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霍夫曼，凶杀重案组的组长，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极具耐心，目光缓慢，总带有搜索的味道。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做出肯定的结论前总是把一件东西拿在手里翻来翻去。
他坐在贝尔特家楼下的客厅里，透过香烟的白雾盯着佩里·梅森。
“我们已找到有关文件，”他说，“证明他是《轶闻纵览》的真正主人。”
佩里·梅森开始说话，语调缓慢而谨慎：“我知道这个，警长。”
“你知道多长时间了？”霍夫曼问。
“不太长。”
“你怎么知道的？”
“有些事情我不能说。”
“警察还没来，你今晚怎么正好在这里？”
“你已听了贝尔特夫人的叙述，情况属实。她打电话给我。她可能认为她丈夫已于慌乱之中开枪打了去见他的那个人。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因为害怕不敢去看。”
“她害怕什么？”霍夫曼问道。
佩里·梅森耸耸肩膀。
“你已看到那个男人，”他说，“你知道经营《轶闻纵览》要什么样的人。我随便地说说吧，他可能是相当难对付的，他可算不上是个君子，跟女人打交道也不会很殷勤。”
比尔·霍夫曼在脑子里翻来覆去想这件事。
“也许，”他说，“追查到枪的主人后我们就知道了。”
“你们能查到吗？”梅森问。
“我想可以。上面有号码。”
“是的，”梅森说，“他们抄的时候我看到了，型号是A32—口径、柯尔特自动手枪，对吗？”
“是的。”霍夫曼说。
有一段时间的沉默。霍夫曼吸着烟，沉思着。佩里·梅森坐在那儿，一动不动，连肌肉也不动一下，那样子像是一个人要么是彻底放松，要么就是害怕哪怕再小的动作都会把自己给出卖了。
间或一两次，比尔·霍夫曼抬起眼睛平静地看看佩里·梅森。最后霍夫曼说：“这整个事情有些可笑的地方，梅森。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哦，”梅森说，“那是你的事，我一般都是在警方调查完之后才介入谋杀案件。这次对我倒是破天荒头一遭。”
霍夫曼瞥了他一眼。
“可不是？”他说，“警察还没来，一个律师倒先在场，确实非同寻常。”
“是的，”梅森不冷不热地说，“我想我可以同意你用‘非同寻常’这个词。”
霍夫曼不声不响地吸了一会儿烟。
“找到那个外甥了吗？”梅森问。
“没有，”霍夫曼答道，“我们找了他平常爱去的大部分地方。我们查了傍晚他的行踪。他和一个女子去了一家夜总会。我们倒是找到了她。她说不到午夜他就离开她走了，那大约是在11点15分左右。”
突然间传来汽车开上外边车道的声音。雨已停了，月光正穿透云层洒下来。
这时候可以听到汽车的发动机声并伴有一种连续不断的声音，“砰，砰，砰，砰。”
汽车停了下来，车喇叭按响了。
“这是他妈的怎么回事？”比尔·霍夫曼说，并慢慢站起来。
佩里·梅森头歪向一边，听着。
“听上去像是车胎瘪了。”他说。
比尔·霍夫曼向门口走去，佩里·梅森一路跟着。
霍夫曼警长打开前门。
车道上停着四五辆警车。刚开上未的那辆车在这几辆车的外边。这是一辆跑车，两边的车帘都卷上去。方向盘前坐着一个人，从车窗可以看见他模模糊糊的白白的脸色。他一只手按在喇叭上使得它一直不断地在鸣叫。
霍夫曼警长走到门廊的灯光下，这时喇叭声停了。
跑车的门开了，一个声音从里边传出来，口音很重：“迪格利。我的车……爆胎了……换不下……不敢弯腰……不舒服。你来把车修修……修修车胎。”
佩里·梅森漫不经心地说：“这位可能就是那个外甥，卡尔·格里芬。我们看看他会说些什么。”
比尔·霍夫曼咕哝着说：“如果照目前这个情形判断的话，我看他不会说出多少情况的。”
他们一起朝那辆车走去。
