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来自新泽西州的毒物防控中心主管逐渐升温的催问电话，他们不得不决定将与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管理层的电话会议定在9点。这是萨默赛特风险经理玛丽·劳德第二次给斯蒂芬·马库斯医生打电话，头一次没有聊出什么结果，这一次是她的老板直接丢了一颗重磅炸弹过去，才问出点儿有用的东西。
“你看，现在我们被你置于一个非常尴尬且棘手的境地。”马库斯也爆发了，“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晚上我跟你说了那些话。如果有人要为这件事负责，那他一定是在你的医院里蓄意做这些的。我们有法律义务上报此事。”
“嗯，没错……”科尔斯答道。
“这绝对不仅仅是一起药物不良反应的普通医疗事故！”马库斯继续说了下去，打算一次性说清楚此事。“我的意思是，这已经牵扯到法医了，我非常肯定一点儿都不想参与，或是被抓住什么把柄，在众人面前丢脸，重蹈几年前长岛发生的那件事儿的覆辙，或是密歇根。你知道的，就在5年还是10年前，有个什么人四处捣乱，专门祸害病人！”
马库斯直白的表达方式让整个在场的人都震惊了。几个人在劳德打破僵局后深出了口气。
“我们听懂您的意思了。”劳德缓缓说道，“我们明白您的担心，就像我昨天所说的，我们也在为同样的原因而纠结，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为这样的事情负责。”
就在此时，拉克突然插了进来：“你们还有另外两个病人在用药方面也出了问题，对吗？”
“嗯，是，我认为南希跟你讨论过此事，对吗？”
拉克答应过南希·多赫蒂一定会保护她，所以为了避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不小心出卖了自己的消息来源，他用一个问题挡了回去，一个他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你们给那些胰岛素含量异常的病人做过c-缩氨酸的检测吗？”
再一次，大家一起陷入了尴尬的僵局。因为拉克问到点儿上了。c-缩氨酸的含量可以直接证明到底胰岛素是外来的还是人体自身产生的。如果是外界注入的，很显然他们有大麻烦了。而对于拉克和马库斯，这意味着萨默赛特医院有个潜在的投毒者。
最终，劳德和科尔斯一同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回答了这个问题。
“是的。”
“嗯，是。”
“然后呢？”拉克追问道。
又是一片死寂。
“嗯，发现什么必然联系了吗？”
“是的，”最终劳德开了口，“确实有。”
“嗯，”科尔斯接着说，“此案件的内分泌专家……他，嗯，觉得，哦……至少对某一个案子是这么认为的……哦……我想不起来具体是哪个了，我现在手头没有那个分析的报告，但是……他一定会解释到底在这些病人身上发生了什么，缺少……”科尔斯停下来琢磨了一下，终于想到了合适的词，“一个造成此结果的外部源头。”
“嘿，听着！”马库斯觉得科尔斯终于直言不讳地把问题说出来了。他刚确实说了，他们自己的调查专员确实得出了这样的结果，病人们体内的过量药物是来自外部的注射。“刚才那个—是的，这正是我们也同样担心的事情！”马库斯吼道，“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出事儿的原因都来自同一个人！”
“我们确实也这么觉得。”科尔斯表示认同，“我们正在跟他暗中对峙。你知道的，让整个病房陷入恐慌是不行的，你知道我们有责任让病人们远离伤害。但情况是，我们确实应该这么做，那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现在也正在这么做。”
现在轮到防控中心那头陷入沉默了，他们等待着科尔斯自己说说到底对峙有什么结果。
终于，科尔斯接着说道：“我们一直努力调查这件事。在我们冲动地做出什么举动之前，必须得先找到足够的证据，掌握足够的信息。你知道的—之后才能做出裁决。我们的部分调查需要很多专家的意见，比如现在我们和你们之间的探讨，尽管这让你们也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嗯，确实！”马库斯不屑地哼了一声，“你看，问题就是每一份报告都同这份一样，会得出相同的结果。现在你们执行的任何司法调查都为医院带来非常致命的拖延。我不在乎你们的背景有多好，但那些做法医调查的家伙都不是什么特别专业的人士，尤其是在过去，他们经常换人，而且……而且很有可能工作交接不到位，到时候连报告是谁给的都不知道，根本找不着负责人。”
“是，”科尔斯应和着，“谁做得好法医调查呢？”
“嗯，就警察有专业的家伙，这是警察该管的了。”马库斯抓住了机会，说出了这句话。
“嗯，哦—是。”
“是吧，我是说，真的，说实话。”马库斯继续说着，“如果你不把这事儿上报给警察局，又有人死了，那这事儿就落你头上了，责任绝对是你的，你那时候可就难堪了！”
“是的。”科尔斯苦笑了一下，“我们现在主要是保护那些病人。”
“不，不，不，”马库斯着急了，“很显然，我跟你一样也担心你们医院病人的人身安全，但我同样担心的是，总有一天我们会一起为此付出代价，被众人指指点点，蠢得像个傻瓜一样！”
科尔斯听了这一席话，清了清嗓子：“我们给你打电话的目的之一就是讨论此事是否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希望你还是过来看一看这些报告。通过这些，你知道的，真正的记录，或许，我们可以……现在应该先停止这次谈话。我们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法律部门，然后，让他们给点意见—就是把所有事实都摆出来，以确保我们做的……是正确的。”
马库斯疲惫地叹了口气：“哎，我……好吧。当然，我们会很乐意亲自过去看一下这些报告的。我的直觉，你知道的，毕竟从事这行这么久，也被卷入过几次刑事调查的案子中，从某种情况上说，你们确实需要你们的法律人员介入—不过，换作我，是不会耽误这些时间的。”
马库斯知道几个医院员工毒害院内病人的案子，有些是从文献里看见的，还有一些是他曾经亲自插手调查过的。他们总是管这些杀手叫作“死亡天使”。所有这些案例都有一个简单而令人不安的相同模式。每一次，医生们都会像治疗突发疹子等急症的病患那样去研究他们的病情，而管理层的领导和律师们会把这当作潜在的诉讼案件。在报警之前，整个院方领导都会拖时间，一直在不停地做各种调查。而就在他们拖延的当口，又会有很多人死去。现在，同样的模式正在萨默赛特医疗中心重复上演。
“我要确保你们一定得向当局反映此问题，也同样会确保他们知晓现在情况的严重性。之后，他们会着手调查此事。如果他们决定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也不是你们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不作为了。”
“我明白。”科尔斯如是说。听起来，他也受够了被这么奚落，已经做好挂电话的准备了。
“我们真的领会您的意思了。”劳德补充道。
“健康监管部门的人也明白了！”拉克又提醒了他们一次。
“我的意思是，这事情绝对属于突发状况。”马库斯说道。他很明白如此措辞会给医院的领导产生怎样的影响。突发状况是那些会威胁到病人生命安全的状况。马库斯将这个挑战直接甩了出去。从法律上讲，萨默赛特也应该将此事件上报到当局处理。“他们需要知道这件事儿。”马库斯又强调了一遍。
“好吧。”劳德终于吐出了这么一句话，用哼唱般变了调子的语气说了这两个字儿，以表示是时候该结束此次通话了。
“嘿，我们很感谢你们的热心介入，”科尔斯总结道，“而且，我们会在确定后给你们个信儿……以便……哦，无论怎样你们会听到我们的消息的……”
“希望这确实没有什么，你知道，没有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拉克试图继续逗他们说出更多关于谋杀的事情，让他们别挂电话。“希望这次的事件不过是个错误，或其他什么别的原因。”
“是的！”科尔斯说，“我真希望有人为此事出面，然后说‘嘿，不好意思，我搞砸了’。要是这样我就能睡个踏实觉了。”
“嗯，你现在手头有两个病人是地高辛过量，两个是胰岛素过量。”马库斯总结着，“在我看来，怎么都不是搞砸可以捅出来的娄子。”
布鲁斯·拉克打心底里明白，自己其实只是碰运气罢了，尤其在马库斯医生跟萨默赛特那边发了脾气投下重磅炸弹之后，但他还是需要接触到这件事儿。他再一次拨通了萨默赛特医疗护理中心药房的电话，想着如果这次接电话的还是维格多，他就随便编点儿什么搪塞过去。在铃声刚响两次的时候，就有人接起了电话，听筒那头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这一次，他没有着急自我介绍，表明来意。
“嘿，我想找一下南希！”
“哦，好，等一下，她在。”紧接着那头的听筒就被捂上了，一个闷闷的声音说，“找你的。”
“南希·多赫蒂，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南希，是我，布鲁斯。”
“哦！嗨！”她很快地应道。
“听着，”布鲁斯说，“我知道你现在没法跟我聊这个案子，没关系……”
“哦，嗯。”南希应着。她很明白，正如维格多所说，现在所有关于这个案子的电话都应该直接转给劳德或法务部门的，为什么布鲁斯还要打给她呢？
“南希，我唯一想要跟你说的事儿就是，如果他们试图或是让你陷入了任何……无论什么样的麻烦之中……”
“哦，嗯。”
“医疗的主管，他和我谈论过此事，我们百分之百支持你，因为你没做错任何事情。”
“好的。”
“他们难为你了吗？”
“哦，有点儿吧……”南希小心地思考着措辞，“确实，有很多问题纠缠着……”
“好的。”
“很多问题，”她强调了一下，“纠缠着。”
“好的，”布鲁斯说道，“不过南希，南希。”
“嗯？”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嗯。”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和他坐下来谈论的原因。”
听起来，好像南希情绪有点儿激动，难以自持。“好的。”她哽咽了一下，弱弱地回了一声。
“我负责将所有的事情归拢到一起。”布鲁斯说道，“你？你就偶尔打电话跟我分享下信息就可以了。”
“好。”
“你不应该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
“谢谢你这么说，真的，很感谢。”
“你明白的。”
“嗯。”南希叹了口气。听起来她马上就要哭出来了，“你不知道现在能听你说这些对于我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本来毒物防控中心的马库斯医生和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的管理层们只剩下一通电话会议了，但马库斯再一次警告萨默赛特的领导们，他们有义务在这些事件发生的24小时之内就通知当局，不应该耽误时间，考虑后果。现在医院没能按规定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不过，同上次一样，他再一次被告知，在没有开展全面调查之前，他们不打算上报此事，无论是新泽西州健康部门（通常被称为doh）的高管还是警察。
不过，这次的电话同上次相比，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不同。首先是更加强硬的声音和态度，这个改变主要来自马库斯医生。按他自己的话说，他曾经“极度担心”以及“非常泄气沮丧”。而“粗鲁地辩驳，跟萨默赛特的新雇员打交道时，感觉他们毫不讲理”成为科尔斯在此次通话后对马库斯医生的态度的描述。防控中心的这位领导很显然已经恼羞成怒，口无遮拦了。他大声地抗议着，说事关病人的安危，一切都应该找警察来处理。他给他们24小时，如果萨默赛特还是不采取行动，他就有权利将他们的问题上报到健康部门。而且为了更加能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还特意加上一句：“如果你们要让我来做这件事儿，可就没这么好看了。”
但事实是，在他的第二个电话打来之前，马库斯已经将萨默赛特的这些情况上报了。当天下午他就给一位名叫艾迪·布雷尼兹的医学博士打了电话。电话打通的时候，这位国家流行病学家、卫生署副署长正在开会，硬是被叫了出来。马库斯记得当时和布雷尼兹博士说的时候，原话是：“现在本州的医院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很有可能是刑事犯罪。”紧接着他又给健康部的助理专员艾米·松顿发了一封邮件，总结了一下医院“四起集中发生的严重临床事件”。萨默赛特不愿意在彻底调查事件之前将此事上报，所以他代劳了。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在此次通话20分钟后发生：马库斯告知萨默赛特医疗护理中心的领导们，所有他们的对话都已经被录音。
几个小时之后，玛丽·劳德联系了健康中心的人，上报了这四起事件—盖尔和韩夫人的地高辛中毒事件以及另外两起胰岛素过量事件。这份报告通过传真和电子邮件发送，陈述了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所采取的各种有效措施。他们调查了制造商方面给出的报告以及关于各种药物不良反应相互作用的结果，还确保所有的输液袋以及设施、显示器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最终还跟实验室确定这不是一次实验误差—他们已经重新将所有的实验做了一次。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其他可选择的合理原因了。为了起到警示作用，萨默赛特严格控制了对地高辛的使用，就像当初对胰岛素的限制措施一样，让护士们格外重视这些本是常用药物的日常用量和库存。如果有人用这些药毒害他们的病人，那至少得保证这些药品不再那么容易领到，也算是一种防范措施。
发生这种事情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有人故意而为之—在医院，用药失误确实时有发生，什么情况下都有可能出现。一次失误可能需要纸面上的确凿证据才可以证明。萨默赛特医疗管理中心向doh给出保证，确实已经检查了药物管理系统里的所有文件。医院中现在处于使用中的主要有两个电脑系统，“蛛网药物站2000”负责药物管理，帮助归类所有病人的用药记录。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失误的记录。那如果不是这样，还能是什么情况呢？肯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而且比单纯的错误要罪恶得多。“人力资源也应该放到考虑调查范围之内。”在7月10日劳德给doh写的这封信中，她给出了保证：“所有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已经接受了单独的调查和问询。”
