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玄奘

我们在上面简略地论述了玄奘西行求法的历史背景,其中包括中国情况、印度情况和中印交通的情况。

玄奘离开中国到印度求法的时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至少有了六七百年的历史,很多重要的佛典已经译成汉文,有的甚至有不止一个译本。翻译组织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体系。佛教教义也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僧侣已经能够自己创造新的宗派,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甚至可以说几乎完全是中国的创造,它实际上已经走向佛教的反面。佛教寺院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大和尚成了僧侣地主,同世俗地主有矛盾,同时又剥削压迫僧伽中的劳动者。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是崇尚道教,有时三教并用,佛教并不特别受到重视。

在印度方面,封建社会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佛教已经分解成为小乘和大乘,小乘的许多宗派渐趋合并,大乘空、有两宗都已出现。外道势力非常强大,佛教已呈现出由盛至衰的情况。中印两国的交通空前频繁,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的高潮。

在玄奘活动的时期,中印两国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

综观玄奘的一生,无论是在佛经翻译方面,还是在佛教教义的发展方面,他都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在这两方面都成了一个转折点。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有所论述。现在我们再谈一谈玄奘个人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一、玄奘的家世;二、西行求法前在国内的学习准备阶段;三、西行求法的动机;四、在印度的活动;五、回国后的情况;六、在佛教哲学方面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七、翻译印度因明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玄奘的家世

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许多义学高僧都出身于名门大族的儒家家庭。他们家学渊源,文化水平高,对玄学容易接受。他们中有些人世家地位逐渐降低,命运乖舛,因此就转入佛教以求安慰。玄学与佛学有某些类似之处,两者互相影响,互相抄袭。儒家出身受过玄学熏陶的和尚很容易接受佛教教义。《梁高僧传》和《续高僧传》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这里不一一列举。

玄奘的情况很相似。《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说:

汉太丘长仲弓之后。曾祖钦,后魏上党太守。祖康,以学优仕齐,任国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孙因家,又为缑氏人也。父慧,英杰有雅操,早通经术。形长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带,好儒者之容,时人方之郭有道。

《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也说:

祖康,北齐国子博士。父慧,早通经术。

可见玄奘出身于一个儒学世家;他不但学过《孝经》,而且是个孝子,他“备通经典,而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完全是儒学家风。同后代由于贫穷而出家当和尚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二、西行求法前在国内的学习准备阶段

玄奘费了很大劲,才出了家。出家后,历游各地,遍访名师问学。根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续高僧传》所载,他访问过的老和尚一共有13位:景、严、空、慧景、道基、宝暹、道震(振)、慧休、道深、道岳、法常、僧辩、玄会。他跟这些老师学习过的佛典有:《涅槃经》《摄大乘论》《阿毗昙论》《迦延》(《迦旃延阿毗昙》)《婆沙》《杂心》《成实论》《俱舍论》。可见玄奘的佛学是上承真谛绪统,研究了早已流行的毗昙、涅槃、成论之学,也研究了新兴的法相唯识学(《摄大乘论》为主),这和他以后佛学研究方向和赴印求法的目的都有联系。

三、西行求法的动机

这问题我们上面已经有所涉及,这里再深入地谈一谈。自南北朝时起,中国和尚就争论所谓佛性的问题:凡人能不能成佛?什么时候成佛?经过什么阶段、通过什么手续才能成佛?对我们来说,这种荒诞不经的问题,毫无意义。但是对大多数佛徒说来,在欺骗老百姓方面,这却是绝顶重要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印度小乘、大乘,都各有答复。大乘空宗、有宗,也各有答复。玄奘在国内已经接触到印度新兴的大乘有宗。他大概对这一宗派发生了兴趣。《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

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飡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听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

《瑜伽师地论》是大乘有宗最重要的经典。他到印度去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学习大乘《瑜伽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他到了屈支国,遇到一个大德僧名叫木叉毱多。玄奘问他:“此有《瑜伽论》不?”毱多说这是邪见书,玄奘说:

婆沙俱舍,本国已有。恨其理疏言浅,非究竟说。所以故来欲学大乘《瑜伽论》耳。又瑜伽者,是后身菩萨弥勒所说,今谓邪书,岂不惧无底在(枉)坑乎?