那个年轻人正从方向盘后面往外爬，一只脚踏着跑车的踏板，身体向前摇晃着。要不是他一只手抓着车顶的横杠可能就栽倒了。他站在那儿，身体前后摇晃着。
“车胎瘪了，”他说，“找迪格利……你们不是迪格利。你们是两个人……谁都不是迪格利。你们到底是谁？深更半夜的你们想干什么？现在可不是来串门的时候。”
比尔·霍夫曼走上前去。
“你醉了。”他说。
这个人斜着眼，像猫头鹰似地打量着霍夫曼。“当然醉了……我出去能干什么？我当然醉了。”
霍夫曼耐着性子问：“你是卡尔·格里芬吗？”
“我当然是卡尔·格里芬。”
“那好，”比尔·霍夫曼说，“你最好打起精神。你舅舅已被谋杀了。”
一阵片刻的沉默。靠着车篷的这个人摇了两三下头好像要竭力甩掉他头脑中的昏沉。
当他说话时，声音听上去利索多了。
“你在说什么呀？”他问。
“你舅舅，”警长说，“我是说姑且相信他是你舅舅。乔治·贝尔特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前被人杀了。”
威士忌酒气包围着这个人。他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深深地吸了两三口气，然后说：“你喝醉了。”
霍夫曼笑了：“不，格里芬，我们没醉，”他耐心地说，“你才醉了呢。你最好进屋，看看能不能恢复恢复。”
“你是说‘被人杀了’？”这个年轻人问。
“是我说的——‘被人杀了’。”霍夫曼警长重复道。
这个年轻人开始向房子走去，头挺得直直的，肩膀向后甩着。
“如果他被杀了，”他说，“那一定是那个该死的女人干的。”
“你是说谁？”霍夫曼警长问道。
“他娶的那个貌似清纯的婊子。”年轻人答道。
霍夫曼抓住这个年轻人的胳膊，转过身向着佩里·梅森。
“梅森，”他说，“你去把汽车发动机关掉，把灯也关掉好吗？”
卡尔·格里芬停下来，摇晃着转过身。
“也把车胎换了，”他说，“右前轮——已经瘪着跑了一英里又一英里……最好换了。”
佩里·梅森关掉发动机和车灯，把车门“砰”地甩上，又快步去追前面的那两个人。
他及时赶上，为比尔·霍夫曼和靠在他臂膀上的那个人开了前门。在门厅灯的照耀下，卡尔·格里芬看上去是个挺好看的年轻人，脸上由于喝了酒而发红，带着狂欢的痕迹。他的双眼红红的，目光有些迷离模糊，但他身上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高贵，这是一种有着良好教养的印记，在他努力调整自己适应这个突发事件时便自动显现出来。
比尔.霍大曼面对着他，仔细地打量着他。
“你能清醒地和我们谈话吗？格里芬？”他问。
格里芬点点头：“只消一两分钟……我会好的。”
他从霍夫曼警长的手里挣脱开，摇摇晃晃地走向厕所，厕所门离一楼接待室不远。
霍夫曼看着梅森。
“他醉得可不轻。”梅森说。
“可不是么，”霍夫曼回答道，“但不像是一个业余酒徒喝醉酒的样子。他对此习以为常。他一路开着车上来，你知道那路上是湿的，一只轮胎又没气。”
“是啊，”梅森同意道，“他能开车，平安无事。”
“显然他和爱娃·贝尔特之间没有什么暧昧关系。”霍夫曼指出。
“你是指他说的关于她的话？”梅森问。
“当然，”霍夫曼说，“我还能指别的什么？”
“他醉了，”梅森说，“你不会因为一个醉汉说的那冲动的话就怀疑一个女人，是吗？”
“是啊，他喝醉了，”霍夫曼说，“他把车开上来，一点儿事没有。也许即使他醉了，可头脑还清楚。”
佩里·梅森耸耸肩。
“你自己看着办吧。”他不经意地说。
这时从卫生间传来猛烈的呕吐声。
“我敢肯定他清醒了，”霍夫曼说，同时密切注视着佩里·梅森，“他清醒以后还会那样说那女人的。”
“我敢打赌他一定酪酊大醉，不管他看上去是不是清醒，”梅森很快接上，“他们这些家伙里有一些是很有欺骗性的，当碰上酒宴这类事儿时。他们表面上像法官一样清醒，但心里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比尔·霍夫曼看着他，目光里有一丝提示的光芒。
