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穆罗夫见他默默不语，便乘虚而入，突然变得比先前哪一次都要健谈。话主要是冲着万尼亚说的，谈起了他死里逃生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雅尔塔，”斯穆罗夫说，“那时候白卫军已经撤离。我计划组建一支游击队继续与红军周旋，所以拒绝与别人一起撤走。起初我们藏在山里。在一次交火中我负了伤。子弹穿过我的胸膛，刚好没伤着我的左肺。醒过来时，我仰面躺着，只见星星在上空游动。我怎么办？我一个人躺在山谷里，流血丧命。我决定想办法去雅尔塔——风险很大，但我想不出别的办法。这需要难以置信的劲头。我走了整整一夜，主要靠手脚并用地爬行。最后，天蒙蒙亮，我到了雅尔塔。街道还在沉睡。只是从火车站方向传来枪声。毫无疑问，那里正在枪决人。
“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位牙医。我去了他的住处，在窗户下面拍了拍手。他向外一望，认出了我，立即让我进屋。我藏在他家把伤养好。他有个年轻的女儿，体贴入微地护理我——不过那是另外一码事。显然，我的出现使我的救命恩人处境极其危险，所以我急着要离开。可去哪儿呢？我反复琢磨，决定北上，因为有传言说那里又在重燃战火了。于是有天晚上，我与我那好心的朋友拥抱诀别，他给了我一些钱，如上帝许可，我迟早要还钱的，于是我又一次走在熟悉的雅尔塔街道上。我留着胡子，戴着眼镜，穿着一件破旧的战地上装。我直奔火车站。一名红军士兵站在月台入口，检查证件。我有通行证，上面写着姓名：索科洛夫，职务：军医。红军守兵看了一眼，把证件还给我，本来已经万事大吉了，可偏偏遇上了一点倒霉事。我突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十分平静地说，‘他是个白匪，我认识他。’我头脑冷静，不张不望，一副要上站台的样子。可我刚刚走了三步，就有一个声音，这一回是男人的，喊：‘站住！’我站住了。两名士兵和一个戴皮军帽、相貌粗俗的红脸女人把我团团围住。‘是的，就是他，’那女人说，‘抓住他。’我认出来了，这个共产党是从前给我的几个朋友干过活的女佣。人们常常开玩笑说她对我一往情深，但我总发现她肥唧唧的，而且两片肉乎乎的嘴唇特恶心。又来了三个兵和一个穿半军半民服装的政委模样的人物。‘走。’他说。我耸了耸肩，又冷静地说肯定抓错人了。‘到时候我们会弄明白的。’政委说。
“我以为他们要把我带去审问，但我很快意识到情况比这要严重一些。我们走到车站近旁的货栈后，他们命令我脱掉衣服，靠墙站着。我把手插进战地上装里，装出解扣子的样子，说时迟，那时快，我的勃朗宁手枪，啪啪两响，两个士兵应声倒地，我立即逃命。当然，剩下的人就朝我开枪。一颗子弹打飞了我的帽子。我跑过货栈，跳过栅栏，一枪打死了一个拿着铁锨冲过来的人，跑上路基，赶在一列火车开过来之前，一个箭步冲到路轨那边，长长的列车挡住了追我的人的来路，我乘机逃走了。”
斯穆罗夫接着讲他怎么在夜幕掩护下走到海边，睡在港口的木桶和麻袋中间，偷了一听烤干面包和一小桶克里米亚酒，黎明时分，晓雾迷蒙，独自划一条渔船出海，孤帆漂流了五天之后，被一只希腊单桅纵帆船搭救上去。他用一种平平静静、就事论事、甚至有点单调的声音说话，仿佛在讲鸡毛蒜皮之类的琐事似的。叶甫盖妮亚满怀同情，舌头啧啧有声；穆欣听得入神，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时不时轻轻地清清嗓子，仿佛他身不由己，已被故事激得心潮澎湃，对一个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人肃然起敬，甚至产生了妒意——善良、健康的妒意。至于万尼亚——再也不用怀疑了，此后她肯定为斯穆罗夫倾倒。她的睫毛多么迷人地给他的言谈加着标点，斯穆罗夫故事一讲完，睫毛又多么妩媚地扇动着画上圆满的句号，她给姐姐投去的是一瞥什么样的目光——湿润乜斜的一闪——兴许是为了确信她没有注意到她的兴奋。
