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多名初中生一夜没睡，小卖部老板知道真相
2016年12月2日，我陪周庸到郊区的一家中学，参加一场捐赠。校长讲话时，我一直看着台下的学生。他们都很疲惫，连说悄悄话的精力都没有，完全不像是吃得香、睡得好的初中生。那时我完全没意识到这所学校的秘密。
这场捐赠源于周庸的母亲，她是个佛教徒，经常会做一些善事。听朋友说起燕市有专门给外来打工子弟开办的学校，在里面上学的都是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打工子女，她善心大发，非让周庸过来捐二十万元，改善一下孩子们的伙食。
周庸的母亲提前跟学校打好了招呼，12月2日上午10点，我和周庸开车一直往南，开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目的地。
这所学校很好认，成年男人一步就能跨过去的土墙围了个圈，朝北方向开了个口，口的左侧用粉笔写着校名——育兴打工子弟中学。
校长是个看起来五十多岁，已经秃顶的男人。他站在门口迎接我们，握过手，带我们参观了一下校园。
我们到时，正赶上下课。穿着灰白校服的初中生们在沙土操场上散步，一个老师在维持着秩序。操场右侧是个露天厕所，几个一米多高的女孩在厕所门口排着队。我和周庸进到男厕里看了看，地面是浸透了尿渍的黑色。
操场的左侧是一栋两层的教学楼，二楼右侧的窗户破了洞，用塑料布包裹着。楼的左侧是一个黑板，上边写了最近一周的优秀学生，右侧是红粉笔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学楼前有一个三四米长的木质国旗杆，有一些歪斜，上边飘着的国旗有点老旧。
从教学楼的正门进去，一楼有十二个教室，二楼都是宿舍。挨着教学楼的是个大的简易房样子的食堂。根据校长介绍，他们学校是食宿全包的。
和校长聊了一会儿，他说要利用课间操时间举行捐赠仪式。周庸极力反对，但校长说已经和老师学生都说了：“孩子们都知道了，就算不给我面子，也该给他们面子吧？”
周庸只好答应。
课间操时，孩子们在操场站好，做完广播体操，校长登上简陋旗杆前的简陋铁架台子，拿喇叭说了一堆感谢捐赠的话，然后让周庸也上台讲几句。台下响起有气无力的掌声，周庸走上台，就说了两句：希望能改善伙食，让同学们补补身体长长个子。
周庸还没说完，下面一个男孩“扑通”一声晕倒在地。他旁边的几个同学驾着他回了寝室。
校长和一个老师交流了几句，告诉我们说：“没事，孩子就是有点累，咱继续。”然后他接过喇叭，继续说捐款的事。
男孩的晕倒提醒了我，台下有些不对——每个学生都显得格外有气无力。没人说悄悄话，也没人打闹，不停地打哈欠——这太不正常，一点儿不像十几岁的初中生。
按照校长说的，学校课业不重，每天闭寝熄灯的时间也早，绝不该如此劳累。这是所寄宿制的学校，学生家长基本都住在城乡接合部或者工地上。除极个别学生是走读外，剩下的都是住校。如果孩子有什么异常，很难被家里人发现。我决定找机会问问，学校是否有什么体罚类的虐待行为，或强迫他们干活，以替学校赚取利润。
校长讲完话，已经快11:30了。他解散了学生，邀请我和周庸去学校食堂吃饭，说今天特意告诉食堂师傅提高了伙食标准。“高标准”的午饭是羊汤和馅饼，还挺好吃。我快速吃了两张，给周庸使了个眼色，告诉他和校长先聊着，我去趟厕所。
周庸拖着校长聊天，我出了门往厕所走。男厕所外面，一个个子比较矮的戴眼镜男孩正在排队。
我上前问他：“同学，今天出操的时候，我看你们都有点疲惫，是这几天办运动会了吗？”
他说不是，就是这两天没怎么睡好。我问他为什么没睡好。他支吾了几声，说就是没睡好，然后说自己有事，转身小跑离开了。
又问了五个孩子，三个什么都不说，还有两个也说没睡好，但不愿告诉我原因。全校学生都没睡好，这也太奇怪了。
见什么都问不出来，我回了学校食堂。周庸和校长还在聊，我坐过去插了一句：“刚才上厕所，听几个孩子聊天说晚上没睡好，是学校办什么活动了吗？”
校长喝了一口羊汤，否认了：“晚上自己在寝室闹了吧，没睡好。”
在学校里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我只好和周庸开车出了校门。在路口时，我让周庸停车。
