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决定还没有成形。不过他最近确实总是往重症监护病房跑，找合适的目标下手。一位叫海伦·迪恩的病人预计明天出院。她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女人，刚刚从乳腺癌的手术中恢复过来，有个成年儿子，叫拉里，貌似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的床边。这个细节不知怎么的，莫名地促使查理做出了一个决定。
地高辛（一种强心剂）存放在小玻璃瓶里，被整齐地码放在专门的塑料盒子中，放置在医院的药物橱柜内。在重症监护病房，地高辛是一种很常见的药物，被护士们简称为“地高”，有的时候在表格上填写药物名称时甚至就简单地写个“地”字。它是一种主要来自毛地黄的毒性强心糖苷。地高是医院用来减缓快速性心房颤动、心房扑动心室率的药物。查理一共拿了3管药，他思考着，3个0.5毫克的，一共1.5毫克，干扰肌肉运作足够了。他像变魔术一般将药物打入注射器，径直走进了病房。
据拉里·迪恩回忆，那个男护士走进来的时候，他正坐在母亲的病床边。他当时立刻就产生了一种别扭的奇怪感觉。因为自从母亲住院以来，拉里每天都陪在床前，他认识每一个护士，至少混个脸熟，如果是个男护士，他肯定会记得更深刻。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家伙，这是很奇怪的。而更奇怪的是，这家伙不像别的护士那样穿蓝色的工作服，而是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像个卖冰淇淋的小贩。
这个一袭白衣的护士告诉拉里“你必须得离开这个房间”。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面无表情，甚至跟他没有任何的眼神交流。所以，拉里听从了他的命令，转身走到大厅喝了杯咖啡。10分钟以后当他回到房间时，看见自己的母亲生气地独自一人坐在病床上。“他扎了我！”她说道。
海伦·迪恩拉起了自己的病号服，指着大腿根部的一个小点儿。拉里刚好带着他的瑞士军刀，那种组合多功能的军刀，上面刚好有个很小的放大镜。他看着那个地方，确定是个针眼以后，便叫来了医生。
“可能是虫子咬的吧。”医生如此解释。可是到了第二天，海伦·迪恩的病情急转直下。她开始出虚汗，显得疲惫不堪。当她的心跳最终停止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她没法再复活，就好像拉里永远无法得到安慰一样。
事发之后，拉里·迪恩立刻就意识到其中肯定有问题，并且提出了调查申请。他从母亲的肿瘤专家医师那里得到求证，迪恩夫人没有被安排任何药物的注射。他又询问其他几个照顾母亲的护士，得知当天出现在病房的那个男护士是查尔斯·库伦。
拉里·迪恩立即将电话打到了沃伦县的检察官那里，控诉自己的母亲被谋杀，而且告诉他们真凶到底是谁。
在给海伦·迪恩打完针之后，查理立刻驱车回家，开始思考当晚的行动。他没有特意策划这次的事件，他相信这次他们说什么也能知道是谁干的了。他们会吧？也许这还得取决于迪恩夫人是不是死掉了。第二天，他照常上班，非常惊讶于她居然花了24个小时的时间。不过，是的，她还是死了。而且，他们貌似知道是他干的了。他的工作日程上堆满了关于此次事故的调查会议。他被医生调查，被沃伦医院的管理员问询，甚至还被两个来自沃伦县办公处犯罪调查科的检察官调查。每个人都想让他大声地说出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查理否认了一切，当然也包括这次注射在内。他看着这些人搜自己的储物柜。与此同时，海伦·迪恩已经被送去冷藏，准备解冻。一个来自法医办公室的医生从她的大腿根部注射孔采样。这次医检测试了100种潜在致命的化学药物，但偏偏忽略了地高辛。因此，海伦·迪恩的这次事故被认定为自然死亡。
在这件事情宣告结束的同时，查理的主管通知他开始休假，不定期地带薪休假，而且立刻生效。这听起来并不坏，不用上班还有钱拿。他独自回到家中，坐在那个地下室的公寓中思考，抑郁地思考着他们是否会来抓他，或是他干脆安排一次这样的逮捕，给自己一个在监狱里自杀的悲惨结局，就像当初他闯入米歇尔的公寓时那样。现在他一直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而且是整天都无事可做。就那么傻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发呆，直到自己几近麻木的时候，就移动到厨房的桌子上，然后上床，最后再回到沙发上。壁炉上的时钟不停地读着秒：嘀嗒，嘀嗒，嘀嗒。救护车是夜里11点前到的，查理特意为他们留了门。