“这么说不管他说什么都不能全信，是吗？梅森？”
“我可没这么说。”
霍夫曼笑了起来。
“是的，”他说，“你没有说，没有直接这么说。”
“要不要给他弄点儿浓咖啡？”梅森问，“我想我可以到厨房煮点儿咖啡。”
“管家应该在那儿吧，”霍夫曼说，“我不想冒犯你，梅森，不过我确实想单独和这个人谈谈。我不太清楚你在这件事里的地位。好像你是他们家的一个朋友，可又是一个律师。”
“行啊，”梅森很爽快地同意道，“我理解你的处境，警长。我只是碰巧在这儿。我先到别处呆着。”
霍夫曼点点头：“你会在厨房找到女管家的，我想。她的名字叫维奇太太。我们在楼上向她和她女儿问过话。去那儿看看她们能不能弄点儿咖啡。多弄点儿浓咖啡。我想楼上那群男孩儿也会和格里芬这小伙子一样喜欢的。”
“好吧。”梅森说着穿过餐厅的折门，又走过餐具室的转门，从那儿进了厨房。
厨房很大，很亮堂，设施齐全。两个女人坐在桌子边。她们坐的是高靠背椅子，挨得很近。当佩里·梅森进来的时候，她们一直在低声说话，看到梅森进来，便猛地把话打住，抬头看他。
她们中的一个已有40多岁，头发花白。她那没有光泽的黑眼睛，藏在深陷的阴影里，好像是被看不见的绳子拽进她的脸，由于往眼窝里拽得太深，很难看出眼神的变化。她有着一张长脸，细而紧的嘴，高高的颧骨。她穿着黑色衣服。
另一个女人要年轻多了，不超过二十二三。她的头发乌黑发亮，也很浓密。她的眼睛非常黑，其明亮的程度更使得那年长妇女深陷的眼睛显得毫无生气。她的嘴唇丰满红润。眉毛细细、黑黑的，呈弧型，睫毛长长的，那张脸看得出用脂粉化过妆。
“你就是维奇太太吧？”佩里·梅森对着年长些的女人问。
她点点头，嘴巴紧闭着，一言不发。
旁边的那个姑娘开始说话，声音低沉、沙哑。
“我是她的女儿，叫诺玛·维奇。你想要知道什么？妈妈现在心很烦。”
“是的，我知道，”梅森抱歉道，“我是想我们能否弄点儿咖啡。卡尔·格里芬刚回来，我想他会需要的。还有一帮子人正在楼上忙着办案，他们也想要点儿。”
诺玛·维奇站起身来：“哦，我猜也是这样。我来弄吧。”
“不，”那年长的女人说，声音像玉米壳发出的沙沙声，很干涩，“还是我来吧，你不知道东西都在哪儿搁着。”
她把椅子向后一推，走到厨房另一边的柜子前。她打开柜子门，拿下来一只咖啡壶和一罐咖啡。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从动作上能看出她很疲惫。
她胸部平平，臀部也平平，走起来步子没有一点生机。她整个人看上去情绪很低落。
那个姑娘转向梅森，丰满红润的嘴唇向他一笑。
“你是一个侦探吧？”她问。
梅森摇摇头。“不，”他说，“我是和贝尔特夫人来到这儿的，是我给警察局打的电话。”
诺玛·维奇说：“啊，对。我听说过你。”
梅森转向她母亲。
“维奇太太，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可以来煮咖啡。”
“不，”她还是以那干涩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声音说话，“我可以做。”
她把咖啡倒入壶中，又加了些水，走到煤气灶前，打着煤气，看了片刻咖啡壶，然后又以她那特有的、缓慢的步态走回到椅子那儿，坐下，把手放在腿上，低下眼睛看着桌面。她就那样一动不动专注地盯着。
诺玛·维奇抬头看着梅森：“哎呀，”她说，“真可怕。是吗？”
梅森点点头，不经意地说：“你没听到枪声吧，我想？”
那个姑娘摇摇头。
“没有，我睡得很熟。实际上，警官们来了以后我才醒来。他们叫妈妈起来，我猜他们不知道我就睡在相邻的房间里，他们想趁妈妈在楼上的时候查看她的房间。不管怎么说，我知道的头一件事便是，当我醒来的时候，有一个男子正站在床边低头看着我。”
她低下眼睛，轻轻地笑起来。
可以推测，她并不觉得这样的经历令人不愉快。