7月14日，萨莎律师事务所的雷蒙德·弗雷明律师带领来自西奥兰治的麦特林、马洛特、格雷尼、穆兰等人驱车赶往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玛丽·劳德将情况向弗雷明简单汇报了一下，他们准备了一间空的办公室，准备对查尔斯·库伦进行问询。
查理看到坐在会议桌另一端的弗雷明身着暗色西服套装，打着颜色很明亮的领带，一看就是杰出公司的职业律师，一下就跟其他人区分开来。查理知道这次的问询一定跟近期自己病房发生的几起死亡事件有关，这种场面之前可经历过太多次了，他已经做好了回答问题的准备。
弗雷明看起来似乎对查理有所了解，他知道查理在萨默赛特工作时间还不足一年，也知道他在过去的几年中换过很多家医院。对查理来说，这表明这个人是看过他的简历和资料信息的。尽管查理没有在那些资料上写具体日期，但也许这个律师连那些细节也已经了如指掌了。或许这些信息很有用，或许无关紧要，反正他自己对这些毫不在意，毕竟以前他也从来没把这些当回事儿。
弗雷明对盖尔牧师也有一些了解，似乎这是本次会议的谈论重点。他知道的信息很多，比如，牧师去世那天其实并不是查尔斯·库伦当值，但查理曾经确实为他护理过，所以他很了解盖尔的用药记录。弗雷明对发生过的那些事儿似乎很清楚，盖尔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住院，他生病和身体逐渐康复的时间点，以及他因为体内地高辛的含量骤增而发生的急救。他还知道查理有三个夜班为盖尔牧师护理过，是6月15日到17日。
查理在头一天上夜班的时候，就为盖尔牧师下单领过地高辛，那是15日，但紧接着他确实取消了操作。这些记录都在系统里明明白白地显示着。查理在盖尔去世的前一晚值夜班，又一次申请领地高辛，并且再一次取消操作。在同一个晚上，他重复了两次相同的动作。
这些取消在别人看来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查理输入了错误的药物代码，或是按错了按钮，那应该紧接着还会有其他的操作才合理，应该有正确的药物申请紧随其后。但是系统显示仅此而已，没有别的申请了。在地高辛之后，没有其他的药物申请。很显然，查理当时输入了自己的名字、病人的名字以及药物代码，就在抽屉弹开将药物送出的那一刻，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什么需要从机子里申领的药物，便径直取消了订单，转身离开了。
弗雷明在分析案件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事实。当月药房在检查地高辛数量时，发现丢了几瓶，但是无从核对，记录里查不到任何领取信息。弗雷明并没有将这些事情按照特定的顺序说出来，也没有要威胁、指控或是劝解查理辞职的意思，这显然跟之前那些问询者有着很大的不同。查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充满好奇的问询。就在弗雷明向他抛出另一个新的问题时，这一切变得更加奇怪了：查理是否意识到，如果从系统上申领药品，并且立刻将申请操作取消，整个操作过程依旧会在药物分配的蛛网系统中显示出来。
“当然。”他告诉律师。就算他之前不知道，现在也肯定知道了。
查理很肯定，既然地高辛是这次事件的主要问题，那他们一定只关心地高辛的事儿了。所以，在接受弗雷明问询的前一晚，他用多巴酚丁胺干掉了一个男人。这是种类似于肾上腺素的化学物质，看起来也很好用。
虽然还不到他当班的时候，但查理已经穿上白袍，走进詹姆斯·斯特克兰德的病房里，盯着他起伏的胸口。就在这个时候，他感觉到了一种异样，这个房间里还有其他人，有人就在他身后的门前。他将病例夹好，好像刚刚完成护士的日常检查一般，然后低头朝门口走去。
“查尔斯？”是斯特克兰德先生的女儿詹尼斯，一个金发的中年妇女，肩膀上背着个超大的钱包。詹尼斯注意到了一些东西，念叨着她父亲的名字问了一些问题。这让查理感觉很不爽，就好像在街上跟一只陌生的狗走得太近一样。
在她探访的时候，查理碰到过几次，慢慢地，他们开始互相沟通、交流，逐步融入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当中，保持着护士和病患家属的关系，查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舒服了一些。他喜欢从医疗条件等方面给她解释技术问题，似乎她听进去了。她偶尔也会把小儿子带来一同探访，那男孩有自闭症，在查理看来非常脆弱。今晚，是詹尼斯独自一人守在这里。
“查尔斯？”那女人又开始说话，“查尔斯，你今天晚上是负责照顾我父亲的护士吗？”
查理不想跟她说话。他继续埋头往外走，装作没有听到，径直转进走廊进了另一个病房，等着她离开。查理在走廊尽头的房间翻找着所有病患的资料，将斯特克兰德先生的用药表格拿了出来。不，他当然不是斯特克兰德先生的当班护士，按规矩来说不是。他甚至都不应该出现在斯特克兰德先生的病房内。但是，斯特克兰德先生仍然在查理的动手范围内。他决定了，用胰岛素。
不像地高辛，胰岛素是一种激素，一种人体能自然产生的物质。在医院，它是通过输液袋慢慢滴入体内的。在身体里，它是通过一个粉红色的胰腺滴出来的。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是体内一种名字很奇怪的特殊胰岛细胞产生的。当查理还在护理学院上学的时候，那些从体外注入的给糖尿病患者使用的胰岛素都来自动物，比如猪、牛。通常情况下，一般都是给热狗当原材料的那些动物。他们经常在课堂上以此为乐，在一同经历过如此多常人无法忍受的课程内容后，他们总是喜欢收集这些令人作呕的段子。
胰岛素是控制体内含糖量的。如果体内胰岛素含量不够，那就是糖尿病；如果太多了，血糖就会猛降，造成低血糖。这不是毒药—你不可能因为吃了胰岛素而生病，胃液会像汉堡包一样把它们包裹起来，防止你的身体受到伤害。但是如果通过静脉注射，就会导致体内胰岛素含量过高。有的时候，这样的情况是人为故意造成的。
首先，你的嘴唇和指尖会逐渐出现刺痛，并渐渐麻木，继而是大脑。体内突然涌入的胰岛素会给胰岛细胞下达命令，使它们变得异常饥饿，会从各种渠道席卷你身体里所有的糖分。当血液中的糖分被消耗殆尽、一片荒芜的时候，你的四肢便陷入了极度的饥饿当中。人类只靠糖分和血氧工作的大脑也会跟着停止运作，这个时候人便会出现昏迷，神志不清。所以降糖药的偶尔误用会让很多人看起来像是喝醉了一样迷迷糊糊的，大脑一片空白，一阵晕眩，整个身体变得非常不稳定。根据不同的体质，人不是变得很暴躁就是头晕得无法忍受，继而整个胃部下坠，同样失去工作的能力，豆大的汗珠会从头皮渗出来，太阳穴突突地跳着，心脏胡乱地打着节拍，越来越快，视线变得越发模糊，然后一切就结束了，记忆陷入一片空白。
这整个过程其实不用很久，发生得很快。如果是个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太好的病人，或是已经因为镇静剂或麻醉剂陷入了深度昏迷的病人，那这些突发的改变和身体机能的逐步衰退是不会被人发现的。
胰岛素过量就像是化学元素诱导溺水。大脑确实是活活窒息而死的，瞳孔扩大，视线慢慢消失，直到生命之光完全消失殆尽。葡萄糖的移动会导致体内一系列其他的变化，这时候，人体就会开始抽搐了。
起初对胰岛素过量最为广泛的研究是由纳粹科学家着手的。在一些集中营里，孩子们的体内被注入胰岛素，用来测量他们对低血糖的耐受力，研究到底血糖含量最低能降到什么浓度。这些所谓的终结死亡实验为他们绘制出了一个钟形曲线，每一个体内注射过量胰岛素的人都会殊途同归。
故意过量使用胰岛素原本是一种治疗手段，目的是让病人陷入昏迷，故意诱导休克，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会让某些病人心理上出现的紊乱得到调整。这种治疗方法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瑞士，就在发现激素后不久。如同电击疗法一样，整个20世纪50年代，胰岛素休克疗法被用于治疗偏执型精神分裂，但后来因为大脑在挨饿的时候会产生一系列的副作用，包括暴力倾向和脑损伤，因此胰岛素疗法逐渐被停止使用了。
从胰岛素休克中逐渐恢复过来，就好像从溺水中生还一般，是否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伤害，完全取决于大脑供血或供氧不足的时长。如果大脑持续处于饥饿状态，会损害大脑皮层，致使大脑微观化学结构崩溃，整个大脑表面变得平滑，状态同神经退化性疾病患者的大脑无异。有的会出现帕金森病一样的症状，有的会出现运动皮层的损坏，导致无法活动，更有甚者会导致永久性智力障碍。
不过，当然了，最严重的影响还是死亡。唯一可以操控结果的诀窍就是用量的多少。
查理总是喜欢夜间的医院，没有多余的人，管理员、探病家属统统不在。礼品店也关门了，公共浴室也上锁了，大部分同事都下班了，那些平时为病人服务的各式机器，现在都在黄色的警戒线后面安静地待着。
头顶上方，荧光灯像霓虹灯一般发出轰鸣，自动售货机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喃喃回响，休息室里堆满了留着牙印儿的塑料杯子，沾着口红的弯曲吸管，还有被人吃剩下的迷你甜甜圈。有些护士整个晚上都在吃这种垃圾食品，但是查理从来不吃。他从来不在自己当班的时候吃东西，他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他一直盯着走廊看，等待着下半夜的到来，等待着斯特克兰德先生。他在系统里查了他的病历表格，煮完咖啡，又检查了一次，斯特克兰德先生还在那里。查理总是煮咖啡，有些人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他们只知道用咖啡，从来不补货，不过也无所谓，他总是在咖啡用完之前又重新添满。他看着护士站的护士们每天搅拌着那些咖啡，她们得到了他的帮助，对此如此依赖，却一无所知。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10毫升的注射器，将4安瓿剂量的胰岛素注入了斯特克兰德先生的输液袋内，然后将注射器和药瓶都扔到了利器盒里，走出病房直接在表格上签了字，下班回家了。尽管他从没机会见到斯特克兰德先生所经历的抽搐，但上下班的时间足够让他在脑海中想象这些了。
第二天他很早就上班了，还是9月22日。查理快速走到斯特克兰德先生的病房往里面看。那个男人，或是别的什么人，反正还躺在床上。他回到走廊检查表格，使用移动管理数据，尽量避开护士站的其他人。
当时是晚上7点05分，他轮岗的夜班才刚刚开始几分钟，但是他着实等不及了。他将药品推车送回护士站，准备交接班。
有些时候，查理没有耐心去处理这些细节问题，但是他今天做了。白班的护士将所有需要交接的细节都用不同颜色的笔画在了图标上，查理早就从系统里看到斯特克兰德先生的药物使用记录了。
那天早上，斯特克兰德先生像往常一样检查了血常规，做了血糖测试。实验室在测试的血液样品结果中没有看到一点儿葡萄糖含量，他们以为一定是检测的某个步骤出现了误差，因为一个人如果血糖含量为零是不可能还活着的。他们根本无法想象，斯特克兰德在过去的3个小时中一直处于极度低血糖的状态。随着早晨时间的流逝，当太阳完全升起的时候，斯特克兰德先生饱受饥饿的大脑已经开始慢慢吞噬他仅剩的那点儿生命了。
他的女儿是中午时分到的医院，这次同她一起来探病的是已经快成年的大儿子。查理以前见过这个男孩，而且每次在他探访的时候都尽量避免发生正面接触。很显然，他是第一个发现自己外祖父出现问题的人。
男孩发现斯特克兰德先生的胳膊发生了轻微的抽搐，这是人体最初的应激反应，而且是很难被发现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斯特克兰德先生体内的葡萄糖储备已经消耗殆尽，抽搐也逐渐扩散，直到全身都发生了严重的抽搐，即使对护士来说，看到一个男人在病床上如此严重地抽搐也是很可怕的。呼叫器大声鸣叫着，家属哭喊着寻求帮助，斯特克兰德好像触电了一般在床上不停地抖动着，这是他的脑叶在脉冲的刺激下发生的痉挛，护士一整天都在给他注入葡萄糖，但他还是一次次陷入病危。那个儿子指着那些昂贵的医疗设备吼道：“这些破机器都是用来干吗的？”
查理重新从系统里调出斯特克兰德的数据，又看了一遍，研究着他发病的规律和急救的时间。之后，查理又去了蛛网系统，打算寻找自己的下一个目标。这家伙可以活下去了，至少身体能存活下去了，他会一直留在萨默赛特。在这之后，查尔斯·库伦花了整整两星期的时间，终于用一剂地高辛在午夜时分将斯特克兰德先生干掉了，但是斯特克兰德先生的用药记录里是肯定无迹可寻的，蛛网系统记录里也没有查理的申领记录，整个系统也没有出现任何取消申领地高辛的记录。查理很在行的。
每一个病人的身体都会呈现出很多对生命造成威胁的不同症状，而病房中所使用的很多种药物也都有可能加速病情恶化。这些事情发生以后，他真正能记住的也就数得过来的那么几个。比如梅尔文·西姆科那样的病人，从5月开始入院，有四个孩子，是一个公司的经理。在入院的时候，查理给他使用了硝普钠，直到他的血液稀薄到毫无用处。还有一个叫克里斯托弗的吸毒者，来到重症监护病房的时候，他的大脑大部分已经死亡了。接着是菲利普·格雷格，貌似有人想要毒死他，但是就差那么一点儿剂量，杀人未遂，送到这边抢救来了。弗朗西斯·阿格达在查理给她注射过量胰岛素之后，血糖检测的图标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科瑞肯特的心脏则是跟斯特克兰德先生一样，在被注射过量地高辛后停止了跳动。
事实上，病人们的变化是难以预测且一直不会停止的，尤其是在重症监护病房。没有什么停止的理由，所以查理也不会让这些人保持不变的状态。唯一令人惊讶的就是，时间已经过去了16年，而这一切似乎还是如当初一样简单。
每一个案件都是从一个电话开始的，然后调度台派一辆车到达现场，穿制服的人们在事故发生的地点仔细检查尸体，有些事故在他们看来是自杀事件，他们管这叫“自杀性死亡”。如果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自杀事件，而他们又无从定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就将这些案子定为凶杀案。
