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点钟刚过，电话便打过来了，达尔格里什走出伦敦警察厅，横过维多利亚街，行走在清晨的一片雾霾之中，这雾的确兆示着今天又是一个炎热的八月天。他毫不困难地便找到了那个地方。这是一幢高大的红砖建筑，位于维多利亚街和荷斯费利路之间（Horseferry），虽然不是特别地破旧，但看起来使人很压抑，很沉闷。它是一栋实用的长方形大楼，正面凹陷进一列比例不成形的窗户。没有电梯，他毫无疑问地走上三段铺着亚麻油毡布的楼梯到达顶层。
楼梯平台处发出一股汗酸味。房间外面，一位身体臃肿的中年胖女人，系着一条花围裙正在规劝着一个值勤的警察。她的声音就像那种患腺样增殖体的病人特有的哀鸣声。当达尔格里什走近时，她转身向着他，流利而夸张地滔滔不绝地发出一通抗议和声诉。哥尔德斯特恩（Goldstein）先生要说什么？她真的不能分租出一间房子来。只有经过了房东太太的同意她才能这样做。现在这间房，想都不要想。
他从她身旁走过，一声不吭地走进房间。这是一间正方形的房间，里面非常闷热，发出家俱上的擦光油的气味，室内过分的装饰还是十多年前流行的样式，满眼都是当年厚重韵味的象征品。窗户是开着的，带花边的窗帘也拉开了，但是空气还是不流通。警务医官和随从警察，两人都是高个子，似乎已经把这里所有的一切东西都用过了。
又是一具尸体呈现在眼前，只是这一具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了。他只需要看一看，仿佛在核实一个记忆。看着躺在床上已经僵硬的尸体，他以一种超然物外的兴趣注意到那只左臂松松地悬在身体的一侧，长长的手指屈曲着，一只皮下注射器还插在衣袖内侧上，就像一只金属制的昆虫用它的尖牙深深地刺进了柔软的肌肉中。死神一点也不曾把她的个性给消除掉，无论怎样还没有。不久之后这具身体也会腐烂，死神会在上面尽情侮辱，使得尊严丧尽。
警务医官未穿外衣，只穿了衬衫，满头大汗，不断地解释着，仿佛担心他做错了什么事。当他从床边转过身来，达尔格里什才明白他是在讲话：
因为苏格兰场离这里很近，第二封信又是写给你个人的他犹犹豫豫地停住了。
她给自己注射了伊维太。第一封信上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件明明白白的自杀案子。这就是为什么警察不想给你打电话的缘故。他认为不必麻烦你过来。这里真的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达尔格里什说：我很高兴你还是打了电话。这算不上麻烦。
有两个白色的信封，一份封了口是写给他的，另一份没封口，上面写的是：给有关的人。他不知道她写下这句话时是否笑了。当着警务医官和警察的面达尔格里什打开了信封，字写得坚定有力，墨迹很浓，笔划长而尖。他很吃惊地看到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她的笔迹。
他们不相信你，但你是对的，是我杀了特埃尔布鲁姆费特。这还是我第一次杀人；你应该知道这点，这很重要。我给她注射了伊维太，等一会儿我也要对自己这样做。她以为我给她注射的是镇静剂，可怜的轻信的布鲁姆费特！如果我给她尼古丁她也会很容易地就接受，它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我以为我能为自己开创一种有益的生活，但是不能，我的性情不容许我生活在失败之中。我不后悔我做过的事。这对医院、对她、对我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是不会因为亚当达尔格里什把他的工作看作道德法则的化身而被吓住的。
她错了，他心想。他们没有不相信他，他们只要求他找出证据来，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虽然他继续调查这个案子不松手，仿佛它是他个人的一件深仇大恨，恨他自己，也恨她，但他当时和后来还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她什么都没有承认，而且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丝一毫惊谎的表现。
对希瑟佩尔斯、约瑟芬法伦和特埃尔布鲁姆费特案件的重新调查也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许验尸官感觉有太多的流言和猜测。庭审时他和一个陪审团坐在一起。陪审团中有人向证人提出质问，他没有试图去阻止，甚至也没有企图去控制整个的进程。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和施泰因霍夫的故事终于公之于众，马科斯柯恩先生和达尔格里什坐在法庭的后面一起听着，他的脸因痛苦而变得铁青。庭审过后，玛丽泰勒走过房间来到他面前，向他递交了辞职信，转过身没有说一句话就走了。就在那一天她离开了医院。那件事对于约翰卡朋达来说就算是结束了。再没有什么消息传出来。玛丽泰勒自由地走了，她自由地找到这个房间，找到了她的死亡。
