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问他有没有刀子，这时候他呆呆地站在旁边，那身用褥套布做的衣服湿得水淋淋的；正是这身衣服招致枪击，第二次还是机关枪扫射，这便是四天前离开堤坝以后在世上两次遇见他人的遭遇；犯人听这句问话产生了完全相同的感受，正像听她在疾速行驶的小船里催促他最好快一些。现在，面对纯属道义的场面，他同样感到无端的挑战，找不到答案的窘困同样令他恼火；他高耸在她身旁，急得透不过气，张口结舌，这样过了足足有一分钟之后，他才觉察到她又在呼喊：“罐头盒！船里的那个罐头盒！”他不明白她干吗要罐头盒，甚至既没有感到惊讶又没有在去之前先问问。他转身就跑。他想这一回会踩到另一条鱼蛇，跟刚才那条在紧迫情形下粗实身躯猛然一缩的蛇一样，踩上了也不必惊慌，只需留神警惕些就是了，因此他没有改变快跑的步伐，尽管他知道也许他快跑的脚会落在离那扁平的蛇头一码以内的地方。这时，小船的船头已经给浪潮推到了斜坡之上，他看见另一条蛇正在从船尾爬进小船，当他弯下腰去拿那只舀水的罐头盒时，还看到又有什么东西在游向土岗，他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一个头，一个头面出现在一个V字形的细浪峰尖。他抓起那只罐头盒，完全出于盒旁有水的缘故，顺手舀了一满盒；他刚好转过身，又看见那头鹿，也许是另外一头鹿；这即是说，他看见了一头鹿——只是从旁瞟上一眼，一个淡淡的烟气色的影子，从两排柏树之间晃了一下便消失了；他没有停下脚步看个究竟，而是急速地奔回女人身边，然后跪下来把一满罐头盒的水凑到她嘴唇，她一直喝，喝到说自己感觉好多了为止。
罐头盒原先装的是一品脱豆子或者番茄之类的东西，密封得好好的，后来用斧头根敲了四下才给砸开的，金属盖子反卷过来，锯齿般的边缘锋利得像刮胡刀似的。她告诉他该怎么做，于是他用盖代替刀子，又解下一根鞋带，用锋利的锡盖边口把鞋带割为两段。后来，她想要热水——“要是我能有点热水就好了。”她以虚弱而安静的声音说道，没有特别抱什么希望；等他想起得有火柴的时候，才感到这同刚才她问有没有刀子的情形完全一样，她在缩水打皱的上衣口袋里摸索着（上衣的一只袖口的边沿有个颜色较深的双“V”形标志，肩头上有块墨黑迹印，上面的军龄斜条和师团徽记早就撕掉了，不过这些对他都毫无意义），掏出一盒火柴，这是用两个弹壳套合而成的。于是，他把她往后挪，挪到离水边更远一些的地方，然后独自去寻找能燃烧的干柴；心想，这回会拾到另一条蛇，但他说他应当想到会是一万条其他的蛇。这时，他明白了这不是先前的那头鹿，因为他同时见到三头鹿，虽然辨不清是雌是雄，五月里的鹿都是没长角的，而且以前从未见过任何种类的鹿，除了在圣诞卡片上；后来，他又看见那只兔子，淹死的吗？总之是死了的，已经被鹰啄开，那只鹰此刻就站在死兔身上——它那竖立的冠毛，坚硬、狠毒而又高傲的鼻子，贪婪霸食的黄眼睛——他朝它踢了一脚，它躲闪之后便展开宽阔的翅膀飞向天空。
他带着干柴火和死兔子回来的时候，婴儿已经裹进了那件上衣里，放到了两株柏树的低枝丫之间，女人却没了踪影；等犯人跪在泥地上，用嘴吹气扶助那微弱的火苗的时候，女人才拖着虚弱的身子，缓慢地从水边的方向回来。然后，水终于烧热了，她竟然拿出了一方介乎麻袋布与丝绸之间的东西，这东西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永远不会知道，也许她自己也是不到需要的时候永远不会知道的，也许永远也没有哪个女人会弄明白，不过没有哪个女人会感到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他蹲在火边，身上的湿衣服被火烤得水汽蒸腾；他怀着一种从未见过这等事的好奇心和兴致，观看她替婴儿洗澡，惊讶得简直不敢相信，以致他竟站在那儿俯视着她和孩子，瞧着那什么也不像的赤褐色的弱小生命，心想：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原来就是这家伙狂暴地把我和我认识的所有人，把我和我不情愿离开的一切事物割断了联系，把我抛向我生来就害怕的自然环境，最后又把我抓到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地方，弄得我现在连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
之后，他回到水边把那舀水的罐头盒重新灌满水。这时，快到日落时分了（也许日头已经下落了，若不是当时乌云满天），可是这一天是怎么开始的，他完全记不起了；等他回到柏树交织的浓荫下燃着火堆的地方，尽管只离开了很短的时间，夜幕却已完全降了下来，仿佛黑暗也要到这四分之一英亩的土墩上借宿栖身；这块土地像是《创世记》里提到的诺亚方舟，这地方柏树拥挤，阴暗潮湿，既充满了生命又孤独荒凉，这地方在什么方向，离什么东西、什么地方有多远，他全然不知道，就同不清楚今天是这个月的哪一天一样，只知道这会儿随着日落，夜幕正在延伸，开始遍布整个水域。他把那只兔子割成几块来炖，火堆在黑暗中越烧越旺，周围那些胆怯的野生小动物——有一次还来了一头高大的鹿，温和地把眼睛睁得几乎有盘儿那么大——眼睛被火光映得闪闪发亮，一会儿消失不见了，过一会儿又只露出闪亮的目光；经过了整整四天，才看见热滚滚的带有腥味的肉汤，他望着女人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第一罐子热汤，仿佛听见自己的唾液吞得咕嘟作响。然后，他也喝了；他们还一同吃了用柳树枝烧烤得焦黑的其他零碎部分，吃完后，天黑尽了。“你们最好去船里睡觉，”犯人说，“我们明天一早得动身。”他把小船的船头推下陆地，让小船平卧在水上；然后他用一根葡萄藤连上船缆绳把它延长，回到火堆边后他将藤的另一端系在手腕，末了才躺下睡觉。他躺在泥土上，身下的泥土倒也结实，那是大地，不会动的；你要是摔倒在上面，说不定大地毋庸置疑的沉稳会折断你的骨头，但是她接纳你的方式不是让你空悬无着，不会包围你，窒息你，让你下沉，一直沉到底；在大地上干犁地的活儿有时会是很苦的，会弄得你筋疲力尽，厌烦透顶，日落后回去躺在小床上，你会咒骂她那些旷日持久、无法满足的苛求，然而她绝不会粗暴地把你从熟悉的环境中抓走，使你成为奴隶，陷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一连几天都没有放你返还的希望。我不知道自己现在何方，也不认为我知道要回去的地方的归路，他想。可是至少有一条船停在那儿等候我，给我一个掉头转向的机会。
黎明时分，晨光熹微，他醒来了，天空淡黄，会是一个晴好天气。火堆已经熄灭了，余烬冷灰的另一侧蜷曲着三条蛇，一动不动地平行卧在那儿，像是在突显自己；在迅速开启的天光里，别的一切也渐渐显露身形了：大地，一会儿之前还是迷蒙的一片，现在呈现出许多静止不动的卷状或圈状的地貌；树枝，一会儿之前还是模糊的一团团，现在变成了一条条蛇形的不动的花彩；这时，犯人站起身来，想到吃的东西，在动身之前得吃点暖和的食物。可是，他决定不这样办，这样会浪费许多时间，因为小船里还剩有不少硬如石头的食品，那是先前篷船里的女人扔给他的，何况（想到这个）要是去搜寻食物，无论动作多快，收获多丰，他永远不会弄到充足的食品，够吃到他们要去的地方。于是他顺着那根把他和船头缆索连在一起的藤蔓，回到被低沉的像棉花絮一般浓密的大雾笼罩的水边，回到那条小船，幸好雾障不算很高，小船尾部若隐若现，船头差不多还贴着土墩。女人动弹一下醒了，问道：“咱们现在就打点准备出发吗？”
“是呀，”犯人说，“你总不打算今天早上再生一个，对不对？”他上了船，把小船推离陆地，小船立即隐没在雾里。“把桨递给我。”他没有转身，只是扭过头来对她说。
“桨？”
他转过头来，“桨板，你正躺在上面的。”可是，她并没有躺在桨上，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土墩，或者说是小岛，继续缓缓地隐没进雾里，而这片羊绒般的没有重量难以触摸的迷雾，已把小船当作珍贵的珠玉或易碎的精巧摆设藏了进去。犯人蹲在那儿急了，不只是垂头丧气，简直是惊骇不已，气得发狂，好比一个人刚躲开一个砸下来的保险柜，却偏偏又被柜上的一块重两盎司的镇纸击中；这情景更让他无法忍受，因为他这辈子还从未落到过连退避余地都没有的地步。这时，他毫不迟疑，抓住葡萄藤的一端便跳进水里，消失在奋力的爬行中，等他再次浮出水面时还在不停地爬（他从来没学会过游泳），猛扑猛打地朝着那快要看不清的土墩冲去，就像昨天见到的那头鹿一样；他在水里上下翻腾一阵之后才挣扎着登上那泥泞的土墩；他躺在那儿，累得气喘吁吁，手里仍握住葡萄藤的一端。