每一具尸体都代表一起死亡事件，但并不是所有的死亡事件都有犯罪现场。一般情况下，非常年轻的受害者大多是事故死亡，而年纪很大的是自然死亡，其他剩下的那些人大多是被枪杀致死的—至少，在纽瓦克是这样。自杀并不总是看起来像自杀，比如一个人从一个住宅楼上呼啸而下，那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是他自己跳下来的，还是被人推下来的？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不会跳下来，他们会让自己的身体直接跌下来。拿出录像带检查过去的那些数据表格，你会发现，如果是枪击致死，而凶器还遗留在现场的话，那多半是自杀，无论有多少个弹孔遗留在现场；而躺在角落的尸体多半是被谋杀的；那些死在车上的尸体看起来总是特别糟糕；而出现在河中的弃尸则充满了神秘感。你总是可以从不同管辖范围内的警察口中听到各式各样的坊间传言，和大家最近正在办的案子。
值班警探在他24小时的当班时间内，无论接到什么案子都得展开调查。有的时候可能他很幸运，什么案子都没接到。当提姆·布劳恩还在纽瓦克的时候，有那么一个特殊的晚上，他一下接到了四个报警电话。就这几天的时间，似乎他对尸体有着格外的吸引力，像磁铁一样，招了一堆案子。局里当班的警察根据所有警探所在当值区块的分布图，将那些案件根据轻重缓急分配下去，只要有一个新的谋杀案发生，他们就会重新将所有的案件打乱顺序再排列一次。最上面的案子被他们称之为“红球”，每个人都想将这种案子尽快处理掉，一般这样的案子是享有最高优先权的。在纽瓦克，如果在提姆之前有其他新闻记者到达了现场，那这事儿一定是红球级别的案子。如果有个孩子或是市长的白痴儿子不小心涉及了一个案子，分类也肯定是红球级别。不过，这是可以改变的。红球只是一个临时代码，每一个当下最棘手的案件，可能很快就会变成被冷处理的案子；每个新发生的谋杀案都有可能在重新洗牌后替代它，被放到档案文件的最上端；每一具最新被发现的尸体也都有可能抢夺掉现在享有优先权的那一具；每个电话都有可能重置他们面前飞速转动的时钟。
提姆·布劳恩生平看到的第一具尸体是他在圣巴拿巴医疗中心做安全警卫的时候。他的家乡在新泽西的利文斯顿。那时候的提姆还是个少年，生命充满了活力，好像什么事儿都伤害不了他。对他来说，那些上了年纪的尸体不算是真的尸体—他们不过是匿名者的躯壳，偶尔过来一个可爱的护士问询时，“大提姆”总会以此为谈资跟她聊一聊。第一个让提姆在意的尸体出现得很晚，当时他已经当上了巡逻警察，作为一名新人，每天穿着制服随时等待着响应调度台的召唤。那天，发现尸体的是一个渔夫，他领着提姆穿过一片芦苇丛来到河边。那个躺在泥里的家伙穿着很普通的衣服，钱包和鞋都在。如果不是脖子上那条划过的红线和他弯曲得好像诡异的微笑一般的苍白脊骨，这具尸体看上去还算是正常的。他是受害者（victim），警察们习惯性地叫着单音节的缩写“vic.”。在外人听来，这些执法者或许有些过于粗鲁了，不够尊重死者，但其实所有关于死亡的官方用语都是冷漠的，大家故意这样做，以便可以更加专业，不掺杂个人感情地处理案件。看得太多，如果掺杂了过多的私人感情，那工作就没法进行了。不过，对于还是新人的提姆来说，他还没有学到这一点。那个秋天，提姆参加了考试，被调职到了纽瓦克，开始了在凶杀重案组的职业生涯。
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纽瓦克似乎是谋杀案件最频繁的地方，被《时代》杂志称之为“美国最危险的城市”，而且在所有人眼中，也是最腐败最肮脏的地方。如果你在埃塞克斯郡的检察官办公室当一名侦探，那么你就会明白，侦探不仅仅是个职业，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配枪，崭新的制服，永远营业的警察夜店……提姆总是想象着自己最终将坏蛋绳之以法的那一刻，就像自己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所梦想的一样，就像他的父亲在利文斯顿当警察时所做的一样。起初提姆总是一直在工作，他从来不回家，每天昏天黑地地参加各种派对，沉迷于肾上腺素带给他的快感当中，无法自拔。侦探就像是可以配枪的摇滚明星，警徽给了你很多别人没有的特殊权利，自然就会出现不少滥用职权的机会。在安静的夜晚，提姆总是会在车上多准备一把手枪，多放一盒子弹，但通常在太阳升起之前就都用完了。他的婚姻生活开始变得让人难以忍耐，轮班就像指针在时钟上一天一天地转一样，酒精让这一切变得十分模糊，直到有一天，这一切淹没了他，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埃塞克斯郡检察官办公室只有10个警探，但是要负责每年将近400个报警电话。布劳恩在打一场游击战，在这场战役中，所有的平民都变成了潜在的敌人。开始的时候，这一切都很好玩，但就像大多数侦探一样，提姆发现想要将自己的私人生活从这个暴力的世界中完全剥离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纽瓦克是个很残酷的地方，在利文斯顿，每次就算是骂了一个普通民众，都会接到投诉；而在纽瓦克，那里的人们会因为没被暴揍一顿就侥幸逃脱而心存感激，那些偶然成功上报的投诉也会被当成不必要的噪音，在还没有来得及处理之前就被成堆的新案件淹没了。提姆在这份工作中学会了不少东西，算是尽职尽责地付出了几年的辛苦，混了几块奖牌。他知道无论尸体是出现在河边还是铁轨上，抑或躺倒在角落，100个案件里有99个案子都是由毒品引起、由枪结束的。他知道当打电话通知一个母亲她儿子的死讯时，只要她停止了哭泣，就该伸手要可以获得的赔偿金了。提姆搞不懂为什么他们都知道国家会给受害者家属支付赔偿金，也并不理解这个体制的原因，反正，这些钱确实成功地让他们摆脱了悲伤，不再关注此事。也是在100个案件里面，有99个案子的受害者家属从来不会给他留下的手机号打电话，没人来询问：“你抓住坏人了吗？”他确实搞不懂，纽瓦克的体制是如何让这些母亲接受她们孩子的暴力死亡或是入狱劳改的，他觉得她们就是不关心这件事。“那，如果他们不关心，我还需要关心吗？”这儿真是糟糕透了，每一天都会死很多孩子，在未来，还有更多的等着他。不过只要过一阵子，就再也没有人去在意哪些人是坏人了。
有这样一个具体的案件，标志着提姆职业生涯的结束。开始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不同寻常的案子，虽然罪案发生在街头，却不是街头犯罪。因受害者是一个中产阶级白人，且有一个在州警局任职的侄子，所以此案件可能会升级为红球级别。这位叫乙基·杜里埃的50岁老者是个受人尊敬的护士，被枪杀在纽瓦克富人区的街边。一个清晨锻炼的慢跑者经过时在雪地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她的钱包就扔在她身旁，没有被人动过的痕迹。整个案件没有目击者，没有线索，没有嫌疑人，除了子弹以外，什么可查的东西都没留下。提姆接到了这个报警电话，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冷血现实版本的《谁是真凶》。找到射出这枚子弹的手枪，花了提姆整整一年的时间，而将这把枪同一个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保险诈骗案联系在一起，又花了他6个月的时间。在当地医院的急诊室里，有人将那些特殊病人的信息偷偷卖给当地那些投机取巧的堕落律师，而这些律师当中有很多人在纽瓦克有些小小的权力。如此看来，这起关于杜里埃护士的谋杀案仅仅是为了封口而进行的一次杀鸡儆猴般的打击。提姆的上司告诉他不要插手这个案子，当他不顾警告执意要进行调查的时候，他就被暂时调职离开凶杀重案组，被扔到了提姆平时称之为“橡胶炮队”的地方，为地方法院工作。
慢慢地，他才逐渐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除非提姆不想要自己的退休金了，否则这种冷门的案子最好保持冷处理，不要轻易插手。但不知怎么的，杜里埃的这个案子有什么地方触动了他，就好像第一次见证谋杀案时给他带来的冲击一样。提姆离受害者的家属太近了，近到他开始不惜亲自暗中调查杀害她的凶手。他曾经一直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让杜里埃的灵魂得到安息，为她伸张正义；然而他工作的真谛，就像他现在才理解的那样，其实不过是为强权服务。他可以在街上当巡警，管那些在街上胡乱作为的小屁孩儿，但他绝对不能跟强权作斗争。杜里埃的灵魂现在还在外面飘荡，偶尔出现在他的视野范围内，模糊他的双眼。她不是个“vic.”，而是个穿着被鲜血浸染的护士制服、被人枪杀的女人，就站在他的良心之上，看着他。很快，她就从一个虚幻的形象变得具象，蔓延到了他的现实生活当中，好像是一小块香烟烧过的疤，出现在他的胳膊上；然后随着时间的逝去，逐渐扩散，将他整个吞噬，完全覆盖。从上次戒酒算起，他已经有10年没有喝过了。提姆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但现在，他又开始拿起了酒杯，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陪老婆劳伦和儿子康纳上，花在了思考、祈祷上。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纽瓦克。
在花园之州的沥青大道上行驶了30分钟，天色渐黑，道路变得愈加顺畅。从140a的出口下高速，就会来到us22大道上，直通新泽西州萨默赛特郡的萨默维尔。在那里，房子上没有帮派们用喷漆胡乱涂鸦的痕迹，一个个整齐而洁净的房子有序地排列着，门廊前插着美国的国旗。在那个充满历史痕迹的城市广场对面，是刚刚建好的闪闪发光的州检察院办公室。萨默赛特郡是整个新泽西州最富有的地方—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排行榜上位居第四。这是每个人在即将到达领取退休金的终点之前，都愿意慢慢踩下刹车，缓缓停止前进的脚步，最终停留的地方。
萨默赛特郡的凶杀重案组提供的工作有着更高的工资、更少的工作时段，也不再像之前那么危险。他有一个带门的独立办公室和一个放着铭牌软垫的桌子。他将所有私底下没有处理完的案子都放到壁橱的最顶端，他告诉自己，杜里埃护士的灵魂一定会理解自己的。已经步入42岁的提姆告诉自己，可能是时候放慢脚步，停下曾经坚持的一切了。
电话是2003年10月3日打来的，那是个周五，打电话的是萨默赛特郡的检察官韦恩·福雷斯特。布劳恩捂着话筒琢磨着自己目前面临的选择。在他看来，这次的“vic.”可能是个政界黑客，或是跟有钱人有所关联，要不就是个线人，所以当局才会这么耍着警察们团团转。一个人死在了医院，他们给警察打电话，这种事就足以引起萨默维尔的一片骚动了。找到所有的联系，将它们串在一起才是关键，这跟纽瓦克发生的那些频繁谋杀案可不一样，这里的案子都是经过仔细思考后的细活，调查的工作至少得持续到提姆领退休金的时候了。
作为警官，布劳恩的工作就是将所有重大犯罪案件分配下去，并且监督手下的警探们完成破案的工作。他看着记录工作的白板，带颜色的编码完成后被抹去的痕迹表明此案一直在跟进中，所有人都在随时轮岗待命，等待着案件的进一步发展。年轻的丹尼·鲍德温是新来的，留守局里，相对来说，工作内容很简单。丹尼·鲍德温是个很难让人忽略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作为前后卫球员的他顶着一个剃得干干净净的光头，还有他下巴底下同锁骨齐平的层次分明的发达肌肉，还因为他是萨默赛特郡警察局唯一的黑人警官。身高6.5英尺、体重250磅的身形彰显着勃勃的野心，浑身的肌肉都颤抖着，显示出力量。提姆第一次遇到他是还在纽瓦克任职的时候，作为埃塞克斯凶杀重案组为数不多的美籍黑人，丹尼因侦破车辆盗窃案件的优秀表现而小有名气。他比提姆小10岁，但作为一名新入职的警探，绝对算得上经验丰富的高级警察了。丹尼是个好警察，换句话说，他是真的用心在办案，而不是将它们草率归档了事。当他听说丹尼要找个新的工作环境、打算做出点儿改变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努力游说他进了萨默赛特郡的警察局。
丹尼在萨默赛特郡才干了6个月的时间，除了几个抢劫银行的案子以外，大部分时间都相对安静，无所事事。他之前在其他郡工作的时候，干了不少事儿，帮了不少忙。那个时候他利用以前一些联邦调查局的老关系，给自己找卧底的工作干，在南卡罗来纳州办了一些雇凶杀人的案子，还帮助莫里斯郡的检察官迈克尔·罗博纳齐奥解决了一起高水平的谋杀案。但是，自从到了萨默维尔，他还没有机会接触一起凶杀案。提姆原来在纽瓦克的时候，跟丹尼合作办过很多案子，他知道要解决自己堆在桌子上的这些麻烦事儿，丹尼是个很不错的人选。布劳恩在下班的时候，去丹尼的家找他，地址是从检察官福雷斯特那里问到的。“这家伙死在医院里了，去查查，好吗？”提姆说道，“去看他们尸检，让他们多加加班，用点强硬的手段对付他们。”
丹尼本来要同自己的妻子金伯利相约去参加一场婚礼，但他实在是无法拒绝到手的案子。提姆已经对这个从纽瓦克转来的光辉人物，这个曾经赢得无数良好口碑、与大家邋遢的传统穿衣风格格格不入、每天西装笔挺的家伙备感不爽了。无论自己答应过什么，丹尼也绝对不能将到萨默赛特郡以来接手的第一件凶杀案拱手让人。
周六早晨，丹尼·鲍德温从医检办公室出来。他看了尸检的全过程，开车回到萨默赛特郡检察官办公室，坐在工位前填好了立案的表格，将所有的相关资料装订在一起，然后在车上打电话给提姆。死者是一个叫麦金利·克鲁斯的年长黑人男子。从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起普通的死亡案件，没有什么太多的疑点。
“实在有点儿浪费时间。”丹尼解释道。这不仅仅是他的看法，州验尸官诺比·曼博医生也是这么认为的：一起自然死亡案件。既然检察官打电话让他们调查此案了，那还是迫于上级压力应该调查一下的，他们让实验室做了相关的检测，送回来的时候，结果显示一切正常，就是一起自然死亡案件。
“嗯，这人什么来头？”肯定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要不上面不会这么施压，再怎么说也是个重要人物，“他看起来像谁吗？”
丹尼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实在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家伙上岁数了，是个黑人，看起来本身就是个病人。事实上，看起来就像个死人。曼博医生也肯定了这一看法。布劳恩不得不打电话给检察官，他真是不敢相信好不容易等来的新案子居然是这么个结果。布劳恩一边打电话，一边思忖着是不是还有机会回家收拾行囊，去乡下的湖边小屋度假，看落叶慢慢在地里腐烂。
