。其中包括自己在童年返回西班牙接受教育，是完成历史使命必要的一步，虽然这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这不仅使得出生在罗马的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更使得他在漫长的预备期里，每分钟都在贴近西班牙的脉动。他知道西班牙人的喜怒哀乐，知道大大小小问题的根源都在哪里。他谈到社会准备的重要性，他认为，1975年的西班牙如果没有长期的社会准备，那么当大转折发生的时候，他自己很可能无法阻挡社会动荡和经济灾难。他认为，面临改革的时候，西班牙的社会准备比较充分。
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他当时手里握有两张制胜王牌。一是军队的服从。非常有意思的是，国王补充说，在关键的最初阶段，军队服从他的主要原因是：他是佛朗哥将军指定的接班人。在转折最脆弱的时刻，胡安·卡洛斯一世在军队中的权威保证了西班牙度过危险关头。而更有意义的是，胡安·卡洛斯一世主导完成的最初立法中，就有“军人不得干政”的条款。他利用自己的军中威望，在军人和政治之间划出一条不得逾越的界限。
第二张王牌，国王认为是因为他的背后，站立着智慧的西班牙民众。政治改革能够成功，它的主要动力当然是民众的愿望，也就是说，是民众对佛朗哥长期独裁的不满。可比较麻烦的问题是，国王恰是这位独裁者的指定接班人。胡安·卡洛斯一世不仅承继佛朗哥的权力，还从童年开始就在佛朗哥的亲手安排下接受教育。民众在有力量的时候，完全有理由把胡安·卡洛斯一世当作独裁附庸余孽一起扫掉。但1975年的西班牙民众愿意等待。他们耐心地等待，给国王充分时间做出自己的表现。这只能说是智慧，虽然极端分子永远是有的，可是照国王的说法，四十年的和平和开放，使得西班牙民众在1975年成熟而富有智慧。国王说，他们已经不再一有风吹草动，“嘴里叼着一把刀就冲上街头”，而这种危险状况，正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内战前经常发生的。这就引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那么，在四十年前内战后的西班牙是否可能立即实现民主？胡安·卡洛斯一世诚实地回答，他不认为那是可能的。当时的民众因左右两极分化而冲动，没有使理性立足的基础。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勇气，对胡安·卡洛斯一世来说，尤其是这样。
国王的成功无疑和西班牙的社会准备有关，里面甚至包括了国王本人的教育和准备，而做出准备的则是佛朗哥本人。世界各国在民主转型前的专制制度，是可能有很大差别的。有政治理念差别带来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传统文化保存的状况和教育状况的差别，同时也有专制者本人对自己位置的不同理解：认为专制社会是一个不得已的过渡，还是一个应维持不变的永恒制度。这些认知的不同，会导致专制社会究竟是处在预备、过渡状态，还是朝反方向走向恶化的状态。人们常常不愿意触及这类话题，而倾向于对不同的专制作同一的简单批判，因为这样对评论者的个人名声比较安全。然而，深入探讨社会准备，其实是非常必要的，对于一个还没有完成过渡的国家尤其如此。
胡安·卡洛斯能够客观地面对佛朗哥时期正负两方面的遗产，而不是以简单化的态度来树立自己的道德形象，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而西班牙民众能够接受和理解这样的诚实，更是一种难得的素质。
在转型过程中甚至转型之后，是否能智慧地对待旧制度，仍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转型不是一句空话，妥协更不是一句空话，它由许多具体处理的细节组成。首先难以回避的就是如何消解历史仇恨。在西班牙的转变关头，可以说，左右双方都有旧账要算，佛朗哥独裁政府的政要中想要算账的就更不用说了。国王加冕后的第一年，他的首相就是佛朗哥亲手挑选的老首相那瓦罗。在内战时期，那瓦罗执掌右翼军事法庭，曾被左翼称为“马拉加屠夫”。在愿意支持改革的旧体制上层里，手上有血的官员绝非一个两个。
那么，在野的反对派阵营呢？有个假设一般不会错：被独裁政府打压的反对派，一定会高举民主大旗；进一步的推理是：反独裁政权的人，必定对独裁深恶痛绝，一定是民主先锋。可惜，这常常只是个推理误会。西班牙共产党在内战中参与掌控过马德里，当时不仅右翼无法生存，左翼之异端也无法生存，连中层阶级也人人自危，大量看上去“非无产阶级”的无辜者被捕被杀。事实上，即使在国王上台的最初时期，仍然没有能力立即彻底纠正监狱中囚徒的非人处境，过渡是需要时间的。