他把车停下：“徐哥，刚才你给我使眼色，让我拖住校长，是想干吗？”我给他讲了一下我的想法，说这里的学生不太对劲，我想调查一下原因。
周庸点点头：“好的，咱从哪儿开始？”
我指指路口的小卖部，说先去买包烟。周庸从储物盒里拿出一条烟，说道：“甭买了，我这儿还有。”
我说：“你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是为了买烟吗？咱就从小卖部开始查。”
城乡结合带常见这种小卖部，老板的消息总是很灵通
学校门口的小卖部老板，一般都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学生和老师，对学校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了如指掌。他们经常和学校里的“混混”关系很好。我上中学时，学校里的“混混”会把一些不方便随身携带的打架用具寄存在校门口的小卖部。有的小卖部甚至会直接出售这些东西给学生，学校里有打架什么的，小卖部老板知道得比谁都早。
我们把车靠边停下，走进小卖部。一个穿着花外套的中年女人正坐在门口收银台里看电视。见到我和周庸，她站起身问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买了两包最贵的烟，交钱的时候我和她搭话：“姐，问您个事儿，我有个亲戚在北京打工，孩子想办下上学。我看这学校是寄宿的，觉得挺合适的，好进吗？这学校。”
老板娘说肯定没问题，让我直接把孩子带来就行。我问她用不用“五证”，她说不用。
周庸这时候在旁边插话：“徐哥，这学校行吗？我看这孩子一个个都没什么精气神儿，是不是食宿条件太差啊？”
我转头看向老板娘，问她是不是这样。她说：“不是，有两个女学生，两天没回学校了，昨晚学校组织学生在周边找来着，找到大半夜。”
周庸问她为什么不报警。
老板娘摇摇头：“报什么警啊！这里孩子的父母一般都在城里打工，有很多都是跟着施工队干活的。今天在燕市，明天可能就去别的地方了。孩子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就不来上学的，有的是，正常。”
我问她学校是否询问家长了，老板娘摇摇头说不知道。问起两个女孩的名字，她倒是知道——一个叫孟秋月，一个叫林欢，两人是一个寝室的。
我们回到车里，周庸点上烟：“徐哥，你说他们怎么不报警呢？”我没直接回答他，只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五证”。
他摇头说不知道，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外地孩子在燕市上学，需要五个证件。分别是：1.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本地务工就业证明；2.本地实际住所居住证明；3.全家户口簿；4.本地居住证明；5.户籍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相关材料。如果没这五个证件，根本不给办学籍。除此之外，燕市的各个区还有不同的要求，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在城里上学。
这个学校不需要“五证”，不需要其他附加条件，根本就不可能给办学籍。也就是说，这是一所“黑中学”。
为了确定这个猜测，我登录了燕市教委的官网，查询是否有这个学校——结果一无所获。
周庸：“什么玩意儿，学校还有黑的？”
我说：“当然有，而且我估计你妈这钱要打水漂。”
我之前看过一篇打工子弟学校的特稿。这些学校里，有很多不具备民办学校资质，只能算是“黑学校”。前几年，燕市曾经严查过一次，责令停办拆除的就有二十四所。
很多人做这种学校，不是为了公益，而是为了盈利。将学校当成产业来做，按照那篇文章的说法，扣除开支，每年能有二三十万元的盈利。加上周庸他妈捐的二十万元，今年的盈利估计能破五十万元。
周庸骂了一声：“所以他们才不报警！”
我点点头，学校如果报了警，很大可能会被政府发现缺少资质，然后被取缔。不报警、不通知家长的话，两个女孩有可能是丢了，也可能只是跟家长去了别的地方。拖到最后，即使真丢了，最坏的结果也是学校被关，所以他们没选择报警。
