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雨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落下来，从早上换班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下午的时候，31岁的重症监护病房白班护士吉姆·沃尔夫去药物储藏室取她的输液袋。跟往常一样，她将用完的针头扔到利器盒里。通常来说，一般针头会直接掉到空荡荡的盒底部发出一声闷响，但这一次，出乎意料的是，不但没有发出声音，而且废物盒已经满到连针头都塞不进去了。
护士们一般是没什么强大的理由需要打开利器盒去翻这些危险的医用垃圾的。更何况除了肝炎以外，艾滋病也越来越常见，冒着被针头伤害的危险来处理这些废物是环境污染服务的范畴—生物危害的垃圾回收工会将这些针头和其他医疗废品送到新泽西州的另一端，进行焚烧处理。不过，吉姆实在很好奇，她将盖子掀起来，从洞里看进去，结果映入眼帘的不是用过的针头，而是很多白色的纸盒子。
沃尔夫离开储藏室以后找到了护士站的盖瑞·津博和坎迪·沃马科。盖瑞算是个老员工了，在这个病区工作了16年。他挺着胸脯慢慢走到药房，发现那帮聚在门前的小护士跟找耗子似的看着什么，但当他挤进人群的时候，却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盖瑞立刻拿起了电话。
利器盒就像是个废弃的邮箱，只有环境污染服务的人有钥匙。他们把这个盒子打开，盖瑞把里面的东西倒到一个便盆里，他和坎迪把这一堆东西拿到一个空房间，开始了搜查工作。他们小心翼翼地将那些药品从废弃的针头中拿出来，一一摆在柜台上。
对于一个护士来说，这一幕确实有点过于震撼了。这些药都被污染了，它们可是钱，是所有人的饭碗。两个人本能地拿出单子开始对着目录查药。一共有6瓶维库溴铵、一些苯肾上腺素和多巴酚丁胺，以及硝酸甘油和拉贝洛尔，除此以外是40多盒最近丢的普鲁卡因酰胺。
盖瑞和坎迪完全没有头绪，这跟他们所有遇到过的情况都太不一样，确实医院里最近有药物丢失或是被倒卖的传言，大家都私下猜测着各种情况，但没有人猜测是这样的结果。对医院来说，像氯胺酮、奥施康定、维柯丁、扑热息痛、丙氧吩、杜冷丁和吗啡等让你逃避现实、足以上瘾的药物才是丢失名单上最常见的，谁会对48盒苯肾上腺素感兴趣呢？除了改变血压和心率以外，这没什么大用。他们实在是想不通。垃圾中被丢弃的成堆的普鲁卡因酰胺的确是个问题，这个奇怪又浪费的行为让他们非常厌恶，但有更大的问题足以让他们害怕起来，那就是另一堆维库溴铵的空瓶子。维库溴铵是高纯度药物，以粉末的状态储存在密封的玻璃瓶里，开口上有个永久的橡胶塞。获得这种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药物溶解稀释后从密封的容器中取出，就跟喝“酷爱”饮料似的，用装着生理盐水的注射器穿过橡胶塞，往里面注入足量的生理盐水，使劲摇晃，然后将里面的药物重新用注射器抽出来。很显然每个空瓶子都意味着有一个装满药物的注射器，而从现在的状况看来，数量惊人。
维库溴铵是种药效非常强劲的全麻辅助用剂，如果摄入过量，会导致类似溺水的缓慢窒息发生。所有身体机能的肌肉慢慢停止工作，但人还是醒着的，至少在心脏和肺的肌肉停止工作之前，人是清醒的。更糟的是病人将会在药效发挥的时候失去移动和呼救的能力，却无法让他们摆脱身体机能逐步失效所带来的一切痛苦。
长期或过量使用维库溴铵会对昏迷中的病人造成脑损伤，因为过于严重的副作用，医生们越来越少用到它了。就算是一些特殊的处方中出现了它，剂量也都非常小，通常只有5毫克左右。这个周末轮值的四个班岗，没有一个使用此药处方的记录。可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凭空消失的60毫克维库溴铵，显然被装进了针管，注射到了哪里呢？
盖瑞·津博重新踱回走廊，突然感觉到不安。四周的每个房间里都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重症病人。医院里经常挤满了员工、探访者、科室专家、新员工和打扫卫生的小时工。他决定和坎迪以及吉姆一同轮班盯着药物储藏室。吉姆从护士站找了一个很好的观测角度，决定值第一班岗。她不认识头一个走向药物储藏室的人，所以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输入了密码，成功转动了门把手，进去之后还不忘找个楔子抵在门缝处，防止门自动关闭。吉姆从始至终可以看清楚那家伙都做了些什么，但他并不可疑。半个小时以后，药房的家伙输入了密码走了进去，他也没关门。吉姆和坎迪交换了个眼神，突然觉得这事儿特别蠢，但离换班还有一天的时间，他们还是继续看下去。
