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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为植物人倾家荡产,他却能发家致富

中国每年大约有八百多起燃气爆炸事件,近千人受伤,近百人丧生。但这么多的燃气爆炸事件里,从未有一起像下面这起爆炸一样曲折。

8月14日,燕市怡然桥附近的佳邻小区发生了一起燃气爆炸事故,死了一个人。这起事件里的死者,是个卧床近三年的植物人。她从五楼的家里被炸了出来,脖子上被发现有割伤。

当时田静找到我,让我去查这件事。自从《太平洋大逃杀》的特稿卖了近百万元后,这种纪实采访稿的价值一下就高了起来。

我问她这么好的选题怎么不自己跟。田静摇摇头:“好几年不在一线了,而且文笔没你好,容易毁了这选题。我已经和当事人打好招呼了,你直接联系他就行。”

这次的调查有个优势——田静曾采访过这个经历了爆炸的家庭。两年前,田静还是记者时,曾做过一篇名为《中国植物人生存现状》的调查特稿。当时她采访了十几个植物人家庭,其中就有这次出事的王建龙和王璐夫妇。

2014年1月,妻子王璐由于车祸成了植物人。她父母双亡,丈夫王建龙不离不弃,照顾周到。田静的文章发出后,王建龙被评为模范丈夫,还收到许多人的捐款。

我打电话给刚丧偶的王建龙,约他晚上在一家饭馆见面——周庸点名要吃这家。

8月17日晚上,我和周庸提前到了这家饭馆,点好菜,把桌号发给王建龙。

6点多,进来一个男人,高颧骨,短发,很精壮。穿着一身休闲装,戴着手表。他和门口的服务员说了几句,朝着我和周庸走来,伸出了手:“你好,徐浪,你们是田记者的朋友?”

我说:“是,她听说你们家的事,想让我们做个后续采访,你看成吗?”

王建龙点点头:“当然,田记者当年可帮大忙了,没她那篇文章带来的募捐,我当时都过不下去了。”

我提议边吃边聊,问他喝不喝酒,他说可以喝一点儿。我们随便聊了会儿,他比较平静,不像刚经历了丧偶之痛。

周庸给他倒了杯酒:“王哥,你这心情还可以啊。”

王建龙:“咱说实话,我早做好心理准备了。挺多次都想放弃,让她走得了,别遭罪了,但又下不了决心。出了这事,也算替我决定了。”

我点点头:“听田静说,你太太脖子上有割伤?”

他说:“是,可能是爆炸时,玻璃什么的划的。你说谁能对一个植物人下手?不太可能。后来法医要尸检我没让——就让她安安静静地走吧。”

我说:“所以煤气是你忘关的吗?”

王建龙点头:“是我没关。”

我问能不能去他家看看。王建龙说:“当然可以,就是烧得没什么玩意儿了。”

吃完饭往回走,没喝酒的周庸开着车:“徐哥,你看他戴的那表了吗?”我说:“有印象,怎么了?”

周庸:“那是块万国孔雀翎,我爸有块一模一样的,六十多万。”

我说那表应该是假的吧。

周庸摇头:“国内造假技术是好,但都集中在表盘上,表链做得不太行。其实现在鉴别真假表主要就看表链了。刚才我仔细看了半天,他那皮链做得挺精细,缝制的车线走向直,针脚均匀,封口处没一点儿毛边,我看那表是真的。看来给他们捐款的人不少啊,都够他戴大万国了。”

我说捐款不至于这么多吧,于是打给田静,问她能不能查到王建龙总共收了多少捐款。

田静说:“行,那捐款的卡号我还有,我去找人问问。”

第二天上午,我和周庸开车到了佳邻小区。从楼下看起来,王建龙家的窗户已经没了,被烟熏得漆黑一片。

我上楼敲门,进了王建龙家。防盗门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室内随处可见各种烧焦的物品。客厅角落里摆着脚手架和油漆桶,显然正准备着一场修整。

这是间南北走向的两室一厅,王建龙说,他自己住一间,另一间用来安置王璐。发生爆炸的厨房,正对着王璐的卧室,卧室里床被冲到了窗下,衣柜在门后所以相对完好。我打开被熏黑的木衣柜,一股烧焦的胶皮味扑面而来,周庸捂住口鼻进去翻了翻,向我示意什么也没有。我点点头,又走向王建龙的卧室。

王建龙卧室里有张单人床和一个书架,我看了看上面的书,还能看清名字的,一本是勒庞的《乌合之众》,一本是《厚黑学》——没想到王建龙爱看群众心理的书。

拍了几张照,我和周庸与王建龙下楼离开。我们送王建龙打车走后,周庸掏出烟:“徐哥,等会儿再走,抽根烟。”

我问他怎么了。周庸从兜里掏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是几只冈本的避孕套。

我说:“你随身带这玩意儿干吗?”