他上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挑选一株他认为最合适的树（有一会儿他知道自己已气昏了头，竟想用那只舀水的罐头盒的边缘来锯树），然后在树根部生起一堆火。之后，他去寻找食物。他花了整整六天时间去找，与此同时，那株树终于烧断倒了下来，他又在适当长度的另一端把树干烧断，再想方设法，不断沿着这截木头的周边用小火烧，烧成船桨的形状，夜间也不停歇；夜里，女人和婴儿（在喂奶了，每当她准备解开那件褪色的军上衣，他就转过背去，甚至索性回到树林里）在小船里睡觉。他学会了监视下扑的老鹰，于是找到了更多兔子，有两次还捕到了负鼠；他们吃过一些死鱼，吃后两人都长疹子，还引起剧烈的腹泻；他们还吃过那女人误以为是甲鱼的一条蛇，这反倒没出事；一天夜里下起雨来，他站起身来，拉开柴火，把蛇甩掉（他不再那么想，不碍事，只不过又是一条鱼蛇而已，他仅仅避开那些蛇，因为它们只要来得及也会慢慢蜷缩身体来给他让路），出于由来已久的人身不可侵犯的意识，他搭了个遮雨棚，但雨很快就停了，也没有再下，女人仍回到小船上。
后来，一天夜里——这时那截翻来覆去已烧得焦黑的木头大致像是桨了——他躺在床上，劳教所营房里他自己的床，天气很冷，他伸手去把被子拉上来，可是他的骡子不让他拉，先是顶他然后又使劲撞他，想挤进他狭小的床位同他一起睡；可是，床上也冷，而且潮湿；他想爬起来，那骡子却咬住他的皮带不让他动弹，推推撞撞地把他顶回那又冷又湿的床头；然后，骡子靠在床沿，用它那柔软而有力的冷舌头在他脸上狠狠地划了一笔；他惊醒过来，发现火堆没火了，甚至在那大体烧成的桨下面也没了炭火；他发现自己躺在四英寸深的水里，一个长长的又冷又软的什么东西迅速爬过了他的身体，那根一端套在船头另一端束在他腰间的藤蔓一扯一拖地已经把他拽进水中。随后，又有什么东西来推搡他的脚踝（那截木头，已经烧成桨了）；正当他慌张地搜索小船在哪儿的时候，他听见船壳里传出疾速的来回跑动的沙沙声，这时女人开始四处扑打，一面尖叫：“耗子！到处都是耗子！”
“安静躺着！”他大声说，“只是几条蛇罢了。你能不能多安静一会儿，让我看明白小船在哪儿？”接着，他看到船了，拿着那根还没完工的桨上了船，脚又踩上了身躯粗实痉挛蜷曲的东西，那东西却没有咬他；他也不予理会，张望船尾，只能看清开阔的水面上映出的一点儿亮光。他把小船朝那儿撑去，拨开那些缠着蛇的树枝，船底回响着擦刮实物的微弱声音，女人尖声地叫个不停，之后，小船划过阻塞的树木，离开了土墩；这时，他能感到脚踝边那些躯体在匆匆地滑来滑去，还听得见它们爬过船舷的刺耳声响。他收进那截木头，沿着船边朝水底拨水向前，向上提起来又朝外划去；借着发白的水色，他又看见三条蛇在急剧地扭动躯体，接着就消失不见了。“别叫！”他喊道，“嘘——，我还巴不得自己是条蛇呢，也好溜了出去！”
苍白的没有热力的朝阳像块薄脆饼，以它细绒棉花胎似的光晕照在小船上（犯人并不知道他们这时是不是在行驶），忽然他又一次听见了以前听见过两次而且永远不会忘怀的那种声音——一种蓄意而来、不可抵御、汹涌澎湃的水声。可是这一次，他听不出究竟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仿佛到处都回荡着这种声音，此起彼伏，好像是活动在迷雾背后的魔鬼，刚才还在数英里之外，转瞬之间却到了眼前，正要把小船打翻；突然，有那么一刹那他相信（他疲惫不堪的整个身体似乎要跳起来，他想要大声地喊叫），他可以一鼓作气让小船冲过去；他挥动那根未完工的桨（颜色和纹理如同乌黑的砖头，像是旧烟囱被河狸啃过那样，重量足有二十五磅），他正发狂般地要转过船身，却发现他面前的那种声音停息了。接着，他头顶上有什么东西发出巨大的吼声，他听见了嘈杂的人声，又听到了叮叮当当的铃声，铃声停止之后迷雾也消失了，就像你伸手在结霜的玻璃窗上抹了一下；现在，小船浮在闪烁着阳光的浊黄水面，就在三十码开外有一艘汽轮恰好与小船并排而行，甲板上拥挤不堪，聚集了无数男人、女人和小孩，有的坐着，有的站在船沿，旁边堆放了许多匆忙搬上船的普通家具；人们默不作声，都朝小船投下怜惜的目光，汽轮的驾驶室里有个男人正在用麦克风跟小船里的犯人喊话，对叫对吼，声音盖过了引擎嚓嚓排气的声响。
“你究竟想干啥？找死吗？”
“维克斯堡怎么走？”
“去维克斯堡？维克斯堡，是吗？靠过来，上这条船。”
“你愿意带上这条小船吗？”
“小船？小船？”这时，麦克风里开始发出咒骂，亵渎神明的诅咒声和人身攻击的粗俗话混成了吼叫的声浪，可都是一些咒不着、骂不倒、全然不着边际的话语，就像是水、空气和雾气在对话，吼出了那些字句后接着又通通收了回去，既没有造成伤害，也未留下伤疤或者让对方真正感受到了侮辱。“要是我照你这些狗娘养的水耗子说的办，把浮在水面的沙丁鱼罐头盒都收上船来，我这儿可能连船老大站的地方都没有了。上船！你是不是指望我老开着船尾引擎待在这儿不动，直等到地狱里结冰？”
“不带小船我就不上。”犯人说。这时另一个人讲话了，声音非常平静，温和而又通情达理，一下子听起来反倒比麦克风里大吼大叫和无端咒骂更显得异样。与当时的场合完全不相称。
“你究竟想到哪儿去？”
“我不是想，”犯人说，“我正在去那儿，帕奇曼。”刚才说话的那人转过身去，像是跟驾驶室里的第三个人谈话，说完又朝下边的小船说：“叫卡那封吗？”
“什么？”犯人说，“帕奇曼。”
“行，我们顺路，会把你带到你能回家的地方。上船来吧。”
“也带上小船？”
“带，可以带。上来，不然跟你谈半天白烧煤了。”于是，犯人划到汽轮旁边，看着人们帮着女人和婴儿越过栏杆，随后他自己也上了汽轮，但手仍然抓住联结着藤蔓的船头缆绳，直到人们把小船吊上来放在锅炉房旁边的甲板上。“我的上帝，”那人说，温和的那一位。“你就是用那玩意儿来当桨的吗？”
“没错，”犯人说，“我丢了桨板。”
“桨板，”温和的人说，（犯人后来讲道，那人像是耳语般吐出这两个字的），“桨板。嗯，来吧，弄点什么吃的。现在你不用操心小船了。”
“我看还是等在这儿吧。”犯人说，因为这时候，据他后来对大家讲，他才注意到旁边的人，那些挤在甲板上的难民，都默不作声地聚在那只翻扣过来的小船旁边，围成了一个圈，而他和女人坐在小船上，他还抓住那条连着藤蔓的缆绳，绳子在他手腕上绕了好几圈，人们都用那种怪异、热情而又怜悯的目光紧紧地注视他俩，而这些人都不是白人——
“你是说都是些黑鬼？”胖犯人问。
“不是，我是说不是美国人。”
“不是美国人？那你是出了美国不成？”
“我不知道，”高个子犯人说，“人们称那地方叫阿查法拉亚。”——因为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了那人一声“什么？”那人重复了一遍“戈伯-戈伯”——
“戈伯-戈伯？”胖犯人说。
“他们就是这样说话的，”高个子说，“戈伯-戈伯，呵，科-科-吐-吐。”——于是他坐在那儿，瞧见他们彼此戈伯戈伯地叫念了一会儿，重又注视他；然后他们退去，那个态度温和的人（他佩戴着红十字臂章）穿过人群进来，后面跟了一个端着一盘食品的侍者，温和的人手里则端了两杯威士忌。
“把它喝下去，”温和的人说，“喝了这个你们会暖和起来。”女人接过她的一杯喝了，可是犯人后来却讲起，他当时看着他的一杯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有七年没沾过威士忌了，那之前他只喝过一次，还是在松谷的一个酿造威士忌的酒厂里，那时他才十七岁，他是跟四个同伴一块儿去的，其中有两个是成年人，一个二十二三岁，另一个大约四十岁。他还记得，这就是说，他也许还记得那天晚上三分之一的情形——一场在地狱色彩的火光里进行的凶残混战，他的头部被一次又一次地敲打，同样，他的拳头也不断捶在别人的硬脑壳上；等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到了一处阳光火辣辣刺目的地方，一个牛棚，这地方他从来没有见过，后来才明白这儿离他家有二十英里远。他说，他想起了这段经历，瞧着周围那些注视着他的面孔，于是这样说道：“我看就别喝了吧。”
“来，来，”态度温和的人说，“快喝吧。”
“我不想喝。”