达尔格里什向壁炉走去。这个小小的火炉，用胆汁一样的绿色瓷砖砌成，里面放了一台沾满了灰尘的风扇和一果酱瓶装的干树叶。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搬出来，他知道警务医官和那个穿制服的警察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们对他的举动有何想法呢？把证据毁灭？他们为什么要操心呢？他们还要给案件作出摘要，纸已经准备好了，这将作为证据，存入档案以作备忘。这封信只与他有关系。
他把信抖开放在烟道的凹进处，擦着一根火柴，在信纸的一角点着了火。但是由于通风不够，纸张又硬，他不得不举起信，轻轻抖动，直到他的指尖都快熏黄了，发黑的纸张才从他手中飘起，在烟道凹进处的黑暗中消失不见了，它被吹起来飘进这夏季的天空中去了。
就在同一天同一个时辰的十分钟之后，比勒小组驾车开进约翰卡朋达医院的正门，车子一路来到门房的小屋前。迎接她的是一张不熟悉的面孔，一个新来的年青门房。他穿的夏季制服，没穿外衣，只穿上了衬衫。
你是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吗？早上好，小姐。我恐怕从这张大门进去到达新建的护士学校不太方便。它目前只是一栋临性性建筑，小姐，它就建立在起过火的那块空地上，我们已经把那个地方清理出来了。它靠近原来的护士学校。如果你在第一个转弯处。
我知道了，谢谢你。比勒小姐说。我认识这条路。
在急诊室的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当比勒小姐开车慢慢经过时，护士达克尔斯戴着镶花边的帽子，系着正式护士的蓝色皮带，从医院里走出来，她简短地和护送人员商量了几句，就站在那里监督着病人的转运。在比勒小姐看来，她不仅身材长高了，职位也升高了。从这张自信的脸上再也看不出一点那个胆小的学生护士的痕迹来。看来达克尔斯已经成为一个合格的护士了。好罢，这是人们希望看到的事。伯特双胞胎大约也已得到提升，在这家医院的某个部门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变化，护士戈达尔结婚了，比勒小姐在国内报纸上看到了结婚公告。听安吉拉说，希尔达罗尔芙在中非的某地当护士。会有一个新来的首席导师来主持今天这次会议。也有一个新来的总监。比勒小姐短暂地想起了玛丽泰勒，心想如果她不在护理行业，大约也会在某个地方挣得一份好生活吧。这个世界上的玛丽泰勒们生来就是幸存者。
她沿着熟悉的小路开过去，路两边是夏季干枯的草坪，花床上的玫瑰花期已过，因此花床显得不甚整洁。她的汽车转进绿树掩映的小卷。空气宁静而温暖，窄窄的小路因早晨第一缕灿烂的阳光映出许多方格的亮点来。这里是上次记忆中的最后一角，南丁格尔大楼，或者可说是它的残骸，出现在她面前。
她再次停下车来注视，整座大楼仿佛被一把巨大的劈刀给笨拙地劈成了两半，一个嬉闹的生灵被截了肢，裸着它的身体，带着它的羞耻，暴露在人们的注视之下。一段没有了栏干的楼梯，被残忍地截断了，向着虚空旋转而去；在第二个楼梯平台上，一根精细的灯丝被一根花线吊在一块破裂的门心板上；楼下那列半圆形窗户，玻璃都没有了，成了一列用石头雕成的优美的连拱廊，从中可以看到里面褪了色的糊墙纸，上面有一些颜色鲜艳的补块，那是曾经挂过画幅和镜子的地方。裸露的电线从残存的天花板上发芽抽枝，就像一把刷子上的粗毛。大楼前的一棵树下，靠着树干堆满了杂七杂八各种颜色的壁炉，壁炉台和弯曲了的门心板残片，很显然是经过挑选准备留下来的。在剩下的后墙顶上最高处，一个人影映衬在天空上，他正在随意地捡拾松散了的砖头。砖头一块接一块地跌落进大楼里面的破砖烂瓦堆里，喷起一小股一小股的灰尘。
大楼前面另有一个工人，赤裸着上身，露出古铜色的皮肤，正在操作一台牵引车。牵引车上连着一台起重机，上面吊下一个巨大的铁球和链索。比勒小姐注视着，双手紧拉着方向盘，仿佛在把她自己支撑住以防发生本能的反弹。那铁球在链索上向前摆去，砸在剩下的正面墙上，一时间万籁俱寂只有那可怕的噪声在回响。接着墙面轻微地凹凸起来，向里面倒了下去，砖块和灰浆像瀑布般地哗哗落下，腾起一股黄色灰尘的烟云，透过这烟云可摸摸糊糊地看到天幕上那个孤独的身影，它就像一个正在监督的守护神。
比勒小姐停息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踩上了离合器，把汽车向右转弯开去，从树丛中间可以看到那几列低矮的有实用性的，外表整洁的房子，那里是学校新建的临时性建筑。这里才是她所认知的一个正常状态的，心智健全的世界。刚刚见证过南丁格尔大楼那激烈的毁灭，不由得产生出一种令人生疑的惋惜之情，可是说到底，还真是有点可笑。她决断地驱赶开心情上的阴云，这是一栋恐怖的大楼，它是一个罪恶之地。五十年以前它就该拆毁了。它根本就一点也不合适用来建一所护士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