四天之后，福雷斯特检察官又一次打来了电话。让提姆和丹尼·鲍德温去街尾的萨默赛特医疗中心报到，这里算是镇子上雇员最多的大户了。一个世纪以来，源源不断的捐款和稳定的利润收入让这里不断地翻新、扩大，从一个小小的黑色建筑物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有着古典风格的大公司。在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提姆和丹尼都没能从这眼花缭乱的建筑风格中收回自己左顾右盼的眼神。直到他们进入会议室，看见所有重量级的人物都聚集在那里的时候才意识到，这次接到的不是个普通的电话。一定同提姆想的一样：我的天啊，这次死的这个家伙一定是个顶级的重要人物。
最先站起来的是一个律师，他介绍说自己是保罗·尼托里，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的法律顾问。他是个白人，剪着上百美元的发型，戴着一条有矢车菊图案的蓝色领带，是那种你在美国公告牌上经常会看见的家伙。他首先对警探们的到来表示了感谢，继而开始解释这一切。他介绍此事的方式很圆滑，而且说医疗中心并没有上报一起谋杀案，起码事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在过去的5个月内，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经历了5次“无法解释的重症监护病患离奇死亡事件”。就在上周五，重症监护病房发生了第六起相同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医院不得不报告当局，通知检察官办公室了。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的高级副总裁威廉·科尔斯医生宣读了这些名字：5月28日，约瑟夫·雷曼先生；6月4日，弗朗西斯·凯恩夫人；6月16日，韩金庚夫人；6月28日，弗劳伦·盖尔牧师；8月27日，弗兰西斯·阿格达女士。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人是麦金利·克鲁斯，刚刚死于四天前。就是在他死后，医疗中心的人打电话上报了此事，而当局派出了丹尼去太平间参与尸检。
科尔斯医生似乎在很小心地注意着自己的措辞，尽量避免过多地放入因果句。这6个病人所涉及的案件都“无法解释，得出异常的实验检测结果，出现威胁生命的发病症状”。这6个病人现在已经死亡了，这些事件是否有所关联，科尔斯并没有给出观点，似乎他也不愿意多说些什么。不过医院显然已经开展了5个月的内部调查。这次的调查，据科尔斯所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切实的犯罪信息。在陈述完基本情况之后，科尔斯将6个病人简短且由很多专业技术性细节构成的医疗记录总结了出来。
在这些记录中，提姆看到了一些名字—有死者的姓名，以及一些被加重的笔迹，每个字母都大写的药品名称—胰岛素和葡萄糖。这些他原来都听说过，除此以外，还有个他没听说过的新名词—地高辛，是一种心脏病药物。剩下的不过是一些模糊的医学术语及常见单位了，比如立方厘米、毫克和微克。没有犯罪现场，没有凶器，甚至没有可供采集的指纹或污点证人，没有子弹，没有枪。他们确定真的有犯罪事实吗？提姆一直在笔记本上重复地画着问号，直到整个纸页都打起了褶。
坐定之后，毫无头绪的丹尼·鲍德温似乎要把自己的笔杆攥断了。
警探们用最快的速度走出了会议室。10月的阳光照在布劳恩贴了绿色车膜的玻璃窗上，提姆按开了车锁，滑进了驾驶座，感受着冰冷的皮座带来的一丝清醒。
提姆知道萨默赛特医疗中心在整个委员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里可是个赚钱的中心，是整个郡最大的雇佣公司，对当地政权也有很大的影响，毕竟前两任州参议员都是现任医疗中心的委员会成员，更有甚者，其中一个还是现在警察局局长的岳父大人。这里的麻烦事可是让检察官急得火烧眉毛，而让检察官坐立难安的麻烦事肯定也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压力。提姆等丹尼关上门之后才开始自己的抱怨：“这是什么情况？告诉你吧，与其用这种方式折磨我，还不如直接用最老套的方式给我一枪子儿，让我来个痛快的。”提姆在那些医生汇报的时候，压根儿没机会举起手来插句话，问个问题，他真想跟上司说“我跟丹尼是处理街头凶杀案的，干不来这个”。不过，潜意识里，他还是很想查这案子。
提姆转动钥匙，发动了车子，而丹尼怀抱一大摞从医院拿回来的案件资料靠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很明显，就算有犯罪事实发生，他们肯定也没法从这些文件中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医疗中心的人已经仔细研究过这些了。丹尼正烦心地咬着自己的腮帮子，他是负责这件案子的侦探，将萨默赛特医疗中心递过来的这些东西变得有所关联、有意义，是他的职责所在，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看他是不是能破这个案子。
但这些零碎的东西都是什么啊？数字，实验室检测结果，还有各种提姆和丹尼根本无法理解的表格。很显然，就算是最专业的实验室人员都没法用这些文件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受害者只是潜在的受害者，他们很有可能是自然死亡的。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们的身体没有明显的伤口，按照他们以往的办案步骤来推测，这压根儿就不是犯罪，他们只是医疗事故的受害者。不过大多数红球级别的案子都这样，跟在纽瓦克的时候一样。在提姆看来，这一切再明显不过了，肯定是萨默赛特医疗中心出了什么内部问题，这比接到一个无头公案还要糟糕，因为很有可能这压根儿就不是个案子。
丹尼从笔记本的杂乱记录中抬起头来，看着右侧的布里奇大街被抛在身后，琢磨着为什么提姆没有在上一个路口拐回警局去。“目前看来，基本上就是他们认为有人毒害医院的病患，可能是出于某种目的而故意为之，对吧？”
“而且他们似乎已经展开了5个月的内部调查。”提姆说道。
“那，干吗到了这会儿才打电话呢？”
“就是，他们本来早就应该给我们打电话了，为什么5个月前不通知我们呢？”
丹尼又低头扫视着自己的笔记本：“‘无法解释的事件’，他们是这么说的。4个胰岛素的，2个心脏病的。”丹尼翻着纸页，找出那个新学的单词—地高辛。
“地高辛，地高辛。”提姆重复着，来来回回就这一个词。他往右打轮，原地转了360°，直接驶向206大道。“地高辛是什么玩意儿？”
“你介意我问一下吗？咱们这是要去哪儿？”
“这儿，医药字典。”提姆说着将车驶入一个商场的狭小停车场内，将车滑进了宽松的消防车道。他将门打开走了下去。“好了，”他说着，“现在，我要问你，你是周五的时候接到的电话，3天后，我们就被叫到了这个快乐的火坑里，那么，从周五到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是哦。”
“是吧。”
“嗯，或许那些律师需要一个周末的时间来思考整个事件。”丹尼试图解释道，“也许，他们害怕了，被所发生的这一切吓着了。”
“嗯。”提姆认同道，他思考了一下，“你知道吗？我敢打赌，这帮浑蛋非常清楚到底是谁做了这一切。”
无论是不是红球级别的案件，在萨默赛特医疗中心没有上交所有相关文件之前，这案子就没法继续调查下去。尼托里律师答应尽快将所有内部调查之后得出的相关材料寄送给两位警探。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包裹就到了。在把包裹送到隔壁提姆的办公室之前，丹尼花了几分钟的时间琢磨了一下这里面的东西。
信封里只有几张单页传真记录的扫描件。警探们知道自己不能指望着收到一份完整的内部调查报告，但至少也应该比这几张破纸多一些啊。包括标题页在内，一共5页的记录，从页码来看，好像有一页纸还丢了。
“你看一下日期。”丹尼提醒道。
记录显示是2003年7月5日—差不多3个月之前了。
“这什么玩意儿？我以为他们的内部调查是才结束不久呢。”
这份记录是雷蒙德·弗雷明寄送来的，他是就职于西奥兰治法律公司的职员，外派到医疗中心做法律顾问。寄送的标题页这么写道：“回复：弗劳伦·盖尔牧师v萨默赛特医疗中心。”还有一个文件附在这张标题页的背面。
丹尼不认识这个律师，但他仔细看了一眼这个标题特殊的文件，尤其是放在两个名词短语中间的那个“v”。他知道律师们天生就喜欢较劲儿，不同的律师发送不同的信函也不是不可能，但将病人和医院的相关材料贴在标题页背面的这种反常做法还是挺有意思的。
根据标题页的信息来看，这个备忘录的收件人显示的是玛丽·劳德，那天早些时候他们在会上跟这个女人握过手，她和丹尼还互相交换了名片。从那时候起，玛丽·劳德就被指定为丹尼在医院的联系人了，只要警探们需要什么线索用以辅助调查工作，都直接找她来解决问题。提姆记得她是个很干练的中年女人，在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的职位名称很让人难忘，名片上印的是“风险经理”。很显然，这位风险经理也是弗雷明在医院的联络人。
亲爱的劳德女士：
随信附上一份与查尔斯·库伦的会面之后，我方总结的备忘录文件。
非常感谢您的合作。
您，真诚的
雷蒙德·弗雷明
“查尔斯·库伦？”提姆很疑惑，“他们提过这个名字吗？”
“下一页，”丹尼说着翻了翻备忘录，“这上面说他是个护士，在重症监护病房工作，曾经护理过其中一个受害者，那个牧师。”
“那他是嫌疑犯什么的？”
“倒也没这么说，事实上，这上面写的结果恰恰相反。”丹尼将整个备忘录翻到最后一页，“这上头写着：‘我们一致认为无论从记录上的显示来看，还是库伦先生本身的行为举止，都没有找到可疑的地方，无须将此事上报给当局处理。’”
“这‘我们’指的是谁？”
“玛丽·劳德和这个律师—”丹尼解释道，“弗雷明。很显然他们一起对这个库伦进行了问询。”
“7月14日，”提姆思考着，“10天以后，他们才写了这次会议的备忘录纪要。”
“没准他们花了10天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备忘录。”丹尼不以为然，“这帮家伙都是按小时收费的，这种糟心情况时有发生，不奇怪。”
“然后，过了两个月，他们才将这个给我们寄送过来。”提姆继续翻动着这些纸张，“那，其他的呢？就没有关于其他护士问询的备忘录了吗？”
丹尼也不知道。但是当天下午他安排了一个会议，那位同他开会的人应该能告诉他们这个问题的答案。
理论上来说，玛丽·劳德应该是他们这次调查的关键。劳德原来也是护士出身，经过不懈的努力一路升官，才到了如今这个地位，坐上了整个医院守门员的位置。她应该有能力将这些医院提供的专业数据化繁为简，用警探先生们可以理解的方式重新解释一番。唯一可能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她是否肯配合他们调查，丹尼需要的可不仅仅是她平时那副打官腔的模样和客套话，他需要玛丽·劳德打心眼里真的喜欢他，真的乐意跟他们合作。
丹尼在医院大门前停好车，迎着风整了整自己的领带，跟电梯口临时待岗的警察打了个招呼，沿着地毯走过两旁悬挂的很难看的艺术装饰画长廊，来到了走廊尽头。一个秘书正嚼着口香糖，她的电脑屏幕上的桌面是满屏的西施犬彩色涂鸦画。丹尼低头看了看她的胸牌“特鲁迪”。他走过去介绍了一下自己，用一种认真但不吓人、看起来并不是很有把握的方式表明了来意。
事后丹尼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玛丽·劳德看起来是个身材健壮的中老年妇女，白人，打扮得不是很华贵—非常符合她风险经理的头衔。她当时穿的是职业套裙，中性色调，长短与剪裁都很合适，显得她很聪明干练。她不是那种可以随意闲聊的对象，所以丹尼决定开门见山，直接从萨默赛特医疗中心律师处发来的会议备忘录开始。他从自己胸前的口袋掏出了那个传真，直接跳到他认为重要的段落。
“在这下面，嗯，因为盖尔牧师的去世，你和你们医院的律师弗雷明一起对一个叫查尔斯·库伦的护士进行了一次调查问询，对吗？”
“是，”玛丽答道，“我们调查了在病房里工作的所有护士。”
“好，好吧。”丹尼继续道，“那你最终究竟……”
“没有一个被审讯的人表现出异常或是参与过非法犯罪行为。”玛丽直接接下了话茬。
“我知道，”丹尼接着问，“那么，这个护士，库伦—你在问询他的时候发现了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吗？他有什么特殊的吗？有什么疑点或—”
“没有，没有。”玛丽打断他，“我们询问了所有在病房里工作的护士。”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相关备忘录或是采访的材料吗—你觉得我们可能会用得到的资料？”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玛丽说，“这种问题恐怕得直接咨询我们的驻院律师保罗·尼托里了。”
“好吧，好吧。”丹尼说道，“我们肯定也会找他谈的，这点我敢保证。那么关于这个护士，哦，库伦—”
“嗯。”
“你跟他说过话？”
“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负责的内部调查，所以像采访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们确实也问询了库伦先生。”
“关于他的问询主要是因为他曾经护理过的一位病人牵扯到了这几个事故当中了—那个牧师？”
“牧师盖尔，嗯，是的。”
“那么这个护士，查尔斯·库伦，他是负责牧师的专属护士吗？”
“这，嗯，是也不是，”玛丽犹豫了一下，“他们轮班负责的。”
“额，对不起，这……”
“哦，轮班看管病人。”玛丽解释道，“护士们每天晚上来轮岗的时候都会被分配到不同的病房去。在萨默赛特医疗中心接受护理的时间内，盖尔牧师被很多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护理过。”
“那也就是说库伦护士确实是盖尔的护士，对吗？”
“不，”玛丽说道，“在盖尔牧师出事的前一晚，查尔斯·库伦不是当晚应该负责他的护士。”
“哦，那好吧。”丹尼继续问道，“那……谁是？”
“我现在手头没有这个相关的信息，”劳德答道，“我只能事后查了再给你发过去。”
“嗯，好的，那麻烦啦。关于那个护士，盖尔的护士，你有关于调查他的备忘录吗？还是……”
“恐怕我没有那样的东西，”玛丽·劳德说，“我得去帮你查一查，如果找到了一并寄给你。”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次的谈话对于他来说其实算是毫无进展可言，但他知道不能将自己的沮丧表现出来，“还有一个问题，关于蛛网系统，或是叫什么别的……”丹尼重新翻找着备忘录，那个词上面也用问号圈了出来。
