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

这确是一个“大题”,但我却只能“小做”。佛教对宋代理学有很大的影响,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公认的事实,现在没有哪一个哲学史家会再否认了。但一般人注意到的差不多全是思想方面的影响。冯芝生(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下册第十二章(页800~)里讨论韩愈和李翱的思想,结论说:

由上所言,则宋明道学之基础及轮廓在唐代已由韩愈李翱确定矣;而李之所贡献尤较韩为大,其学说所受佛学之影响尤为显然。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三编上页1也说:

宋之大儒,多与禅门往还,其讨论性命之说,故宜有相契发者;唯于人事伦理,所持各异耳。

都说的是宋代理学在思想方面受了佛学的影响。蒋维乔、杨大膺《中国哲学史纲要》卷下页4说:

自来学者都说宋明理学和佛学的深切关系在乎根本思想,我们则认为只在乎方法。由方法的相同,所以外表上彼此有些类似;其实两家的思想虽有一二相通的地方,而根本上,一是世间法,二是出世间法,实在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不明白,他所谓“方法”究竟是指的什么。此外中外学者讨论佛教和理学的关系的还非常多,几乎都是从大处着眼,研究两家思想方面的关系。我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了。

在这篇小文里,我不能,而且也不敢,讨论思想方面的大问题。我只想指出一件过去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过的小事情,让大家注意。中国理学家除了讨论哲学问题以外,多半还都用一番实践的工夫,克治私欲就是这实践的工夫之一。清尹铭绶《学规举隅》卷上入德之方在叫做“克治”的一段里引朱子的话说:

朱子曰:前辈有欲澄治思虑者,于坐处置两器。每起一善念,则投白豆一粒于器中;每起一恶念,则投黑豆一粒于器中。初时黑豆多,白豆少,后来随不复有黑豆,最后则虽白豆亦无之矣。然此只是个死法,若更加以读书穷理底工夫,则去那般不正当底思虑,何难之有?

我不知道这方法究竟有多少人实行,只记得在别的书里也看到过实行这方法的理学家,可见实行这方法的人不在少数。我们初看这方法,恐怕没有人会想到这不是“国货”,我最初也以为,只有中国,而且只有中国的理学家,才能发明这一个滑稽而笨拙的“死法”。但我后来竟然在中译《大藏经》里找到它的来源。《贤愚经》卷第十三,(六七)优波毱提品第六十讲到一个故事,说阿难的弟子耶贳,奉持佛法。他听说某一个居士生了一个孩子,于是他就去向居士索要,“欲使为道”。居士不肯。后来他又生了一个孩子,仍然不肯让他当和尚。

此耶贳是阿罗汉,三明具足,能知人根。观此二儿,与道无缘,亦自息意,不殷勤求。时彼居士复更生男,颜貌端妙,形相殊特。时耶贳复往从索。其父报曰:“儿今犹小,未能奉事,又复家贫,无以饷送。且欲停之,须大当与。”年渐长大,才器益盛。父付财物,居肆贩卖。时耶贳往到其边,而为说法,教使系念。以白黑石子,用当筹算。善念下白,恶念下黑。优波毱提奉受其教,善恶之念,辄投石子。初黑偏多,白者甚少。渐渐修习,白黑正等。系念不止,更无黑石,纯有白者。善念已盛,逮得初果。(4,442b)

这个“系念”的方法,同宋代理学家所用的那个方法,除了黑白豆子和黑白石子一点区别外,完全一样。倘若宋代理学家根本没同佛经接触过的话,我们或者还能说,这是偶合;但事实上他们却同佛经的关系非常深切,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是有意的假借。这个貌似地道中国货的方法原来也是跟佛教从印度传过来的。从这个小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宋代理学不但在大的思想方面受了佛教的影响,连许多人们平常不注意的末节也居然受到佛教的影响了。

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