周庸愤愤：“真黑啊！那小卖部的老板娘也应该报警啊，这帮人怎么一点儿同情心没有呢！”
我说周边的生意，都靠着这个学校，学校要是没了，他们也不用赚钱了。
现在最主要的，是查到那两个女孩的下落，别真出什么事。
一些年轻人喜欢在台球室里消磨时间
我和周庸下了车，在学校周边转转。这里很偏僻，除了一些针对学生开设的小餐馆、文具店之类的，基本上没什么人。顺着小卖部向东直走，大概一百多米，有一家小菜馆，除了菜馆的牌子，旁边还立着一个小牌子，写着：一层，台球厅。
按照我的经验，学校附近的台球厅，一般都是校园里“混混”的聚集地。我和周庸商量了一下，决定进去看看。“混混”一般都是不遵守学校规则的人，学校下了封口令，从他们口中套话，会比从普通学生那里询问信息容易很多。
我和周庸从菜馆进去，在侧面下了楼梯，进入台球厅。
这个台球厅很暗，充满了烟味，昏黄的灯泡忽明忽暗，刺鼻的廉价烟味加上不见光造成的腐朽潮湿味让我有点想吐。台球厅里只有三张台球桌，但却挤了几十个人，有三个成年人，但大部分是学校的学生。
台球厅的东南角有一个吧台，吧台里面的酒水单上写着一些我完全看不懂的酒水。上面最贵的酒叫“-情若能控℃”，十九元。几个校服上画着画的少男少女点了酒，围在吧台处大声地谈笑，十句里有八句都带脏字。围着台球桌的男孩儿们，基本都人手一根烟，击球的时候叼住烟、眯着眼。
那三个成年人很有“大哥”风范。他们霸占着最里侧那台相对新一些的台球桌，搂着年龄比自己小很多的女孩。几个男孩围在旁边，在他们入洞的时候不停地叫好鼓掌。
周庸：“徐哥，我咋觉得咱这么格格不入呢？”
还没来得及回答，最里面的三个成年人中，一个穿黑呢子大衣的人走了过来：“哥俩是来打球，还是干点别的？”
我说我想找两个女孩，孟秋月和林欢，不知道他们认不认识。
他说认识，回头问一个学生模样的“小弟”，知不知道孟秋月和林欢在哪儿。
“小弟”说：“不知道，那俩骚娘们儿这两天都没在学校。”
“黑呢子”点点头，面对我和周庸：“哥们儿，换俩人呗。我记得她们寝室还有个不错的，发育特别好。或者放学的时候，你在校门口看看，看中哪个了我去给你搭线。”
周庸刚要说话，被我拦住了：“就你说的同寝那个吧。”
他说行，问我们是玩一次还是包一宿，一次五百元，带走一宿一千五，但是第二天得把人送回来。我让周庸给他转了一千五百元，带走。
下午4:30，学校放学。黑呢子的小弟带了一个穿着校服的女生过来，示意她跟我们走。
我和周庸带上她，先去最近的商场吃了晚饭。她很紧张，整个过程除了问她吃什么的时候，说了句“都行”，就再也没说过话。
吃完饭，我们把她带回车里，告诉她别紧张。我们不会对她做什么，只想问问有关孟秋月和林欢的事。她点点头，我和周庸分别问了几个问题。很快我就发现，比起我，她更喜欢回答周庸的问题。于是我不再说话，示意周庸向她提问。
她确实是孟秋月和林欢的室友。她和孟秋月的关系不错，但和林欢的关系不是很好。周庸问她为什么，她说自己和孟秋月都是被林欢害的。
林欢在班里有个男朋友。刚上初二的时候，这男生被其他班的几个“混混”勒索，因为没钱，被打了好几次。后来，这个男生开始和那些打他的人混在一起，也不好好上课，每天都在校外瞎混。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男生把女朋友林欢灌醉，献给了自己在台球厅认的“大哥”。
过了一段时间，林欢借着过生日的由头，请她和孟秋月出去唱歌，然后在饮料里下了药。她和孟秋月被强奸后，又被毒打了一顿，还被拍了照，用以胁迫她们卖淫。现在已经有四个多月了。
周庸：“台球厅的那个人告诉我，看中你们学校哪个女生，他都能帮忙搞上手，他说的是真的吗？”
女孩说有可能。全校六百多人，有二十来个都算是他的小弟。
周庸疑惑这些被欺凌的学生都有什么特征，怎么这么好欺负。我列举了别人总结过的容易被校园欺凌的五种学生：
1.被嫉妒型：因成绩优良、家境富裕、面貌姣好等，而遭人嫉妒加害。
2.自大型：态度傲慢，看不起別人，说话及行为夸大，易与同学产生纠纷冲突。
3.自卑型：觉得自己是弱小、笨拙或多病的人，易受同学欺侮。
4.孤独型：单独上下学，独来独往，易落单成为受害者。
5.好欺侮型：凡事忍气吞声，不追究。