“然后呢？”梅森问。
“他们那副样子好像是发现了什么可疑情况似的，”她说，“他们叫我穿上衣服，甚至也不回避一下。然后把我带到楼上，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审问了我一番。”
“你对他们说了什么？”梅森问。
“告诉他们真实情况呀，”她说，“我告诉他们我上床睡觉，醒来时发现有人在盯着我。”她在加下句话时看上去挺高兴的，“他们不相信我。”
她母亲坐在桌边，两手叠放在腿上，眼睛一直一动不动专神地盯着桌子中央。
“你没听见什么，或看见什么吧？”梅森问。
“什么也没有。”
“这事你怎么想？”
她摇摇头。
“这下我的眼前可就清静了。”
他锐利地瞥她一眼。
“难道这里有叫你不忍目睹的事情吗？”他询问道。
她点点头。
“当然啦，我来这儿才一个星期左右，可在这段时间里……”
“诺玛！”她母亲说，声音突然没有了碾玉米的沙沙声，而是清脆如响鞭。
这个姑娘急忙打住活头，陷入沉默。
佩里·梅森看了一眼那年长的女人。她说话时甚至也没有从桌上抬眼。
“那你听见了什么吗，维奇太太？”他问。
“我是一个仆人。我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
“要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一个仆人这样真是值得称道，”他说，“但我想你会发现法律对这件事自有判断，会要求你去看去听的。”
“不，”她说，头部一动没动，“我什么也没看见。”
“什么也没听见？”
“什么也没听见。”
佩里·梅森皱起眉头。他多少觉察到这个女人正隐瞒着什么。
“在楼上他们问你话时你就是这样回答问题吗？”他问。
“我想，”她说，“咖啡快要开始渗滤了。你可以把火关小，这样就不会沸腾起来了。”
梅森转向咖啡。这个咖啡渗滤壶是特制的，可以在一小段时间内加热一大壶水，底下的火是嗞嗞燃着的蓝色火焰。开始有水蒸气冒出。
“我来照看咖啡，”他说，“但我也想知道你在楼上时是不是就以这样的方式回答问题的。”
“什么方式？”她诘问道。
“你刚才说话的方式。”
“我对他们说的是同样的话，”她说，“就是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
诺玛·维奇“咯咯”笑起来。“这是她的故事，”她说，“她紧抱住不放。”
母亲厉声道：“诺玛！”
梅森盯着这两个人，他那沉思的脸看上去绝对平静。只有眼睛里显出他似乎在谋算什么。
“你知道，”他说，“我是个律师。如果你有什么可以相信我并向我透露的，现在可是个好机会。”
“是的。”维奇太太说，语调平平。
“嗯？”梅森好像不明白维奇太太的意思。
“我只是同意，”她说，“‘这是个好机会’，这句话。”
有一刻的沉默。
“所以你不能失去这一机会啊！”梅森说。
“但我没什么要吐露的。”她说，她的眼睛仍旧盯着桌面。
正在这时，咖啡壶开始冒泡。梅森把火关小。
“我去拿些杯子和盘子。”诺玛说，跳起身来。
维奇太太说：“坐下，诺玛。我去拿。”她向后一推椅子，走到一个壁橱旁，拿下来几只杯子和碟子，“就用这些。”
“妈妈，”诺玛说，“这可是司机和仆人们用的杯盘呢。”
“这些人是警察，”维奇太太说，“他们都一样。”
“不，他们不一样，妈妈。”诺玛说。
“我就是这样认为，”维奇太太说，“你知道，主人要是活着会怎么说，他什么也不会给他们的。”
诺玛说：“但是，他没活着。贝尔特夫人将是管事的人。”
维奇太太转身用她那双深陷的、毫无光泽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她的女儿。
“可别太肯定她就一定会。”她说。
佩里·梅森往杯子里都倒了点儿咖啡，然后又通过滤壶的罐子倒回去。
当倒第二次的时候咖啡已成了黑色并冒着气。
“给我一个托盘，”他说，“我端两杯给霍夫曼和卡尔·格里芬。你们可以给楼上的其他人送点儿去。”