周庸:“不是我的,我带的不是这个牌子。这是王璐房间的衣柜里找到的,我当时没说。你说他老婆是植物人,他家怎么能有避孕套呢?不是过期的吧?”

我说:“拆开看看就知道了,上面润滑剂多的话就是新的。要是在他老婆昏迷前买的,得两三年了,密封再好的避孕套,润滑程度也不可能跟新的一样。”

我和周庸把七个避孕套拆开,俩人粘了一手油。周庸:“徐哥,这避孕套肯定是新的,湿巾都擦不掉。你说能不能是王建龙交了女友,故意制造意外把植物人妻子弄死了?”

我说:“不至于啊,他想把他妻子弄死只要放弃治疗就行了,何必还把自己房子炸了。”

周庸继续联想:“可能他妻子忽然醒了,看见王建龙和别的女的那什么呢,然后王建龙惊慌之下就把她杀了。”

我让他别瞎想了:“就算真醒了看见了,离婚不就得了吗?”周庸叹口气:“好吧,那咱现在查什么?”

我想先搞清楚,王建龙为什么这么有钱。“田静说,三年前俩人还租房住,但爆炸这房子是他自己的。”

我给田静打电话,约她晚上吃湘菜。吃饭时,我问田静捐款的事,田静说:“还没查到,再等等。”

我点点头:“有个事想问你,王璐父母双亡,这事你验证过吗?”

“没有,这是王建龙告诉我的。”

我说:“我有个猜测,三年前,王建龙还是个需要捐款的穷人,现在忽然就有钱了。会不会王璐有一个大额的人身意外险,王建龙想独占赔偿金才编造王璐父母双亡——实际上他想独享赔偿金。虽然还没查出捐助款项到底是多少,但我绝不相信这些钱够在燕市买房,更别说还戴六十多万元的表。”

田静点点头:“知道了,我当年采访时,记录过王璐的个人信息,等我找老同事问问。”

因为涉及募捐,需确保真实,田静当年记录了王璐和王建龙的身份证以及结婚证信息。她将这些信息发给我后,我先给王璐老家所在市的公安部门打了个电话,说我有个朋友王璐,最近去世了,她是否父母双亡,没有家人。

公安局第二天给我的反馈是——情况不属实,王璐父母双全,并且还有一个弟弟。他们已咨询过本人,王璐本人健在并已结婚生子,如果我再报假警,将依法对我进行拘留罚款。

周庸听我说完,说:“徐哥,我一身冷汗,要是王璐还活着,那死的那个是谁?”

我也想知道。我说:“咱去看看吧,你静姐见过王璐,把她也叫上。”

坐了三个多小时的高铁,我们到了站,到订好的酒店办理了入住,按照王璐身份证上的信息找到了一个老小区。我们上楼敲门,开门的是个老头儿:“找谁?”

我说我们找王璐。老头说自己是王璐的爸爸,王璐结婚后就不和他们一起住了。

田静:“叔叔,我是王璐的同学。我们最近有同学会,但没有王璐的联系方式,只知道她原来的住址,所以就来这儿看看。”

老头热情了一些:“璐璐同学啊,进来坐会儿吧。”

田静:“不麻烦了,叔叔,您把王璐的手机号告诉我们就行。”

老头告诉我们一个手机号,田静道了谢,问:“王璐现在住哪儿呢?”