“蛛网系统，嗯，怎么了？”玛丽重复了一遍。
“那上面显示的是所有的药物申领情况，对吗？”
“蛛网电脑药物系统帮助查询跟踪每一种药物的库存和领取情况，通过这个系统可以直接记录所有病人的用药情况，方便结账，同时也会提醒药房何时需要补充库存。”
“这么说，你检查过所有记录了对吗？”
“是的。”玛丽答道。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是吗？”
“嗯，没什么异常。”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一份这些记录的扫描件，可以吗？我需要查看一下，从……哦……从病人发生异常的第一起事件开始，到最近一次，这段时间的所有记录。”
“哦。那我恐怕帮不到你了，这是不可能的。”玛丽肯定地答道，“很不走运，蛛网查询系统只会存储近30天内的记录。”
“那么……”
“是啊，的确。”
“好吧，”丹尼说道，“所以，这个护士并不是一个特别的调查对象，你们对他没有其他看法吗？”
“不不不，”玛丽慌忙解释着，“我们询问了整个病区所有病房的护士。不过，确实有那么一个人，你们可能应该再调查一下。”
丹尼同提姆在法院对面一家泰国餐厅吃午餐的时候，简要地将这次会面的内容跟他说了一遍。提姆在开口之前盯着那些拿着菜单进进出出的服务生出了好一阵神。“那么，劳德，她是在耍我们吗？还是什么情况？”
“她确实给了我们一个名字，一个叫爱德华·阿勒特的人。”
“是那个男护士吗？”
“另一个家伙，他偶尔会在受害者们的那层病房里上班，所以他有接触病人的许可权，劳德认为我们应该好好调查一下这个家伙。”
“他干吗的？”提姆问道。
“他就是那种专门过来为病人采血，准备化验的家伙……”丹尼低头翻着笔记回答道。
“哦，抽血师。”能说出这么专业的名词，提姆也被自己吓了一跳。
“嗯。你知道的，哈？”
“嘿，我原来可是在医院里当过驻院警察的。”提姆解释着，“上高中那会儿。”
“劳德说他们都很喜欢这个给人抽血的家伙。”
“他是嫌疑人吗？”提姆有点儿疑惑，“我记得他们说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啊。”
“玛丽·劳德告诉我‘阿勒特是你们想要调查的那种人’，她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她说为什么了吗？”
“可能这家伙跟医院有过什么过节，曾经发过牢骚吧。本地人，对养老金的制度好像有点儿不满，可能是公会的那点事儿。”
“那说他是嫌犯了吗？”
“只是说他挺可疑的，而且他同医院有过冲突。”丹尼继续从笔记上找有用的东西，“她的原话是：‘阿勒特很有可能要对这些不幸的事件负责任，很可能跟他有关系。’”
“嘿，挺好，没事儿。”提姆边说边记了下来，“很显然他们找不着什么可疑的人，所以就随便给我们推了一个过来。好的，我接着。还有别的吗？”
“目前没有了，就这些。”丹尼合上了本子，“我问过她关于他们寄送过来的那份备忘录，还有那个他们问询过的护士。”
“哦。那几张散页纸？”
“那次调查，一共有四页。”丹尼又开始翻之前的记录，一页一页地捻着纸边，“就那个他们说的男护士，查尔斯·库伦。”
“她说什么了？”
“她直接用阿勒特给我顶回来了。”
“那，关于库伦呢？”
“什么都没有，我觉得他可能不是这次调查的重点对象吧。”丹尼跟提姆说了蛛网系统的事儿，还说了关于只能储存最近30天记录的问题。“那往前回想这整件事儿，原因就很明显了，9月7日还是8日来着，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资料里只看到了克鲁斯先生的药物记录。”
唯一的问题在于，克鲁斯先生的尸检报告显示一切正常，根据曼博的分析显示，他属于自然死亡。
“好吧，这事儿太烦了。”提姆抱怨着，“那其他那些护士呢？我们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没有？”
“那个律师可能会有，反正劳德那儿什么也没有。”
“其他人的问询记录她那里一个都没有？他们不是说给所有人做了问询吗？起码我以为是这样的。”
“她连个屁都没有。”
提姆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又用叹气的形式给吐了出来：“那么，你现在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手头什么有用的都没有？”
“哦，不，我们有个阿勒特。”
这是丹尼的案子，但作为警长，提姆有责任领导其他人同他共同调查此案。更何况在处理这些标准程序上的步骤时，他比较挑剔，也喜欢亲力亲为。他首先在国家的汽车注册系统里过了一遍爱德华·阿勒特的名字，检查他登记的车辆和注册的驾驶执照。他找到了这家伙名下的车，但是没有发现什么重大的违章行为，所以，在从国家犯罪信息中心数据库中找他的前科之前，提姆将他登记的家庭地址和个人信息誊抄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不出他所料，爱德华·阿勒特的记录很清白，里面毫无线索可寻，看来此路不通。提姆又查了一下类似发音的其他拼写，或是可能有的昵称，但还是一无所获。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家伙就是一个拥有一辆车、从来没进过监狱的普通公民。接下来，提姆用自己的身份登录了新泽西州专门用来查询犯罪的司法数据库，这里面记载了所有新泽西州司法系统处理过的案件。提姆从这里面经常可以得到爆料的信息—就算他们从来没做过什么越界的事儿，那些坏人或多或少也在司法机构的正常秩序里搅过浑水，或多或少用各种方式留下点儿痕迹。有时候他们是证人，有时候是受害者，还有时候是被宣判无罪当庭释放的潜在嫌疑犯。但是，阿勒特啊阿勒特，返回的信息再一次显示了阿勒特的清白，这家伙干干净净，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个抽血的家伙看来不是什么线索，死路一条。提姆愣神儿坐了一会儿。一个红球级别的案件正在他的桌子上火急火燎地催命，他却毫无线索，不知从何查起。今晚，他们要约定一次问询，找这个叫阿勒特的家伙谈谈，他们打算蹲在他家门口堵他，约见明天白天谈一次话。就这样吧，布劳恩咒骂了一句“爱谁谁了”，接着他将笔记本翻到了新的一页，在数据库的搜索框里输入了“查尔斯·库伦”的名字。
国内汽车注册系统里显示的结果是查尔斯·库伦名下有一辆淡蓝色福特护卫者旅行车和一个还在有效期内可使用的驾照。国家犯罪信息中心数据库的查询结果有两条关于他的信息：一次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帕尔默，记录显示是刑事犯罪；还有一次是在南卡罗来纳州酒后驾驶，根据两个记录的时间显示，都是发生在10年前的老案子了。库伦没有枪支持有记录，没有注册过宠物，甚至10年来一张超速罚单都没有。
在他合上自己的本子之前，似乎所有线索还是一盘散沙，有不少松散的线索，等待着他规整到一起，串联到一块儿。提姆从查询的终端机前站起身，走回了自己的桌前，拿起电话，按下411，查询拨通了宾夕法尼亚州帕尔默地区警局的电话。
提姆介绍自己是来自新泽西州萨默赛特郡的凶杀重案组警探，特来问询一些案子的记录，请接线员帮他转接档案局。电话另一头的女声笑着告诉他：“不，我们可没有那个，这里只有我！”提姆思忖着，哦，真好，赶上巴尼·费佛了。他继续解释着自己的来意，希望可以调查一起1993年的案子，那家伙在帕尔默惹了点儿麻烦，他需要调查一下这个人的背景以及当时的记录，不知她是否可以好心帮忙找一找。
“稍等一下。”那个女士放下电话。提姆可以听到敲击桌面的声音，继而从那边又传来很大的噪音，好像是有人打开了一个巨大的金属柜，拉开了其中一个抽屉，然后又关上了。几分钟以后，她重新拿起了电话，说道：“嗯，在这儿呢，一个黄色外封的档案袋。”
她在那些档案中确实找到了一个叫查尔斯·库伦的人，出生日期是1960年2月22日。1993年3月的时候，在帕尔默因为骚扰和非法入侵被逮捕，后来撤诉了，罪名没成立。布劳恩刚打算开口说谢谢，就被她的话打断了：“哦！还有，这还有个贴在上面的便签，你想要这个吗？”
这种贴上去的便签笔记表明也就是几个月前肯定有州际的其他警察也调取过这份档案。那下面还有一些标注，“哦，这是什么字儿？”她自言自语地念叨了出来。
这个对于她来说备感陌生的词被布劳恩认了出来。
地高辛。
紧接着，丹尼给宾夕法尼亚州的警局打了一个电话过去，在州警察罗伯特·伊根通过多方渠道帮他们查询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示意性地对提姆点了点头。6年前，在伊斯顿医院的一次病人的可疑死亡事件中，血检报告里面检测到了异常含量的地高辛。很显然在案件发生的那段时间，这个叫查尔斯·库伦的护士刚好在伊斯顿医院就职。几年之后，有人展开了一起案件的调查，宾夕法尼亚州的警察重新调出了他的档案。就是它了。这份调查已经被弃置许久，因为州警察没有在库伦身上查出任何疑点或找到任何破绽。丹尼得知这一切的时候，激动得快撞墙了。在克制住自己之后，他一边向州警察罗伯特道谢，一边用力地踢着桌子，尽量让自己在挂电话之前保持足够的平静。地高辛！哈，这是什么概率？布劳恩听说这一切的时候也确实无话可说了。要不这就是整个凶杀重案组经历的最夸张的巧合，要不就是有人在跟他们耍心眼。但是，究竟是谁，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他现在确实一无所知。
丹尼·鲍德温手里的名单上列着6个查尔斯·库伦曾经供职过的地方，很显然，这个数字一直都在增长。名单上大多都是位于新泽西和北宾夕法尼亚州的医疗中心，就职时间出现了偶然的重叠—丹尼试图按时间顺序将这些排列起来，但很显然手头掌握的信息还不够。丹尼坐在提姆的办公室里，和他一起翻找着手头掌握的所有信息，试图从里面捋出点儿顺序来。就丹尼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库伦的职业生涯始于1987年，地点是位于新泽西州利文斯顿的圣巴拿巴医学中心。
“圣巴拿巴？”提姆问道，“你丫逗我吧。”这家伙的第一份护理工作刚好与提姆·布劳恩的第一份安保工作在同一个地方。布劳恩笑了笑：“你接着打电话，我去处理这个。”说着，他拿起大衣走了出去。
从萨默维尔开车穿越群山，沿着郊区的主干道一直开过一片连在一起的住宅区—每家宅邸的大门都开在道路的两侧，门廊上堆满了死气沉沉的玩物，山顶那些房子都是用钱堆出来的，到处都是给那些山寨庄园的防盗报警器做广告的大牌子—就是圣巴拿巴医学中心了，它介于高地和平坦的郊区之间，差不多处在半山腰。刚刚驶过老旧的游泳俱乐部，就能看见它了。提姆原来在医院上班的时候，喜欢在这里停车，这里的样子跟他记忆中的不太一样。他将车慢慢驶入停车场的时候，感觉到一阵阵忧郁伴随着麻木所带来的刺痛向自己袭来。自上一次来这里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还在上高中的提姆在圣巴拿巴做兼职，只在晚上和假日的时候上班，开着他那辆昵称叫四轮熊的1963年雪佛兰敞篷跑车从母亲家出发去医院。毕业的时候，他用自己攒下来的全部存款买了一辆崭新的1978年福特野马—午夜蓝，很棒的一辆车，但也确实花了他太多钱，这个礼物让他挥霍得不管不顾，连未来都不考虑了。提姆在卫斯理学院的秋季学期入学，在那里他还开启了自己踢足球的生涯，甚至在跟宾州州立大学比赛之后，还荣获了当周最佳防守球员的称号，不仅如此，传奇教练乔·帕特诺还亲自给他发来了祝贺。不过，最终卫斯理学院还是没成为他坚持下去的梦想。提姆在学院就读一年之后就拥有了一枚真正的警徽，在所有这一切忙碌的生活之外，他还一直坚持在医院做兼职。
在圣巴拿巴，提姆只是个入门级的新手，穿着租来的制服，还没有配枪。不过，尽管如此，驻院警察蓝色的制服和铁质的徽章依旧是权力的象征，就像护士们的工作服和医生的白大褂一样代表着自己的身份。那时，提姆就很吃惊地发现，原来穿制服的人可以得到的特权是那么超乎想象。
他开着自己的福特皇冠维多利亚警车穿过污渍斑斑的警卫亭—他曾经也在那里收过停车费。眼前这座建筑物陌生得让人吃惊，那个提姆曾经无比熟悉的圣巴拿巴应该已经被深埋在建筑的最下面了。过去的6年时光里，圣巴拿巴花费了5亿美元进行重装，风险评测达到了aaa级建筑，跟赌命和上税一样安全得毫无顾虑可言。
可以看出来这里新添了很多病区、附属建筑和办公区，除此以外还多修了一个肥胖治疗中心和一个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脑海中残存的记忆突然让提姆备感苍老，他停下脚步看了看新修的露台，装修风格有点迪斯尼乐园的味道，是那些护士休闲抽烟的好去处。如果你不知道其他什么好地方，那在这里停下手头的工作喝杯咖啡还是很令人愉悦的。提姆的儿子在这里出生，而提姆也差点儿将这里当作自己职业生涯的终点，终日看着那些护士穿着一次性的绿色工服忙着手头的工作。每个人的生命都将在这里画上句号，或早或晚，迟早的事儿。
那个他记忆深处的高大烟囱还立在原地，不过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冒过烟了。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法确定当初修建停机坪的具体位置在哪儿了。当初海岸警卫队的潜水员们都是直接坐飞机来圣巴拿巴的，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高压氧舱，还是整个州唯一一个拥有烧伤病房的医院。每一次想到这儿，提姆心中都充满了骄傲，那时还是个孩子的他会向那些军事飞行员恭敬地敬礼。
提姆来这里是为了查看当时查尔斯·库伦工作的时候留下的人事档案，希望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关于这家伙的蛛丝马迹。这次的调查跟钓鱼似的，他盲目地收集来自各处的信息，不过，一般的调查工作确实也只能这么开展下去。他觉得医院应该没有胆量跟一位凶杀重案组的警探较劲儿，更何况他们的前任雇员现在变成了一起案件的重要嫌犯。如果联系人事部，那还没等他来得及开口问什么问题，就会直接被转交到驻院律师那里。如果医院想要试图隐瞒什么不让提姆知道，那很显然，这些信息恰恰就是提姆所需要的。
提姆想要找人帮个忙，起码想尝试着走个后门。他找来一名退休之后在圣巴拿巴保安部工作的前任警察，希望能帮忙调一下档案，无论什么信息，只要是关于查尔斯·库伦的就可以。提姆简要地将自己现在调查的案子跟他说了一遍。通常情况下，警察跟警察之间还是比走官方程序来得更靠谱一些。提姆并不确定现在这种情境下规则是否还适用，毕竟这个前任警察现在效力的公司可给他发着6位数的高薪。提姆希望可以拿到所有关于库伦在圣巴拿巴的相关资料。
