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早报》用两页的篇幅报道唐纳·威尔森的死讯。照片上的他有一张聪明讨喜的脸，一头鬈发、充满笑意的眼睛和嘴巴，下巴中间有一道凹陷，脖子上系着一根条纹领带。
有关他死亡一事的报道十分简单。前天晚上十点四十分，他的腹部、胸部和背部共中四枪，立即死亡。枪击事件发生在飓风街一一○○号开头的街区。那个街区的住户在听到枪声向外看时，只见死者躺在人行道上，有一男一女弯腰看着他。街道太暗，没人能看清楚他们长什么样，或他们在干什么。在其他人出现在街上以前，那对男女就消失了。没人知道他们的长相，没人看见他们离开。
有人用点三二口径的手枪冲威尔森开了六枪。两枪没打中，打在了一幢房子临街的墙上。通过追踪这两发子弹的路径，警察发现凶手是在街对面的一条狭窄小巷里射击的。这些就是目前所知的一切了。
《先锋早报》的社论部分对死者作为城市改革者的短暂生涯做了一番总结，并指出他是被一些不希望博生市变干净的人所杀的。《先锋早报》还说警察局局长最好赶快抓到凶手并判他——或他们——的刑，以此说明自己不是共犯。整篇社论写得直接而沉痛。
我用喝第二杯咖啡的时间看完这篇社论，然后跳上一辆百老汇街车，在月桂大街下车，转身向死者家走去。
走到离他家还有半条街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和目的地。
一个身穿深棕色三件套的小个子年轻人在我前面穿过马路，黝黑的侧影很美。他就是马克斯·塔勒尔，别名低语者。我及时拐进山岳大道，刚好看到他那棕色裤腿消失在已故的唐纳·威尔森的家门口。
我走回百老汇大道，找到一家有电话的药店，在电话黄页簿上找到伊莱休·威尔森家的号码，拨了过去。对方自称是老人的秘书，我告诉他唐纳·威尔森把我从旧金山找来；我知道一些和他的死亡有关的事情；我要见他的父亲。
直到我把各种利害关系都强调了好几遍，才终于得到一份邀请。
当我被他的秘书——一个安静、清瘦、眼神锐利的四十岁男子——带进卧室时，毒镇的沙皇在床上用双手撑起身体。
老人的头很小，几乎是个完美的球形，白发短得紧贴头皮。他的耳朵太小，又贴在头的两侧，破坏了球形的效果。他的鼻子也很小，就像是骨瘦嶙峋的前额弧线的延伸。嘴和下巴是球形上的几条直线，下面是一截粗短的脖子，套在白睡衣里，夹在多肉的宽肩膀之间。他的一只手臂放在被子外，短而结实，接着指节粗钝的手。他的蓝色双眼又小又圆，水汪汪的，看起来好像是故意藏在水帘后面，以及粗浓的白眉毛之下，只在时机恰当的时候跳出来，攫住什么东西。除非你对自己的手指过于有信心，否则肯定不会去摸他的口袋。
他的圆脑袋猛地扭了两英寸，示意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又用同样的方法赶走了秘书，接着问道：“我儿子怎么了？”
声音很刺耳。他底气很足，但嘴太小，使得发音不那么清楚。
“我是大陆侦探社旧金山分社的探员。”我告诉他，“几天前，我们收到你儿子寄来的信和一张支票，他请我们派个人来替他做些事。于是我被派来了。他叫我昨晚到他家去，我去了，可他不在。等我第二天回到市区，才知道他被杀了。”
伊莱休·威尔森满怀猜疑地盯着我，问：“哦，然后呢？”
“我在他家等他回来时，他妻子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就出去了。回来时她的鞋子上好像沾着血迹，并告诉我她先生今晚不会回家了。你儿子十点四十分被杀，而她十点二十分出门，十一点五分回到家。”
老人直挺挺地坐在床上，骂了年轻的威尔森太太一堆难听的话，直到再也找不到这类词句。可他发现自己还有些力气，便用来对我怒吼。
“她被关起来了吗？”
我说我认为没有。
这让他很不高兴。他恶毒地大喊大叫了一大堆我不喜欢的脏话，最后说：“那你他妈的还等什么呢？”
他太老，又病得太重，我不能扇他一巴掌。我笑着说：“等证据。”
“证据？你需要什么证据？你已经——”
“别像个傻子一样。”我打断他的喊叫，“她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她是个法国荡妇！因为她——”
秘书惊恐的脸出现在门口。
“滚出去！”老人对着他咆哮，那张脸消失了。
“因为她嫉妒吗？”我赶在他继续咆哮之前问，“还有，即使你不这么吼叫，我或许还是可以听到你说的话。自从我开始吃酵母片以后，耳聋的毛病好多了。”
他将双拳分别放在刚才双腿将被子撑起的地方，方下巴冲着我。