老头:“她啊,住知春苑小区。”

我们打车前往该小区。周庸把头搭在正副驾驶座中间的空位上,看着田静:“静姐,您这演技和徐哥有一拼啊。”田静坐在副驾驶座上没应声。我踩了周庸一脚,示意车上还有出租车司机,别乱说话。

进了小区,我让周庸给王璐打电话,说是送快递的,找不到门了。周庸刚说自己是快递,后边就传来声音:“等会儿,马上到家,已经进小区大门了。”我们仨急忙回头,身后大门处,有个姑娘牵着孩子,打着电话。

田静难以置信:“王璐!”

我说:“你确认是吗?”

田静点点头:“我确定,虽然当时她已经是植物人了,但我去看过她好几次,确实是王璐。”

我们走过去,拦住了她。田静喊了一声:“王璐。”

王璐看着田静,有点尴尬:“不好意思,我有点记不清你是谁了。”田静:“你记得王建龙是谁吗?”

王璐摇摇头。我一直盯着她看,她表现得没有一点儿不自然的地方——我觉得她是真不认识。

田静指了指她牵着的小男孩:“这是你儿子?几岁了?”

王璐:“三岁了。”

田静:“你什么时候从燕市回来的?你那姐姐还是妹妹呢?怎么样了?”

王璐蒙了:“我从来没去过燕市啊,也没有姐妹。你们是谁啊,我怎么一点儿印象没有?”

周庸说是小学同学。

王璐忽然警惕起来:“哪个小学?”

我们三个都答不上来,王璐对着大门那边喊保安,还拿出手机作势要报警。我们仨狂奔出小区。

田静:“看来不是,但长得也太像了!”

我说:“回燕市再说,别她真报警了,给咱扣这儿解释不清。”

到燕市时,已是晚上,我们打车到市中心的啤酒花园喝酒。周庸喝了口黑啤:“徐哥,我已经完全蒙了,那尸体不是王璐能是谁呢?真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她和王建龙有结婚证,然后老家那个王璐也结婚生子了,她们是怎么用一个身份结两次婚的?”

我说:“你前两个问题还得继续查,但第三个我能回答你——同一个身份,在不同的省可以结两次婚。因为中国的婚姻系统以省为单位,省和省或直辖市间的系统是不共通的,在两个不同的省或直辖市结两次婚,一般是发现不了的。当然了,一旦被发现就是重婚罪。”

周庸失望地“啊”了一声。我说:“怎么着,还想三妻四妾啊。”

周庸说:“没有,接下来怎么办?”

我说:“从我们发现的避孕套入手。去问问王建龙的邻居,如果他平时带女的回家,应该会有人看见过。要是他真有新女友,我们就接近套话。”

周庸:“明天白天去?”

我摇头:“现在去,白天修复房子他可能会在,而且晚上邻居也都下班了,人比较全。”

田静一口喝光杯里的生啤:“走,我也去,女的敲门好开。”

我们到了佳邻小区,挨家挨户敲门,从一楼问到顶层,只有楼上的小情侣提供了一点儿线索:“昨天上班时,他们家门开着,在重装房子。有个穿得还行的姑娘和工人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估计是来看看活儿干得怎么样了。”他女朋友也补充了点:“原来也见他带别的姑娘进过屋,有的时候也有男的。”

我觉得通过王建龙能找到这个姑娘。

第二天我们借口还有些问题要问,请王建龙喝酒。两打啤酒和一瓶香槟下肚后,我借口去上厕所,绕到王建龙背后的空卡座,冲周庸挥挥手,周庸点点头表示明白,然后拉着王建龙继续喝。十分钟后,我登录通信官网,输入了王建龙的手机号,对周庸示意。

周庸:“徐哥咋还没回来呢?是不是掉厕所了,我给他打一电话。糟糕,手机没电了。王哥,把你手机借我下呗,我给徐哥打个电话。”

王建龙说行,拿起手机解开密码。

周庸偷着对我比了个OK。我点击了获取随机密码,等着密码发到王建龙的手机上。王建龙解开密码:“我给他打吧。”直接给我拨了过来。我看另一个手机响了,赶紧接起来:“王哥。”

这时验证码已经发送二十秒了,我感觉信息随时要传到他手机上。周庸假装喝多了,一把抢过电话:“喂,徐哥,哪儿呢,快回来喝啊!”说着拿起手机看一眼:“怎么没信号了,我再给他打一个。”

周庸迅速记下验证码,并借着拨号把短信删除了,假装拨了几下没成功:“算了,不等他了,咱俩接着喝。”

周庸用手对我比出验证码223536,我迅速登录了王建龙的通信官网。我查了他的通话记录,用手机拍了下来。

晚上,我和周庸回到我家,把通话记录总结了一下。其中一个13×××××××××的电话,他打得最多。我记下了电话,第二天上午,用追踪不到来电的网络电话App打过去。打开免提,网络电话的诈骗预警系统忽然提醒我们俩,此电话已被二十三个用户标记为诈骗电话。

周庸看我一眼刚要说话,那边就接电话了,一个外地口音的男性从电话那边传来:“喂!”