“别胡说，”温和的人说，“我是医生。拿去喝，喝了你就可以吃东西。”于是他接过酒杯，甚至这时他还犹犹豫豫；可是温和的人又说：“喝吧，喝下去；你还在给我们出难题。”他说话的口气仍然平平静静，通情达理，但有一点儿严厉的意味了——用这种口气说话的人之所以能保持平静与和蔼，是因为他不习惯受人顶撞。于是，他喝下了那杯威士忌，就在感到满肚子里火辣辣美滋滋的一刹那，他忽然想要说“我原来想好要告诉你的！我想过！”然而这时已经来不及了，十天来的惊骇、丧气、绝望、虚弱、恼火、怒气，加上现在又晒在耀眼发白的烈日下，他看见他和他的骡子，他的骡子（他们已允许他替它命名为约翰·亨利），除了他谁也没使唤过，已经跟他一起干活犁地整整五年了，它的习性和脾气他知道而且尊重，它也熟悉他的习性和脾气，彼此之间熟悉的程度到了可以预料对方的一举一动和每个举动的想法；正是由于浮现出了他自己和那头骡子，还有眼前那些晃来晃去、咕咕叽叽的小面孔，那些被他拳头揍得咚咚作响的硬脑壳，他发出大声喊叫：“来呀，约翰·亨利！把他们摆平！把他们干掉，嗬嗬！”甚至当炽烈耀眼的红浪翻卷过来，他迎上去，高高兴兴，欢欣鼓舞，胸有成竹，一忽儿被扬到空中，充满胜利喜悦地大吼大叫，一忽儿又看见自己的后脑勺给人猛烈敲打的可怕场面：他躺在甲板上，仰面朝天，胳膊和脚腿一齐被人按住，这时才冷静清醒过来。他的鼻孔又在不住地冒血，那个温和的人弯下腰，从薄薄的无边眼镜片背后，用犯人从未见过的冰冷目光瞧着他——这目光，按犯人的说法，并不是在瞧他，而是在注视那不断冒出的鼻血，目光里不带人性的任何成分，纯粹是一种与个人感受无关的兴趣。
“好一条汉子，”温和的人说，“这副老骨架里倒真是生机勃勃呢，是吗？有这么多流不完的鲜血。从没有人对你说过你可能患有出血不止症吗？”（“什么？”胖犯人问，“赫莫非利克？你知道这词儿是什么意思？”这时高个子犯人快抽完他的卷烟了，他身躯一弯像柄折刀似的缩进上下铺之间那个棺材大小的空间，他瘦削、整洁的身子一动不动，一缕青烟飘然掠过他那张长着鹰钩鼻子、刚刚刮过的瘦黑面孔。“那是说一头牛犊，公母同在一体。”
“不，不对，”第三个犯人说，“那是说一头不公不母的牛犊或者马驹。”
“要命，”胖犯人说，“不是公的就必然是母的嘛，要不，成什么话。”他一直不停地望着铺位上那高个儿，这时他又对他说道：“你真让他把你叫作那个吗？”）高个子犯人当时倒真那么做了。他根本没有回答那位医生（到此，他不再认为他是个温和的人了）。这时候，他躺在那儿，感觉不错，比前十天里感觉好多了，但他还是不能动弹。于是，人们扶他站起来，走稳，把他扶到那女人旁边，让他坐在那只翻扣起来的小船上；他坐着，腰向前倾，两条胳膊支在膝头上，以一个远古人的姿势，注视着自己的鲜血滴在已经踏得满是泥土的甲板上，直到医生那只整洁的剪过指甲的手，拿着一个小药瓶出现在犯人的鼻孔下。
“闻闻，”医生吩咐道。“深深吸气。”犯人吸了一口，强烈的氨气味儿灼痛了他的鼻孔，又穿过他的咽喉。“再吸一次。”医生说。犯人顺从地照吸了。这回他呛气了，呛得吐出一块血；现在，他的鼻子也如同脚指甲一样不再有先前的感觉，仿佛大得像把十英寸的铁锹，也像铁一样的冰冷。
“我求你原谅我，”他说，“我绝不是有意——”
“是吗？”医生说，“你那架势，我从未见过，像是在同四五十人搏斗。你足足斗了有两秒钟。现在，你可以吃点东西了；你看，吃了东西该不会再发疯吧？”
他俩坐在小船上一起吃着，那些叽叽咕咕说话的面孔不再注视他们；犯人缓慢而又费劲地啃着夹得厚厚的三明治面包，他的背弓着，面孔正对面包，与地面平行，像狗一样咀嚼；汽轮继续航行。中午时分，又有一碗碗的热汤，还有面包和充足的咖啡；他俩并排坐在小船上，也用了午餐，那条葡萄藤仍然缠在犯人的手腕处；婴儿睡醒后吃奶，然后又睡觉，他俩轻声地交谈：“他是不是说要带我们去帕奇曼？”
“我告诉他那就是我想去的地方。”
“在我听来，总不像是帕奇曼，他说的更像是别的什么地方。”犯人也曾这样想过，自从他们登上汽轮，他就一直在相当清醒地思考这个问题；事实上，自从他观察到别的乘客的特征时就在清醒地思考了，那些男人和女人确实要矮一些，他们的皮肤也与太阳晒出的颜色有些异样，虽然他们的眼睛有时也呈蓝色或灰色，他们相互交流的那种话音可是他从前绝没有听到过的，显然他们也听不懂他讲的话，这种人他在帕奇曼一带或者别的任何地方都从未见过；他不相信他们正要去那儿或者更远的地方。然而，按照他这种乡下人的风格和性格，他是不愿问人的，因为按他受的教养，向人打听消息就是向人讨好处，向陌生人讨好处就更不行了；要是别人主动提供信息，他也许会接受，但同时他得一再表达谢意，几乎会到令人厌烦的程度；可是，他根本就不问。于是，他只是观察和等待，就像他一向做的那样，而且凭他能做出的最佳判断，尽他最大的能力去做或者尽量没法去做要做的事情。
于是，他等待着。到了后半晌，汽轮的引擎尖叫着大声排气，穿过了一条柳树拥塞的峡谷；出了峡谷之后，犯人现在明白这就是密西西比河了。他相信是它——广阔的水域，浊黄的水，午后呈现出倦慵的睡意——（“因为它太大了，”他冷静地告诉人们，“世间的洪水再大也只能让它略微升高一点儿，所以它能够回头望去，看什么地方有水虱子，好在那儿准确地搔痒。只有那些小河，那些狭小的支流，才会今天往回流，明天往前流，载着无数死骡子和母鸡舍向人们汹涌冲来。”）——现在，汽轮开进大河（像一只蚂蚁横爬过盘子，犯人暗想；他坐在翻扣过来的小船上，坐在那个女人的身边，婴儿又在吃奶，他故意抬起双眼，眺望茫茫水面，在他两侧各一英里的地方，两道堤坝像是两根浮在水面没有间断的平行线），没过多久，天色便接近黄昏了；他开始能够听出、也注意到了医生与那个当初用麦克风大声向他喊话的人的声音，这时上面驾驶室里的那人又在大声叫骂：“要停吗？要停吗？我不成了开公共汽车的？”
“就算特事特办吧，”医生和善地说道，“我不知道你在这宽阔的河上来来回回跑了多少趟，也不知道你搭救了多少你称为水耗子的人。可这是你头一遭搭上这么两个人——不，三人，他们不仅知道要去的地方的名字，而且是真心诚意地要去那儿。”于是，犯人等着，夕阳越来越偏斜了，汽轮像只蚂蚁持续地爬行，爬过那空旷的巨大的盘子，盘面的颜色渐渐变成黄铜色。犯人没有开口问，只是等待着。也许他说的是卡罗尔顿，他心里在想，这名字的开头也是“卡”字，可是他并不相信。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但他完全明白他并不在卡罗尔顿附近的任何地方，他还记得七年前的那天，他的两只手腕被铐在一起，由司法副官押送。曾乘火车穿过卡罗尔顿——在两条铁路线交叉的地方，车速缓慢，车厢之间不断发出哐啷哐啷的碰击声响；那时是夏天，青山绿树丛中散落着白色的宁静房舍，一座尖塔高耸，宛若上帝的手指尖。可是，那儿并没有河流，我不管你是谁，你这辈子到过些什么地方，他想，你绝不会到了这条河的附近还不知道它。之后，汽轮开始在水面上转弯掉头，汽轮的身影随即移动，船影早已跑在船的前面，朝着一道尚未开发的山岭驶去，山上除了遍地柳树外荒无人烟；山岭那儿也什么东西都没有，犯人甚至看不到土地也看不到水。汽轮像是要慢慢冲出这低矮、贫瘠的柳树屏障，进入广阔的空间，也许正相反，它在慢慢地倒回去，送他下船，让他走进那片空间；现在就算要送他下船，就算这便是他要去的地方，也的确是以“卡”字开头，可这地方既不邻近帕奇曼也不是卡罗尔顿。这时他转过头，恰好看见医生弯着腰在女人面前，用食指头掀开婴儿的眼皮，仔细观察。
“他出生的时候还有谁在跟前？”医生问。
“谁也没有。”犯人说。
“全是你们自己接生的，是吗？”
“是的。”犯人说。这时，医生站起身来瞧着犯人。
“这就是卡那封。”他说。
“卡那封？”犯人说，“那不是——”他立即打住，没往下说了。可是，现在他讲起当时那双仔细观察的眼睛，在无边眼镜背后像冰霜一般冷淡，那张修刮过的易怒的面孔，容不得别人顶撞他或者对他撒谎。（“是呀。”胖犯人说，“这正是我要问你的。你那身衣服，谁都会认出来。照你说的，那位医生那么精明，他怎么——”
“我穿着那身衣服睡觉已有十天了，而且绝大多数时候是睡在泥地里。”高个子犯人说，“自那天半夜起，我一直在用那截我打算烧成桨形的幼树划船，哪有闲工夫刮去身上的泥巴。穿着那身衣服，害怕又担心，担心又害怕，一天天地挨下来，什么都变样了。不只是你的衣服裤子，”他没有笑，“还有你的那张脸。那医生是知道的。”
“好吧，”胖犯人说。“继续往下讲。”）
“我知道，”医生说，“你躺在那边甲板上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别对我撒谎。我不喜欢说假话。这艘船正开往新奥尔良。”
“不，”犯人脱口说道，声音不高，却斩钉截铁。他仿佛还能够听见——嗒嗒嗒的一排机枪子弹射向他刚才还在的水面，但是现在他想到的不是那些子弹，他已经忘记了它们，也宽恕了他们；他想到的是他自己，他再次逃命之前，蜷缩在那儿痛哭流涕，气喘吁吁；他那呼号是控诉，是最后的抗争，是对那一向不讲信义，操纵所有坏事、蠢事和不公的罪魁祸首的谴责，我在世上别无所求，只想投案自首，想到那桩事，想起它，已经不恼火了，也不激动了，剩下的唯有短短一句话：不，我已试过一次，他们向我开枪。