查理陷入了自杀的循环状态：从急诊室转到院内的精神科门诊，再到院外的心理咨询室，之后，他出现在沃伦县的检察官办公室。他们做了日常问询，他否认了所有的一切。当审问终于结束的时候，他们又拿出了测谎仪。
电线将他的身体和机器连接在一起。墨针将最后分析出来的结果画在图表上，通过那些上下波动的曲线和频率来显示，查理知道那些曲线的峰谷会偏高、偏低，甚至呈直线。而改变这些曲线的可能是他生理的一部分。
警察们不了解医学方面的知识，对那些峰谷之间的变化也毫不在意。他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那些脉搏变动的情况和节奏上了。基于这种情况，他们就认为自己可以判断真伪。查理可不这么想，他知道这些变化都可以通过地高辛、受体阻滞剂以及硝普钠来完成。
测谎仪给出了一个大概的结果，它忽视了心电图图表所表现出来的真相。它只是单纯地将心跳活动与人的大脑中的真相通过这种方式连接起来，跟一个孩子用破铁罐和绳子做简易电话一样不可靠。这是个很愚蠢的测试，查理最后的测试结果完美得无懈可击。不过，他心里明白，这些人打心底里还是知道事情真相的。
查理在沃伦医院的带薪假期中不知不觉地迎来了新的一年，他已经下定决心不回去了。鉴于他曾经每周80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时间以及他曾经赚的薪水，现在他急需找一份新的工作来支付孩子的抚养费。查理发现在亨特医院，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小的非盈利医疗中心，位于新泽西州弗莱明顿的上流小镇。用沃伦医院和圣巴拿巴医院提供的薪资作为参考，1994年4月3日，查理手里还拿着自己的推荐信，以每小时23美元的工资在亨特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正式上岗。
1995年10月，他得到了护士长马乔莉·蕙兰为自己撰写的业绩报告，报告中称他是“病人生活的倡导者……关心病人的福利……有组织，非常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非常聪明，充满机智”。
他开始和凯瑟琳约会。凯瑟琳也是这个病区的护士，她婚姻不幸，是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很显然处于空档期。凯瑟琳在他身上的注意力足以弥补他对医院注意力的需求。冬天来临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张从亨特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寄送来的证书扫描件，上面写道：“致查尔斯·库伦，感激他重压之下不失风度的工作态度，以及所有辛勤的夜班为我们带来的帮助。非常感谢。”马乔莉·蕙兰又在下面补充道：“查理是个乐观向上、有礼貌的有为青年，一个关心病人福利的好护士，非常有用，而且在用药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
不过，这不是事实。
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就好像黄昏到夜晚的过渡一般自然，不是意识上做出的选择—他都说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做的。时间慢慢跨过1995年的时候，查理逐渐变得更加阴暗了。到了年底，11月的时候，那个每日都出现在夜班值班室的理想型护士，那个亨特医院从来没想过可以如此幸运地拥有的雇员已经不复存在了。
其实，他真的记不得那些被他下药或杀死的病人都叫什么名字了。就好像他对待自己逐渐增厚的人事档案一样，没什么可在意的。有些护士总抱怨，当库伦独自拉上帘子给那些病人洗身上的时候，总是给病人用太多的浴液，好像他们都脏得跟油桶似的，不知在搞什么，耽误那么久的时间，显得其他护士很不敬业的样子。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一连串用药上出现的比这严重得多的错误。查理曾经被抓到给某些病人胡乱推荐未遵医嘱的药物，他还从某些病人那里私自扣掉了医生开的处方药。护士长蕙兰实在是无法解释，这个曾经的明星雇员怎么会突然间有这么大的转变，还出现这么多奇怪的行为。直到有一天，她太担心了，便去检查了库伦那几个病人的病例和日常记录的表格，那上面可不是一般的错误。每次他给病人错误用药，都没有记录到日常的表格上，而且他还扮演医生的角色，干医生都不应该去干的事情。库伦护士甚至给自己预定了实验室的检测，那些要求都具体得出奇，好像他正在特意安排找什么东西。