周庸有点蒙,我抢过电话:“钱打到什么卡里?”

外地男说:“建行,卡号××××××××××××,姓名刘××。”我说我现在只有三万元,外地男说:“那就先打三万元吧。”

我说行,然后挂了电话。

周庸看着我:“为什么王建龙会一直给诈骗的打电话?”

我说他们俩要不是一伙的,要不就是王建龙被骗了,天天打这个电话骂他。

周庸:“别扯了徐哥,咱现在咋办?”

我说返回上一步——回佳邻小区蹲点。

我们在佳邻小区蹲了三天,三天都是王建龙给装修队开的门。这三天里我们试着跟踪了王建龙——他住在商业街的酒店,每天就出两趟门,早上去给工程队开门,晚上去锁门。

周庸:“徐哥,这也太奢侈了,他的钱到底哪儿来的啊?”

这时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反正不是捐款来的。你静姐刚发消息说,总共捐了能有五十万元,第一年捐了三十多万元,住院做手术就花了二十多万元,剩下的估计也就二十多万元。这么点钱大概能买三分之一块大万国,或者一个三平方米的厕所。”

第四天,事情终于发生了些改变。7:30,王建龙没来,一个穿黑裙白衣的姑娘来给装修队开了门。她打车离开时,我和周庸开车跟上。在西巷的老百货商城,她下了车。周庸去停车,我跟她进了老百货商城。她随便逛了会儿,进了五楼的一家餐馆。我在门口瞄了眼——王建龙在里面。姑娘走到他面前坐下,两个人拉了拉手,有说有笑。

周庸这时停完车跟了过来:“奸夫淫妇。”

我说:“别这么说,他的妻子植物人两年多,有生理需要也正常,毕竟是个凡人。”

周庸:“我不是这意思。我也饿了,想吃肉,看见他们俩吃有点不忿,所以骂了一句。”

饭后,两个人在百货商城门口分开。王建龙先打车走了,姑娘自己站在那儿,拿着手机,估计叫了个车还没到。我用肩膀撞了下周庸:“上去搭个讪!”周庸走过去用肩膀撞了姑娘一下,把她手机都撞掉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姑娘检查了下手机:“没坏,算啦,没关系了啦。”周庸:“南方人?”

姑娘点点头,周庸:“我特喜欢南方女孩说话的声音,我请你吃饭吧。”这时她叫的车到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我和周庸跟着她,一直上了高速。在某栋公寓楼,她下车进了楼里。我让周庸等在车里,自己跟了上去。电梯在十层停了,确定姑娘在十楼下的电梯,我转身回了车里。

如果发现被人跟踪,坐电梯一定要注意,别被对方发现你要去哪个楼层

周庸:“怎么样了,徐哥?”

我说等我回家拿点东西。

凌晨3点,所有人都睡着时,我和周庸搬着梯子悄悄上了十楼,缓慢地拧开走廊顶灯的灯罩,从走廊灯接出电源,安了两个带4G网卡的微型全角摄像在灯罩旁。我们俩又悄悄地下楼,回到车里,打开手机,与摄像头链接——整个走廊到电梯一览无余。

我拿手机给周庸看:“怎么样,挺清晰吧?”周庸点头:“要是安屋里就更好了。”

我说:“我怎么不安你屋里呢!”