“那么，你不想去新奥尔良，也不真的打算去卡那封。不过你宁可在卡那封下船也不肯到新奥尔良去。”犯人没有答话。医生瞪着他，两只瞪大了的瞳孔活像两颗桥头钉。“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无意之间对人下手重了，对吗？”
“不，我打算抢火车。”
“再说一遍。”犯人又说了一次。“好哇？说下去。现在是一九二七年了，你不能刚一提起就打住，伙计。”于是，犯人真讲了，不带任何感情——讲到那些期刊杂志，那支不能开火的手枪，那块蒙面布，那盏有遮光装置的提灯（靠为杂志招揽订户赢得的），里面没安通风装置，刚划火柴点燃就熄灭，即使如此，金属提手也发烫。他注视的不是我的眼睛也不是我的嘴巴，他想，他似乎只在观察我的头发是怎样长在头上的。“我明白了，”医生说，“可是出了点差错。那之后你可是有充足的时间去琢磨那一切的，弄清错误出在哪里，有什么事没办周到。”
“是。”犯人说，“那以后我真想过不少。”
“于是，下一次你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我不知道，”犯人说，“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为什么？要是你弄清了错在哪儿，他们下次就逮不着你了。”
“是。”犯人定眼看着医生，他们彼此都这样沉静地望着，这两双眼睛毕竟没什么不同。“我看得出你是什么意思，”犯人很快说道，“我当时才十八岁，可而今已二十五岁了。”
“哦。”医生说。这时（犯人打算讲明）医生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全然不看犯人了。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廉价的香烟，说道：“抽烟吗？”
“不想抽。”犯人说。
“那好，”医生的话音和蔼而又干脆，他把烟拿开之后又说，“我们这一行的人（干医务工作的）也被赐予了捆绑和释放的权利，也许这不是由耶和华赋予的，但无疑是由美国医学会给予的——据此，顺便告诉你今天是我主之日，我愿不顾任何风险，不计任何数目，不论任何时刻，用我的钱来行使这份权利。我不知道在这个具体情境我究竟超出界限有多远，但是我想，咱们可以以此求得验证。”他把两手放到嘴边做成喇叭形，对上方的驾驶室喊道：“船长！我们让这三位乘客在这儿上岸吧。”他又转身向犯人说：“是这样，我想让你的故土之州舔回它吐出去的东西。拿去。”说着，他的手从口袋里伸出来，手里这回拿着的是张钞票。
“不。”犯人说。
“得啦，得啦，我不喜欢别人推辞。”
“不要，”犯人说，“我没有办法把钱还你。”
“我说过要你还钱吗？”
“没有，”犯人说，“可我也从未说过要借钱。”
就这样，他又一次站上了干燥的陆地，他已经被那爱作弄人而又十分固执的大水玩弄过两次，这比任何人命运中会有的、任何人一生中会遇上的多了一次，可是尚有另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磨难在等候他呢。他和同行的女人站在空荡荡的堤坝上，熟睡的婴儿裹在褪色的制服里，犯人的手腕上还缠着那根葡萄藤蔓，他们望着汽轮退离河岸，掉过船头，重又缓慢行进在那片大盘子似的空旷水域里，盘子擦得越来越像黄铜，冒出的一股股浓烟镶着黄铜色的边沿缓缓抛在身后，渐次时浓时淡，散发的烟味儿漫过宽阔宁静的荒凉水域，汽轮本身也渐行渐远，直到变成一个小点，不像是在爬而是静止不动地悬在浩渺的落霞余晖之中，最后像一粒飘飞的泥丸消失得无影无踪。
于是他转过身去，首次打量四周，又望望身后，不由自主地退缩了一下，这不是由于恐惧而纯粹是条件反射，但不是身体的反射而是发自心灵、精神，发自那山野之人的沉静、机警的深刻意识，他们不会向陌生人索要任何东西，甚至不询问信息；他静静地思索：不，这也不是卡罗尔顿。因为现在，他在俯视堤坝靠陆地的坡面，几乎垂直而下，穿过六十英尺实实在在的空间才落到平坦的原野，那儿平得像块鸡蛋饼，颜色也像蛋饼，也许可以说像一匹棕黄的马在夏季显现的皮毛颜色，具有跟地毯或兽皮一样的紧密质地；这片原野毫无起伏地向远方伸去，看上去却显得奇怪，具有液体般的轻漂流度，随处突现一些砷绿色的厚实隆起的峰丘，然而这些峰丘也似乎没有高度，从那些墨水颜色的蜿蜒伸展的脉络走向看来，他开始怀疑那可能是一片水，但他不敢断定；甚至过了一会儿，他行走在其间，仍然不能判定。他就是这样说的，这样讲述的。于是。他俩继续往前走。他没有讲他如何独自一人把小船扛上堤岸，越过堤顶，走下堤的另一侧那六十英尺坡路的，他只是说继续往前走，穿过像烫人的炉灰似的团团绕飞的蚊群，钻进高过他头顶的草丛，草叶边沿像锯齿般锋利，擦划在他的胳膊和面孔上有如富有弹性的刀片；他用那条藤绳拽着小船和船里坐着的女人，沿着一条水少泥多、污黑曲折的水道，在齐膝深的某种泥水糊糊的东西中间跌跌撞撞地跋涉着；后来（这时他也坐进小船了，用那截焦黑的木头划行，而在三十分钟之前，他一不小心虚了脚便沉入水里，只剩上衣后摆鼓起的气泡，像气球似的轻轻浮在暮色中的水面，直到他浮出水面，急忙爬进小船里），眼前出现了一栋房子，比运马的带篷货车大不了多少的一座木屋，用柏树木板钉成，上面是铁皮的房顶，十英尺高的支柱细得像是蜘蛛腿，整个木屋像是一头丑陋、垂死的爬行动物（也许是带毒的），只爬到平坦荒野的这个地步，既没有找到也没有看见一个可以躺下的地方就死了；一架粗糙的扶梯脚下拴着一条独木舟，敞开的门口站着一个人，提着一只灯笼举过头顶（这时候天已黑了），朝他俩叽里咕噜地嚷叫。
他讲了这段经历，以后那段日子是八天、九天或者是十天，他记不准了；那时他们四个人——他自己，女人和婴儿，还有那个子矮小结实、满嘴烂牙的人，共同居住在只有一间半大小的屋里；那人目光温和，狡黠而又明亮，如同老鼠或桦鼠的眼睛，可他说的话他俩谁也听不懂。犯人不是这样讲的，他显然认为不值得白费口舌，就像他没讲自己如何独自一人把一百六十磅重的小船扛上堤岸，越过堤坝又走下六十英尺的坡路，他只是说：“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那栋房子，在那里住了八九天，然后因为他们要用炸药炸开堤坝，我们只好离开了。”讲的就是这些。可是现在，虽然不言不语，可是他记起了那段日子，手里平静稳当地拿着雪茄，监狱长给他的一支上等雪茄（不过还未点燃），记起头一天早晨的情形：他从单薄的草垫上醒来（主人睡在他身边，女人和婴儿则睡在唯一的床上），炽烈的阳光已经从粗糙变形的板壁缝隙照进来，他站在结构不牢的门廊里，眺望着门外那既不是地面也不是水域的一片原野，那儿平坦、肥沃而又荒凉。甚至他的感官都产生了疑问，分不清究竟是些什么，哪儿是浓密的雾气，哪儿是模糊难辨的植物，他默默地在想：要在这儿吃住，必须干点事儿。可是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在我又能上路之前，在我弄明我是在什么地方、该如何通过那城镇而又不被他们认出之前，我得帮他干活，这样我们才会有吃的，活下去，可是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他还更换了衣服，几乎立刻在这头一天早上就换了。他没有讲更多就像没讲起小船和堤坝的事一样，他没讲换上的衣服究竟是向主人讨的、借的还是买的，十二个小时之前他才首次见到这个人，而且直到他最后见到他的那天，彼此都没有可能交流任何言语；他换上的是条粗蓝布裤子，连这个克京人都觉得再也不能穿而扔弃的一条裤子，既脏又不剩一粒纽扣，裤腿之间开了叉，边沿发毛，像一八九〇年的帆布吊床的边穗。他穿上这条裤子，上半身却光着，等睡在屋角的铺上干草的粗板床上的女人醒来后，他把那件结满了泥块、烟熏发黑的上衣和工作裤递给女人，说道：“把这些洗了，好好洗洗，我要那些血渍都洗掉，统统洗掉。”