到了印度以后,曾对戒日王说:

玄奘远寻佛法,为闻《瑜伽师地论》。

他又对戒贤法师说:

从支那国来,欲依师学《瑜伽论》。

《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说法相同。可见玄奘到印度去求学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

玄奘想解决佛性问题,为什么找到瑜伽宗,也就是有宗呢?为什么不找龙树、提婆的空宗呢?从佛教发展的历史来看,小乘佛教声言必须经过累世修行,积累功德,然后才能成佛。这就需要个人的艰苦努力。结果有些人望而却步,天国入门券卖得这样贵,不利于麻痹人民。在封建初期小国林立时还能勉强对付,但到了封建大帝国建成,它就失掉了服务的资格,必须及时改变。大乘空宗应运而起,它不要求累世修行,只须皈依三宝、礼拜如来,就能达到目的。这是对一般老百姓的说法。对义学高僧则讲一套“空”的道理。玄奘所服膺的是大乘有宗,与空宗表面上稍有不同。所谓“有”,并不是承认物质世界的存在,并不是不讲空,否则就有承认物质世界的可能或嫌疑。但是空宗空得太厉害,什么都空了,物质世界固然空掉了,但是连真如、佛性、涅槃,甚至比涅槃更高的东西也都空掉。这不但对麻痹老百姓不利,而且对宗教家本身,好像也断绝了奔头。有宗在承认我法两空的同时,在否认物质世界的同时,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真如佛性”的“有”。这是有其隐蔽的目的的。就拿成佛的问题来说吧,玄奘和他创立的法相宗,既反对小乘那样把天国的入门券卖得太贵,也反对大乘空宗那样连天国都要空掉。他追随印度瑜伽行者派的学说,坚持五种姓的主张,就是说,人们对佛理的接受与实践是各不相同的。他反对竺道生主张的、有《涅槃经》作根据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瑜伽师地论》《楞伽经》《摄论》都是讲种姓的,玄奘和法相宗也坚持此点。在窥基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法华经》的注解中,他们的观点当然完全相同。

这种说法与当时流行在中国的各宗的说法都不相同,因此招致了许多非议。玄奘虽然在成佛的道路上多少设置下了一些障碍,但是他在印度寻求解决佛性问题的结果却是:在当世即可成佛。从他自己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在他临终的时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

至十六日,如从梦觉,口云:“吾眼前有白莲华大于盘,鲜净可爱。”十七日,又梦见百千人形容伟大,俱著锦衣,将诸绮绣及妙花珍宝装法师所卧房宇。以次装严遍翻经院内外,爰至院后山岭林木,悉竖幡幢。众彩间错,并奏音乐。门外又见无数宝舆,舆中香食美果,色类百千。并非人中之物,各各擎来供养于法师。法师辞曰:“如此珍味,证神通者方堪得食。玄奘未阶此位,何敢辄受。”虽此推辞而进食不止。侍人謦欬,遂尔开目,因向寺主慧德具说前事。法师又云:“玄奘一生以来所修福慧,准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信如(知)佛教因果并不虚也。”

这显然就是成佛的意思。玄奘大概自己相信,他这一死就涅槃成佛了。

四、在印度的活动

玄奘经过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终于到了印度。同在国内一样,他也是到处访谒名师,对佛典和婆罗门经典,都一一探索。在佛教内部,他是一个坚定的大乘信徒,这在《大唐西域记》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制造了许多抬高大乘的神话,秣底补罗国的那一个反对大乘的论师的下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外,《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面还多次提到大小乘之争。他总是袒护大乘。但是他并不反对学习小乘,他还积极地去学习印度其他的一些科学知识,比如逻辑学(因明)、语法(声明)等等。

我们在下面以《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根据,按时间顺序,把他在印度学习的情况条列如下:

(一)迦湿弥罗国

彼公是时年向七十,气力已衰,庆逢神器,乃励力敷扬。自午以前,讲《俱舍论》。自午以后,讲《顺正理论》。初夜后讲《因明》《声明论》。由是境内学人,无不悉集。法师随其所说,领悟无遗。研幽击节,尽其神秘。

(二)磔(砾)迦国

仍就停一月,学《经百论》《广百论》。

(三)至那仆底国

因住十四月,学《对法论》《显宗论》《理门论》等。

(四)阇烂达那国

因就停四月,学《众事分毗婆沙》。

(五)禄勒那国

遂住一冬半春,就听《经部毗婆沙》讫。

(六)秣底补罗国

法师又半春一夏,就学萨婆多部《怛埵三弟铄论》(唐言《辩真论》,二万五千颂,德光所造也)、《随发智论》等。

(七)羯若鞠阇国

法师入其国,到跋达逻毗诃虽寺住三月,依毗离耶犀那三藏读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讫。

(八)摩揭陀国 那烂陀寺

这座古寺是几百年前笈多王朝创立的,是当时印度文化的中心,也是玄奘的目的地。他于公元630年来到这里,在这里住的时间最久,主要师从戒贤大师受学。在他来到以前,慈氏菩萨托梦给戒贤:“故来劝汝:当依我语显扬《正法》《瑜伽论》等,遍及未闻。”法师在寺听《瑜伽》三遍,《顺正理》一遍,《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百》二论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昙》等以曾于迦湿弥罗诸国听讫,至此寻读决疑而已。兼学婆罗门书。印度梵书,名为《记论》。

(九)伊烂拿国

又停一年,就读《毗婆沙》《顺正理》等。

(十)南萨罗国

其国有婆罗门,善解因明,法师就停月余,日读《集量论》。

(十一)驮那羯磔迦国

法师在其国逢二僧,一名苏部底,二名苏利耶,善解大众部三藏。法师因就停数月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摩》等论。彼亦依法师学大乘诸论。

(十二)钵伐多国

法师因停二年,就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摩》及《摄正法论》《教实论》等。

五、回国后的情况

玄奘离开印度,仍然循陆路回国。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他一回到于阗,就急不可耐地上表唐太宗,告诉他自己回国的消息。太宗立刻答复:“可即速来,与朕相见。”两个人可以说是未见倾心,从此就奠定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太宗是一个有雄才大略之主,西域的突厥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必欲除之而后快。玄奘是深通世故,处心积虑显扬佛法的和尚,他始终相信:“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两个人一拍即合,这就是基础。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春正月,玄奘回到长安,受到盛大的欢迎。他带回来了大乘经224部,大乘论192部,上座部经律论15(4)部,大众部经律论15部,三弥底部经律论15部,弥沙塞部经律论22部,迦叶臂耶部经律论17部,法密部经律论42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67部,因明论36部,声明论13(2)部,凡520夹、657部。此外还有许多佛像,都安置在弘福寺内。

同年二月,玄奘谒见唐太宗。寒暄以后,太宗首先问的是西域的物产、风俗。玄奘对答如流。太宗大悦,立刻劝他著书,“帝又察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归俗,助秉俗务”。玄奘不肯。可见玄奘初次见面给太宗印象之深,也可见太宗关心的并不是什么佛教,而是政治,说太宗崇信佛法,是没有根据的。他答玄奘手书说:“至于内典,尤所未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从此以后,玄奘主要精力就用在写书、译经上。他上奏太宗:“玄奘从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太宗肯定了他的想法。他虽然华梵兼通,但是大概从亲身经验中和中国过去的经验中,他感到集体译比单干要好得多。他首先组织了译场,网罗天下和尚中的英俊,助他译经。他的政治嗅觉又是很灵敏的,他完全了解太宗的打算,到了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把《大唐西域记》写完上进。他在表中写道:

所闻所履百有二十八国。窃以章彦之所践藉,空陈广袤;夸父之所凌厉,无述土风;班超侯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今所记述,有异前闻,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匪敢雕华。谨具编裁,称为《大唐西域记》,凡一十二卷,缮写如别。