整个十层,一共有四户。我和周庸观察了三天,发现这四户的人都认识,他们偶尔会互相串门——不是邻里之间很客气的那种,他们表现得非常熟。

按周庸的话说:“一看就是一个Team(团队)的。”

外出对于他们来说,好像很奢侈。他们最多就在走廊转转——只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周庸搭讪过的南方姑娘,另一个是戴着眼镜的高个中年男子。南方姑娘每次出去,都是见王建龙。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则都是去超市采购物资,没有一次例外。

周庸:“徐哥,这咱也没机会接近她啊。”我说再看看吧。

第四天,情况出现了改变——一个从未出过门的青壮男子出了门,按了电梯,下楼了。我和周庸看着他走出楼门,上了一辆车,开车跟上。

他把车开到了一家叫“风云”的台球城,有三个背着包的人等在门口。他下车说了几句,有两个人交了钱给他,上了车,还有一个人摇摇头,背着背包走了。

我让周庸开车跟上,自己下车追上了没上车的背包男:“哥们儿!”他警惕地看着我:“干吗?”

我说:“刚才看那俩人都交钱上车了,你没上,这是什么活儿啊?”

他冷笑一声:“在网上找的工作,说是接线员,发短信让我到这儿的风云台球城门口等着,来车接我们。结果一来,就让我们每人交五百元的保证金,这不就是骗子吗?那俩上当,我才不上当呢。”

我点点头,递上一根烟,并给他点上:“能告诉我这工作具体怎么找的吗?”晚上和周庸在我家喝酒,我掏出手机给他看:“就这工作。”

周庸:“徐哥,你真去啊?咱连他们具体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你就敢去卧底?”

我说:“本来想让你去的,但那小姑娘认识你,所以你去不了,只能我去了。”

我按照网上的联系方式,给一个叫陈经理的人打了电话,他让我第二天下午3点,去风云台球城门口,会派车来接我。

第二天,我往背包里收拾了几件衣服,在鞋底藏好定位器和一把小刀,来到了台球城的门口。下午3点,我和周庸昨天跟踪的车如约而至。

今天只有我一个人,他让我交五百元钱的保证金,告诉我工作环境不错,但是封闭式的,问我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就交钱上车,不能接受就走人。我交了五百元,上了车,没有意外地被带到了南方姑娘住的公寓。经过周庸的车时,他对着车里的我点了点头。

到了十楼,开车的小哥把我带到了十楼的一间屋子,敲了敲门。里面有人说“请进”,我跟着进去,屋里有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办公桌,办公桌前坐着一个穿着正装的中年男子。

开车的小哥介绍:“这是我们主管。”然后就出去了。主管伸手让我坐:“哪儿人?”

我说东北人。

主管点点头:“干我们这行的东北人比较少,你知道我们是哪行吧?”我说不知道。主管说:“我们是做电信诈骗的。你别慌,听我给你解释,我们这行是很安全的。”说着他拿出手机给我看一个新闻。

“干我们这行,基本没什么风险,破案率才不足5%。而且我们的回报率特别高,你当什么白领蓝领金领啊,都没我们这么赚。去年光是官方曝出来的就二百多个亿,我告诉你,没曝出来的比这还多。”

我点点头:“明白。”

他很满意我的表现:“我们这儿绝不亏待自己人,一天一结账,现金、转账都行。你干成一单,就给你提30%,一个月成功总额在百万元以上,给你提40%。所以,能赚多少全靠你自己。还有些规矩,就是封闭式工作环境,不允许外出,想吃什么,就和厨师说——一个戴眼镜的大高个儿,你看见就知道是谁了,他会给你买回来。”

我说没问题。

他说:“那好,你选一下分组,一会儿把手机交给我。”

分组的意思就是,我想从事什么样的电信诈骗活动——这个团伙很详细地把电信诈骗工作分为了五组。

第一组是广告与购物组:

1.在网上发布假的降价消息、中奖消息,骗取预付金、手续费、托运费、保证金、邮资、税费等。

2.发布假的二手汽车、特价机票消息,骗取对方的订金。

3.打电话谎称有购车购房税返还,让对方去ATM转账(事先获取最近有车房交易的人的资料,以国税局或财政局的名义联系他们,假装有国家政策改变),骗取手续费、保证金。

第二组是银行组:

1.随机发放汇款或还、借款短信(如:你好,请把钱汇到××银行,账号:×××××)骗取对方汇款。

2.针对需要小额贷款的人群发送假贷款信息,收取贷款人的保证金和利息。

第三组是电信与招聘组:

1.发布虚假广告信息,收取介绍费、培训费、服装费。

2.假冒电信人员打电话,有人接通后说对方电话欠费,然后将电话转接给“公安局”,对方核实后,假公安人员“不小心”透漏“对方银行财产信息泄露”,再将电话转移到银行的客服中心,客服再骗对方转移存款或输入真实的银行密码。

第四组是熟人组:

1.打电话或盗窃社交账号,假装成外地熟人或者朋友骗钱。

2.事先了解对方的资料,冒充医生或老师,谎称对方子女遭遇了车祸或住院,骗取医疗费。

3.给对方打电话,谎称子女被绑架并给对方听孩子的叫喊哭闹声,骗赎金。

4.直接威逼利诱让对方害怕(例:如不将钱汇到×××账户,就卸掉你的大腿)。

第五组是取钱组,只有核心成员才能干这个活儿:

1.通过转账的方式将受骗人的钱迅速转走。

2.遮挡面部去ATM机取出现金。

我说:“我选第四组吧,看起来常规简单一点儿。”

他说:“行,你把手机交上来,我带你去工位。”

我把手机关了机,交给主管。出门后,悄悄对着棚上竖了下大拇指,示意周庸没问题,然后跟着主管去了工位。

主管拿钥匙打开门,屋里嘈杂的人声立即传了出来,七八个人在屋里打着电话,满屋都充斥着电信诈骗的套语。

“恭喜你,中奖了。”“你猜猜我是谁?”“爸,我嫖娼被抓了。”“你的儿子在我手上。”“想想你最近得罪过谁,有人要花二十万买你一条腿。”“小王吗?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一趟。”“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涉嫌一宗洗钱罪。”

主管拍拍我的肩膀:“以后你就是四组的一员了,和同事多学着点。”

在电信诈骗公司工作,需要自己购买资料。主管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是自己花钱买来的资料,肯定想要赚得更多,这样能提高赚钱的积极性,让每个人更努力。”

主管给了我几个“信息中介”的联系方式,让我自己去买信息。

我越和“信息中介”接触,就越觉得心惊。个人信息售卖产业链之成熟,不断刷新我的认知。分行业“定点投放”:学生、股民、金融理财客户、产妇、家长应有尽有,群体不同,售价不同。

当我说自己是个新人时,他主动向我推荐:“农村的钱少,大城市的不容易被骗,你买三线城市的吧。八百元可以买到一万条学生及家长信息,也可以用其他数据来换,例如三万条母婴信息换一万条学生信息等。”

我说:“大哥你太牛了,你这些信息都是从哪儿搞的?”

他说告诉我也不怕抢活儿,这行靠人脉。

一、黑客。银行、机关、企业、学校的内部信息系统对他们来说很薄弱,个人信息被黑客窃取并打包出售的情况并不少见。厉害的黑客连iCloud都能入侵。

二、体制外“经手人”。安全漏洞最可能出现的地方,在合作单位或者外包业务环节。有些单位经常会用外聘人员,或者直接将业务外包,资料经手人太多,安全也就难以保障。比如学校把每年的体检承包给某个体检中心,体检中心的负责人转手就把学生的年龄甚至身高体重信息都卖了。

三、“内鬼”。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各行各业都有这种人,他有可能就是你的同事,有可能是你的老师甚至领导——对于他们来说,什么钱都是赚的。

前两种还可以预防,第三种真是防不胜防。

我装傻充愣了五天,假装比较笨,一个人都没骗到。虽然有几个业绩好的“同事”每天对我冷嘲热讽,但我实现了打入的目的——接近那个南方姑娘。

我每天都给厨师塞一些钱,让他采购时帮我带些零食,然后捧到姑娘那儿献殷勤。五天后,姑娘告诉我:“阿徐,虽然你对我很好,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我说没事,我可以当闺密。

一周之后,这姑娘对我打开了心扉——她把我当成可以倾诉的对象,告诉我她现在和一个比她大十岁的男人在一起,但总是两天才见一面,见面就吃顿饭。

我问她是不是幕后老板。

她吃了一惊:“别人告诉你的?”

我说:“没有,只有你能自由出入,主管从来不骂你,那帮老同事平时也躲着你——你要不是老板的女儿就是老板的女友。”

姑娘说:“阿徐你真厉害,像个侦探一样。”

我问她跟老板一起有什么苦恼吗?是老板有家庭了吗?