静默。穆欣打开了他的炮铜色烟盒。叶甫盖妮亚大惊小怪地想起该叫丈夫喝茶了。她在门口转过身来说了句关于蛋糕的话，谁也没听清。万尼亚从沙发上跳起来也跑了出去。穆欣从地板上把她的手绢捡起来，小心地放在桌子上。
“我可以抽你一支烟吗？”斯穆罗夫问道。
“当然可以。”穆欣说。
“哟，你只剩一支了。”斯穆罗夫说。
“拿去抽吧，”穆欣说，“我大衣里还有呢。”
“英国烟总有一股蜜饯李子干的味儿。”斯穆罗夫说。
“或者糖蜜味儿，”穆欣说，“不幸的是，”他用同样的音调补充了一句，“雅尔塔没有火车站。”
这简直是在当头泼冷水。那个神奇的肥皂泡，蓝盈盈，闪着彩虹光晕，亮晃晃的一面反射出窗户弯曲了的影像，一下子大了，胀了，突然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点儿迸到你脸上的痒酥酥的潮气。
“革命前，”穆欣打破这难以忍受的沉默，说，“我相信有过在雅尔塔和辛菲罗波尔之间修铁路线的计划。雅尔塔我可熟了——到那儿去的趟数多了去了。告诉我，你干吗要编造这么一串拉拉杂杂的废话？”
当然啊，斯穆罗夫仍然可以挽回败局，仍然可以施展某种新的伎俩来个金蝉脱壳，要么，作为最后一招，用一种善意的笑话把以令人恶心的速度垮塌的局面撑住。斯穆罗夫不仅失去了他的镇静，而且还做出了不可能再糟的事情。他压低声音，哑着嗓子说：“求你了，让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千万不可外传。”
穆欣显然为这个荒唐的可怜虫感到耻辱；他正了正夹鼻眼镜开了腔，但又立即打住了。因为就在这当口，姐妹俩又回来了。用茶期间，斯穆罗夫煞费苦心地装出一副快乐相。然而他的黑西服却显得寒酸破旧，污迹斑斑，廉价领带通常总是在打结的时候想办法把磨损的地方遮住，今晚却露出了那块可怜的破绽，一个小疹子透过下巴上爽身粉淡紫色的残留放着光，令人不爽。情况就是这样……难道斯穆罗夫身上就没有什么谜团了，他只不过是个剥去画皮的普普通通的饶舌鬼，这终究成真了不成？情况就是这样……
不对，谜团还在。一天晚上，在另一个人家，斯穆罗夫的形象显现出焕然一新、非同寻常的一面，而这在以前只露出过一点点蛛丝马迹。屋子里又静又暗。角落里一盏小灯用报纸当灯罩，这就使这张普通的报纸具有了一种神奇的半透明的美。在这种半明半暗的氛围里，谈话突然转向斯穆罗夫。
话是从琐事谈起的。起初是支离破碎、含含糊糊的东拉西扯，然后又连连谈及过去的政治暗杀，再后面就是旧俄国一个大名鼎鼎的双重特务令人谈之色变的名字，和诸如“血……很多麻烦……够了……”之类的片言只语。渐渐地，这种自传性的介绍明晰起来，简短地陈述过一场重大疾病造成的平静结局，一种厚颜无耻的生活的奇怪煞尾后，就明明白白地讲出了下面的一席话：
“这是一个警告。有一个人可要当心。他跟踪我。他刺探，他诱骗，他背叛。他已经对很多人的死亡负有责任。一批年轻的流亡者要越过边境在俄国组织地下工作。但将会布下天罗地网，这批人将会消失，他刺探、诱骗、背叛。你们可要防范。当心一个身穿黑衣的小个子男人。不要叫他谦虚的表面欺骗。我说的是实话……”
“可这人是谁呀？”魏因施托克问道。
回答迟迟不见。
“阿泽夫，请告诉我们这人是谁？”
魏因施托克软绵绵的手指下面扣着的盘子又在有字母表的那张纸上面乱动起来，左冲右撞，把盘边的标记指向这个或那个字母。它停了六次，最后像只受惊的乌龟一样呆住了。魏因施托克写下一个熟悉的名字，高声念着。
“你听见了吗？”他冲着呆在屋子最黑的一角里的什么人说，“干得漂亮！当然，我用不着告诉你，我压根儿就不相信这事儿。我希望你甭生气。你干吗要生气呢？降神会上精灵胡言乱语是常事。”说罢魏因施托克装作一笑了之。