没有说一句话，她给他一个托盘。佩里·梅森倒了三杯咖啡，端起托盘，通过餐厅走进客厅。
霍夫曼警长站在那里，肩膀向后挺着，头朝前伸着，两脚分得很开。
卡尔·格里芬坐在椅子上，眼睛和脸都红红的。
当佩里·梅森端来咖啡的时候，霍夫曼警长正说着话。
“你刚进来时可不是这样说她的。”霍夫曼警长说道。
“那时我醉着。”格里芬说。
霍夫曼盯着他：“多少人都是酒后吐真言。”他说。
卡尔·格里芬抬起眉毛，带着一种得体的吃惊的神情。
“是吗？”他说道，“我还没见过。”
霍夫曼警长听到梅森从身后走来，猛转过身，在他看到热气腾腾的咖啡时咧嘴笑了。
“好极了，梅森，”他说，“咖啡总归是有用的。喝一杯，格里芬，你会感觉好一点的。”
格里芬点点头：“看起来不错，不过我现在没事了。”
梅森递给他一杯咖啡。
“你知道有关遗嘱的事吗？”霍夫曼突然问道。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不愿回答这个问题。”格里芬答道。
霍夫曼给自己拿了一杯咖啡。“我正好介意，”他说，“我要你回答这个问题。”
“是的，有一份遗嘱。”格里芬承认道。
“在哪儿？”霍夫曼说。
“我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有一份遗嘱？”
“他给我看过。”
“财产都归他妻子吗？”
格里芬摇头。
“我不认为有什么归她，”他说，“除了5000美元外。”
霍夫曼抬起眉毛，吹了声口哨。
“这个，”他说，“事情可就不一样了。”
“什么不一样？”格里芬问。
“整个情形，”霍夫曼说，“实际上她在这儿上被迫依赖于他，只要他活着。而他一死，她便会两手空空地被踢开。”
格里芬主动地说了句解释性的话：“我不认为他们很志趣相投。”
霍夫曼警长若有所思地说：“那不是问题的要点。经办这类案子，通常我们得找到一个动机。”
梅森对霍夫曼警长撇嘴笑笑。
“你在暗示是贝尔特夫人开的那一枪而使她丈夫毙命？”他问道，仿佛这整个想法出于幽默。
“我是在做例行调查，梅森，为的是要弄清谁可能会杀他。在这样的案子里，我们总是要寻找一个动机的。我们要努力搞清有哪些人将会从他的死亡中受益。”
“要是这样的话，”格里芬清醒地说道，“我想我将会受到怀疑。”
“你这是什么意思？”霍夫曼问。
“按照遗嘱的规定，”格里芬慢慢地说，“我将得到几乎全部财产。不知道这是否算个秘密？我想乔治舅舅对我的感情超过他对世界上任何人。也就是说，凭他的性情，他对我算是最好的了。我怀疑他不会对谁有真感情。”
“你对他感觉怎么样？”霍夫曼问。
“我尊重他的见解，”卡尔·格里芬回答道，小心地选着字眼，“我想我欣赏他的性情中的某个方面。他过着一种非常不合群的生活，因为他的思想容忍不下所有的狡猾和伪善。”
“为此就值得他离群索居吗？”霍夫曼警长问道。
格里芬肩膀轻轻地动了一下。
“如果你有像他那样的思想，”他说，“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这个人具有博大的智慧。他可以看透他人，洞察虚假和伪善。他是那种从不交朋友的人，他自给自足而不需要依靠任何一个人。所以，他没有任何理由要和别人建立友谊。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去斗。他和这个世界及其每一个人斗。”
“显然他不和你斗。”霍夫曼警长说。
“是的，”格里芬承认道，“他没有和我过不去，因为他知道我根本不在乎他或他的钱。我没有拍他的马屁。另一方面，我没有欺骗他。我告诉他我的想法，我也公平对他。”
霍夫曼眯起眼睛。“谁出卖过他？”他问。
“嗨，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你不欺骗他，所以他喜欢你。”
“是啊。”