《大唐西域记》写完以后,他就专心译经。他的工作热情,高到惊人的程度。“专精夙夜,不堕寸阴。”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忘记“政治活动”。他还是经常追随在太宗左右。他译了经,一定要请太宗作序。一次不允,再次请求,决不怕碰钉子,一直到达到目的为止。他也懂得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言词来“颂圣”。他说什么:“四海黎庶,依陛下而生。”他在印度时,戒日王问什么《秦王破阵乐》,这可能是事实;但我怀疑也是他编造的。太宗没有忘记原来的打算:“每思逼劝归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意欲法师脱须菩提之染服,挂维摩诘之素衣;升铉路以陈谟,坐槐庭而论道。”玄奘回答说:“仰惟陛下上智之君,一人纪纲,万事自得其绪。”现在看起来,这回答真是非常得体,既拒绝了太宗的要求,又不得罪这位大皇帝,而且还狠狠地拍了一下马屁。以后还有几次,太宗要玄奘还俗做官,玄奘始终很巧妙地避开。他还会寻找一切机会向皇帝上表祝贺,比如赤雀飞上御帐之类。在皇帝方面,当然也不会忘记随时颁赐,御笔写序,弘扬大法。终太宗之世,君臣虽然各有各的打算,但总算是相知极深,恩遇始终优渥。玄奘译经的干劲也丝毫没有衰竭。同时,玄奘同印度那烂陀寺的联系,并未中断,书信往来,还是有的。

太宗崩逝以后,玄奘同高宗的关系也处得很好。玄奘对这位新皇帝是如法炮制,连皇帝妃子怀孕、生儿子这种最俗的事情,这位高僧也不会忘记上表祝贺。新皇帝也像他父亲一样,待玄奘很好。自从高宗即位以后,玄奘就回到慈恩寺。从此以后,专务翻译。每天夜以继日,勤奋不辍。除了翻译之外,还要讲经:

每日斋讫黄昏二时讲新经论。及诸州听学僧等,恒来决疑请义。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复来谘禀。复有内使遣营功德,前后造一切经十部,夹纻宝装像二百余躯,亦令取法师进止,日夕已去。寺内弟子百余人,咸请教诫盈廊溢庑,皆酬答处分无遗漏者。虽众务辐凑,而神气绰然无所拥滞。犹与诸德说西方圣贤立义诸部异端,及少年在此周游讲肆之事。高论剧谈,竟无疲怠。其精敏强力过人若斯。复数有诸王卿相来过礼忏,逢迎诱导,并皆发心,莫不舍其骄华肃敬称叹。

到了后来,他大概感到自己年龄渐老。他在上高宗表中说:“而岁月如流,六十之后,飒焉已至。念兹遄速,则生涯可知。”他想离开京城往少林寺翻译,皇帝不许。

到了逝世前夕,玄奘对翻译工作更加兢兢业业,争分夺秒。在翻译《大般若经》时,“到此翻译之日,文有疑错,即校三本以定之,殷勤省覆,方乃著文,审慎之心,古来无比”。他也劝别人:“人人努力加勤恳,勿辞劳苦。”到了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春正月,僧众劝他翻译《大宝积经》,众情难却,他勉强译了几行,便收梵本说:“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他晚年急切工作的情景,跃然纸上。他也就死在这一年。

六、在佛教哲学方面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玄奘在佛教哲学方面,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有宗的传统,他比较忠实地把这一派学说介绍到中国来,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法相宗。不过,玄奘毕生所致力的是翻译工作,自己写的著作不多,法相宗理论的奠基人应该说是他的弟子窥基。

关于法相宗的哲学,可参阅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吕瀓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这里不详细论述。