但仔细想想，这五种基本涵盖了所有类型的学生——要我说的话，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成为被欺凌的对象。
周庸点点头：“孟秋月和林欢失踪的事，会不会和台球厅那几个大哥有关？”
我觉得应该不会，那天提起她们的时候，台球厅里的人都表现得很自然。而且那个“带头大哥”也是先问了小弟后，才知道她们不在学校。
女孩回忆，孟秋月和林欢失踪这两天，只有一个反常的地方。就是第一天时，林欢在微博发过一张自己穿着暴露的照片，问漂不漂亮。我让她找出那条信息给我们看，结果发现林欢的账号已经被封了。
而林欢和孟秋月最近接触过的人，除了同学、老师、台球厅那帮人外，就只有嫖客。孟秋月提过一次，最近有个熟客经常来找她，但具体长什么样女孩也没见过。
聊完之后，大概9点多，我和周庸开车把女孩送回学校，然后把车停到了台球厅外。
11点左右，三三两两的人开始从台球厅里出来，有的走向学校，有的走向其他地方。但“黑呢子”一直没出现。
周庸等得有点不耐烦：“徐哥，你说他得在台球厅待到多晚？”
我没回答他。刚才走了三十多个人，和下午在台球厅的总人数差不多，而且已经半个小时没出人了，会不会这个台球厅就是“黑呢子”开的呢？
我们走下车，通过小菜馆的侧门，向下往台球厅走去——“黑呢子”正在台球厅门里向下拉铁门，准备打烊。
我上前拖住铁门，他看着我，刚要说话，我一把将他推进门里，低头钻了进去。周庸跟在我后面，钻进来后拉上了铁门。
“黑呢子”有点蒙：“怎么，哥俩玩得不满意？”
我说：“确实，我们就喜欢孟秋月。听她室友说，可能被一个熟客带走了，想问问你有没有这个熟客的联系方式。”
他说：“熟客的联系方式我都有，但也不能随便给人啊。”
周庸拿出我们在路上取的五千元钱，递给他：“五千，我们就要一电话号码。”
他考虑了一下，接过钱，拿出手机，给我们读了一个手机号。
我记下电话，上前一步，抢回他手里的五千元，递回给周庸：“给你表姐打电话报警。”
“黑呢子”转身去拿台球杆，想拼一下。我上去一把拽住了他的大衣，周庸转到他身前拦住了去路。
警察带走“黑呢子”时，我和周庸一起去派出所做了个笔录。从警局出来，我把那个嫖客的电话号发给了私家侦探老孔，让他帮忙查一下。没多久，老孔回了我一个地址，这人租的地方。
我和周庸开车前往，到了小区。我说先上楼，假装快递敲门，他要是不开门出来，就直接报警。我藏在门边，周庸托着从车里拿的纸箱，敲了敲门，屋里面的人问是谁，周庸说是快递。
一个微胖的年轻人打开门，周庸把纸箱扔在地上。他看不对，用力一关门，周庸伸脚卡住门，我们俩合力把门拉开，这时他一使劲推开我们，往外跑了。
保护自己的安全，不要随便给快递员开门
周庸想去追，我一把拽住他：“他实名制租的房，跑不了，咱先进屋看看。”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正在看电视。我说：“你是孟秋月吗？”
她点点头，我问她林欢在哪儿。她指指里屋，我让周庸守着门，进了卧室。一个衣不蔽体的女孩被用胶带粘着嘴，绑在床上，身上有被殴打过的青肿的痕迹。
我脱下外套盖在她身上，把她嘴上的胶带揭开，让她别怕，说是来救她的。她“哇”地一声哭了出来，鼻涕都流到了嘴里：“别让孟秋月碰我的手机，别让她拿我手机发照片。”
我问她什么意思。
这时孟秋月拿着一个黑色的手机进来，晃了晃：“别喊了，已经把你照片群发给所有人了。”
我和周庸没法处理这一团混乱，只好又报了一次警，又去做了一次笔录。
孟秋月和林欢都被警察带走了，那个帮助孟秋月的嫖客，估计也逃不了太长时间。至于后续怎么处理的，我们现在也不清楚。
两天后，我和周庸又回到育兴中学看了一眼，学校的黑势力被一扫而空。连学校本身都不复存在，大门紧锁，贴着封条，墙上写着拆字，道口的小卖部也都贴着出售。
每次遇到这种灰暗的事，周庸总会有几天开心不起来。我一般带他喝喝酒吃吃饭，开导一下——当然，都是他买单。
当天晚上，我们吃了烧烤。饭后我们俩点上烟，在街上随便溜达着消食，然后看见了公交站牌的电影广告。
我试着开导周庸，说：“别不高兴了，咱俩这次也算是做了件好事，让那些被欺负的孩子不至于为此而毁掉整个人生。”
他点点头：“徐哥，我正想和你说这事呢，咱俩明天去看电影吧。”我问为什么。
他指着广告说：“这电影我妈也投了点钱，给她增加点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