“你还特意强调了‘我’这个代词。”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
“他妻子呢？他不喜欢她吗？”
“我不知道。他不跟我说他妻子的事。”
“那她欺骗过他吗？”霍夫曼警长追问。
“我怎么知道这个？”
霍夫曼警长注视着这个年轻人。“你肯定知道怎么守口如瓶，”他若有所思地说，“但是如果不想说，你可以不说，如此而已。”
“可是我要说的，警官，”格里芬急了，“我会说出我所知的一切。”
霍夫曼警长叹口气说：“你能准确告诉我发案时你在哪儿？”
格里芬的脸上泛起一片红晕。
“对不起，警长，”他说，“我不能。”
“为什么？”霍夫曼警长问道。
“因为，”格里芬说，“首先，我不知道凶杀什么时候发生；其次嘛，我搞不清我在哪儿。我恐怕这晚上都在疯跑。傍晚我和一个年轻女人一块儿出去，离开她以后我自己又去了几个夜总会。开车回来时，该死的车胎又没气了，我知道我醉得太厉害换不了它。找不到一个开门的车铺，天又下着雨，所以我只得对付着把车开回来。肯定开了几个小时才到这儿。”
“车胎都压成碎片了，”霍夫曼警长说，“顺便问一下，还有谁知道你舅舅的遗嘱？有另外的人看过它吗？”
“啊，是的，”格里芬回答道，“我的律师看过它。”
“哦，”霍夫曼警长说，“这么说你也有一个律师，是吗？”
“当然我有律师。我为什么没有？”
“他是谁？”霍夫曼问。
“阿瑟·阿特伍德。他在互助大厦有办公室。”
霍夫曼警长转向梅森：“我不认识他。你认识他吗，梅森？”
“是的，”梅森说，“我见过他一两次。他是个秃顶，办一些交通伤害事故的案子。听说他总是在庭外结案而且总有好的处理结果。”
“你是怎么当着律师的面看到遗嘱的？”霍夫曼警长催问道，“一个人把其遗嘱的受益人连同其律师一块儿叫来，就为了让他们看清遗嘱怎么立的，这有点儿不同寻常，是吧？”
格里芬双唇紧紧闭拢。“这你得问我的律师。我说不清这个。这是相当复杂的一件事，我不愿讨论这事。”
霍夫曼警长立即接上话：“好啦，咱们就不谈这东西了。现在继续下去，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你是什么意思？”格里芬问。
比尔·霍夫曼转过身来正对着年轻人，低头看着他。他的下巴稍稍向前翘着，那双耐心的眼睛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
“我的意思就是，格里芬，”他说，缓慢而凶险地，“你不想说出原委。你是想保护一个人，或者，想当一个正人君子一类的人。这行不通的。你要么此时此地告诉我你知道的情况，要么你作为物证目击人去监狱。”
格里芬的脸通红。“我说，”他抗议道，“这不是太过份了吗？”
“我不在乎它是否过份，”霍夫曼说，“这是一件谋杀案，你却坐在这儿兜圈子，跟我磨时间。现在给我痛痛快快地全说出来吧。那时候说了什么话，遗嘱又是怎么给你和你的律师看的？”
格里芬犹豫地说：“你知道我这可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跟你说这些话的？”
“当然，”霍夫曼说，“告诉我，怎么回事？”
“哦，”格里芬语调缓慢，明显地不情愿，“我知道乔治舅舅和他的妻子关系不很好。乔治舅舅曾想到过他妻子如果抓住她想要的证据，也许会提起离婚诉讼的。乔治舅舅和我一起有些生意上的事，你知道，有一次当阿特伍德和我在跟他讨论一件生意时，他突然提出这件事来。这令我尴尬，我就不想再谈下去，但阿特伍德却以任何律师都会有的那种态度看待此事。”
卡尔·格里芬转问佩里·梅森：“我想你明白怎么回事，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个律师。”
比尔·霍夫曼眼睛盯着格里芬的脸：“不要介意，继续说下去。接着怎么了？”