前台的一个马尼拉纸质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提姆直到冲好了一杯咖啡，坐在桌前的时候，才翻开这个长达22页的资料。那里面有库伦的护理执照的复印件和接种疫苗的记录。剩下的都是一些零零散散的病例，名字已经被涂黑，有一些纸张上有人用签字笔写下了一些不太正规的随笔。他才眯着眼睛读了几行字，就直接拿着整摞文件去了丹尼的办公室。
提姆将这些文件扔到了丹尼面前：“你看过这些东西吗？”
丹尼大概翻了翻，翻到整个文档的最后一页，然后又从头读了一下，说道：“哇！看起来像是谁写的‘观后感’。”
“嗯，是的。”提姆说道，“起码有一部分是。这到底是谁归的档？”
整个档案看起来相当凌乱，而且残缺不全，几乎就是碎片堆起来的，有很多东西他们压根儿就没有相关记录。实在是很奇怪，这东西得有10年以上了。看来，查尔斯·库伦在圣巴拿巴的工作记录在存档之前被人好好整理了一番。有意义的东西全都没有了，缺失了不少细节，尤其是对于一个可能存在犯罪行为的案子来说，几乎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可用。
就算他们能读懂上面凌乱的笔记，琢磨出医疗用语的简写，但上面有意义的东西也没有多少。文件压根儿没有提及关于库伦在圣巴拿巴就任最后一年时，那起陷害事件的任何内部调查记录。在这个潦草的影印报告里，有一半以上都是关于查理没有按规定填写领药单子的，其中还包括一些处方药。还有他误用输液袋，反复关闭一位重症病人的呼吸机和擅自给病人开胰岛素的记录。尽管他们看不见具体的记录明细，尽管圣巴拿巴医疗中心肯定没有意识到到底是什么状况，但可以肯定的是，查尔斯·库伦作为杀手的职业生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库伦的这些错误从表面上看来还没有严重到需要被上报给州护理委员会或健康服务中心的有关部门那里去，他们只是简单地将他从本院的医疗系统中清理出去了而已。几年之后，医院进行了从内到外的翻新工作，所有当时调查的书面记录，作为证物被污染的输液袋和装满几个抽屉的有价值的笔记—都被清理一空。甚至连当时的金属储药柜都被移走了。唯一能表明曾经开展过相关调查的，就是油毡地毯上储物柜留下的那块锈迹斑斑的污渍。
丹尼·鲍德温第二天早上就驱车出城回到了利文斯顿，找到了医疗保健服务中心的人事部办公室主管艾格丽塔·海切尔，圣巴拿巴所有的员工资料都可以从她这里找到。海切尔跟查尔斯·库伦并不认识，但她确实对库伦工作中发生过的那些失误有所耳闻，还听说其中几个错误情节很严重。从记录中可以查到，1991年3月14日，医院的主管曾经给她手写过一张便条：“深切关注：查尔斯的双重用药错误。”她认为库伦对此类错误“毫不在意，根本不把这些关系到病人安危的错误放在心上”。
丹尼让海切尔就“双重用药错误”给出一个再具体些的解释—是说在给病人送药的时候，连着两次送错同一种药吗？海切尔说她也不知道，而且文件记录中也没有进一步更加详细的解释了。只要是文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细节通通都找不到了。丹尼只得到了一个骨架，但上面空空荡荡，没有硬货。海切尔不知道文件剩余的部分去哪儿了，不过她猜测应该是被销毁了。丹尼觉得海切尔夫人可能说的是实话，毕竟这些文件已经是10年前的了，但是，既然已经留下了一部分零散的记录，干吗不干脆都留下呢？
根据州政府的记录，库伦在圣巴拿巴的工作结束之后去了新泽西州菲利普斯堡镇的沃伦医院。提姆打电话给沃伦医院人力资源的秘书处，留下一条信息。当天下午，一位沃伦医院的高级管理人员回了电话，声称医院找不到关于库伦先生的任何记录。提姆愤怒地甩下一句“让他们等法院传票的通知”，便砰的一声挂了电话。一个小时之后，沃伦的院方律师打来电话，告诉他们有关查尔斯·库伦先生的所有记录都已经被销毁了。与此同时，在另一间办公室内，丹尼正在跟亨特医院打电话，但是很显然从他们的人力资源那里依旧一无所获，也是死路一条。几分钟后，亨特医院还特意发来传真确认此事。
“亨特医院说他们的所有文件都储存在一个专门的归档公司里，”丹尼接着说，“但是他们问了那个归档公司，说是关于查尔斯·库伦的文件都找不到了。”
“玩真的啊！”提姆在桌前转着笔靠在椅子上琢磨这事儿，“这么说他们给毁了？”
“找不到了，他们就这么说的。库伦的文件就是丢了。”
“丢了，我太明白了，这是玩什么把戏呢？用这种屁话糊弄我们。”
在新泽西的名单上，只剩下一家医院了：默里森纪念医院。提姆拿起了电话，这次直接要的是前任雇员资料，说是要做一次背景调查，压根儿没有提凶杀案调查的事情，而默里森也没有说库伦的文件丢失或损毁了。他跟医院约好了时间，直接开车去北部亲自领取这些文件，打算事后直接跟丹尼顺道去萨默赛特医疗中心，找他们的法律顾问继续探讨此事。
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的内部调查现在全部移交给保罗·尼托里负责，他们曾经在听证会上见过这个律师。9月19日，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的管理层委托尼托里的公司处理此事，而这时已经是在胰岛素事件之后，第五个病人弗兰西斯·阿格达出事儿以后了。萨默赛特在请他们提供法律帮助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将此事上报给健康部门。除了对尼托里的公司有所耳闻以外，提姆对他本人一无所知，这家伙原来一直是埃塞克斯郡的助理检察官。纽瓦克的同行们之前给他提过醒，尼托里这个家伙很聪明，但是也很刻板，而且特别熟知在调查凶杀案件的时候需要哪些证据来使罪名成立。布劳恩和鲍德温非常希望这个前任助理检察官可以成为他们手中的王牌，尤其是基于他们现在已经挖掘出来的这些关于查尔斯·库伦的信息。
尼托里在他秘书的桌前迎接两位警探的到来。他50多岁，身板很宽厚，长着一头有钱人一样花白但整齐的银发，身着深色西服，系着有复活节彩蛋图案的领带。丹尼跟着尼托里走向他办公室时，一直从上面精致的衣服打量到下面精致燕尾雕花的皮鞋。走进尼托里那个配备着常见皮制家具的办公室后，他将他们介绍给自己的私家侦探。那个笨重的家伙叫洛克·法希朵，在尼托里绕到办公桌后坐下来时，他站到尼托里身边，双臂交叉紧紧环抱在胸前。尼托里的笔记、采访记录以及重症监护病房所有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会为他们的调查带来质的飞跃，节省不少时间，他们再也不需要重新走访所有老地方挖掘信息了。萨默赛特郡医学中心的内部调查时间跨度长达5个月，提姆觉得时间长得已经足够让他们用心去研究所有的调查细节了。除去医院的所有繁文缛节，提姆想着应该能抱回几箱子原始数据的备份文件。
但是，后来提姆·布劳恩回忆此事的时候，提到尼托里似乎下定决心要坚持听证会得出的观点。他说自己和公司的私人侦探洛克已经非常认真地调查了所有发生的事件，确实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嫌犯。尼托里还告诉他们，最终的报告他们还没有完成，因为院方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在他们刚刚意识到这件事情可能牵扯到刑事犯罪的时候，就不敢耽误，立刻联系了检察官办公室，所以还没来得及给出结论。
“那你对那些护士的问询情况怎么样？”提姆问道，“得到有用的信息没有？”
“我们现在什么报告都没有完成呢！”尼托里回答道。
“你有当时采访的录音，或是……”
尼托里快速地摇着头：“这些都是非正式的调查，我们没录音。”
“好，无所谓，那有没有什么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提姆还是没有放弃，“普通的纸片，随手写的纸条，只要是关于那些调查的，或是—”
“我们没人记笔记。”尼托里打断了他的话。
提姆眨了眨眼：“没有笔记。”他重复着这句话，跟丹尼互相交换了个眼色。
“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写下来。”尼托里说。
“那人名和联系方式呢？”丹尼问道，“那些员工的。你肯定有，所以我们就没必要再做无用功了。”
尼托里看了洛克一眼：“抱歉，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信息都提供给你们了，你收到我给你寄的那个文件包裹了吧？”
“是。”提姆冷笑了一下。那4页纸，当然，他们收到了。
“关于那些备忘录，”丹尼问道，“提到了一个护士，一个叫查尔斯·库伦的护士，你跟他说过话吗？”
“他是我们采访的病房里的护士之一。”尼托里答道。
“他有什么特别的吗？或是—”
“我现在想不到什么不正常的，”尼托里说，“但我记得他好像是个挺奇怪的人。”
“一个怪胎。哦，哦。”提姆重复了一遍。“一个怪胎。”
“是。”
“但你在跟这个护士说话的时候什么都没记下来？”
“不好意思，没有。”
提姆试图在表面上保持冷静，但脑海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在不停地吼叫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律师会在做问询的时候不做任何记录？提姆想着要不要真的问这个问题。转念一想，还不如不问，直接揍一顿算了。再后来，他的脑海中出现了停车场。
尼托里开始掌握主权，调换角色，开始问问题，询问他们是否找到了什么有用的线索，除了常规背景调查以外是否有什么其他有用的东西，但是提姆和丹尼没工夫陪他玩这个游戏。5分钟后，他们主动结束了这次会谈。提姆一直强忍着没有发作，直到他们开车上了高速才爆发出来，他一边使劲儿敲打着方向盘，一边吼道：“好的，现在来看看，他们到底都准备了多少谎话来对付我们。”
“我告诉你这都是什么，都是扯淡！”丹尼也生气了。每一种形式的调查，最后都会落在纸面上，留有记录的。警察们太了解这些了，律师们—尤其是之前还做过检察官助理的家伙—更是知道这一点。有打印的文件、记录、备忘录、日期簿。你一定会列单子，也一定会在问询的过程中做记录—至少，你起码应该将姓名和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上，这样你才知道到底在跟谁说话。一次长达5个月的调查，6起可疑的死亡案件，一整个病区的护士，这家伙居然连在一张纸上的涂鸦都没有？
“这就是律师，”提姆说着大力踩下了油门，在快速车道上甩掉了很多车，“除了做案头工作，他们还擅长干什么事儿？难不成蠢到连个账单都写不出来？”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显得太蠢，”丹尼说道，“不想让警察们看见他们到底把事情搞得有多糟。”
提姆可以想象得出来—洛克，那个私人侦探，从头到尾看着这些病例，也许跟他们一样逐渐发现了点儿眉目。这很好，但对现实毫无帮助。
他们除了给他一份备忘录和一个名字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查尔斯·库伦，一个“怪胎”，还不是个嫌犯，一个过去的生活亮过红灯的人。丹尼坐在副驾驶座，盯着窗外的高速公路，想着如果他们要真是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干吗还给他们这些东西。
天亮了之后，丹尼接替提姆继续开，驱车向西往宾夕法尼亚州开去，他们打算去宾夕法尼亚州的警局。杰拉尔德·沃尔什下士、州警伊根和布什克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给丹尼做了案件简述。听完查尔斯·库伦在圣卢克医学中心的事件介绍之后，丹尼又重新开车回到了东部78号大道上。刚好赶着跟提姆见面，他们一边说这次的收获，一边吃这顿迟来的午餐。这次他们选了个室内的餐厅，挑了紧靠后面的座位，以便丹尼可以畅所欲言。宾夕法尼亚警局开展的调查从开始算起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而且从头至尾一直都是个弥天大谎。他们手头有尸体，有实物的证据，有几十个愿意合作的证人和一个巨大的疑团—所有警察在调查凶杀案件时所需要的东西都有了，齐全了，就是没有个令人满意的结局。
根据宾夕法尼亚州警局提供的文件，当时给警察们打电话的并不是圣卢克医院的管理层，而是一个在圣卢克工作的叫帕特·麦德林的护士。她在自己工作的病房见证了几起不同寻常的死亡案件，也曾经目睹查尔斯·库伦私自在药房里拿出过危险药品。麦德林很确信，库伦跟这些非正常的死亡案件脱不了干系，她曾经对圣卢克的管理层施压，希望他们能对此做出些举措，但圣卢克医院的领导们告诉麦德林，库伦护士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病人，他们关于此类案件的调查已经告一段落，无须继续追查。
帕特·麦德林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在2002年8月29日，麦德林站了出来，把这件事讲给了一个在宾夕法尼亚伊斯顿警局当警察的熟人。整件事情就从这里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这个警察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他的队长，队长将这个又转述给了警局的检察官，而这位检察官先生将此事上报到了雷海郡地方检察院一个叫詹姆斯·马汀的律师那里。一传十，十传百。终于有一天，宾夕法尼亚的州警将圣卢克的一些在职员工请到了他们的办公室里喝茶，而这期间发生在夜班时段的死亡故事也一直没有停歇。
护士琳恩·塔斯特在问询过程中反映了很多问题。她说自从库伦护士帮他们准备输液袋起，“病房中的病人”就突然而奇怪地逐渐死去了。护士罗宾·索尔斯伯里曾经看到查尔斯·库伦在她的病人突然发病、不幸去世之前不久从病房里偷偷地溜了出来。后来，每当索尔斯伯里想起库伦盯着病房的心电图检测器的表情时都会不寒而栗。到了后来，她甚至不敢看着库伦的眼睛跟他说话。索尔斯伯里是一个化学博士，她坚信病人被注射了普鲁卡因酰胺—正是他们发现库伦后来从架子上取走扔到垃圾桶里的一种药。