我在这里只想谈一个问题,这就是,玄奘在佛教一个关键性也是他毕生关心的问题上,理论和实践的矛盾。

法相宗,同中外唯心主义哲学一样,虽然立论绝不是根据客观实际,本来是可以胡说一通的,却偏要搞成一个看起来深不可测五花八门的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就是八识,世间一切都是“识”所变现出来的,因此被称作唯识宗。前六个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是容易理解的。第八识叫阿赖耶识,是总管一切的,而第七识末那识则是联系第八识与前六识的。最关键的是第八识。前六识只起了认识的作用。第七识起联系的作用。有了第八识,其他七个识才能起作用。此外法相宗还幻想出一个精神性的单子——种子,认为它是构成世界的原因。一切种子有染、净的分别,前者叫有漏种子,后者叫无漏种子。这些种子当然不能离开识,也就是说离不开人的主观精神,既然第八识是人的主观精神(心)的关键,种子藏住的地方就是第八识。世界是在种子生生灭灭中进行着的,种子又是经常处在染污的情况下。有漏种子是使人类陷于苦难的根本原因,只有断尽有漏种子,人类才能跳出轮回。在这里法相宗又提出了三性、三无性的学说。其中圆成实性或真如佛性是万法(一切事物)的实体。这个实体对于世界不具有加工、改造、推动的作用,它是不造作、不生灭、永世常存的。它是绝对清净、不杂有染污的精神实体。如果想舍染归净,就必须割断阿赖耶识和众生活动的内在联系。阿赖耶识中包括有漏种子和无漏种子。不断经过善行的熏习,有漏可以转为无漏。根据法相宗的理论,只有佛才能断尽有漏种子,但是有漏种子断尽才能成佛。这个鸡与蛋的关系,使法相宗陷入窘境,无法摆脱。

总之,不管怎么样,在法相宗看来,成佛是异常艰巨的,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这是他们的理论。

但是在实践上,好像又不是这么一回事,成佛不但不是不可能的,而且今生即可成佛。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春正月有几个州的刺史请玄奘授菩萨戒,玄奘答应了。后来他们返任后各舍净财共修书遣使参见法师,信中有几句话说:“始知如来之性,即是世间,涅槃之际,不殊生死。”这可能是玄奘因材施教,故意对居士弟子这样说的。但证之玄奘临终时的情况,好像他自己也这样相信。这样就产生了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我觉得,中国古代许多佛教大师都似乎有这样的矛盾。讲佛理的时候,头绪纷繁,越讲越玄。乍一看,真是深奥得很,实则破绽百出,想入非非,故弄玄虚,强词夺理。但在实践方面,则又是另外一套。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可能是由于对一般老百姓,如果死钻牛角,将会把他们吓退,不如说得简单明了,只需喊上几声“阿弥陀佛”,布施一些什么东西,就扯给他一张天国入门券,西天有份。这样对吸收信徒、增添利养,大有好处。我看玄奘也没能逃出这个窠臼。

七、翻译印度因明可能产生的影响

法称和陈那是印度因明(佛教逻辑)的创立者,他们都是唯心主义者,但又是逻辑学家,这本身就有点矛盾。想要调和唯心主义与逻辑是不可能的。印度唯心主义者,包括佛教大乘的空宗和有宗在内,都认为外在世界或物质世界是不真实的。恩格斯的名言:“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句名言在印度也是适用的。印度唯心主义者,尽管用的名词不同,但是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认为思维是第一性的。他们有一些手法同欧洲有些相似,比如唯识宗论证物质世界不存在的理论,就同英国的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几乎完全相同。印度唯心主义者否认pramāna(旧译作“量”或“形量”),也就是知觉与推理等,他们说这些都只是幻象。因为如果承认知觉与推理就要承认知觉与推理的对象,认识的目的物。也就是说,承认外在物质世界的存在。印度的因明学者法称和陈那不想放弃唯心主义,又对pramāna感到兴趣。法称说:“一切成功了的人类活动都以正确的知识为前提。正确的知识包括两个方面,这就是直接经验(pratyaksa,一译知觉,旧译‘现量’)和推理(anumāna,旧译‘比量’)。”他们给印度因明(逻辑)与认识论灌输了新的活力,企图调和多少有点唯物主义因素的经量部与大乘有宗的理论。这就表明,因明的探讨,不能不承认知觉与推理等所谓pramāna的存在。这是一个矛盾,法称与陈那的弟子和注释者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连他们本人也感觉到这一点而没有法子解决。只有不了了之,装出不理会这个问题的样子。不管怎么样,法称与陈那探讨了因明,承认了pramāna,因而助长了唯心主义的对立面——印度唯物主义者的声势。这在印度哲学史上无论如何也算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玄奘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他对因明也下过工夫。在印度留学期间,曾从戒贤大师听《因明》两遍。在南萨罗国,他也曾跟一个婆罗门学习因明。回国时他携带的书籍中有《因明论》三十六部。他翻译了《因明正理门论本》一卷、《因明入正理论》一卷。他的大弟子窥基写了一部《因明入正理论疏》三卷。可见他们师徒对因明的重视。法称和陈那所遇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想来玄奘师徒也会遇到。他们对因明的提倡,也就意味着对唯心主义的冲击,不管是多么微小,多么隐晦不引人注意,多么违反玄奘师徒的本意,但它毕竟是一次冲击。它产生的结果会是积极的、良好的。