“虽然我老了，病得又这么重。”他的语气非常认真，“却还是非常想站起来踢你的屁股。”
我没在意，又问了一遍：“是因为嫉妒吗？”
“是的，”他不再吼了，“而且盛气凌人、恃宠而骄、疑神疑鬼、贪婪刻薄、寡廉鲜耻、谎话连篇、自私自利、无可救药——总而言之，坏到骨子里了！”
“她有嫉妒的理由吗？”
“我倒希望有。”他尖酸地说，“我可不希望我的儿子对她忠心耿耿！可惜看起来他就是如此，这是他的处事风格。”
“你不知道任何她要杀他的理由吧？”
“不知道任何理由？”他又开始嘶吼了，“我不是告诉过你——”
“对。但那些毫无实际意义，反而有些幼稚。”
老人猛地掀开盖着腿的被子，准备下床。但他又好好考虑了一会儿，转而扬起红色的脸庞，怒吼道：“斯坦利！”
门应声而开，秘书闪身进来。
“把这个浑蛋扔出去！”主人命令道，并对我挥舞着拳头。
秘书转过头看着我。我摇了摇头，建议他：“最好找个帮手来。”
他皱了皱眉。我们俩年龄相当。他骨瘦如柴，大约比我高一个头，却比我轻五十磅。我一百九十磅的体重里有部分是脂肪，但不全是。秘书有些不安，礼貌地微笑了一下，离开了。
“我想说的是，”我告诉老人，“今天早上我本想去找你儿媳妇谈话，却看见马克斯·塔勒尔进了那幢房子，我便延后了我的拜访。”
伊莱休·威尔森小心翼翼地将被子拉回到腿上，头靠在枕头上，眼睛紧盯着天花板，说：“哼，原来如此，不是吗？”
“什么意思？”
“她杀了他。”他肯定地说，“就是这个意思。”
走廊上传来脚步声，比秘书的沉重。当脚步声来到门口时，我一句话正说到一半：“你利用你儿子管理——”
“滚开！”老人冲着门口的人咆哮，“把门关好！”他恶狠狠地注视着我，问道：“我利用我儿子干什么？”
“往塔勒尔、亚德和芬兰佬身上插刀。”
“胡说！”
“这可不是我说的，全博生市都传遍了。”
“胡说。我把报社交给了他，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应该去对你的伙伴们解释，他们会相信你的。”
“管他们相信什么鬼东西！我就是这么说的！”
“那又能怎样呢？你儿子可不会因为是被误杀的就死而复生——如果他真是被误杀的话。”
“是那个女人杀了他。”
“或许吧。”
“让你和你的‘或许’都去死吧！一定是她。”
“或许吧。不过也要从其他角度考虑——政治角度。你告诉我——”
“我告诉你是那个法国荡妇杀了他。我还可以告诉你，你其他那些愚蠢的念头全都不着边际。”
“可还是值得探究一番！”我坚持道，“你比我能找到的其他人都更了解博生市内部的政治情况。他是你儿子，你至少可以——”
“我至少可以，”他又吼起来，“告诉你滚回旧金山，你和你那颗蠢脑袋——”
我站起来，不悦地说：“我住在大西部旅馆，除非你想改变一下态度好好谈谈，否则别来烦我。”
我走出卧室下了楼梯。那名秘书徘徊在楼梯口，抱歉地微笑着。
“真是一个爱嚷嚷的老流氓。”我低吼道。
“拥有不可多得的旺盛精力。”他喃喃地说。
在先锋报社的办公室，我找到了被害人的秘书。她是个只有十九或二十岁的小姑娘，有一双大大的栗色眼睛、一头浅褐色的头发和苍白的漂亮小脸蛋。她姓刘易斯。
她说她完全不知道老板为什么把我叫到博生市来。
“但是，”她解释道，“只要可以，威尔森先生向来喜欢把事情藏在心底，那是因为——我想他不能完全信任这里的任何一个人。”
“连你都不能吗？”
她脸红了，说道：“不能。话说回来，他刚回来很短一段时间，还不太认识我们。”
“原因不只是这样吧！”
“这个……”她咬着嘴唇，食指在死者擦得锃亮的办公桌边缘留下一排指纹，“他的父亲并不……并不支持他所做的事。由于事实上报社还是属于他父亲，我想唐纳先生会很自然地认为有些员工更忠诚于伊莱休先生。”
“老人家不赞成改革运动吗？既然报社是他的，他为什么不站出来反对呢？”
她低下头研究自己按出的指纹印，声音很低。
“要理解这一点，你必须知道……上一次伊莱休先生病倒的时候，他就叫回了唐纳——唐纳先生。你也知道，唐纳先生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欧洲。普莱德医生告诉伊莱休先生必须放弃管理他的事业，所以他才发电报叫儿子回家。唐纳先生回来后，伊莱休先生一方面不能放心地撒手不管，一方面又想让唐纳先生留下，于是他把报社交给了他——像现在这样，让他做出版人。唐纳先生很喜欢这一行，他在巴黎时就对新闻业感兴趣。当他发现这里的情况有多么糟糕时——市政工作和其他事情——他便开始了改革。他不明白……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离开家了……他真的不明白……”