她坚信自从库伦来到医院之后，重症监护病房的死亡率上升了很多。护士塔斯特做了一次运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库伦护士当班时间占26%，但不知怎么的，在所有去世的病人中，有58%都赶上他的轮班时段。另一个护士回忆道，库伦在重症监护病房工作的时候，每月平均有20～22次急救发生。但当查理离开他们医院的时候，连续6个月的时间，一次急救都没有发生过。受州政府委派，验尸官扎卡里·雷斯科和斯高特·格雷姆开始调查成堆的病例文件，查找真相。私下里，雷斯科说不清这个库伦到底要对多少起死亡案件负责，从他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有50起，当然，他很有可能也是无辜的，1起都没有。他确实抱着怀疑的态度，但光有怀疑是远远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立刻找出真相，会非常危险。只有科学才能验证这一切，给出确凿的真相。为此，检察官还从其他地方聘请了一个医学病理专家：伊西铎·米哈吉斯医生—同样参与了几年前沃伦医院关于海伦·迪恩可疑死亡事件的调查。他曾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圣卢克选出来的17个病人的病例，但依旧没有找到任何可以作为证据的书面材料。在调查期间，查尔斯·库伦已经转院，拿着一份写得很中立的推荐信，到萨默赛特郡医疗中心开始了新的工作。
圣卢克医院留下的关于库伦的人事档案再正常不过了。就是一个特别简单而无趣的故事，一个护士在反复出现工作失误被斥责后引咎辞职，仅此而已。“查尔斯辞职”是员工职位变动记录表上所用的措辞，“不会考虑再次录用—因其用药错误的问题情节严重”。整个记录中没有出现任何“维库溴铵”或“地高辛”等字样，甚至连其他一些库伦私藏或滥用的药物名称都没有出现。很明显，圣卢克医院的领导们手头没有留存可以给他们的护士定罪的铁证，也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库伦跟这些出现问题的病人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以及用药过量的证据。与此同时，丹尼·鲍德温和提姆·伯劳恩也不得不注意到一个情况，无论是故意设计好的，还是无心为之，反正圣卢克医院在处理关于库伦护士的问题时，总是尽可能避免让自己承担任何法律后果，也尽可能不保留书面文件，让他人无迹可寻。
提姆·布劳恩和丹尼·鲍德温处理过上百个案子，也见过各种手段、各种不同动机的谋杀案，但没有一个跟现在这种情况相似。检察官马汀先生提供的调查报告让人瞠目，但给警探们最大震惊的是报告最后一页上的内容。在布劳恩和鲍德温开始调查的5个月前，雷海郡的检察官就已经结束了此案的调查。一场持续了8个月的辛苦调查，从检察官的立场看来，一无所获，就是浪费时间和纸张。
马汀检察官为什么要撤销对库伦案子的调查呢？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很肯定自己压根儿赢不了这个案子。他都不能证明自己手头是不是有受害者，更别提将此事怪罪到库伦身上了。布劳恩想象着接下来自己要面对的8个月：利用手头如此有限的一点儿资源，走当初马汀的老路，没有目击者，也没有证据—而且，不知为什么，貌似这次的终点跟上次还有所偏差。
提姆和丹尼除了重新调查医疗报告以外别无选择。丹尼将所有手头的资料都平铺在会议室的桌子上。这6个潜在的受害者每一个人都有单独的文档，但大多数都是信手涂鸦的零散资料，或是一些可以在他们的系统里直接打印出来的无关痛痒的东西，比如处方和身体情况记录等。那些原本让人难懂的医药专业术语在长时间的接触下逐渐变得熟悉起来，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常翻阅医生桌上的文件做参考资料，当然，还要感谢丹尼做妇产科医生的妻子金伯利·鲍德温的细心讲解。但即使将这些条款都变成了外行都看得懂的文档，那些病历表和实验室记录也毫无用途。医院已经把能提供的东西都给出来了：地高辛不知为何会进入病人的体内，但实验室的结果显示确实检测到了地高辛的含量。但这些并没有写到他们的病例中，手头这些零散的资料中一点儿犯罪的痕迹都没有。问题也恰恰就在这里。
地高辛有可能不能作为犯罪的证据，但他们很肯定，库伦所用的杀人凶器肯定就是地高辛。他们的脑海中甚至可以想象出当时的场景，地高辛被抽取到注射器中，打进输液袋。将这个凶器想象成一把枪的样子，还原整个现场，可能这起医疗案件就没那么抽象，反而具体很多了。
就像其他武器一样，也肯定能找到地高辛的源头。最明显的来源就是那个可以让护士们登录领取药物的机器—重症监护病房地板上立着的那个蛛网药物站。所有取药的记录应该都在这台机器上，但是很可惜，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玛丽·劳德已经告诉他们盖尔牧师的死亡发生时间早已超过30天，所有的记录都被新的数据覆盖了。
“但肯定有谁看见过这些记录。”丹尼不死心。
“你什么意思？”
“那个蛛网上的药物记录，盖尔去世的时候，他们知道是地高辛过量导致的，对吗？所以肯定去蛛网查他的药物申领记录了。肯定也就是这个原因，他们才打电话叫律师找库伦谈话的。”
“这还是我们从这几页纸上得到的信息，那些弗雷明传真给玛丽·劳德的东西。”
“是，”丹尼点了点头，“那次问询……”
丹尼将纸折了一下，指着一句话对提姆说：“库伦先生在从蛛网系统上申领药物的时候，所有信息都会记录在机器上，甚至包括那些曾经被取消的记录。”
“这是玩哪出？干吗这么问？”
“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一定查过蛛网的记录了。”对库伦的问询发生在7月14日，还处于劳德口中所说的30天期限之内。
“这么说，起码律师和劳德都看过蛛网记录中他提取药物的记录了。”提姆说道，“他们难道在盖尔去世那一晚发现库伦的提药记录了？”
“反正我读完了是这感觉。”丹尼答道。这样一来，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他们一定也是一直在找证据—也许库伦曾经下单订了大量的地高辛，或是他的行为方式有很多可疑之处。无论是哪种原因，他们都将注意力放到了库伦取消订单这件事上，那么，当初从蛛网系统里下载下来的记录到底在哪里呢？
“直到给我们打电话上报这事儿之前，他们自己的内部调查一直都没有停止，你确定他们肯定会有打印出来的存档文件？”
“哦，也对。”丹尼答道。他们以前也不是没问过，没查过，但都是没结果的。“也许他们只是在电脑上调了记录，查看了一下，压根儿没人想着打印出来存档。”
“是啊，也许吧。”提姆说道。这件事儿对他来说太扯淡了，根本就说不通。而且，这案子本身有太多说不通的地方。他们现在从各方得到的资料表明，库伦并不是嫌疑人，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归档，而且，很明显，从蛛网系统里也没有查到有用的信息。他再一次将上面的文字读了出来，很大声地读了出来：“没有发现任何过于可疑的事情……没有值得给当局汇报的内容。”
“这意思就是说，压根儿没有什么报警的理由啊。”丹尼说道，“感觉他们5个月之前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在四处询问获知答案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提姆觉得这次的调查让他感到莫名的熟悉，一种很不适的熟悉。凶案组、医院和嫌疑犯之间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这些红球级别的案件同杜里埃那个案子一样，经常不期而至，但过不了多久，就会慢慢地被放到他的橱柜顶部，作为无头公案，冷处理掉。这种莫名的感觉让他无法言喻。杜里埃的案子让他无法直视，不得不躲进退休这个庇护所之下，学会冷漠处理这一切，但现在，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他却做不到无动于衷。提姆确信，库伦回去上班之后的每个晚上，警钟都在不停地往前走着，现在依然在走。
那天下午，丹尼·鲍德温约见了玛丽·劳德。他告诉玛丽，他们的护士查尔斯·库伦有犯罪的前科，工作履历曾频繁变动过，有几家医院都曾经因为护理问题开除过他，而他也确实曾经引起了萨默赛特郡检察官办公室的密切关注。丹尼需要得到库伦工作病房的死亡率，他同时也需要库伦一整年工作的时间表。丹尼很明白，这样的要求会让医院立刻明白他们的具体目标是谁，但他们别无选择。除了从医院大门走进去直接问以外，没有别的渠道了。
劳德向丹尼保证，医院已经采取了措施，密切监控库伦当班时的所有举动。但是丹尼知道，光是盯着这家伙是无济于事的。如果他们要展开对库伦的调查，那需要找到一些之前调查中没人注意的突破点。在这一刻，他们对于这一切还完全摸不着头绪，甚至不知道怎么得到那些他们需要的资料。
查理早在几个月之前就意识到他们在偷偷展开调查了，甚至在7月14日弗雷明还没有对自己进行问询之前，他就意识到了，所以在搞到那些药物的时候，他弃用了很多以前的老方法。
他做护士已经有16年了。他见证了蛛网系统在医院的初次使用，也见证了它们的更新换代。现在地高辛的安全等级已经提升到吗啡这种麻醉剂的程度了，他们很久前就在胰岛素上采取了同等的预防措施。他的行为造成了这些改变，影响了整个公共医疗体系。对于他来说，这是种肯定，这让他异常快乐。
在他造成影响的这些东西里，医疗调查也是其中之一。查理曾经经历过很多次医疗调查，而且每一次调查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预测的。调查程序总是慢慢展开—好像是捉迷藏的慢动作。查理发现，那些律师总是愚蠢到说出自己的调查方向，紧接着，到了最后，他们真的按照当时所说的方向调查了。砰！游戏结束。
他意识到盖尔牧师的死会给他们敲响警钟，亮起红灯。很明显这家伙是个重要人物，一个牧师，他的死肯定会造成不一样的结果。在某个地方，肯定会引起一片不小的骚动，好像风吹麦浪的摆动一般让人无法忽视。他们终于注意到了他在蛛网药物系统上取消药物的订单。所以查理决定，不再取消订单了，事实上，压根儿不再出现任何关于地高辛的订单了。他打算再也不在萨默赛特医院下任何关于地高辛的单子了。就算是有病人对这种药有需求也不例外，他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撇清自己。只手遮天，就算只用一只手也可以玩转这些人。他曾经也玩过这类游戏，所以可以很快适应这一切。事实上，在与律师聊天的前一晚，他就改用多巴酚丁胺了，而且看起来似乎效果很不错。
查理很早之前就发现了，当他改变了输液袋里的东西，病人的体内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查理一直在密切观察着各种可以造成相同结果的原因，没有什么原因可以阻止他这么做，所以，他继续下去了。
他们在6个郡经历了繁重的工作之后，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查尔斯·库伦变得越来越神秘。随着他们对查理兴趣的逐步提高，面前的文件也如山一般越堆越高。在简会上，提姆将丹尼目前调查出来的结果汇报给萨默赛特郡检察官办公室的团队人员，这个案件的范围似乎已经大到足以淹没萨默赛特医疗中心，迅速扩充到其他周边医疗中心和州界的地步。尽管如此，他们手头依旧没有确凿的证据，一个案子的证据都没有。为了能至少让一个案子有所进展，他们汇集了所有司法管辖区的相关资料，仔细研究了每一条信息，希望能通过拼凑那些碎片得到一个合理的模式或是解释。提姆告诉检察官，解决此案的最快方式就是立即成立一个专业调查小组，全身心投入到所有案件中，一同侦查。
提姆向韦恩·福雷斯特检察官陈述了自己的想法。萨默赛特警局有很大的局限性，所有局里的警探都没有参与调查过范围如此之大的案件，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办公室里几乎没有人亲自经手过一个红球级别的案件，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相比他们平时朝九晚五的警察日常生活来说，这不但威胁着整个办公室，还耽误了案件。成立专案小组可以让提姆和这些警探联合其他州警共同办案，可以调配大量的人员，也可以让他们使用联邦调查局新启用的一种叫“速启”的软件系统，将所有数据库中的内容归到一处，并建立相关检索功能。提姆听迈克尔检察官那边传出消息，临近的默里斯郡警局安了这个软件，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善用此搜索引擎的女孩，可以搞定这一切。一个更强大的团队，更好的软件系统可以将所有的细节和断点联系在一起，远比所有人坐在会议室里，无限期地翻阅那些破烂笔记行之有效得多。不过，如果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也就意味着这个案件要进入公开调查阶段，其他郡的警察也将加入，其他的检察官也将有裁定权。这意味着，他们将放弃独自占有一件红球级别案件的权利。
福雷斯特看起来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事实上，在提姆看来，似乎他还对这个建议有些生气。在会议不欢而散之后，提姆跟随福雷斯特进了他的办公室，但即使关上办公室的门，花15分钟再次重申专案组的重要性，提姆也没得到任何有效的进展。这是他们的案子，丹尼是案子的负责人，他们不会跟别人分享这次难得的机会，就这样。
当天下午，萨默赛特郡警察局的道格拉斯·布朗尼、尼克·马格斯、斯图尔特·巴克曼以及爱德华·珀塞尔挤进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小馆子，坐在了提姆和丹尼的后面。6个配备武器的警察盯着这个案子研究着到底应该怎么办。提姆像往常一样选的是靠后的位置，目前来看，这是他能组建的最接近专案组的一个团队了。
布朗尼和马格斯会继续从医院下手，调查案件的相关细节。这一次他们会拿着上头开的搜查令，在检察官助理提姆·范·海斯拉的帮助下，调动医院的所有人事档案和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之前进行过的调查记录。巴克曼和珀塞尔会帮助跟踪其他较为零散的线索，从沃伦县调查库伦的家庭档案，追查两个州所有的护理记录，走司法程序给库伦的各位前任同事施压。与此同时，提姆和丹尼会继续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到萨默赛特郡发生的6起案件上。
现在，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无论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的病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很明显都是跟药品的使用相关，提姆和丹尼对这类东西一窍不通。病人们都被下毒了，玛丽·劳德却无法从蛛网系统里提取出任何有用的药物记录，而且似乎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一点儿有用的确凿证据出来，他们甚至都找不到什么可以调查的地方了。