“不穿件上衣，”她说，“他连件旧衬衫也没有吗？这太阳，又有那么多蚊虫——”可是，他一句话也没回答，她也没再说什么。然而，等他和克京人傍晚回来的时候，衣服已经洗净晒干了，只留下一点儿泥土和烟熏痕迹，洗得如此干净，又回到衣服当初的面目（而这时他胳膊和背膀却晒得火红，第二天就会起泡），他摊开衣服，仔细检查了一遍，然后用一张六个月前的新奥尔良报纸小心地把衣服包好，塞在一根屋椽子背面的空处并一直存放在那儿；几天之后，他背上的水泡破裂了，化脓了；他汗流浃背地坐在那儿，脸上毫无表情，就像一副木质的面具，这时克京人则用一块脏布从一个脏碟子里蘸些什么涂在他背上；女人在一旁不言不语，因为毫无疑问，她知道他不穿上衣的原因，但这并不是出于两个星期以来他们之间有了已婚夫妇般的默契，这段时间里他们共同经历了种种危难——感情上的、社会上的、经济上的，乃至道德上的，而这些对一般结了婚五十年的人也不总会遇到（老年的夫妻，你们是见过的，成百上千对的老夫妇面孔都同一副模样，像是电镀的复制品，唯有靠路易莎·奥尔科特小说中无领衬衣上的领扣和三角形的披肩才能区分性别；他们看上去成双结对，像是一对对在野外进行追猎比赛获胜的猎狗，刚从灾难和惊恐、毫无根据的许诺和希望、难以置信的麻木和对未来的迷惘这种种东西交织而成的密林中出来，而这种生活全靠许许多多早餐糖缸和咖啡壶来维系；孤单的老头儿去千百间给烟草熏黑了的地方法院，有的在门廊的摇椅里摇晃，有的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仿佛在另一方死亡之后便获得了一种返老还童的活力，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丧偶的遗孀呢，她们新订了延续的契约，似乎也可以永远活下去，古老的礼仪或仪式仿佛可以从道德上净化肉身，经过法律的认定，再遵循由来已久的习俗，肉身也真得到了净化；但是，唯有当先入土的男的或女的带走了肉身，留下一副经久不化的老骨头，从此才自由了，再不受任何羁绊）——她知道他不穿上衣的原因倒不是由于有夫妻般的密切关系，而是因为她也植根于同样的山里人家，有着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
于是，那包衣服一直放在那根屋椽的背后，他则日复一日地跟他的伙伴一起干活。（这时他与房主人已经结成伙伴，合伙捕捉鳄鱼，用那人的话来说，叫作“对半分成”——“对半分成？”胖犯人问，“你说过他简直不能同你讲话，你是如何跟这样一个人谈好这笔交易的？”
“我根本不需要同他讲话，”高个子说，“钱不就是人人都懂的语言。”）他们每天黎明时分出发，开始两人同乘一条独木舟，但后来各乘各的，一个乘独木舟，另一个坐自己的小船，一个用那支磨损用旧、凹凸不平的来复枪，一个操刀、一条打结的绳子和一根轻棍子，棍子的大小、重量和形状都跟图林根人的钉头锤一样；他们蹑手蹑脚，沿着那些蜿蜒在平坦的黄铜色地上的像墨迹般的隐秘河道行进，追寻着更新世时代的噩梦。他还记得第一天清晨，他在日出之际从那个摇晃不稳的平台转过身来，看见钉在墙上晒干的那张皮革，一下惊呆了。他静静地瞧着那张皮，不声不响地认真思考起来，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就是他为了吃穿过日子所干的营生。他知道这是一张皮革，兽皮，但这是何种动物的皮呢，他联想、推断，甚至回忆起他已逝去的青少年时代的种种图景，还是弄不明白；可是他知道这就是理由，足以解释明白的了。这栋不为人知的、柱子如同蜘蛛腿一般的小房子（几乎在它还没钉好房顶之前就已开始解体的进程，房柱已经在从脚底向上腐烂）坐落在生机勃勃、万物繁衍的荒野，封闭并湮没在来回旋转的母马般的大地与公马般的太阳的激情合抱之中；他能够凭直觉推断，完全由于他同克京人之间有着亲密的族缘关系，——深山里的娃子与沼泽地的耗子，两者没有什么不同：天命刻薄，时运乖舛，含辛茹苦，终日劳碌，也无法保障来日的生活，有如不断往银行存钱、时常在饼干罐里藏币、本想以此得个悠闲的晚年，到头来命运却只让人忍受又忍受，要得到空气和阳光都得付出代价。犯人想着：哦，无论怎样，我就要搞清楚这是咋回事了，比我预料的还快。他真的搞清楚了，于是重又回到屋里，女人也醒来了，她睡在那张简陋的嵌入式的铺草板床上，这唯一的床是克京人让给她睡的；然后他们用了早餐（煮成稀粥的米饭，胡椒味儿挺重，大部分是鱼，带腥臭味，还有用菊苣煮的浓咖啡），他光着膀子，跟着那身材矮小、眼睛炯亮、满口坏牙、行事匆忙的克京人，顺着粗糙的梯子下去，进入独木舟。他还从来没有见过独木舟，认为它不会稳当地朝上——不是因为它体轻、空敞的一面向上很难保持平衡，而是由于木材的内在属性，具体到这根圆木，它在活动性和敏感性方面的自然规律，几乎可说是本能，也许已被它目前的状态触怒和违背——可是他仍然接受这条独木舟，正如他接受已经见到的事实，那张皮革原先包裹的动物会比任何一头小公牛或小公猪更大，从表面看上去也一定会是长有牙齿和爪子的；接受眼前的事实，他蹲进了独木舟，两手紧紧抓住船舷，身板僵直，不敢乱动，他嘴里仿佛含着一个充满硝酸甘油的鸡蛋，吓得几乎不敢呼吸；他想，假如就是这么回事，那我也能办到，就算他没办法告诉我怎么弄，我想我也会仔细观察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而且，他真的做到了，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甚至现在犹历历在目；他在心里琢磨，就是该那么干，即使现在得重新做一遍而且是第一次，我看也该那么干。这时候，黄铜色的日光早在他的光背上逞威了，弯曲的河沟像条螺纹墨线，独木舟稳稳当当地随桨划进，桨起桨落没有一丝儿声音；突然，他身后的桨停止划动，克京人在他背后发出猛烈的嘘气，口里咕噜着什么，他屏息静气地蹲着，凝然不动，像瞎子那样全神贯注地倾听，这时脆弱的木舟壳偷偷地沿着船头推开的水波漂去。后来，他还记起那支来复枪——一件锈迹斑斑的单发武器，枪托上胡乱缠着铁丝，枪口放得进威士忌酒瓶的软木塞，枪是克京人上船时带上的——可当时他并没意识到；当时他只是蹲在那儿，猫着腰，纹丝不动，大气都不敢出，神情肃然地东张西望，那时他心里想，是什么？是什么？我不仅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甚至不明白该朝哪儿看。接着他感到独木舟在动，那是由于克京人在行动，这时他真切地感到了那咕噜咕噜的嘘气，急促有力的热气直喷上他的脖子和耳根，他从自己的胳膊和身躯之间一瞟，看见自己身背后的克京人手里握着刀子，继而瞪大眼睛往上望，瞧见一块平整厚实的泥土，正当他瞧着时却分裂开来，变成一根粗实的泥土色圆木，却仍然静寂不动，但又仿佛突然跳进了他的视网膜，成了三维——不，四维的东西：硬度、形状和另外什么——不是恐惧，而纯粹是急切的猜测，他凝视着这个周身有鳞、待着不动的形体，想的不是它瞧上去很危险而是它显得庞大，他想，是呀，也许一头骡子站在田地里也会是庞然大物，在一个从未拿过缰绳走近它的人眼里；想着，他只消告诉我该如何下手，那准会节省时间；这时独木舟挪得更近了，悄悄接近，连一丝波纹也没掀起，他仿佛能听见他的伙伴屏住呼吸，于是他忽地从伙伴手里抓过刀子，出手很快，他连想也没想，只见刀光一闪；这既不是缴人的械也不是别人主动放弃，这动作太稳健了，出自他的本能，这是他从娘奶里吸入的天性，融进了他的一生：一个人毕竟不能只做不得不做的事情，要做就得拿出所有的本事，凭借他学会的一切，做出最佳的判断。而且我认为动物就是动物，不论它看上去像什么，于是便出了这么一手。独木舟的船首像一片落叶似的轻飘飘地搁上地面，他刚坐下一会儿，便立即跨出独木舟，停了一瞬间说出几个字：看起来真大。这几个字轻描淡写，只费一秒钟，在他注意的局部范围里一闪而逝；接着，他扑过去叉开腿骑在那东西身上，抓住就近的一条前腿，刹那之间同时下手又猛的一刀下去；而在这时，那东西甩起尾巴在他背上狠狠一击。可是，那一刀已经刺中，他知道这点，甚至当他背部陷进淤泥、那甩打他的怪兽的全身重量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不顾怪兽山岭般的背脊扣住他的肚子，伸手死死抱紧怪兽的喉咙，逼得它嘶嘶喘气，脑袋直摇，尾巴甩来甩去；这时他用另一只手握刀直探致命要害，探着了，于是热乎乎的鲜血喷涌。到了这时，他才坐在那肚子向上、身陷淤泥的怪兽尸体旁边，他的头垂在两膝之间，又是一副惯常的姿态，兽血浸透了他全身，那里面也混进了他自己的鲜血，他想，我这该死的鼻子又出血了。
于是他坐在那儿，他的头，血淋淋的面孔，低垂在两膝之间，这副姿态显露的不是沮丧，而是陷入了深沉的困惑和思考；这时克京人的尖声叫喊，似乎从老远的地方传来，在他耳边嗡嗡作响；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竟看见瘦削结实的克京人，滑稽可笑地发了疯似的在他周围连蹦带跳，狂喜的脸上不断做着怪相，嘴里高声地咕噜咕噜；这时，犯人细心地把面孔侧着不让鼻血顺当直流，冷眼望着克京人，带着博物馆馆长或管理员停步在自己的玻璃橱窗前审视的专注神情，看着他一面把来复枪上扬一面叫喊“嘣-嘣-嘣！”然后又把枪扔在地上，像演哑剧似的把刚才那一幕重演了一遍，边挥舞着双手边用他操的那种法语喊道：“好极了！好极了！一百块钱！一千块钱！天下所有的钱！”可是这会儿，犯人又一次垂下头，捧起咖啡色的水直往脸上泼，注意到水里接连不断的深红的大理石纹般的血丝，心想现在告诉我该怎么做可不晚了点儿，但他并没有多想，因为他们又立即坐进了独木舟，犯人又凝神屏气、十分拘谨地蹲着，仿佛他是想屏住呼吸来减轻自身的重量，他面前的船头上摆放着那张血腥的皮子，他眼里瞧着皮子，心里却在想，可我该得到的一半是多少却没法问。