“他不明白他的父亲也跟其他人一样陷得很深。”我帮她把话说完。
她不安地扭动了一下，继续研究自己的指纹印，没有反驳我，而是继续说下去。
“伊莱休先生和他大吵了一架，告诫他别再挑起事端，但他不肯罢手。或许如果他了解情况——知道一切应该知道的事——就会罢手的。不过我觉得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自己的父亲介入得有多深。他的父亲不会告诉他这些。我觉得一个父亲很难开口对儿子说这种事。他曾威胁要把报社从唐纳先生手中收回去，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这么想。这时他又病倒了，事情便照原样继续发展下去。”
“唐纳·威尔森没对你透露过什么吗？”
“没有。”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
“那这些情况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我试着……试着帮你找出是谁谋杀他的，”她的语气十分诚恳，“你没权利来——”
“如果你能说出你是从哪里听来这些话的，那将会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我坚持道。
她盯着办公桌，咬着下唇。我等待着。过了一会儿，她说道：“我父亲是威尔森先生的秘书。”
“谢谢。”
“你可千万别认为我们——”
“我不会的。”我向她保证，“昨天晚上威尔森约我到他家去的那个时候，他跑到飓风街干什么呢？”
她说不知道。我问她是否听到他在电话里对我说十点钟到他家去，她说听到了。
“在那之后，他做了些什么呢？仔细想想，试着回忆一下你下班离开前，他所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
她靠回椅子，闭上眼睛，皱着眉。
“你打来电话——如果那是你——他告诉你去他家，那时大约两点钟。在那之后，唐纳先生口述一些信件要我写，一封给纸厂，一封给基弗参议员，谈论对邮局规章的一些修改。接着——哦，对了！快三点时，他出去了大约二十分钟。出门之前，他开了一张支票。”
“给谁的？”
“不知道，但我看到他写了。”
“他的支票簿呢？随身携带吗？”
“在这里。”她跳起来，绕到已故老板的办公桌前，想打开最上面的抽屉，“上锁了。”
我去帮她。我扳直了一枚回形针，又借助我的刀片，才把抽屉撬开。
女孩拿出一本薄薄的第一国家银行支票簿。最后填写的存根上写着五千美金。其余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名字，没有备注。
“他拿着支票出去了，”我说，“去了二十分钟？这段时间够他往返一趟银行吗？”
“去银行用不了五分钟。”
“他开支票之前没有发生什么事吗？想想，有留言、信件、电话之类的吗？”
“让我想想看。”她再次闭上眼睛，“他在口述一些信件，然后——哦，我真笨！他的确打过一通电话。他说：‘可以，我可以十点钟到那里，但不能久留。’然后又说：‘好的，就十点吧！’接着他除了又说了几遍‘好，好’之外，就什么都没说了。”
“对方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不知道。”
“想想看。跟不同的人说话他的声音肯定会有一些差异。”
她想了想，说：“应该是女人。”
“你们中的哪一个——你还是他——当晚先离开的？”
“我先走的。他——我告诉过你我父亲是伊莱休先生的秘书，他和唐纳先生约好晚上稍早的时候见面，讨论报社的财务状况。我父亲五点刚过就来了。我想他们是一起吃的晚饭。”
姓刘易斯的姑娘能告诉我的就只有这些了。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威尔森会出现在飓风街的一一○○街区，并承认对威尔森太太一无所知。
我们把死者的办公桌翻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我找到负责转接电话的小姐，却也一无所获。接着我又花了一个小时询问通讯员和地方版编辑之类的人，依旧毫无进展。正如他秘书所说，那个死去的男人很喜欢把事情藏在自己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