她摇头:“不是。他现在单身,但因为他前段时间做的一件事,我有点怕他。”

我点头表示理解:“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的?”

她说:“生活上的。不多说了,这几天我们可能就‘飞’了,你能多赚点钱就赶紧多赚。”

我问她“飞”是什么意思。她说是散伙的意思——一个成熟的电信诈骗团伙,存在的周期不能超过四个月,然后就要换地方换人再起炉灶。

我借着老同事带着去走廊抽烟的机会(为防止逃跑,新人不准单独去楼道里抽烟,必须有团队里资深的人带着),对着监控摄像比出了“打电话、110、5点”的手势。

当晚5:30,我找到主管:“刚才我在阳台抽烟,看见楼下进了十多个警察。”主管说没事:“你别慌,回去好好工作啊,关系我们都打通了,什么事没有!”

我点点头,回到房间,透过猫眼观察。过了一会儿,主管拎着两个箱子匆匆从防火梯下了楼,我假装打开门透气,对监控那边的周庸做了一个跟的手势。

8点钟,警察包围了十楼,逮捕了整个电信诈骗团伙——除了主管。被抓的时候,南方姑娘还告诉我别担心:“你什么钱都没骗到,最多判个一两年。”听她这么说,我还有点小伤感。

录完笔录,我出了门,发现田静在等我。

我说:“今天出警很利索啊,这么快就连行动方案带抓捕都搞定了。”田静说:“是,警察很重视。”

我给周庸打电话,问他主管跟上了吗?周庸说:“跟上了,我现在在商业街。”

我说:“那就对了,他肯定是去见王建龙了。我第一次听见他说话,就觉得是王建龙通话记录里那个外地人。”

周庸:“所以王建龙的钱,都来自电信诈骗?”

我说:“是,我从南方姑娘那儿证实了,王建龙是幕后老板,这个局是他攒的,要不一出事主管也不至于去找他。”

周庸:“可还是没搞清王璐的事啊,为什么会有两个王璐,她都说了没有姐妹。”

我说:“就快搞清了,你继续盯着他们,我去求证一件事。”

我挂了电话,田静说:“你要求证什么?”

我说我和王建龙的女友,就是南方姑娘聊天时,她说王建龙前段时间做了点事,让她有点害怕。我怎么想这事都觉得和燃气爆炸案以及王璐的死有关。我和周庸第一次见王建龙时,他说他没同意法医尸检,那具尸体疑点多多。

1.我们找到了另一个王璐,那具尸体到底是谁还不好说。

2.尸体脖子上有割伤,他说是爆炸时玻璃划的,我不这么想。

3.我觉得王建龙做的令人害怕的事,可能也和这具尸体有关。

田静:“非正常死亡,公安机关不是可以强制进行尸检吗?”

我说:“是,但那一般都是针对有疑点的死亡。在这次事件里,王建龙承认自己忘了关煤气,而且他本来只要放弃治疗王璐,就可以让她死亡。这件事完全没什么疑点。这种情况下,警方征求家属意见时,家属如果不同意做尸检,警方一般是不会强求的。”

田静:“你想怎么求证?”

我说我要见王璐变成植物人时的主治医师,她可能知道一些王璐的秘密。田静点点头:“我认识,当时还采访过她。”

我和田静在一个小区里见到了王璐曾经的主治医师,她已经退休带孙子了。她跟田静打了声招呼,嘱咐孙子别乱跑,转过头看我们:“小田,这是你爱人?”

田静说不是。她继续问:“男朋友?但你也不小了,能不拖就别拖着了,该结婚结婚!”

我和田静都很尴尬,田静强行转移话题:“主任,我今天来是想问点事,当时我采访王璐和王建龙的事时,你有没有什么没告诉我?王璐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王璐的主治医师说:“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挖这事干吗?”