可是，他也没多想这个，正如他后来对胖犯人说的那样，钱的事儿总是谈得通的。他还记得另一幕（这时他们都回到了家里，兽皮摊开在平台上，为了让女人明白，克京人在平台上重演了那场哑剧——这回没有使用枪，演的是赤手空拳的搏斗，那条无形的鳄鱼又一次在叫喊声中被刺死了；胜利者站起身，却发现这回的表演女人连看也没看一眼。她在看的是犯人再次红肿起来的面孔，她说：“你是说那东西往你脸上踢了一脚？”
“没有，”犯人没好气地大声答道。“那东西根本用不着踢我。我似乎不经打了，连小孩子朝我屁股上弹一粒豆子，我的鼻子也会流血。”——他记得那一幕，但不打算讲出来，也许他想讲也讲不明白——两个人连彼此交谈都做不到，怎么能达成一项共识呢，共识的内容不仅双方理解，而且都知道对方会信守不渝，（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比任何书面的有人做证的合同更管用。不知怎么弄的，他们还商定好了分头去捕捉猎物，各人乘各人的船，这样就有机会增加一倍的捕获量。不过，这实际上很简单：犯人差不多能完全明白克京人的话：“你不需要我，也用不着这条枪；咱们在一起反而会妨碍你，挡手挡脚的。”还有比这个更妙的，他们甚至商量了再弄一支来复枪的事：假定有这么一个人，无论他是谁——朋友、邻居或是干这一行的生意人，他们能够从他那儿租用一支枪；他们之间的沟通都是用各自的土语，蹩脚的英语和蹩脚的法语：一个容易激动，有一双闪亮狂野的眼睛，一口坏牙的嘴咕咕嘟嘟地说个没完；另一个神情冷静，几乎严肃冷漠，面部红肿，光背上晒起了泡，结痂的地方简直像是牛肉——他们商定这桩事的时候，蹲在用木板绷开的兽皮的两边，活像大公司的两位成员面对面地坐在一张红木会议桌两旁，而且做了不再弄支枪的决定，决定性的发言是犯人做的，他说：“我看就不弄了吧，要是我先前知道必须用家伙，非得等到有了枪才开始干，我认为还是该弄的。可是既然我没用枪就已经开始干了，我认为就不用改了。”再说，这得花钱，还要费时间，还得等好几天。（说来也怪，唯独一半会是多少钱这事儿，克京人就是没办法告诉他，不过，犯人知道那会是一半。）他能有的时间太少了，很快他就得再次上路，犯人想：这一切蠢事很快就会结束，于是我就可以回去了。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在想，而且必须回去；这样想着，他变得十分平静，环顾围在他四周的这片繁茂而陌生的荒野，他暂时沉入了宁静与希冀之中，过去的七个年头就像七粒小石子沉入了水塘，不留下一丝儿波纹；于是他暗暗在想，带着一种茫然若失的惊讶：哟，看来我早已忘了赚钱是多美的事儿，忘了人家会让你去赚钱。
于是，他没有用枪，用的是那根打了结的绳子和那根图林根式的钉头锤；每天早上他和克京人各自乘上自己的船，各走各的路径，去那片不为人知的荒野，在那些隐秘的狭小河道里缓慢地仔细搜寻；那片荒野里时不时也会有别的人出现，同样是身材瘦小、皮肤黝黑、讲话咕噜咕噜的男人，他们突然闪现，像是耍魔术似的凭空而至，他们乘着刨空的圆木，悄悄地跟在后面，观看他如何独自出击；他们的名字叫泰因、托托和塞勒，他们的个子不比克京人捕的麝鼠大多少，长得却很像麝鼠（犯人的房东也捕麝鼠，拿到灶上煮食，他也像商量来复枪的事儿那样，用他的土语来讲这事儿，犯人也能听懂，仿佛这些话是英语：“喂，赫拉克勒斯。你不用愁吃的，捉鳄鱼去吧。我会煮好饭送来的。”），克京人会时不时地从布设的陷阱里抓出麝鼠，就像你在需要的时候从猪圈里抓出一头小猪仔，用来变换天天老吃的米饭和鱼（犯人的确讲过这桩事：晚上回到小木屋里，那扇门和没窗框的唯一的窗户都钉了板条来防蚊子——其实这是形式，如同某种仪式，像两手手指交叉或用手敲木头之类，做了白做——坐在放着油灯的木板桌旁边，油灯四周虫子翻飞，室内温度接近体温，犯人瞧着辛苦换来的盘中餐，浮在表面的几片肉，心想，这一定是从塞勒那儿换的，他是胖的那个。）——日复一日，平平淡淡，每天都一个样，今天像昨天，明天像今天，而他按理应分得的一半，加起来该是几元几分或是几十几元，他不知道——每天早上，他出发的时候总会发现那一小伙人坐在自己的独木舟里恭候他，像斗牛迷等候着自己崇拜的斗牛士；在那些艰苦搏斗的中午时分，纹丝不动的小舟围成了一个半圆，观看他独自作战；到了傍晚，返回的途中，那些独木舟一一划进河湾和水道，开头的几天里他甚至分辨不清这些道道；接着在薄暮时刻的那个平台上，面对那个沉静的女人和多半时候在吃奶的婴儿，还有从当天猎获的鳄鱼身上剥下的一两张血迹未干的皮革，墙头的一块木板上刻记的两排日见增加的刀印，克京人会表演他那仪式般的得胜哑剧；然后，天黑了，女人和婴儿睡进那唯一有木板的床，克京人则早已开始在草垫上打起呼噜，这时他（犯人）会坐在那盏臭味强烈的油灯近旁，汗淋淋地蹲坐在赤裸裸的脚跟上，满面倦容却又显得平静，一副不屈不挠的沉思神情；他弓着背，背上有化了脓的旧水泡，又有鳄鱼尾巴猛击的新伤痕，皮开肉绽的惨相使得背部简直像一块红津津的牛肉，身上还有那根幼树烧焦成桨形的木棒（现在差不多像桨了）擦伤划破的迹印；密集如云的蚊子绕着他的头嗡嗡飞旋，他不时放下思绪扬起头来，凝视着面前的墙壁，直到粗糙的木板仿佛自行消退，好让他那视而不见的漠然目光不受阻碍地直往前望，穿过那往事依稀的深沉黑暗，甚至越过那片黑暗再越过那荒芜的七年；而现在他才意识到，那七年里他只有当牛做马的份，没有真正干活的机会。然后等到想休息睡觉的时候，他朝椽条子后边那个卷起的包裹最后瞧上一眼，吹熄油灯，在鼾声大作的伙伴旁边躺卧下来；他躺在那儿直冒汗（他只能肚子朝下地俯卧，背部不能碰到任何东西），黑夜里热得火炉一般，充满了蚊虫的嗡鸣和鳄鱼悲惨的怒吼，他没有想他们从不给我时间来学习，而是想着我已经忘掉了工作起来多开心。
到第十天上，不幸的事儿发生了，这是第三次出事。开初，他还不肯相信会出事，不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已经受尽了磨难，脱离了落难期限；随着婴儿的出生，他已抵达并越过了他一生的各各他峰巅，现在可以信步走下山峰另一侧的斜坡，也许说不上是允许他，而是没有人理会他。然而这绝不是他的感觉。他不情愿接受的事实是一种力量，一种势力，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死命地盯住他，毫不松懈，可是，它虽然拥有宇宙间一切的强暴力量，可以造成一切可能的灾难，却如此缺乏想象力和创意，如此缺乏施展技艺与匠心的自豪感，居然一再故技重演。第一招他接受了，第二招他甚至原谅了，第三招仍然不是什么新把戏；他简直不能相信，尤其是后来他终于弄明白，这一回并非盲目的一望无垠的波涛作孽，而是人的指挥和手段造成：这个不可一世的小丑，被挫败了两次，却存心再来报复，居然使用起炸药来了。
他没有讲这桩事。毫无疑问，他自己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同样毫无疑问，他是记得这桩事的（但他沉默不语，一只洁净沉着的手里拿着那根粗实的颜色很深的土雪茄），他所知道的全凭直觉领悟。大概是第九天傍晚时分，他和女人坐在房东的空位子两旁吃着晚饭，他听见外面人声嘈杂，但没有停止进餐，仍在不断咀嚼，因为停不停都一样，他仿佛都能看见他们——平台下的昏暗水面上浮着两三条、也许是四条独木舟，话声叽叽咕咕，含混不清，听不明白，不带惊慌的意味，也不一定是发火吵架，甚至也不全然是惊奇，只不过话声尖锐刺耳，仿佛是从沼泽地惊起的一群鸟的鸣叫；他（犯人）没有停止咀嚼，只是平静地抬起头望着，也许没觉得有多大的疑问或者有什么值得惊讶的，这时克京人突然冲进屋来，站在他俩面前，满脸惶恐，两眼瞪圆，肿胀的嘴张着，从墨黑的口缝里龇出发黑的牙齿，一边望着（犯人），一边表演动作剧烈的哑剧：疾速撤离，紧急出走，把东西拖进怀里然后往外扔往下掷；接着，又用哑剧演完由一个放炮者转变为受害者的全部动作：他抱住头，弯下腰，然后一动不动，像是给波浪掀起来推向远处，嘴里叫喊着：“轰隆——轰隆——轰隆！”这下，犯人瞧着他，下巴却不再咀嚼了，在停止咀嚼的一瞬间，他想：这是什么？他想要告诉我什么事？（这也只有一刹那，既然他怎么也表达不出，甚至不知道自己曾经想过这事）虽然他被抛弃到这儿，这儿的环境包围了他，也接纳了他（而且，他在这儿干得不错——的确是心情平静，办事认真，要是能用言辞表达出来该多好，能够在心里好好想想而不只是知道有过此事——干得比任何时候都好，只有到了现在他才明白，能够工作，能够挣钱是多美的事啊），然而，这并不是他的生活，他仍然是而且始终不过是池塘水面上的一只水虫子；池水潜在的不可测的深度他永远不会知道，他与池水唯一实在的接触只有那些短暂的时刻，在那些僻静的光线刺眼的泥沼上，曝晒在无情的烈日之下，处在由那些前来观战的一动不动的独木舟围成的半圆斗技场当中，他接受了身不由己的殊死搏斗，进入了那根坚利的尾巴所能企及的半径以内，挥动他的钉头锤朝那剧烈摆动、嘶嘶有声的头部击打，要是这一手不奏效，他会毫不迟疑地抱住那遍体硬鳞坚甲的兽体，不顾自己赖以行走、生活的血肉之躯，用一柄八英寸长的匕首去结果它狂暴的一生。