局面变得怪异起来。我已经能数出斯穆罗夫的三个版本，而原版仍然不得而知。这种情况在科学分类上屡见不鲜。很久以前，林奈描述蝴蝶的一个普通种，加了一个简明的注释“in pratis Westmanniae”。时光荏苒，在值得称道的精益求精的过程中，新的研究者给这个普通种中形形色色的南方和阿尔卑斯山亚种命名，很快，欧洲没有剩下一个人们能发现公称亚种又不是一个区域亚种的地方。模式标本、模型、原模式标本在哪里呢？最后，一位严肃的昆虫学家在一篇详尽的论文里完整讨论了已命名种群的枝蔓联系，认定林奈采集的历时近二百年、褪了色的斯堪的纳维亚标本为唯一的模式标本代表；这一确认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我下定决心要用同样的方法把真正的斯穆罗夫挖掘出来，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他的形象受到盛行在不同灵魂里的气候条件的影响——在阴冷的灵魂里他显出一副样子，但在炽热的灵魂里又花样翻新。我开始喜欢起这场游戏了。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无动于衷地观察斯穆罗夫的。一开始有过的对他的某种偏爱已经让位于一种单纯的好奇心。然而我经历了一种对我来说未曾有过的兴奋。如同科学家不管翅膀的颜色漂亮不漂亮，也不管翅膀的斑点清淡还是浓烈（感兴趣的只是它的分类学特征），同样，我看斯穆罗夫时没有任何审美激动；相反，我漫不经心地对斯穆罗夫的面具进行分类，从中找到了痛切的刺激。
这项任务决不轻松。譬如说，我深知毫无风趣可言的玛丽雅娜在斯穆罗夫身上看见的是一个残暴、出色的白卫军军官，“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绞的败类”，这是在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中叶甫盖妮亚告诉我的绝密。然而，为了精准地确定这一形象，我不得不熟悉玛丽雅娜的全部生活，熟悉她观察斯穆罗夫时内心活跃的继发联想——别的回忆、别的偶然印象和这一切因灵魂而异的灯光效果。我和叶甫盖妮亚的谈话是在玛丽雅娜·尼古拉耶夫娜走后不久进行的；据说她要去华沙，但有迹象表明，还要再往东去——可能回归故里；所以玛丽雅娜带走了一个对斯穆罗夫非常奇特的想法，如果无人矫正，她会保留终生的。
“那你呢，”我问叶甫盖妮亚，“你有什么想法？”
“啊，一下子是说不清的。”她答道，嫣然一笑，使她更像一只伶俐的牛头犬，也更加深了她天鹅绒般的眼影。
“请说出来吧。”我不依不饶地说。
“首先，他很腼腆，”她说得挺敏捷，“是的，是的，极其腼腆。我有个表弟，一个非常文静可爱的小伙子，可是每当他不得不在一个时尚的客厅里面对一群陌生人时，他就打着口哨进来，好显出一种独立派头——既大而化之，又粗糙强横。”
“是的，还有呢？”
“让我想想，还有什么……敏感，对了，极度敏感，当然，血气方刚；跟人打交道缺乏经验……”
从她嘴里再套不出话来了，结果这形象相当苍白，吸引力不是很大。然而，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万尼亚版的斯穆罗夫。我总是想到这事。我记得，一天晚上，机遇似乎要赐我一个答案了。我从自己阴暗的房间爬到她们六楼的住处，结果发现姐儿俩和赫鲁晓夫，还有穆欣，正要出去看戏。由于再没有更可取的事情好做，我就出去陪他们走到出租车站。突然，我注意到我忘了带自己楼下的钥匙。
“噢，别犯愁，我们有两串呢，”叶甫盖妮亚说，“你算运气好，我们住在同一座楼上。给，明天还回来就是了。晚安。”