现在，他们都没找到一个受害者，起码从理论上说，一个都没有。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的这些药物过量事件根本没有被定义成谋杀案，它们都被定义为事故—原因不明的药物医疗事件。只不过在一些实验室的报告中得到了不太寻常的检测结果，这种证据，任何一个能赢得酒后驾车案件的辩护律师都能够不费吹灰之力搞定。他们现在手头上唯一有用的线索就是这个叫查尔斯·库伦的护士，但在萨默赛特的这些案子上，没有什么可以成为起诉他的筹码。查尔斯·库伦在其他医院卷入的一些医疗事故是他们可以得到的最好的间接证据了，现在他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思路，以及一些真正算得上有分量的资料。
在他们最初和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的管理层开简会的时候，科尔斯医生就曾经告诉他们，除了通知警方以外，他们还将此事上报给了相关的州医疗委员会。丹尼将电话打到了新泽西州健康服务部门，他和其他人都很喜欢称这个地方为卫生部或卫生署。他的电话辗转于调查员爱德华·哈伯特、凯西·狄马吉和新泽西州卫生署主管助理奥玛·克拉克之间，但无论如何努力，依旧没有得到任何说得过去的有效信息。卫生署的调查确实在萨默赛特发现了一些问题，丹尼认为这些国家机构跟他们分享所有的重要信息是很合乎逻辑的一件事儿，但卫生署的报告显示，在没有得到法院给出的调令之前，他们不会进一步分享更多信息了；同时，他们的调查还被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社会服务中心叫停。就丹尼理解的状况看来，好像是牵扯到了什么执照之类的问题。
“一定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直接向卫生署的领导反映现在的情况吧。”提姆说道，“你笔记里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吗？”
丹尼的笔记本去的时候什么样，回来的时候还什么样，他翻开笔记本，盯着第一页上的内容说道：“嗯，科尔斯曾经说萨默赛特医疗中心将这些案子上报到卫生署了，然后，哦，废话，废话，废话—啊，这儿，他还说他给州护理委员会打过电话。”
“我们接到他们的电话回复了。”提姆说，“跟卫生署的情况一样。”
“哦，这里他还说，新泽西毒物防控中心也牵扯到其中，共同调查过此案。”
“是，他们那边好像也有人将这事儿上报到警局了，什么时候来着？”
“不知道。”丹尼答道，他受够了一直给各种各样的答录机留言，却从来得不到回信。“我们干吗不直接过去查查？”
新泽西毒物防控中心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就要从纽瓦克的老办公区搬家了，但在这之前，防控中心的办公室依旧位于一个简陋的单独建筑物里，被无数走廊环抱在最中心，整个地方都散发着潮湿图书馆的老旧气味。大门的锁已经坏掉了，破旧的家具，随处可见的口香糖弄脏了地毯，污染了走廊。毒物防控中心似乎是整个建筑物中遗留下来的最后的房客。
提姆和丹尼也说不清楚，他们到底期待着能从这里发现什么。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萨默赛特医疗中心和毒物防控中心的专家们曾经讨论过病房里发生的这些药物使用过量案件。提姆脑海中想象着一个实验室的场景，希望这次见到的这些穿白大褂的专家可以像一般凶杀案中的弹道专家们一样帮上大忙—或许，如果提姆可以拿到一个检查样品的话，他们甚至有能力跟踪药物来源。
他们看见了油毡地毯尽头，刚刚走上楼梯的马库斯医生。这地方没有实验室，也没有任何侦探们期待的弗兰肯斯坦式的各式实验，只有一个敞开门的办公室，里面堆满了书籍、报纸。办公桌跟一般医生所用的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上面有一些跟他的身份有一点点关联的小摆设—毒药样品收藏，还有一个响尾蛇标本，一些印第安风格的部落艺术品。这个乱糟糟的地方在提姆看来好像刚被拿着搜查令的警方好好折腾过一番。
斯蒂芬·马库斯，年近60，满头银发，是毒物防控中心的主管，因其丰富的经验和直接坦荡的为人处世方式在毒理学界很出名。在别人眼中，他不是个坏脾气的麻烦鬼就是个无所畏惧的直率之人，无论哪一种，肯定是你不会愿意跟他争论的那个类型。马库斯看见了这两个站在他门前徘徊、身形健硕、留着胡须、穿着制服的家伙，这几个特征立刻让他意识到是警探到访了。当提姆介绍自己来自萨默赛特郡的时候，马库斯开始在自己面前成堆的文件中费力地翻找起来，终于在一堆纸张下抽出了一个便携式录音机和一盘磁带。“你怎么来得这么晚！我5个月前就等着你来找我了！”
丹尼按一下倒退键，按一下播放键，坐在提姆的办公室里一遍又一遍地听着磁带上的内容，听着上面开始拨号打电话的声音。
暗访的电话记录最好了，甚至比窃听更好，在没有视觉辅助的情况下，可以盲目地感受打电话人的姿态与微妙的表情信息。丹尼发现，如果你想让人说实话，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别给他们说谎的机会—直接破门而入，在他们猝不及防的时候出示搜查令，直接让他们吓呆在当场。用来记录的磁带和窃听器比这些更容易，往往也会揭露出更多背后的真相。
马库斯的磁带在那些无法解释的时间和内部调查上，给出了同萨默赛特医疗中心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解释，那些管理层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曾经联系了毒物防控中心的事儿，也从来没说过早在4个月前，毒物防控中心的主管就曾经强迫他们将此事上报到警局。当然，他们也从来没提到过这一切都被记录在一盘磁带上的事情。
愿上帝原谅他们，丹尼想着，反正，就现在的状况来分析，他肯定是无法原谅医疗中心的这些家伙了。
丹尼盯着播放磁带时旋转的齿轮，听着玛丽·劳德向毒物防控中心的药物专家布鲁斯·拉克介绍着自己，之后他听到马库斯医生向劳德和科尔斯医生发飙，让他们上报当局，马库斯告诉他们所有证据都表明肯定有人在毒害他们的病人，告诉他们这已经是刑事案件，需要警察插手了。
“所以，这么看来，是马库斯，而不是萨默赛特，是他第一个将此事上报给健康部的。”丹尼说，“萨默赛特在电话上说得很清楚了，在他们没完成自己的调查之前，不会将此事上报给其他部门的，他们自始至终一直在阻碍我们的调查。”
“你知道吗，这些家伙才应该是我们死死抓住不放的调查对象。”提姆用钢笔敲着录音机，“就是这些浑蛋。”
当日下午的碰头会上，提姆给参与调查萨默赛特医疗中心案件的警探们下达了一个全新的命令。从现在起，无论什么时候与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的人接触，或是联系任何一个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信息的流通必须是单向的。“我们只能获取信息，不能给出任何信息，屁都不给。”提姆说道，“如果有必要的话，那就装傻。无论怎样，不要跟他们分享你手头掌握的任何信息，也不要告诉他们我们现在的调查进展，就这样。”对于萨默赛特现在到底掌握了什么，不知道什么，提姆毫不知情，他唯一所知道的就是，这帮家伙没一个可信的。在兜了这么多圈子之后，提姆觉得与其犯险告诉这些人自己具体的调查方向，不如告诉他们自己一无所获。
“让我最难以忍受的就是，这家伙还在工作，此时此刻都没有停手。”事后，提姆跟丹尼如是说。16年，9家不同的医院，可依旧能逍遥法外，用相同的方式继续犯案。
“如果要改变这一切，我们必须加强力度给医院施压。”
“嗯，”丹尼点了点头，“得将这些快迈进棺材入土的家伙拉回来。”
现在这个案子最需要的是个可以很好地帮助调查、给出医学方面解释的可研究对象，一个确定的凶案受害者。丹尼开车去了地方医检曼博医生在诺福克大街的办公室，他将萨默赛特医疗中心提交的6起案件的相关医疗文件的复印件转给了曼博。曼博将所有数据通通发给了国家毒理学实验室的杰克逊博士，打算咨询一些专业意见。他们都对盖尔的案例比较感兴趣。他体内令人吃惊的地高辛含量是最有可能成为确凿证据的一组数据。但仅靠医院给出的这些文件，萨默赛特郡的警官们可没法正式定罪。
确定至少存在一个受害者的唯一途径就是警局派人亲自去检查盖尔的体液，得出一些更具体的结论。幸运的是，盖尔属于凶案组警察眼中常说的那种“新鲜货”，他的尸体是最接近犯罪现场调查的证物了。但是为了接近这样的犯罪现场，他们需要一个后门，需要一个上级批准的权限。
丹尼紧接着去拜访了提姆·范·海斯，让他帮忙规范并敲定一下委托书的法律用语，然后又亲自将这份文件递送到了高级法院的法官办公室，希望罗杰·马宏法官可以顺利地在上面签个字。丹尼还请求法官大人，在签发委托书、下达相关命令之后，将此事暗自封存起来，他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尽可能保持低调。
在丹尼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曾经为受害者家属递送过上百次的死亡通知书，当然，每一次递送都让他厌恶无比。丹尼第一次告诉一位受害者的母亲，他儿子因为一双球鞋被杀害时，他哭得比那位母亲还惨。没有人愿意听到自己心爱的人去世的消息，这感觉真的太糟糕了。“谋杀”这个词只会加重他们的难过，在所有任务中，这是他最不喜欢的一项，但随着次数的逐渐增加，他也渐渐习惯了，甚至还比较善于处理这样的场面。不过，今天他去露西尔·盖尔家所要做的这件事儿之前确实没干过。
丹尼必须小心翼翼地做这件事儿—他不想直接走进去，立刻将这个消息说出来，那样太突然了；他也不想以一个凶案组警探的专业角度，毫无感情地直接对他们提出要求。盖尔夫人原来是一名护士，所以相对其他人来说，她会更加体谅这样的状况。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应该慢慢地将这个请求说出来，给她一个反应的时间，在将相关的文件拿出来直接说出要求之前还是应该介绍下背景，让她更容易接受些。丹尼一边在脑海中想象着可能要出现的场景，一边提醒自己，一定要一点点地将这件事儿说出来，但不要过于委婉，别慌，不能用过于冷漠的方式命令他们怎么做。哦，还有，无论如何，要保证这位夫人是坐着听到这些消息的。
丹尼笔记本上记录的那个地址是一个开发较晚的地区，刚刚经过整修的郊区里住的都是以前的老住户，没有租户。万圣节的装饰品还没有完全拿出来，整条街上只摆着一些长茎的南瓜，还未经雕刻，整个区域不算杂乱，比较有序。丹尼将自己的车停在一个没有指示牌的街道上，避开车道。他将车停在路边，下车以后在车边站了一会儿，理了理领带，环顾了一下四周所有视野内房子的窗户；然后从侧兜里掏出了自己的警徽拿在右手，盖住，左手的指间夹着名片。一切准备好之后，他才走向盖尔的房子。他出去办案拜访时，总会提前做好这些准备，尤其当他独自一人去的时候。作为一名非洲裔美国人，就算是他刚从一辆崭新的警车中走下来，就算他穿着一套价值500美元的新西服都无济于事。有一次拜访，他还没说话，开门的主人看了他一眼，就打电话报警将他上报了。
丹尼可以感受到来自各个猫眼背后的注视。来应门的是个白皮肤身材纤弱的女人，她留着一头很短的金发，丹尼一般都会把这样长相的人归类为“老家伙”。
他们一同走进整洁的客厅，陶瓷制品和巴洛克风格的家具随处可见。丹尼觉得一般的天主教家庭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露西尔对整件事情的反应起初是非常震惊，嘴张得很大，好像下巴真的要掉下来了。随着这个消息在她脑海中逐步发散，越来越多的思维开始涌现的时候，她使劲儿闭上了嘴，好像一只吞了兔子的蛇在慢慢消化着这一切。刚开始的时候，她整个人情绪都非常低落，到后来逐渐转变成了愤怒。
她那时一天会有12个小时的时间守在他的床边，医院出于对牧师的尊重，特意放宽了她的探访时间。在萨默赛特医院，她哥哥是个很特殊的病人。他的疑心病让他不信任这所医院的大部分医护人员，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护士尤其让他讨厌。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牧师就是非常不信任他。
在盖尔牧师刚入院的时候，露西尔就做好了接受哥哥可能会死亡的心理准备，而且还签署了放弃抢救的同意书。如果药物不能帮助他，上帝也不能，露西尔希望能让他免受弥留之际的痛苦，保留住最后的尊严。但她的哥哥后来确实身体有所好转了。在萨默赛特住院的第二个星期，盖尔的病情便趋于稳定，露西尔甚至都无须天天守护在他的床边辛苦地守夜了，但好景不长，盖尔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在露西尔终于擦干眼泪打算向前看的时候，她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如果要这么做，她是没有资格去质疑并干涉的。这也正是她哥哥星期日做弥撒讲道的时候常说的—上帝如果呼唤了你，那你就回应他的召唤。可就在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平静又被打碎了，露西尔·盖尔化悲痛为愤怒，大发雷霆。
医院实验室得出的结果显示她哥哥的血液内有超出常规的地高辛含量。丹尼边拿出文件边解释这样的结果意味着什么，但露西尔打断了他—她当然知道地高辛是什么，作为一名护士，她几十年的工作中用过多少次地高辛，自己都记不清了。她一下就明白了丹尼的意思，“有人谋杀了他。”露西尔说道。
丹尼将手里所有的数据递给了她。露西尔立刻意识到，这样的地高辛含量已经不正常到必须做尸检了，但萨默赛特根本就没给盖尔牧师安排尸检。他们将他的逝去定义为“自然死亡”。露西尔越想这件事情就越气愤，她每天都守在床边，从上午9点到晚上9点，每个工作人员都认识她，无论是作为一名患者家属，还是作为一名医护同行，至少，出于一种专业上的礼仪，他们都应该在得知这一切的时候通知她才对。
丹尼思忖着，为了争取露西尔成为调查案件的盟友，让她继续愤怒下去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您的兄长终其一生都在为上帝服务，帮助他人。”丹尼说道，“他依旧可以帮助他人的，即使是现在。”
露西尔盯着他看。
“我们需要他的帮助，”丹尼继续说着，“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终于，露西尔叹了口气，默许了这件事。他们可以通过调查哥哥的案子来阻止更多的谋杀发生，也算是拯救别人。露西尔相信眼前这个男人。不过，这一次，丹尼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