双方让步的前提，是双方民众认识到，自相残杀是一个历史悲剧，必须把这一页翻过去。这些有过敌对历史的人本身也在变化。在西班牙激烈冲突历史中的个人，不论是反对派，还是体制内改革派，都必定是复杂的。而对共同的核心价值的认同，是政治转型得以开展的最重要条件，能够退让和妥协，和政治人物在动作中不煽动斗争与仇恨有关。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胡安·卡洛斯一世说，他认为，为了伸张正义而坚持清算，从而陷入复仇和个人仇恨，这绝非是个好主意，这很容易进入内战后的仇恨氛围中。他自己在当时不断强调，西班牙需要平稳过渡，“在旧制度和我们要的民主制度之间，不要有突然转折点和断裂点”。
不清算和追究个人罪责的前提，是双方都公正对待历史中的受难者，还历史本来面目，还受难者一个公道。这些问题不是抽象的，牵涉到的可能是对千千万万个人的公正和对社会道义的追求。凡涉及具体的人，究竟妥协到哪一步，选择永远是困难的、有争议的。西班牙历史余澜甚至波及南美。近几年，两个南美退位的前独裁元首分别因任职期间的罪行被逮捕甚至起诉。一个是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另一个是阿根廷前总统庇隆夫人（庇隆将军的妻子）。对两名南美前独裁者的最初发难，都来自西班牙。
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西班牙、葡萄牙是南美的最早殖民者，也是后来的主要移民地。西班牙国王说，他一般称南美国家为姐妹国，反倒是南美国家总是干脆把西班牙称为“母国”。胡安·卡洛斯一世讲述自己访问南美的经历时说：访问哥伦比亚的时候，总统说，我们等待西班牙国王到来，已经等了四百年。街上的孩子们追着他的汽车叫喊：我们的国王回来了！胡安·卡洛斯一世也曾经对墨西哥在1936年大批收留西班牙内战的流亡者表示感谢。有的西班牙省份，一度移民南美的数量超过本土居民。其结果之一，是南美复制了西班牙热情奔放的拉丁性格，也复制了左右翼的激烈冲突，只不过在时间上慢了一拍。内战后流亡的西班牙左翼回国无门，定下心来，选择在异国他乡继续自己的理想实践。智利就几乎复制了西班牙的道路。而许多左翼革命者终身维持了他们的西班牙国籍，这是今天的西班牙政府有权向南美独裁者发起司法追溯的起因。
二十世纪的世界在很大范围内经历了一个强人政治时期，而左翼和右翼的强人政治引出的社会准备不同，主要体现在经济制度和追求目标的差别上。
智利和西班牙不同的是，佛朗哥尽管知道自己是个过渡人物，却把过渡时期定为自己的生命长度——将近整整四十年，因为权力是他本人的安全保证。皮诺切特在执政十七年之后顺应历史潮流和民意交出权力，使得智利提前向民主体制转型。这是一个实际上的妥协交易，交换条件就是皮诺切特的终身参议员职位，这个职位保证他不因为在任时期的罪行被起诉。这也是在西班牙起诉皮诺切特之后，智利的司法部门为智利能否起诉皮诺切特，进行了很长时间研究的原因。
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
两个制度的转型，实际上在法律上也同样有一个“转”的过程，是否要用严格法制的新制度，来清算转型前的旧罪行旧官员，结论并非理所当然，这更是一个非常难做的决定。
当年西班牙的转型期间，在国王主导之下，其实是变相宽赦历史罪行的，目的是减少冲突，换来过渡时期的和顺。大多数西班牙人认同了国王的决定。在南非也有这样类似的过程。可以说，宗教情怀在其中起了一个重要作用。可是对西班牙来说，社会上仍然留有难以平息的怨气，这在西班牙起诉南美独裁者罪行的行动中就可以看出来。对智利来说，多年后对皮诺切特的起诉，已经无碍大局，更有伸张正义的作用，所以一般人都感觉振奋并持正面评论。很少有人愿意正视它的另一层意义，就是妥协契约是对双方有利的，单方面违约的一个简单逻辑后果，就是以后其他的独裁者不肯再如此退让。因此，这仍然不只是单纯的道德判断。
一个政治派别兴起，总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政治理想，不同派别总是宣称自己的理想在代表民众的利益。确实，民众并不总是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在社会不成熟的时候，民众可能在政治家的鼓动下，做出违背自己利益的选择。可是，在社会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如果仍然阻止民众的表达和选择，这表现了政治家对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否代表民众意愿，并没有太大信心。
政治有其很诡秘很复杂的一面，而在新旧交替、制度转型的关口尤是。西班牙之所以能够成为二十世纪制度转型的一个奇迹，与西班牙拥有一批愿意也敢于在政治上诚实的政治家有关。他们的存在，又和西班牙始终没有离开欧洲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关。在朝的没有利用权力资源维护专制，在野的在得到权力之后，也没有利用制度转型来彻底清算和扫除前朝官员，在该退的时候他们后退，退出的舞台留给了普普通通的全体西班牙民众，这就是今日之西班牙。国王也退出去了，他和王后住在马德里的郊外，如同是一个象征：马德里是权力中心，虚位君王在中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