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房的护士帕姆·艾伦将一袋可疑的静脉注射液放到了圣巴拿巴医疗中心风险经理凯伦·塞登的桌子上。这袋注射液的端口好像已经打开过了，但里面的液体还很多，满得快要溢出来了。这在塞登看来很不正常，她立刻联系了医院安保部的副主任，一个叫托马斯·阿诺德的前任警察。阿诺德将这袋药送到药检室。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这袋本应该只包含生理盐水和肝素的注射液里含有胰岛素。
三天后的情人节，在圣巴拿巴重症监护病房里，一个叫安娜·拜尔斯的病人开始注射肝素静脉注射液。半小时后，她全身颤抖，开始出冷汗，神志不清，感到恶心。血测结果显示她体内的胰岛素含量大大高于正常值，医生立即给她喝了一瓶橙汁。这是在突发低血糖时最快最简单的补救方法，但是橙汁喝完了，没有任何改善，护士不得不开始为她静脉注射葡萄糖，让糖分直接进入到她的血管内。这暂时将拜尔斯从濒死边缘拉了回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量的胰岛素让她的血糖持续下降，很难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这种状况从上午到下午又一直持续到晚上，本来医院在第二天早上为拜尔斯安排了一台心脏搭桥手术，可现在她的身体状况不稳定，显然手术的安排过于冒险。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医生还是命令将她的肝素静脉液撤掉了。当医生开始为心脏手术做准备而撤掉肝素静脉液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胰岛素过量的问题立刻得到了改善，拜尔斯的身体也慢慢有所好转。
截止到下午2点，拜尔斯身体恢复了良好的状态，也从重症病房回到了普通病房。她血糖急速下降的问题消失了，上午手术之后留下的伤口也开始有组织液凝结。看来一切正常，可以重新开始使用肝素静脉液了，静滴开始没多久，安娜·拜尔斯就重新回到与之前相同的不稳定状态。不过，这次护士们提前就做好了准备，直接开始静脉注射葡萄糖，打算将这个不妙的趋势扼杀在摇篮里。就这样，她时而好转，时而恶化。到了晚上11点，她体内的血糖数值低到都读不出数字来了。她的身体将所有的糖分消耗殆尽，大脑也得不到一点儿血糖提供的能量，安娜已经快要见到死神了。
护士拔掉她所有正在输的药液，直接将她又推回了重症监护病房。仅仅20分钟没有输液，安娜·拜尔斯又开始恢复了血色。
就在走廊的另一头，一个名叫费雷德·贝尔福的病人也正遭受着同样的煎熬。他从早上7点开始静脉注射肝素，到了中午快把内脏都吐出来了，根本连橙汁都无法下咽。医生给他开了葡萄糖以后，两个不同输液管里的药物同时在他的血管内竞赛，并驾齐驱。一天一夜，两种药像是在他的体内玩跷跷板，而费雷德一直在昏迷中等待胜者的出现。
第二天晚上7点，这层楼发生的两起事件终于被有心之人联系在了一起：同样的注射液，同样的副作用。贝尔福的护士将他的肝素静滴液拔出，贝尔福也很快开始感觉好转。护士戴着手套将他的静脉注射液放到无菌袋中，直接送进了化验室。
检测结果显示胰岛素呈阳性。通过显微镜观察药液包装袋，发现有细小针孔扎过的痕迹，袋子的三个边角都有，这是极不寻常的。有时候护士在给病人们换药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卡针的情况，但多余的针孔肯定只出现在塞口的旋转阀附近，离原本的注射口有一定距离，绝不会在标有刻度的另一端出现针孔。这不像是个医疗事故，似乎一直有人在做手脚，动了圣巴拿巴储藏室的输液袋。阿诺德和塞登将两袋静脉注射液留存为证据，并将贝尔福和拜尔斯的事故当作首批调查的案件。现在他们开始重新筛选所有曾经在冠心病重症监护室治疗过的病人，查看是否还有其他人近期也遭遇过同样的事情。
虽然没有因果联系，但他们确实发现所有事故都是近期集中发生的。几个月以来，事件发生得过于频繁，以至于出现了交集，冠心病重症监护室的护士总是接替值班，所有人的值班信息都攒到一起，有些繁杂—事故并没有单独局限于任何一个单一的病房，或是任何一个固定的值班轮岗上。无论是冠心病重症监护病房、其他重症监护病房，还是心脏科，都出现了相同的问题。似乎圣巴拿巴医疗中心的所有患者都神奇地在一瞬间成了糖尿病患者。
实验室化验结果表明，不仅所有“神奇的糖尿病患者”血液中的胰岛素含量都出现了诡异的变化，而且这些胰岛素都不是自身产生的，全部来自“外界”。有人一直在给他们注射胰岛素。
当类似事件发生后，院方展开了调查。调查人员最先得出的假设结论是有护士不小心看错了医生开出的药方，在拿药读标签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拿错了药。但这样的错误不可能整个医院的护士都同时犯，所以很快这种可能性被排除了。阿诺德和塞登研究病人的明细表时发现，所有人的病例中都没有医生开出胰岛素的情况，也没有护士记录曾经给他们用过胰岛素。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要不就是出现了双重失误—不但病人用错了药，护士还误填了表格，要不压根这就不是个失误。无论哪种情况，事情已经发生，圣巴拿巴现在确实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阿诺德将自己调查后所得的结果汇报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圣巴拿巴医疗中心安全监管的头儿以及高级副总裁乔·巴瑞。