上面论述了有关玄奘个人的一些情况。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玄奘这样一个人呢?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欣赏宗教,也不宣扬宗教,我们同意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但是我们又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对具体的事物、具体的人,进行具体的、全面的分析。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宋朝理学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唯心主义的发展也促进了与之对立的唯物主义的发展。在中国思想史上,佛教也不无功绩,尽管这个功绩多半是从反面来的。我们不同意像有一些同志那样对佛教采取一笔抹煞、肆口谩骂的态度。这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革命”的,实际上是片面性的一种表现,是没有力量对佛教进行细致分析批判的表现。其次,同佛教一起传进来的还有印度的文学、艺术、音乐、雕塑、音韵,甚至天文、历算、医药等等。这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对玄奘的评价也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国方面来看,玄奘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关键性的人物,他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同时又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他同唐王朝统治者的关系是一个互相利用又有点互相尊重的关系。由于他的关系,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寺院有了独立的经济,寺院的头子都成了僧侣地主阶级,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世俗的地主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的唐朝皇帝发生矛盾。所谓“会昌法难”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玄奘,不管他有多大能力,也无法避免这样的悲剧。佛教的衰微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

至于他个人,一方面,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有道的高僧;另一方面,他又周旋于皇帝大臣之间,歌功颂德,有时难免有点庸俗,而且对印度僧人那提排挤打击,颇有一些“派性”。《续高僧传》卷四《那提传》说:“那提三藏,乃龙树之门人也。所解无相与奘颇返。”这说明他信仰空宗,同玄奘不是一派。他携带了大小乘经律500余夹,合1500余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到了京师,住在慈恩寺中,“时玄奘法师当涂翻译,声华腾蔚,无有克彰,掩抑萧条,般若是难。既不蒙引,返充给使。显庆元年敕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既至南海,诸王归敬,为别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广,又倍于前。以昔被敕往,理须返命。慈恩梵本,拟重寻研。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还返旧寺,所赍诸经,并为奘将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凭”。这里的玄奘简直像是一个地头蛇,一个把头。看来那提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道行的高僧,否则南方诸国的国王也不会这样敬重他。然而只因与玄奘所宗不同,便受到他的排挤、抑压,而且自己带来的佛经也被玄奘夺走。真有点有苦难言,最后只能怏怏离开中国,死在瘴气之中。连《续高僧传》的作者也大为慨叹:“夫以抱麟之叹,代有斯踪,知人难哉!”

因此,我想借用恩格斯评论黑格尔和歌德的一段话来评论玄奘:

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玄奘在自己领域内算得上是一个宙斯。但是他的某一些行为,难道就没有一点庸人习气吗?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玄奘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我再引用鲁迅一段话: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在这里并没有点出玄奘的名字,但是他所说的“舍身求法的人”,首先就有玄奘在内,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有这样精神的玄奘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脊梁”。

本文选自《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的第五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