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勒律师离开监狱前，曾打电话给凯西，说要去她的办公室找她。
凯西是少年法庭的助理检察官，有一次他担任公设辩护律师时才结识她的，两个人交往了三个月，凯西也很关心汤罗纳的案件。
她在接待室等他，并且带了一名打字小姐玛琪来。“玛琪说必要的时候她可以通宵。你有多少东西要她打？”
“有，在里面，”他跟她走进办公室里，她的桌上放了四份牛皮纸袋，封套上写着“琴恩”，“韦斯太太”，“安太太”，“芭芭拉”。
玛琪关掉录音机说，“好了，你们两个一定有别的事办。打字的事就交给我了。”
“两年前韦斯太太和琴恩也是晚上单独开车时出事的。”
“好吧。我们怎么做？”
“你们两个进行得如何？”
“谢谢你，玛琪。”克勒转向凯西。“你拿到那些档案了吗？”
“没有漏掉什么的，”凯西的声音很温和。
玛琪伸出手，“交给我办吧。”她一副很老道的样子，把录音机放在桌上，插入卡式带，然后倒转。录音带中传出了汤罗纳的声音：“我那天下午……”
他们八点十分开始进行。到了午夜，玛琪带了四组文件进来。“全打好了，”她说。“每一行的间隔空得比较大，好让你们补充说明。你知道，听那个男孩说话真会使人心碎。我做速记员做了二十年，听过很多人说话，但是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知道他说的全是实话。”
“我还是觉得派妮娜的案件和这四宗有关，”克勒说，“这也许是直觉，也许是瞎找，也许什么都不是，不过我希望你能帮助我。”
“多着呢，”克勒说。“我要他反覆讲了四次。”
“档案我没办法给你。”
“凯西，我知道你冒了风险，但是如果我们找出派妮娜的案件和这四宗谋杀案有什么牵连的话……说不定我们是有办法救得了汤罗纳。”
这一次不是直觉，而是肯定。
他站了起来。“我直接回办公室再继续研究。这回我要和审判的文件比较。”
“但是这并没有证明什么。报纸上说韦斯太太和琴恩的案件是‘公路谋杀案’。”
“我知道。但是我们也许漏掉了一些因素。”
克勒点点头，坐下来，拿了第一份档案，他望了一下凯西。她穿了一件毛衣和粗布裤，头发用橡皮圈绑着，看起来像个十八岁的女孩，而不像个二十五岁的律师。但是那次在法庭上照面以后，他发觉她不但是个好律师，而且聪明睿智，有着强烈的正义感。
克勒疲倦地笑了，“玛琪，你要是州长就好了，”他说，“多谢。”
“不会的。”他伸出手拥住她。“我爱你，凯西。”
克勒点了点头。他的头脑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他们反覆再三地比较汤罗纳说的话。但是找不到任何一点矛盾不通的地方。“一定有些什么，”克勒固执地说，“我把这几份带回家，把刚才我们做的四份单子给我。”
克勒回到办公室后，把水壶放在炉子上烧水。冲了四杯又浓又烈的咖啡，好让头脑清醒一点，他洗了把冷水脸，坐在桌前，拿出一堆文件来，看看钟，七点半。在死刑执行前，他只有二十八个小时了，怪不得他的心跳得这么快，喉咙也觉得干燥异常。
“我也不知道。汤罗纳因派妮娜的谋杀案被捕以后，费田郡一直平安无事，直到上星期才又有两个女人被害。但是有公民无线电的人多得很，全国这一类的谋杀案也有不少。固然有这种收音机是很好，不过一个女人在荒郊野外求救实在是不智之举，这简直是引狼人室。去年长岛抓到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他专门截听警察的电话线路，经常前往出事地点，攻人不备，最后在他用枪制服一个女人的时候，才被逮捕。”
“什么意思？”
“最上面是警方的报告。检察官要是知道我让你看这些，他可是会不高兴的。”
“因为被害者安太太和芭芭拉都用公民无线电，并且曾经呼救，安太太迷路，汽油也快没有了，芭芭拉则是爆胎。”
“你对这些事的看法如何？”
凯西搓搓额头。“起初，我很高兴恢复死刑，我非常同情受害者。但是昨天少年法庭有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看起来像十一岁一样，骨瘦如柴，他的父母都是无可救药的酒鬼。他七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控告他难以管教。从此，他就一直在感化院进进出出，他一直逃跑。这回他父母分居，他父亲坚持要孩子的监护权。”
玛琪端咖啡进来后就悄悄走了。警卫让她离开。她拉高衣领，走在刺骨的寒风中，心中默祷着，“老天，请祢让他们发现一些什么，请祢帮帮那个孩子。”
凯西摇摇头。“没有一点收获。”
“我知道，凯西。真不知道我们怎么会搞上法律这一行。有时候真让人感到无奈。”他轻吻着她的额头。“我们再谈吧。”
“也许这些文件会有一些蛛丝马迹。这样好了，我替你们去冲咖啡。我敢说你们两个没有吃晚饭。”
“结果呢？”
凯西帮他把东西放进手提箱，“别忘了录音机和录音带，”她说。
“可以说是我赢了。我坚持应该把他送回感化院，法官同意了。他父亲是醉得不成人形。那孩子试图逃离法庭，警官捉住他的时候，他变得歇斯底里，口中一直叫着，‘我恨每一个人。我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有个家？’我想他的心已经伤得很厉害，也许再救他也来不及了。如果过了五、六年后，他杀了人，我们该判他死刑吗？”她的眼里闪着疲倦的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