傍晚6点20分的时候，查理像往常一样很早就到了医院。吉姆·沃尔夫很高兴见到他—她很喜欢查理。两年里，他们总是赶上交班，虽然没有成为朋友，但关系还算很友好，平时轮岗碰上了还会互相打个招呼。是的，他确实有点儿与众不同，但沃尔夫没有因为他的各种怪癖而嫌弃他，无论怎么说，他是个很能干的家伙，还总是满足每个护士的替班需要。在查理到达护士站开始每天都要上演的常规动作时，坎迪和吉姆默契地一同将目光从药房收了回来，盯向了手头的表格。
值班护士站的椅子都是“顶级奥菲斯”的牌子，椅子腿都被设计成了怪异的蜘蛛腿形。查理将多余的椅子推到走廊尽头那些没人住的空病房，一次两个，然后走回来再推走两个。全部搞定之后，他停在了走廊尽头药房储藏室的门口。他输入了密码，快速地闪了进去，门在他身后关上了。这一切吉姆尽收眼底，她刚要叫坎迪，就发现她也早盯着那边看了许久。
当她们再次看到那个门被打开的时候，过了足足有5分钟。两个女人在查理走出来往更远处走的时候非常默契地同时低下了头。吉姆查看了一下周围，然后快速地跑到药物储藏室，输入密码，往里面看去。利器盒又满了。看来，急需马上通知重症监护楼层的经理艾伦·阿米地奥。在寻找未果的情况下，她们打通了艾伦家里的电话，耳语着将这个惊天的发现告诉了在家休息的艾伦，终于知道是谁一直在使用那些致命的维库溴铵了。
半小时以后，该换班了，盖瑞和苏还有坎迪都要下班，只有查理一个人留在了护士站。他有整整12个小时的时间，一切才刚刚开始。
一直到周一早上换班之前，这个利器盒就再没人打开过了。那天是6月3日，盖瑞·津博和主管经理泰瑞·科勒戴着无菌手套在医院安全主管的监督下将里面的东西倒到了柜台上。这一次他们发现了几十个药瓶，其中的大多数都已经空空如也，里面包含10个维库溴铵的玻璃瓶。很显然，他们还不知道，早在7个小时之前，这些药物就被注入了爱德华·奥图尔的输液袋里。
这个时候，艾伦·阿米地奥已经到了病区，管理层的几个重要人物都被惊动了。杰西卡·瑞达是圣卢克医院的风险经理，给大家制定了一个临时规定：白班剩下的时间，负责的护士要定期检查利器盒是否会出现新的药瓶，看是否库伦不上班利器盒就是空的。大量危险的心脏药物丢失开始让护士们人心惶惶，瑞达只好去联系了自己的风险管理主管肯维尔。他们一同开始制订战略性计划，到底怎样才是“对医院最好的”解决手段。离查尔斯·库伦护士的下一班岗只有不到8个小时的时间了。他们决定一同咨询一下圣卢克医院的驻院律师特劳布。他打电话给史蒂文斯和约翰逊法律公司，这个公司擅长处理刑事案件，特别是对医疗事故方面的辩护很厉害。他们派了一个叫保罗·劳克林的费城前任助理检察官前来调查。
下午2点，劳克林就已经坐到了圣卢克管理办公室的桌前。在大致了解情况之后，他便回家等消息。电话是凌晨从重症监护室那层的护士站打来的。查尔斯·库伦回来上班了，他们又发现利器盒里出现了新的药瓶。无须再等，劳克林径直开车回到病区，找了个走廊尽头的空病房继续等待。几分钟后，就有个叫布拉德的男护士将查尔斯·库伦送了过来。查理似乎很吃惊，他瞪了布拉德一眼，对他道：“嘿，无论怎样，你也至少应该提前提个醒，通知一下吧。”
这位年轻的律师让查尔斯·库伦坐了下来。他态度友好地询问着查理的生活背景、工作习惯，查理有条不紊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好像对事情的走向很清楚。他告诉律师，自己喜欢提早上班，每天都差不多6点半前就过来开始准备药品了。今儿备药的工作也搞定了，也就花了他10分钟。
“那，之后你干什么了？”劳克林问道。
“哦，”查理回答着，“嗯，你知道，就……没出来，一直在药房待着。”
“为什么呢？”劳克林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难道之后查理就不用去药房了吗？
“我不知道，也许，有人让我这么做。反正如果有人让我待在药房，我肯定会这么做的。”
“好吧。”劳克林继续说道，“那么，事实确实如此吗？有人让你去药房了？”
查理盯着地板嘟囔：“我记不清了，我整晚在这儿工作，都不能睡觉，所以，你知道的，总是迷迷瞪瞪的，我也不记得具体晚班都干吗了。”
“有人跟你说在利器盒里发现了好多丢弃的药瓶吗？”
劳克林直接把利器盒拿了过来，打开了盖子，直接将成堆的空药瓶子摆在了他面前。也许查理应该表现出一点儿吃惊来，但他没有。他压根儿就不屑于记得人类在面临这种情况时所应该持有的表情是什么样儿的。“有什么关系吗？”他又重新低下头，盯着刚才地板上相同的地方看，脏乎乎的油毡像块儿烂肉堆挤在一起。
“那么，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有没有听说过医院的药物一直丢失的事儿？”
