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这个前海军士兵查尔斯·库伦13年前在一个全是女生的护士学校就读护理专业开始，世道就变了。现在海军的队伍里有很多女人，而护士的值班台后面也不乏男人当班。查理对这样的变化不是很喜欢，他觉得那些男护士大都态度恶劣，毫无同情心，冷酷得很。查理很少跟他们说话，并把本该给他们的那点热情全都双倍给了那些在圣卢克医院工作的女员工。在这些人中，他最喜欢朱莉。查理开始每天往护士站送小礼物，上面总是贴着“来自你神秘的倾慕者”这样的纸条。最初，这是个很可爱的行为，但随着日子的累积，每天一个礼物的情况开始逐渐变得让人毛骨悚然起来。所以到了后来，查理不得不把卡片改成：“送给朱莉，来自你的倾慕者布莱恩·福林。”这足够让这些护士琢磨一阵子了。谁是布莱恩·福林？这个问题成了整个护士站唯一的谈资。查理处在匿名者风暴的正中间，为能偷听她们的八卦备感自豪。终于，他还是控制不住揭晓了答案，承认自己就是那个神秘人，但结果却与他原本的期待大相径庭。男人们对他大肆嘲笑，女人们竟吓得避而远之，所有他身为布莱恩·福林所享受到的快乐一下子变成了痛苦。查理很怕遭到拒绝和别人的羞辱。他觉得，相比之下，还是匿名是最好的选择。当你充当别人的时候，你才会拥有原本没有的力量。匿名可以让你有权否认，有权消失，甚至有权将错就错而毫无悔过之意。能够掌控局面，成为上帝才是最重要的。
查理每次轮岗时，都是跟两个男护士一同值班，有一个是乔·布拉德，还有另一个查理没记住名字。他很不赞成这种工作模式，就像是不带着病人去厕所，而直接给他们穿上尿布草草了事一样令人讨厌。这是很不专业的安排。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自己值班的时候压根儿没有其他男同事。不过，这个晚上，查理还是接了医院打来的电话。他们说有个病人转院，正在送过来的途中，希望查理过去。于是，他匆匆结束了洗了一半的澡，直奔高速公路。等他到了医院的时候，新的病人已经躺在床上了，而其他几个男护士正在一旁冷眼抱怨着。
这次转院的是个老太太，病得很重，是从另一个医护中心叫急救车送过来的。这种病人往往被护士称为“扔货”，已经病入膏肓，别的医院都不再接收了。她是将死之人，在急救车把她送到这儿的路上就抢救了两回，不过是在熬时间。查理知道，“扔货”其实是个战略举措—医院或医疗中心摆脱掉一个濒死的病人可以保持其颇低的死亡率—得靠这招才能进入“百大医院”的名单。圣卢克医院就是百大医院名单上的一员，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很为此而自豪，但这种“扔货”无疑会毁了他们的良好记录。
后来，他还记起那些护士对这个老女人的嘲笑，大家开心得好像在开派对。他记得当时老太太的主治医生跟着一起来了这边，一直在跟家属解释，为什么要把她送到这儿来，为什么需要叫救护车，为什么急救，以及圣卢克医院可以做哪些之前的医院做不到的事情。但其实查理很清楚，什么都没有，全是瞎扯。大家都心知肚明，说的是套话。查理能体会其中的冷酷无情，因为他自己也深谙此道。这些家属都不想面对事实，所以告诉他们需要知道的那部分就足够了。
与此同时，那些护士开始用一卷绷带玩起了打沙包。他理解这个工作需要一些轻松的气氛来调节—这在病房里是很常见的。没必要因为死亡而哭哭啼啼，但无论怎样，玩打沙包的游戏还是有些过分了。就好像你不能拿硝化甘油开玩笑一样，那是病房里用于救命的心血管药物，而不是送给这些愚蠢的男护士玩耍的玩具，他们不应该把药物随便乱丢到停车场上做实验，观察到底会不会爆炸。
关于这些“扔货”，查理知道他们终会面临的两种结局。今晚，他直接为那个老太太选了一条比较直接的近路，直接往她的输液袋里注射了点儿地高辛，一切就搞定了。输液袋的顶端有一个护士专门用于注入生理盐水的口，他们管这种盐水叫“洗液”，用来清洗血管里的残留药物，以便为其他输液做准备。所以，往这个端口注药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了，不会引起怀疑。如果有人撞见了他，他完全可以用这个理由搪塞过去。地高辛同生理盐水一样都是透明液体。但是，没有人进来，这是个私人病房。毕竟，作为“百大医院”，它的卖点之一就是一对一的贴心服务。
事后，查理将用过的针头放入了利器盒内，离开病房，径直回到了护士站，然后开始在值班台后面徘徊，让自己显得很忙碌，把椅子从护士站推走。直到护士站的警报终于响起，这个急救达人再次第一时间出现，用尽全力去抢救。
再之后，当这个女人的生命终于宣告结束，她的家人都来悼念时，查理发现这帮傻男人仍在不停地扔着那卷绷带。还好，他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这是他今晚需要照顾的唯一一个病人，很显然，工作结束了，他可以回家了。最近有事情要忙—他最近一直对大家经常提起的那个叫简的怀了孕的护士很感兴趣，有几个男的也经常在病区对简眉来眼去，他能感觉到，但他才不屑于这么做。他想让她知道自己在明确追求她。或许这次，是时候再请匿名者出山了。
圣卢克医院的护士发现药品失踪的时候，已经是春天了。当然，不是什么药都没了，只不过有一种药，他们几乎没怎么用，却一直缺货：普鲁卡因酰胺。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往药柜里补充这个药，但每天晚上这药都不翼而飞。连着6个月了，这问题实在很让人头疼。护士们常会拿这事儿开玩笑—肯定有人把这玩意儿当化肥使！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真的想要调查此事。