经验丰富的退伍老兵乔·巴瑞上半辈子一直活在别人的尊敬之中，身为前任陆军少校的他在新泽西州的警署干了30年，现在作为圣巴拿巴的高级副总裁，主要负责安全监管，潜心致力于调查意图谋杀医院病患的案子。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看来只有他和阿诺德两位经验丰富的警察才有可能着手展开调查并有所进展了。在将所有病患的探访者排除嫌疑之后，唯一可能作案的嫌疑人就只剩下医院的员工了。阿诺德和巴瑞将所有护士的值班表记录以及案发的时间进行比对，发现只有三个护士在每一次案发的时候都刚好轮岗值班，而在这些护士当中，一个叫查尔斯·库伦的人着实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关于胰岛素事件，阿诺德先前已经问询了医院的几位工作人员。每个护士都显得格外紧张，很担心自己的工作和声誉，对所涉及的病患也格外担忧，但只有查尔斯·库伦护士一点儿担心的样子都没有。事实上，他好像是故意漠不关心此事，甚至表现得对一切都无所谓。在阿诺德看来，这种冷漠并不仅仅是“谁干的？我吗？”那种表面上肤浅的做作表现，而是真的看起来毫不在意。事实上，他甚至在强迫自己表现这一点。很多次，阿诺德都试图想找一间会议室约库伦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这个案子，但似乎这名护士受雇于一家雇员服务中心，而不是医院。他的排班表变化多端，根本没有规律可循。每当阿诺德强制拦下他想聊上几句的时候，库伦都会立刻表明自己正处于非常忙碌的工作状态当中。很显然他的责任比阿诺德粗鲁的调查“重要得多”。当阿诺德和巴瑞终于想方设法把库伦摁到会议室的椅子上坐下来时，这个护士开始闭口不语，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就那样坐在转椅上，双臂环抱在胸前，低头盯着地面，好像在研究地毯的纹路。在前任警官巴瑞的眼中，显然这个人的态度足以让他敲响警钟。英雄所见略同，阿诺德也同样认为这个家伙不简单。
“我知道是你污染了那些输液袋。”阿诺德打算攻其不备，虽然手头没有任何证据，但直觉告诉他，这家伙肯定不是无辜的。“你什么也证明不了。”库伦冷冷地反驳道。对于一个无辜的人来说，面对调查人员的指控，没有比这种回答更离谱的了，甚至都有些愚蠢了。以阿诺德和巴瑞之前当警察的经验来看，这无异于一句“去你妈的”。他的挑衅成功激怒了阿诺德，一下就将事件上升到私人恩怨的层面了。不过库伦对这样的状况依旧毫不在意：“我没必要跟你继续说下去了。”说完就走出了房间，自行结束了这次问询。
阿诺德和巴瑞早年在街上当警察的时候就见过这种无赖行为了，但在医院这种地方还是头一次。对于停车场的劫匪、礼品店的扒手，或是探监过程中不守规矩的来访人员，这样的表现再正常不过了。如果他们偶尔让一个护士面临这种如坐针毡的审讯，那他肯定是个穿着护士服的瘾君子秘密地躲在医院里行窃，在各个值班轮岗的间歇鱼目混珠。无论哪里的毒贩子都是一样的，动机单纯而直接。不过这一次，他们感觉到好像有一些更黑暗的秘密隐藏其中。他们实在想不通，会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人去污染储藏室里的输液袋，抑或故意胡乱使用胰岛素。不仅如此，针对库伦的反应，阿诺德也无法得出合理的解释—这家伙似乎压根儿没想为自己所受的指责做出任何辩解，甚至连惊讶都没有。阿诺德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一片死寂，这令他很不自在。不过，最令人不安的现状是，库伦是正确的，他确实没有必要接受他们的问询。如果阿诺德和巴瑞能调查出什么结果，找到证据的话，压根儿就不需要查理再多说什么了。
阿诺德和巴瑞让医院里的员工帮忙整理数据，从库伦护士就业当天开始，辗转于冠心病重症监护病房、心脏科以及其他重症病房所有时间段里病患的死亡率以及时间点。似乎他们挖得越深，发现的可疑病例也就越多，但他们没有发现一例案件是绝对致死的。每个患者的情况都相当复杂，伴有多种疾病和并发症，临床症状也相当多，没有一个案件可以说明胰岛素是直接致死原因，而且也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可以将查尔斯·库伦护士直接联系到任何一个案件上，即使其中有几起案件的当事人已经死亡。这一切归根结底，原因都在于库伦是一个飘忽不定的人，他的排班表实在是变化太多了，他还经常会因紧急情况被临时召回医院。将库伦上班的所有时间与案发时间进行交叉检索，只会得到更加复杂难懂的结果。如果他们打算让调查进入下一个阶段，就必须借助外界的力量。看来，是时候报警找真正的警察来了。