我一路走回家，路上萌生了一个奇妙的主意。我想象一个电影里的油滑恶少在阅读一份他在别人的案头发现的文件。诚然，我的计划非常粗略。斯穆罗夫曾经给万尼亚送过一支带暗斑的黄色兰花，那花长得有点儿像青蛙；现在我可以探察出万尼亚是否有可能珍爱这朵花儿的残片并将它藏于某个暗屉里。有一回他还送过她一册袖珍本的刚劲诗人古米廖夫的诗集；也许有必要检查一下是不是书页已被裁开了，这本书是不是放在她的床头桌上。还有一张照片，是打了镁光灯拍的，照片上的斯穆罗夫显得气派非凡——半侧影，很苍白，一道眉毛扬起来——他旁边站着万尼亚，而穆欣却躲在后面。大体来讲，还是有很多可以发现的事情的。我拿定主意万一撞上女佣（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顺便说一句），就解释说我是来还钥匙的，我小心翼翼地打开赫鲁晓夫住所的门，踮起脚尖走进了客厅。
乘人不备闯进别人的房间是挺有意思的。我把灯打开，家具傻了眼。有人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封信；空信封躺在那里像个无用的老妈妈。那张小便笺似乎端坐着，像个欢实的小宝宝。那种急切、那种兴奋的悸动，我的手的那种陡然的动作，都证明是多此一举。信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帕沙大伯写的。通篇只字未提斯穆罗夫！如果是用密码写的，我又不知道解码的诀窍。我翩然蹓进餐厅。一只碗里是葡萄干和果仁，旁边像展翅雄鹰俯卧着的是一本法语小说——《俄国少女阿丽雅娜》历险记。我接着走进万尼亚的卧室，窗子开着，冷飕飕的。我发现瞧着花边床罩和圣坛似的梳妆台给人一种陌生的感觉，梳妆台上刻花玻璃闪着神秘的光。那朵兰花不见踪影，但作为补偿，那张照片靠在床头灯上。那是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拍的。照片上的万尼亚两条亮腿交叉坐着，她后面是穆欣的窄脸，万尼亚左边，只能辨出一段黑糊糊的胳膊肘子——那是截掉的斯穆罗夫的仅存部分。铁证如山！万尼亚布满花边的枕头上突然显露出一块星状凹陷——我的拳头猛击的印痕，一眨眼功夫，我已经到了餐厅，大吃特吃葡萄干，可浑身仍在哆嗦。这会儿我记起客厅的那个写字台，便静悄悄、急匆匆地走上前去。然而就在此刻，从前门的方向响起摆弄钥匙的金属声。我赶紧撤退，边走边把灯关掉，最后我发现自己到了餐厅隔壁一间布满锦绣的小闺房里。我摸着黑，撞进了一张沙发，摊开身子躺在上面，仿佛是来睡个小觉的。
与此同时，门厅里传来了人语声——姐儿俩的声音，还有赫鲁晓夫的声音。他们在向穆欣道别。他不会进来呆一会儿吧？不会的，时间不早了，他不会进来。不早了？难道我这脱壳的幽魂在几间屋子里飘来荡去真还耗掉了三个钟头？什么地方的一座剧院里，有人有功夫演一出我看了好多遍的傻戏，而在这儿，一个人只不过走遍了三间屋子。三间屋子：三幕戏。我真的在客厅里把一封信琢磨了整整一个钟头，整整一个钟头在餐厅里琢磨一本书，又在卧室出奇的寒冷中耗一个钟头琢磨一张快照？……我的时光和他们的时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赫鲁晓夫也许立即上床睡觉去了；只有姐儿俩进了餐厅。我那个花团锦簇的黑窝的门没有关紧。我相信现在我会搞到我想要的有关斯穆罗夫的一切情况。
“……可真是累死人了，”万尼亚说着就轻柔地啊呵了一声，传给我一声哈欠，“给我弄一点根汁汽水。我什么茶都不想喝。”一声轻微的刮擦声，一把椅子被搬到桌子跟前。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是叶甫盖妮亚的声音——近得让我惊恐地瞟了一眼亮缝：“……主要的问题是让他把条件给他们讲清楚。这才是主要问题。毕竟他会说英语，可那些德国人不会。我好像不喜欢这种水果软糖。”
又是沉默。“好吧，我劝他去做好了。”万尼亚说。什么东西丁零一声掉了——一只小勺，也许——然后又是一阵长时间的停顿。
“瞧这个！”万尼亚大笑一声说道。
“什么做的，木头？”姐姐问。
“不知道。”万尼亚说着又大声笑了。
过了一阵子，叶甫盖妮亚打了个哈欠，比万尼亚打得更加过瘾。
“……钟停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