就这样，他和女人观看克京人表演那一整套搬迁的哑谜，只见那瘦小个子比比画画，疯疯癫癫，在他表演放弃小木屋的哑剧时，他的身影歇斯底里地在粗糙的墙壁上跳上跳下，他用哑剧的动作把挂在墙头和放在屋角的少得可怜的几件东西收集在一起——都是些别人不会要的东西，只有像那盲目的洪水、地震或大火这种种力量或势力才会剥夺这些；女人也在瞧着，嘴微微张开，还含着一口已经咀嚼的食物，脸上呈现出惊异的表情，心里却并不着急，她说：“这是咋回事？他在咕噜些什么？”
“我不知道，”犯人说，“可是我认为，要真是什么我们应当知道的事，到了该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会明白的。”他并不惊慌，虽然这个时候他已经把克京人的意思领会得够明白了。他是在做撤离的准备。他想。他告诉我也要离开这儿——关于这，隔一会儿克京人还会做出努力；他们用过晚餐，克京人和女人都先后去睡觉了，克京人又从垫子上爬起来，走到犯人跟前，再次来了一遍放弃小木屋的哑剧表演，这回像是重申先前有可能被误解了的话，好像在对小孩子重复讲述一遍那样，不厌其烦，耐心细致，仿佛是用一只手抓住犯人，另一只手比画着手势，跟对方又比又讲，像是在逐个音节地打着手势；犯人注视着蹲在旁边，刀子开着，膝头上放着那根快完工的桨木，边看边点头，甚至用英语在答话：“对呀，没错。你放心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于是，他又继续削他的桨，但没有加快速度，并不比往日晚上匆忙，他胸有成竹，到了该他知道的时候，无论那会是什么事都将迎刃而解，甚至在他还不知道这事，甚至在那种可能性、那个问题出现之前，他已经不予理睬，拒绝接受哪怕是搬迁的这个念头；他想着那些皮革，心想：他要是有什么办法告诉我，可以拿我的那一份到什么地方去换钱就好了；但这念头只是在刀子轻轻削两下的瞬间一闪而过，因为他几乎立即又想到：我看，只要我能捕捉到鳄鱼，要找个愿意买皮子的人不会有多大麻烦。
因此第二天早上，他帮着克京人把几件财物——凹凸不平的来复枪，一小包衣物（他俩又一次做了交易，虽然彼此间连交谈都办不到，这一回是几件烧煮厨具，安置在几处场所的生了锈的几架捕鼠机，加上一些笼统的说不具体的东西，包括炉子、粗木板床、小木屋或其使用权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用来交换一张鳄鱼皮）搬进独木舟，然后两人蹲着像两个小孩分棍子那样分皮子，你一张我一张，你两张我两张，这样分成了两堆，克京人把他的一份装进独木船后便划离了平台；不过他很快又停下来，这回他只是放下桨，做了个把什么东西收拢，双手猛地朝上一扔的动作，嚷着“轰隆？轰隆？”用的是升调，一面向平台上那个身子半裸、伤痕可怕的人拼命点头，而那人却以一种平和冷静的神情回望他，应声说道：“对，轰隆，轰隆。”之后，克京人离去了，没再回头瞧。他们还在注视他，桨已经在快划了……也许只有女人在注视，犯人早已转过身去。
“他多半是想说，我们也得离开。”她说。
“是呀，”犯人说，“昨天晚上我就想到这点了。把桨给我。”她拿来桨，递给了他——那一小截树干，每天晚上他都在修整，现在还没完全修好，也许再多一个晚上就成了。（他一直在用克京人多余的一支桨，克京人本来主动要留给他的，把那支桨跟炉子、板床和小木屋的使用权合计在一块，但犯人谢绝了。也许他是按体积来与鳄鱼皮对比做计算的，加上桨就过分了，不如自己多用一个夜晚来仔细操刀削桨。）于是，他带上那根打结的绳和钉头锤，朝相反的方向划去，仿佛他听到警告后不仅拒绝离开这里，还要进一步深入这块原野，来表明和证实他的拒绝是不可逆转的最后决定。可是后来，在没有警觉的情况下，十分强烈的孤独感却压得他昏昏欲睡，越来越令他无法坚持下去。
即使他想讲这段事也没办法讲出来——这天，上午还没过一半，他继续划着，头一回独自一人前进，沿途没有一条独木舟出来尾随他；不过，这也早在他预料之中，他知道其他人也会离开；这还不要紧，要紧的是他孤孤单单，备感凄凉，而这孤单和凄凉是他自己选择留下不走的结果；这时候，桨板突然停住不动了，小船顺势持续前进的瞬间，他想：怎么搞的？怎么搞的？继而一想，不行，不行，不行。这时，沉寂、孤独和空虚冲他爆发出一片嘲笑的吼声；于是，他掉转船头，小船疾速倒转方向，他回心转意了，狂暴地冲向那平台，知道后悔已晚；那个平台是他的庇护所，逢凶化吉的地方，安身立命的据点——那儿曾容许他工作和挣钱，他认为那权利和特许是他自己赢得的，没有求助于别人，没有求过任何人的恩赐，他要求的只是别管他，让他凭自己的意志和力气去跟这块土地上的爬虫之王搏斗，而这地区也不是他请求进入的——他感受到了威胁，愤然挥动自制的木桨，终于平台远远在望了；这时他看见一艘摩托艇停在平台旁边，他一点不感到惊讶，反倒有一种欣喜，仿佛证明他刚才感到愤怒和惧怕是有道理的，现在有了权利对挑战自我的精神说：我告诉过你的。他仿佛陷入一场梦，他向平台划去，小船似乎一步也没有前进，在做梦的状态下不觉阻碍却感到窒息，他梦幻般地举起一根没有重量的桨，感到肌肉没有力量，没有弹性，在没有阻力的状态下他仿佛瞧见小船缓缓爬过光灿灿的水面，抵达了平台，摩托艇里有个男人（其实一共有五个男人）在朝他叽叽咕咕地讲话，用的是他听了十天也无法听懂的语言；这时候，从小木屋里出来另一个男人，背后跟着那个女人，手上抱着婴儿，又穿上那件褪色的军上衣，还戴了顶宽边遮阳帽，正准备离开；走在前面的男人手里拿着那个纸包（他还拿着其他几样东西，犯人却没看见），那包用报纸包裹的衣服是十天前犯人放在屋椽子后面的，那以后谁也没碰过；现在犯人也上了平台，一手抓住小船的缆绳，一手拿着那根木桨，费了好大劲儿，最后才用一种梦幻般窒息而又令人无法相信的平静口吻对女人说道：“从他手里把那包东西拿过来，放回小木屋去。”
“原来你会说英语，对不对？”摩托艇里的那男人说，“你干吗不照他们昨晚对你说的那样离开呢？”
“离开？”犯人说，他又回过头去望着摩托艇里的那个男人，瞪大了眼睛却又竭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我没有时间去旅行。我忙着呢——”话没说完，已转脸朝向女人，已经张开嘴要把那话重复一遍，这时那个男人的声音又梦幻般地嗡嗡响在他耳边；他气愤极了，又转过身来，忍无可忍地大叫道：“洪水？什么洪水？活见鬼，两个月前就过去了！过去了！还有什么洪水？”接着（他脑子里没有清楚的想法，但他知道自己在想，一刹那间洞悉了自己的性格或者说命运：他目前的命运怎么会有一种反复的特征，不仅孕育中的种种危机总在单调地出现，而且连自然环境也沿袭着一个呆滞的死板模式），摩托艇里的那个男人喊道：“把他带走。”他站起身来，拳打脚踢，这时四个男人蜂拥而上，凶狠地给了他一顿铁拳和臭骂，结果他被按倒在地，仰面躺在硬邦邦的木板上。最后，一副充满恶意的手铐轻声而又干脆的咔嚓一响。
“该死的，你疯了吗？”摩托艇上那个男人嚷道，“你难道不明白，今天中午人家就要炸开堤坝？”他对其他几个人说：“快，动手，把他弄上船。咱们赶紧离开这儿。”
“我要我的皮革和小船。”犯人说。
“让你那些皮革见鬼去吧，”摩托艇上那男人说，“要是他们不很快炸开这道堤坝，你会在巴吞鲁日州议会大厦前的台阶上捉到很多鳄鱼的。这艘船才是你需要的，你应当为它祝福祈祷。”
“不带上我的小船我不走。”犯人说，他说话的口气很平静，却是说一不二、没有任何更改的余地；说得那般平静，那么说一不二，差不多过了一分钟谁也答不上话来，人们只是默不作声地俯视着他躺在那儿，半身裸体，背部全是水泡和疤痕，孤立无助，手脚都给铐上；他仰面朝天，心平气和地发出最后通牒，那口气好像你入睡之前跟同床的伙伴讲话一样。这时摩托艇上那人采取行动了，他往船边轻轻地啐了一口，以同样冷静平和的口气说道：“那好吧，带上你的小船。”于是人们帮着女人，抱上那婴儿，拿上那纸裹的包袱，一齐上了摩托艇。然后人们把犯人扶起来，也帮着他上了艇，他手脚的镣铐一路叮当作响。“你要是答应放规矩点，我可以解开你的铐子。”那人说，可犯人根本不搭理他。
“我要握住那根绳子。”他说。
“绳子？”