查理用一剂地高辛干掉那个老家伙杰西·爱琴10天之后，7月19日早上，蕙兰护士长将他叫到了一个空房间开会。她实在是没法从自己看到的这些杂乱无章的错误中找到什么规律，所以她打算使出最后一招杀手锏，再出现一次这样的事故，查理就会被停职。
在过去的两周里，因为凯瑟琳重新回到她丈夫身边的这件事儿已经给查理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所以他不得不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转向来自护士长的这次威胁。再有一次，这太不公平了。查理感觉不仅仅是蕙兰一个人这么看他，整个办公室的人应该都有所察觉了，所以他干脆跟蕙兰摊牌，就在那间封闭的屋子里。如果他们真的认为他是个坏人，他干脆直接辞职好了。他可以现在就辞职，如果这能让他们高兴的话。这不就是他们想要的吗？查理生气地离开了那间屋子，摔门而去，生气地开车回了家。他又一次拿出了自己的打字机，把这件事落实到了官方文件上，并且真的交出了单位钥匙。这次的辞职信上全篇都用的是大写字母，字里行间全是“！”和“？”用来强调语气。他很生气，所以发泄出来的感觉很爽。他告诉他们，自己即将拥有170个小时的带薪休假（他因为完美的出勤率而应得的带薪假期），但是其实他一丁点儿都不在乎，大可不要。他可以对他们说“你们自己留着吧”的感觉实在太好了，他让他们用这些剩下来的奖金另寻他人。这可是种很宽厚的姿态，跟自寻死路差不多了。除了一个仗义却心存委屈的人、一个纯粹善良的好人外，谁愿意将这样的便宜丢开不要？尤其对查尔斯·库伦这种陷入窘迫之境正缺钱的人来说。查理开车找到了一个邮筒，陶醉于这些话给自己带来的后遗症里，无法自拔。他将金属把手扳下，把信从缝里塞了进去。在回家摔门坐下之后，还是不放心，又跑回去看了一眼。当他发现那封信真的被邮走了之后，才彻底反应过来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他飞速跑回家，重新快速起草了另一封信，期望着可以赶上头一封，但很明显，想挽回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蕙兰收到了查理的辞职信后欣然接受。他可以在一些没人愿意值班的时间段替班，但严格说来顶多算是个自由职业者、派遣员，以后结工资就按天算了。查理不得不勉强接受这个结果，于是他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了亨特医院的排班表上。不过，他后来再也没真正露过面，而是独自一人躲在自己的地下室公寓里，任由电话一遍又一遍地响着。这种时刻，他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强大，忽略他们，他屏住呼吸，决定将自己的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展现给所有人看：他的前妻、他的家庭、米歇尔、凯瑟琳、蕙兰……最后，电话铃声还是停了。
上帝关上了那个曾经照在他身上的聚光灯，到头来只剩他孤身一人蜷缩在地下室的公寓内，时不时地看看空空如也的邮箱。最后一封来自亨特医院的信摆在了他的面前，上面写着讽刺的祝福语：“祝您以后前程似锦，事业顺利。”查理再一次拿出了自己的电子打字机，将当初跟妻子离婚时那个辩护律师写的陈述信拽了出来，将自己的悲惨境遇套用在那个咄咄逼人的语境和格式中，显得很官方，而且充满威胁的味道：
他们一直在房间里面试新人。在劳瑞塔找我之前，就有人告诉过我，曾经有一个参加面试的人还问了劳瑞塔：“既然你们还没做出关于查理的决定，我们为什么要参加面试？”
那个人所得到的回应是这样的：“这件事压根儿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太不稳定了。”
如果劳瑞塔可以如此随意且不加掩饰地告诉我的其他同事我是个不稳定的人，那她也应该毫不掩饰地解释一下为什么她没有坚持让我接受检查，或是至少不要让我这么一个“不稳定”的同事继续工作；她还应该向他们解释，干吗还要提供给我一个兼职岗位。
查理没有发现其实自己正在跟自己较劲儿的这个事实，他只是觉得自己在很正常地争辩而已。这个三段论般的演绎推理最后变成了这个样子：
一个“危险的”“不稳定的”护士就不应该被排到值班表上。这是医院的管理层决定将他放到那个值班表上的。
因此，查理不危险，关于他的那些投诉也都是不公平的，查理是整个事件的唯一受害者。
当然了，亨特医院没有给他回这封信，还赔上了他6周的无业生活以及170个小时的带薪假期。还好，不算一无所获，至少这次的事件给他上了宝贵的一课：永远别把要说的话冲动地写到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