阿诺德和巴瑞每月都会定期和利文斯顿的警长唐·琼斯会面。这些会面纯粹是出于实用性的目的。圣巴拿巴是整个利文斯顿雇员最多的地方，是整个镇子的缴税大户，将这个医学中心所面临的问题与和它密切相关的镇子隔离开来，似乎太不切实际了。
琼斯警长在利文斯顿的好名声可谓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他常常加班，把得来的奖金补助分给那些新进局里工资少得可怜的菜鸟或是待产在家的警员。随着退休曙光慢慢探头，可以跨行到私企安全部门做高管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尤其是像圣巴拿巴这样的大公司。如果琼斯想向圣巴拿巴的管理层证明自己的能力，那1991年3月5日这一天，就是他机会来临的重大日子。巴瑞和阿诺德在一家意大利餐馆与他吃了顿午餐，同时把这个案子递了过去。
一个警察办案子需要的所有基本材料都齐全了：犯罪事实、受害者、证据以及一个嫌犯，至少在两个病院科室都有发生谋杀案的可能，实物证据—掺有致命药剂被污染后的输液袋，并且迄今为止的调查也让他们将注意力放到了同一个雇员身上。在阿诺德这样的前任警察看来，手头上这些发生在圣巴拿巴医学中心的严重犯罪事实再清楚不过了，但琼斯警长居然不愿染指此事。他告诉巴瑞和阿诺德，从他们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看，压根儿什么也做不了。阿诺德和巴瑞对于琼斯的反应也颇有微词，他们不知道这位警长先生究竟是不愿意帮医院的忙，还是目前手头的证据真的没法给这个复杂的医疗案件带来任何帮助。阿诺德没法责备他，因为他们自己也拿此事毫无办法，无论如何，问题仍然摆在他们面前，亟待解决。
阿诺德和巴瑞想尽一切办法，打算抓库伦护士一个现行，甚至在药物储藏室安装了监控录像。他们还暗访了那些多科室工作的医生、员工，还有探访病人的家属们。他们还在护士中发起了一个新的药物管理协议，将最普通的治疗药物胰岛素列为严格监管的危险药品，如同吗啡一样在使用前需要得到签章许可。就是在这样的管控下，10月份，又有两个心血管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莫名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他们的输液袋中接连被检测出含有胰岛素。他们有自己的种种猜忌，但迎来的不过是更多的挫败感，依旧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任何推测。就在他们还在挤破脑袋想办法努力时，查尔斯·库伦毫无预兆地消失了，而胰岛素事件也随着他一起不翼而飞了。
查理觉得自己周边的世界好像舞台上的纸板道具，渐渐分崩离析。他觉得圣巴拿巴的那些人知道自己在那里究竟干了什么—医院的调查人员在问询的过程中不留丝毫余地地表达了对他的怀疑。无论他扎了1个输液袋，还是100个，或是更多，都无关紧要，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甚至没有去调查他在烧伤科的值班记录，就已经知道了一切。几个月来，他们都将注意力放在那两个出现低血糖状况的病患身上。别的病人很容易让人搞不清状况，因为他们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低血糖是有可能出现的状况，但这两个人则完全不同，他们的状况很明确。查理知道他们开始调查两次事故发生时交叉值班的护士排班表了，也发现了他是唯一一个两个事故发生时都刚巧当班的护士。紧接着他们还找出了他曾经污染过的储藏室里的那些输液袋，并送到了化验室，检测，留存，作为证据。他总是趁有机会的时候进入储藏室，随意污染几个输液袋，然后将它们像手榴弹一样丢给各个病人。查理很肯定，那些输液袋上肯定沾满了自己的指纹—他压根儿没费心去戴手套，他觉得如果这些人要是想抓他，怎么都能抓住他。
他期待着所有好似弹簧一般蓄势待发的结论都一起浮出水面，但是，秋天过去了，冬天结束了，新的一年开始了，一切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结论。他认为，这家医院不是太过愚蠢就是害怕宣布这个事实，抑或两者都有。查理只能盯着那些在他周围泛起涟漪、针眼大小的事情，想象着自己未被揭露的罪行可能得到重大的审讯—由那些挣大钱的律师来出庭辩这个案子。正如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就算是企业的巨头也会在他们面前相形见绌。无论医院在担心什么，查理认为肯定不是病人。他们曾经对他撒过谎，当他去找寻自己母亲遗体的时候，他们把事情的真相隐藏了起来。没有人真正为他的痛苦着想，起码那天没有人重视他的痛苦，也正是从那时起，他了解了伪善的真面目。在互相维护的体制下，法律的正义感显得微不足道。作为一个堕落的天主教徒，最为讽刺的事情就在于，圣人巴拿巴是给予众人鼓励的上帝之子，本应是个守护神，但似乎医院并没能成功阻止查理去做这些错事，甚至没能揭开他的罪行。所以，当圣巴拿巴最终没有打电话询问他何时回去上班时，查理不禁感到异常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