这让查理很失望，因为他一直在试图向他们传达信息。每天他上班的时候都会把这药拿出来扔掉，连着好几个月了。他发现自己真的太讨厌圣卢克医院了。他觉得要是个基督教医院，肯定表现得比这儿负责得多。他认为圣卢克医院不过是个工人阶级的疗养机构，如果你非要进医院，那这里也能让你好起来。不过查理最忍受不了的还是他们的态度。他不停地将那些椅子拿走，而他们会接连将椅子找回来。还有那洗液—他也用得相当浪费，但好像主管对所有这一切都毫不在乎，他想当然地认为可能是查理有这些需求。于是他开始跑到病人的房间，用他们的洗液，然后把剩下的给扔掉。他们毫不在意，摆出来更多的洗液，所以他不得不开始浪费他们为病人准备的爽身粉。虽然有时他自己也觉得这样小儿科的战役实在是荒谬得很。不过，作为一个在天主教医院工作的天主教徒，曾经为了婚姻和孩子放弃自己的信仰，继而在失去婚姻以后又失去了孩子，他到底还有什么呢？一无所有。作为一个爱尔兰犹太人，信奉着天主教的查理为圣卢克医院工作着。作为那些医生的得力助手、一位单身的连环杀手、一位艺术家，他竟然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事情来抵抗，只能通过精心的计算，消耗掉成百上千美元，当然，是以扔掉药品、浪费医院成本的方式。这是他唯一知晓的交流方式，虽然很间接。查理的一部分理智告诉自己，他们是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的，他们一定能调查出来，他们也必须调查出来。这就像是他给出的测验，一种信念的表达。但在他心底，还有另一个声音在嘟囔着，他们应该一直没注意到，毕竟自己是那么小心。对于这个想法所带来的满足感，查理还是感到非常欣喜。不过，事实是，他们确实早就发现了。
值班护士长塞尔玛·莫耶是头一个发现普鲁卡因酰胺正在以非常夸张的“井喷式”持续缺货的人。2002年4月，莫耶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自己的主管艾伦·阿米地奥以及药房的药剂师汤姆·纽金。纽金翻查了自己的记录，但没法计算出具体丢失的数量。阿米地奥将此事放在了心上，但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2002年的6月1日是个周六，对于查理来说，这一天是乐翻天还是沮丧到底，完全取决于监护官的安排。如果孩子们来看他，而且大家玩得很开心，那就是一个完美的周末。他们可能在小花园里玩耍，摘一些新鲜的花朵别在头发上，然后在dq冰淇淋店里享受美好的午后时光，尽情享用所有菜单上她们感兴趣的新品。但很不幸，这一天是个糟糕的周末，下午的空气潮湿，天气预报还说有雨，他在家里憋了一整天，但雨一直就没下。哦，太典型了，他们总说有雨，而且只要你等，它就永远都不会下。如果天气预报什么都没说，很可能连着一周都大雨倾盆。他在准备上班的时候甚至都不确定自己到底要不要带件雨衣。
开车去圣卢克只要一路向西到22号公路出口下高速就行了。他傍晚6点15分到达停车场，6点20分进了病房。夜班7点开始，但他喜欢早到。他在男更衣室脱了大衣，换了双鞋。这时段更衣室没别人—又是一个早到的好理由，不用怕被别人听到自己小便的声音，不用在乎别人窥探你的隐私，盯着你下面看，更不必用充满孩子气的幼稚搭讪来打破尴尬的沉默气氛，没人跟你玩更衣室的恶作剧。门外，可以听到重症监护室各种仪器的轰鸣声和嘈杂的人声，还是探访时间，很多家属都没走。整个病区显得满满当当的，护士站空荡得很，好像被遗弃了一般冷清。
用微妙的让人难以察觉的方式间接搞破坏，没有人会怀疑什么。在其他护士眼中，他只是在四处帮忙，偶尔去药房补货，或是帮其他护士一起准备输液袋，要是有人需要急救，他们也能看到他四处忙碌的身影。从没有人会把这三件事儿联系在一起，因为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可以让它们有所关联。他压根儿不需要遮遮掩掩，也不需要戴手套。他只需要从包装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10毫升容量的注射器，拔掉针头的盖子，推推，抽出“生理盐水”，推推，再打到输液袋里。然后将用过的针头和注射器扔进利器盒，将他独家调配的抗生素鸡尾酒放到指定病人的药物托盘里。查理在关灯的那一瞬间，瞥到了普鲁卡因酰胺，就在架子的顶端。这药又被放回去了，货源被重新补满，就像那些他藏起来的椅子一样恢复了原样。
查理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他们就这样跟他打着太极，周旋着。这感觉就好像你拼尽全力吼得嗓子都冒血了，还是没人听到一样令人崩溃。不过，他还是会继续呐喊下去的。当然了，你知道的，不是真的喊出来，他才不会喊呢，但他需要被别人听到，被别人关注到。他重新关上灯，回到了医院的走廊。当第二天早上7点有人来接班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药柜里又少了几百美元的药物，而重症病房里又有几个病人停止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