“是的，”犯人说，“绳子。”于是人们把他放到船尾部，让那根缆绳在系索耳上绕了一圈后把绳子的一端递给了他，摩托艇才开船行驶。犯人没有回头张望，但是他也没有朝前看，他半躺半卧地斜在那儿，带着铐的双腿前伸，小船缆绳的一端抓在一只铐上的手里。摩托艇又停过两次。当模糊的日轮开始直接照在人们头顶的时候，热得叫人难以忍受，艇上已有十五个人了；这时，犯人懒散地躺着，纹丝不动地望着那平坦的黄铜色陆地慢慢升上来，变成一片绿黑色的沼泽地，毛茸茸地蜷曲在那儿；接下来，这片沼泽地戛然而止，在他面前展开一片浩渺的水域，四周围一条模糊的蓝色河岸线；在正午时分，水光潋滟，如此宽广的水域，是他见所未见的；这时摩托艇的引擎声停息了下来，船身在船头渐次平息的浪头后面滑行前进，领水员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到正午了，”掌舵的人说，“我想咱们也许该听见爆炸声了。”于是，大家都听着，摩托艇完全停止不前，只是轻轻地摇晃着，闪光的细浪轻声地拍打着船身，可是没听到任何声音，也没一丝儿颤动从昏糊的天空下的任何地方传来；漫长的一刻维持过后，时间继续流逝，正午很快过去了。于是领水员说：“好吧，咱们走吧。”引擎重新发动，船身开始提高行进速度。领水员来到船尾，手里拿着钥匙，弯下腰对犯人说：“我猜，不管你愿不愿意，现在都只好守规矩了。”一面说着一面解开镣铐。“你会吗？”
“我会的。”犯人说。他们继续前进，过了不久，河岸完全消失不见了，现出一片小小的海面光景。犯人现在手脚自由了，但他仍然像刚才那样躺着，手里抓住缆绳的一端，现在却在手腕上缠绕了三四圈；这时他掉过头回望，看着那拖在摩托艇后面的小船在船尾的波浪里颠簸跳跃跟进，他甚至还不时朝湖面眺望出去，这时他满面严肃，没有任何表情，唯有一双眼睛在转动，他心里在想，这一望无垠的水域，这么浩渺，这么荒凉，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也许他并没有想；过了三四小时，当河岸线再次浮出水面，岸边被许多拥挤的帆船和机动船遮断的时候，他想，这么多的船，比我认为能有的还多；这么多的人生活在水上，我没想过会有这种人，也许他没有想这些，只是在眺望而已，当两岸壁立的狭窄水道开启，摩托艇驶入供轮船出入的运河；驶出了运河之后，他看见河那边城市的低垂烟雾，接着看到一个码头，摩托艇缓缓开去；一群人在注视，那不声不响、孤苦呆滞的神情跟他从前见过的一样。尽管他在经过维克斯堡时不曾见到这座城市，他还是能认出眼前的就是那种人——横遭灾祸的无家可归者，带上了一眼就能看出的印记和标志，而他比他们更惨，但他不允许有谁称他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好啦，你到了。”领水员对他说。
“小船呢？”犯人说。
“不是在你手里吗？你还要我干什么——给你出张收据？”
“不，”犯人说，“我只想要那条船。”
“拿去吧，不过你得有根捆书的带子什么的，才好把它背走。”（“把它背走？”胖犯人问，“背到哪儿去？你还得把它背去不成？”）
他（高个子犯人）继续讲道：他和那女人是如何下船的，他们之中有个人如何帮他把小船从水里拖上岸，他又是如何把缆绳缠在手腕上站在那儿，那个人如何跑来跑去、大声嚷嚷：“完啦。下一件！下一件！”他又是如何去对那人说他那条船，那人又如何嚷嚷“船？船？”他（犯人）又如何跟着那些搬小船的人把小船抬上架子支好，同其他小船摆放在一起；他自己又如何让小船对准一块可口可乐广告牌与一座吊桥之间的位置，这样，他回来时就能很快找到他的小船；他如何同女人（这时他拿着那个用报纸裹着的包）一起给吆喝上了一辆卡车，过了一会儿卡车开始驶入交通路道，在密集的房屋之间穿行，后来到了一幢大建筑前，一座军械库——
“军械库？”胖犯人说，“你是说一座监狱吧。”
“不，是那种堆放东西的库房，不少人带着包袱躺在地上。”接着，他讲如何想起他的伙伴也许会在这儿，甚至到处寻找那个克京人，同时又等待机会再回到有士兵站岗的门口；他后来又如何终于回到那个门口，他身后跟着那个女人，他的胸前却被枪杆挡住了。
“滚，滚，”士兵叫喊道，“回去，很快就有人来给你们发衣服了。你们不能到街上乱撞。还要发些吃的哩。也许那时候，你们的亲属会来把你们接走。”他还讲到了那女人这时候说的话：“如果你告诉他这儿你有亲戚，也许他会让咱们出去。”可是，他没有这样说，他也不可能把不这样做的原因讲清楚，那可是深层次的东西，骨子里的东西，他还从来没有必要形之于语言，他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如此——他是山里娃，严肃审慎，敬畏的不是真理而是说谎的能力、本领——不是顾忌撒谎，而是看重它，一定要运用得当，甚至精心策划，来得既快又奏效，就像使用一柄致命的快刀。他接着又讲道，人们是怎么给他拿来衣物的，一套蓝色的套衫和工装裤，过一会儿又拿了吃的东西（一个说话尖刻、态度生硬的年轻妇女说：“可是，这婴儿得洗个澡，弄弄干净，要不然会死的。”女人却答道：“是倒是。他不舒服也许会叫几声，可他还从来没洗过澡呢，不过照旧是个好娃娃。”）。到了夜里，那儿的电灯都没有加罩子，冷清清而又恶狠狠地照着呼呼大睡的人们；这时犯人爬起来把那个女人扯醒，然后到了窗边。他讲了这段经过：那儿的门倒是很多，但通往何处他却不知道，他费了好大工夫去找一个可以利用的窗户，终于还是找着了；他拿着那包衣服，抱着婴儿，第一个爬出窗户——“你应该撕条床单结成绳子，然后顺绳溜下去。”胖犯人说。可是他不需要床单，夜色漆黑，脚下有石块可踩。现在，城市就在眼前，可是他还看不清楚，也无心去看——城里只亮着低矮的长明灯。彼安维尔曾在这儿驻足，这也是那个名唤拿破仑的梦想之邦，可惜先天不足，如今安在，而安德鲁·杰克逊却发现这儿离宾夕法尼亚大街只有一步之遥。然而，犯人这时发现，要回到轮船运河和他的小船，可比一步远得多了；黎明时分，那个可口可乐广告牌隐约可见，那座吊桥像蜘蛛般拱立在淡黄色的晨曦天空；不过他也没讲他是如何把小船搬回到水里的，就像他省略了有关那六十英尺高的堤坝的事。现在，大湖就在他背后，他能去的只有一个方向。当他又见到密西西比河时他立即认出来了；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这条河已经在他的生命里生了根，成了他的过去的一部分，这个部分要是有可能保存下来的话，将会成为他可以遗赠后代的珍品。但是，过了四个星期后的今天，这条河的景象看上去会与当初不一样了，而且的确如此：这条河（老人河）经过了一段放荡的日子后已经回复了常态，回到了两岸之间；老人河啊，褐黄浓重有如巧克力一般，在两道大堤之间腾起微波细浪，从容不迫地向大海流去；大堤的内侧仿佛是眉头紧皱、惊讶呆滞地注视这一切变化；堤顶柳树成荫，披上盛夏的绿翠；六十英尺下面的堤外，皮毛油光的骡子依偎着中耕犁头的宽大把手，站在肥沃的土壤里，这种土壤不需要精心耕耘，只需撒下棉籽就能发芽生长，到了七月就会看见一连几英里对称成行的茁壮棉茎，八月里紫花开放，九月里黑油油的田地里棉桃绽开，雪花遍布，长口袋会把棉花行之间的土壤拖平，一双双细长灵巧的手采摘棉花，炎热的空气里充满轧花机的呜呜哀鸣；那是九月的气氛，不过现在还是六月天，空气中响起的是浓重的蝉鸣，而城里却到处是新上油漆的气味和粘贴墙纸的糨糊的酸臭——城镇，乡村，还有大堤内侧那些建在支架上由木板搭起的小码头，楼房的较低几层都由于刷了新漆和贴了墙纸而光洁明亮，气味刺入；甚至木桩、柱子和树木上留下的五月暴涨的水位痕迹，也都在夏天的喧哗阵雨中被光亮似银的水流冲淡而消失。堤坝上靠边的地方有一家小店，几匹套着马鞍、用绳当辔头的骡子昏昏糊糊地站在泥地上，还有几条狗，一小堆黑人坐在几块宣传口烟和疟疾病的广告牌下的台阶上；还有几个白人，其中一位是县里行政司法副长官，正在拉选票以便在八月的初选中击败他的上司（那个曾经给了他现在这个职位的人）。大家都停下来观望这条在午后水光灿烂的水面上出现的小船，看着它驶近又靠了岸，先是一个女人抱着孩子从船里走下来，接着一个男人，个儿高高的，走近之后看得出穿的是一身劳教所的罪犯囚服，虽然已经褪色，却在新近洗过，十分干净；他停在那几头骡子打盹的地面上，用冷漠的一本正经的目光四处打量，这时那位行政副长官把手朝他的腋下伸去，这动作令在场的人认为，他会飞快地掏出一把手枪，但是过了好一会儿，什么也没掏出来。不过，在新到的人看来，这动作显然是够明白的了。
“你是位长官吗？”他问。
“你说得太对了，”副长官说，“先让我把这该死的手枪——”
“好吧，”犯人说，“那儿是你们的小船，这就是那个女人。可是，我可一直没找着棉花仓顶上的那个杂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