我说王璐死了,但是我们又找到了另一个王璐,所以觉得很迷惑。我们被吓着了,觉得这世上是不是有鬼,还是世界上真的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主治医师点点头:“没有鬼,变成植物人的那个,根本不是王璐。”我问她怎么这么确定。

主治医师:“王璐的身份信息是女,但变成植物人的那个‘王璐’,虽然长得和身份证上一模一样,也很秀气,但他是个男的。当时王建龙求我不要说出去,说他爸他妈知道他的性取向会弄死他,‘王璐’也是偷了姐姐的身份证,两个人才能结婚生活在一起的。”

我忽然想起,在我联系公安局说“王璐已死”,问她是不是父母双亡时,对方告诉我:“王璐父母双全,并且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已经咨询过本人,王璐本人健在并已结婚生子,如果再报假警,将依法对你进行拘留罚款。”

我拿起手机,拨打了上次王璐父亲提供的王璐手机号。电话很快通了,王璐在那边问我是谁,我直接进入主题:“你多久没见过你弟弟了?”

王璐说:“快五年了,你是谁?”

我说:“你和你弟弟是不是长得很像?”

王璐说:“是,龙凤胎,你有他的消息?”

我没回,挂了电话,转头看向田静:“死的那个是王璐的弟弟,我们现在去商业街找王建龙。”

我和周庸、田静敲了敲王建龙的房门。他问是谁,田静报上自己的名字。王建龙打开门:“田记者、周庸、徐浪,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说不仅知道他在这儿,还知道他房间里藏着个“主管”。王建龙问:“你们报警了?”

我说:“报了,但不是因为电信诈骗的事,是因为‘王璐’的事。我们见到了真的王璐,也见了王璐弟弟变成植物人时的主治医师。”

王建龙点点头:“所以你们知道我的性取向了?”

周庸:“当然知道,你的性取向是直的。你以为你和诈骗团伙的南方姑娘卿卿我我,我们没看见吗?你以为我这几天没看见你叫的‘特殊客房服务’吗?”

我说:“是啊,装什么装。王璐弟弟用假身份和你结的婚,你们俩的婚姻不合法,现在警察已经开始对尸体进行尸检了。”

王建龙吼道:“我就不应该接受你们的采访!”

我说:“不是。你不该忙着搞电信诈骗,不去火葬场火化王璐弟弟的遗体。”

十几分钟后,警察在酒店带走了王建龙和藏在厕所的“主管”。

2013年12月,王建龙正跟着一伙南方人学习电信诈骗,父母让他去参加一场相亲会。他在相亲会上与“王璐”一见钟情,两人很快领了证,王建龙还给了“王璐”十万元做彩礼钱。

结婚当天,“王璐”要回家告知父母,王建龙说要陪同一起去,“王璐”不同意,一个人上路。王建龙怀疑有诈,就偷偷跟上了“王璐”——果然,“王璐”的电话很快就打不通了。王建龙一路跟着“王璐”,在“王璐”参加一场相亲会时,将他拎回了燕市。他这时才明白——“王璐”原来是个跨省骗婚的。

愤怒的王建龙将“王璐”带回燕市的家里,试图强暴“王璐”,却更崩溃地发现“王璐”是个男的——他一直在冒充自己姐姐的身份四处骗婚。

王建龙无奈之下,将对方放走。但他越想越生气,趁着对方没走远,他叫上一个和自己一起学习诈骗的“同窗”,“不小心”开车撞了假王璐一下。本来是想撞死,没想到有人看到报了警叫了救护车。

得知假王璐变成植物人,王建龙也挺高兴的,想着能以丈夫的身份签字,放弃治疗。但没想到,忽然有记者来采访,还有人捐款。当时不太宽裕的王建龙发现了一条维持生计的渠道——靠捐款活着。于是他假装起了模范丈夫,并把“妻子”接回了家里照顾。

微波炉若操作不当会引起爆炸,使用时一定要当心

随着他的电信诈骗越做越好,他也开始不在乎募捐的那点钱。正当他打算合法结束假王璐的生命时,“王璐”却忽然醒了。他陈年的积怨爆发,用刀杀死了“王璐”。然后他打开燃气,预设微波炉加热,伪装出了一场意外的燃气爆炸。

我将这个新闻卖给了媒体,赚了一些钱。后来听说有个导演想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但不知为什么就没了消息。

田静最好的一篇采访稿,以曲折的故事告终,我问她对这事怎么想。田静说没什么想法:“我更关心的是国内植物人普遍的生存现状,这不会因为一个个例就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