“哦，这个，我听过，你知道的—莫耶护士，她跟我提过那么几次。”
劳克林继续问道：“那到底是谁把药扔到这里面的呢？查理，你对此事又有何看法呢？”
他一直说着。查理听着他把所有找到药品的排班表列了出来，全是查理在岗的时间。这家伙还提到了维库溴铵，说明了药品的危险性以及具体的使用方法。除了查理以外还有谁能做这些事呢？会有别人吗？查理？查理？
查理环顾着这间屋子，看着屋里的椅子、桌子，又看向了律师的膝盖。他手里有病人的病情记录，他们的血检结果，实验室测出了过量的维库溴铵。他们已经找到这些玻璃瓶了。对于查理来说，这无疑是在欺负他。他们明明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这些提问只是单纯为了折磨他。“你已经有了定论。”查理说道。他们还能指望他做些什么呢？
查理面前摆着一个选择—其实也算不上是个选择：如果他辞职，圣卢克医院会给他写一份不好不坏的推荐信，这次的事件也不会被记录在案。查理继续盯着地板，现在他成了一个“扔货”，很显然他们要摆脱掉他。他想这就是他们如何保证在“百大医院”行列里的另一个方法吧。查理真是不愿相信，在那么多医院里，他偏偏选了这个天主教医院，就是因为这里像是充满民主自由的地方。无论怎样，查理还是接受了这个选择。他坚信自己才是事件中正义的一方，就像当初耶稣被送向十字架一般，安保人员将他遣送出了病区，将他一个人留在了冰冷的停车库里。
6月8日，就在圣卢克的安保人员将他护送到停车库3天之后，他将车停在了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一个距离圣卢克不过10分钟路程的停车场内，另一个重症监护病房的夜班工作开始了。他还是提前到了病区。转院到圣心医院的过程相当简单。一份如实表明“2000年至今，在圣卢克医院工作”的简历，加上一封还算中肯的推荐信，让他的这次转院看起来很正常。但查理不知道的是圣卢克的管理层在他离职之后给很多同行的医院打了电话。不过，无所谓，他们还没给圣心医院打电话，而且正巧赶上这里急需人手。查理心无旁骛地一头扎进了病房，他应该立刻开始新的工作了。
库伦感觉自己很喜欢在圣心的工作，他已经开始喜欢上那几个同事了，尤其是一个叫凯瑟琳·维斯托夫的年轻妈妈。跟他一样，凯瑟琳也是个新人，单身，只值夜班。工作开始还不到一周的时间，他们就开始约会了。像往常一样，查理很快就显露了本性。两周后他就接到了内容熟悉的电话，告诉他可以不用回去上班了。即使这样，事情还是有好的一面。凯瑟琳很为自己的新男友感到难过，风波来袭，但不知何故，分离反而让这件事儿变得浪漫起来。几个月后，查理将行李装进自己的福特，搬进了凯瑟琳在伯利恒租的公寓中。
这次在圣心医院为他开出的停职通知单上，原因写的是“人际关系冲突”。查理认为估计是一些老护士听到了什么关于他的传言。事实上，圣心的一名护士曾经在伊斯顿医院工作过，施拉姆因为地高辛死亡的事件现在依旧还在那里的员工间流传。她听说过这个故事，并且很快圣心的其他同事也都听到了这个故事，大家一致对管理层施压，威胁说如果不把库伦开除，他们就集体辞职。查理并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他也没必要知道。底线足够清楚了：他需要走得更远一点儿。幸运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正在州界的不远处等待着他。查理准备回到儿时的家里了。
查理还是能利用圣卢克医院开出的那份推荐信找到好工作的。后来医院声称，通过劳克林的调查，风险经理瑞达和护理科的主管科勒详细撰写的一份调查报告，加上圣卢克医院法律顾问的分析，发现似乎没有一例可疑的死亡案件可以同找到的维库溴铵的空瓶子有直接联系，当然也没法同查尔斯·库伦在医院的表现联系在一起。不过，圣卢克管理层的领导们还是不希望库伦在健康护理的圈子里继续工作下去了，显然其他的医院也不应该留这么一个隐患。
2002年8月，圣卢克医学院事务处理中心的副主席查尔斯·桑德拉给自己在伯利恒地区的同僚们打电话，问他们是否遇到一些牵扯到一位叫查尔斯·库伦护士的奇怪事件，并且告诫他们在雇用这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考虑。首席执行官文斯·乔瑟夫和律师保罗·劳克林也给出了相同的建议。但是，桑德拉、乔瑟夫和劳克林都不约而同地把这件事情私了了，没有人想过要将此事捅到公众、警察或是州护理委员会那里去。不幸的是，萨默赛特医疗中心同他们一样，不在通知的名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