“噢，”格里芬说，“乔治舅舅披露了关于他和他妻子关系不好这个事实，他拿出一直攥在手里的一张纸，上面似乎全是他的字体。他问作为律师的阿特伍德先生，一份完全由立嘱人自己手写的遗嘱，没有证人是否有效，或者，是否需要证人署名。他说他已立了遗嘱，还说可能会有争议，因为他不会给他妻子留下什么财产。实际上，我记得他提到5000美元的事，他还说大部分财产将归我。”
“你没有读遗嘱吗？”霍夫曼警长问道。
“哦，不完全是这样。我没有拿起来从头至尾、一字一字地去读。只是瞥了一眼，看到是他的字体，听到了他就此说的话。我想，阿特伍德较为仔细地读了那遗嘱。”
“好吧，”霍夫曼说，“说下去。然后呢？”
“就这些。”格里芬说。
“不，还不是，”霍夫曼坚持说道，“还有什么？”
格里芬耸耸肩膀。“啊，这个，”他说，“他接着又说了别的事，就像一个人有时做的那样。我没有注意。”
“别再来这套废话了，”霍夫曼催促着，“他说了什么？”
“他说，”格里芬脱口说道，他的脸红了，“他想把它固定下来，这样一旦他出了什么事，他妻子也占不了什么便宜。他说她别想通过离婚得到一星半点儿东西，甭指望他死后继承什么遗产。现在我知道的事你都知道了。我认为这根本不关你的事。我是迫不得已才告诉你这个的，我不喜欢你的态度。”
“我不介意这几句话，”霍夫曼说，“我料想这解释了你喝醉时说的话，还有你第一次听说杀人后说的话。这意思就相当于……”
格里芬举手打断他的话。
“拜托了，警长，”他说，“别提这个了。如果我说了，我不记得了，而且我肯定也不是那意思。”
佩里·梅森说：“也许你不是这意思，但你确实让人……”
霍夫曼警长转脸对他。
“这不关你的事，梅森！”他说，“我在经办这事。你在这儿只是个听众，保持安静，否则离开！”
“你可一点儿吓唬不住我，警长。”梅森说道，“我在爱娃·贝尔特夫人的家里，我是爱娃·贝尔特夫人的律师，我听到一个人的讲话会破坏她的名誉。如果没有别的意思的话，我要看看这些话是否成立。”
霍夫曼警长的眼里一点儿也没有耐心的样子。他十分不快地瞪着梅森。
“那么，”他说，“你就尽可能履行你的职责吧。我不知道你究竟要说什么，只知道警察来这儿调查命案，却看见你和一个女人坐在这儿嘀嘀咕咕。这事儿真他妈的可笑，一个女人发现她丈夫被杀，居然去给她的律师打电话，而不先做别的事情。”
梅森动起火来，说：“这话说得不公平，你知道的。我是她的一个朋友。”
“看上去像是这样。”霍夫曼警长冷冷地说。
梅森两脚叉开，肩膀摆平。“现在让咱们搞清一点，”他说，“我现在代表着爱娃·贝尔特。你没有理由向她泼脏水。乔治·贝尔特对她来说一钱不值。但对这个家伙，可不一样了。这家伙给自己找的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站不住脚，而且他还对我的委托人进行污蔑。”
格里芬焦躁地抗议。
梅森一直盯着霍夫曼警长：“上帝作证，你不能凭那些经不起推敲的话就判定一个女人有罪。这得由陪审团来做。陪审团也只能在毫无疑问地证明她有罪后才能这样判定。”
这个大块头警官以审视的目光盯着梅森。
“你是在寻找疑问吧，梅森？”
梅森指着卡尔·格里芬。
“一点儿不错，你是不会愿意过分的暴露面目的，小伙计，”他说，“如果我的委托人有朝一日要面对陪审团的话，别以为我会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我不会忽略把你和遗嘱的事捅出来而带给我们的好处。”
“你的意思是，你认为他有杀人罪吗？”霍夫曼警官问道，带着诱供的口气。
“我不是警探，”梅森说，“我是个律师。我知道陪审团只要有持之有理的疑问，就不会对任何人判罪。如果你们要陷害我的委托人，那么我这儿就有现成的言之有理的疑问！”
霍夫曼点点头。
“我早有预料了，”他说，“我一开始就不应该让你坐这儿掺合进来。现在你出去！”
“我这就走。”梅森对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