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原稔，1914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下益城郡半川村，家境贫寒，小学毕业便不得不回家务农。1935年应征入伍，因文化低，难以升迁，一年后即退伍还乡，靠租种土地维持生计。人生就像没有尽头的隧洞看不到光亮，突然接到叔叔的一封信，要他去“满洲国”。1936年9月，这个身材高大的日本青年，筹措一笔路费，踏上改变命运之旅。
叔叔在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任职，推荐他到阜新煤矿任矿业所本部的警备员，就是看管工人干活、防止逃跑的武装监工。任职不到一年间，他怎样亲手打死三个工人，在此期间及后来担任煤矿管理系、招募系、劳务系的负责人，又怎样折磨、虐待工人就不说了，只说说这个穷光蛋怎样变成大富翁的。
工人每天下班时，由星原稔开出工票，月底凭工票到账房领钱。多则80%，少则只有一半，星原稔以各种理由少计工票时间，工人工资从未足额过。工人每天最多要干16个小时，加班费只有实际工钱的10%，其余的自然也都揣到他的腰包里了。
星原稔手下有4个把头，每个把头管理300个工人。工人的劳动保护用品和日常生活用品，是按人数配给的，星原稔和把头不发或少发，攫为己有。吃饭到他们办的食堂，买东西到他们开的卖店，先记账，月底从工资中扣除。这样，工人相当数量的收入，又进了他们的腰包。他们还开个小钱庄，向工人放高利贷。仅此一项，星原稔每年即可获利数万元。
星原稔与把头开设赌场，从中渔利，再以维持治安为名抓赌，没收赌资，再抓人罚款，每年又有数万元揣进腰包。
最大的进项，还是侵吞招工费。
星原稔经常到山东、河北、内蒙古等地招募劳工，在东北各地摊派劳工、抓“浮浪”。1942年4月调至珲春煤矿后，专职干这个。对于清廉之人，到处奔波，是个苦差。对于星原稔之流，可就是肥差了。在东北招名劳工，招募宣传、劳工食宿和运输开支，需要35元，到关内费用要增加一倍。其中的1/3左右，都被这小子克扣侵吞了。
不知道星原稔的叔叔是何时来东北及怎样发迹的。“九一八”事变前，每年从关内大量闯关东的人们，借用今天的一个词，他们才是真正的“农民工”。无论拖儿带女的，还是春来秋去的“跑腿子”，他们几乎都是农民，也基本都是来种地的。因天灾战祸跨越国界闯关东的朝鲜（族）人，也大抵如此，只不过他们耕种的大多是水稻。而像星原稔的叔叔那样的，凭学有专长、亲朋推荐、自身奋斗，在满炭或满铁这样的大企业谋得一个职位，或者在个小镇开家诊所什么的。有军方背景的人，甚至打入胡子队中，乃至当上胡子头，在日俄战争中充当日军的别动队，“九一八”事变前则为“张氏政权”制造麻烦。可像星原稔这样的穷光蛋，没有任何技能、关系、背景，想落草为寇当个喽啰都摸不着门，弄不好只有成那大烟泡中的死倒了。无论日本在东北有多大的势力，那毕竟不是“满洲国”。
但是现在不同了。无论多么穷困潦倒，多么狗屁不是，只要是个日本人，踏上这片黑土地，就可以把肚子腆得老高，就是人上人。
1932年5月，《关东军司令部对驹井长官等满洲国官吏的希望事项》（草案）中说：“在发展经济方面，虽然提倡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但首要的是谋求日本和日本人的利益。”
“满洲国”的日本人，因工作地区的不同，地区补助津贴为50%到100%。加上供给住宅，物价便宜，生活水平比在日本提高两倍左右。战犯坂田义政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说：“1935年滨江省五常县日本人警士的月工资为90元，而中国人警士只有8至12元。”
“满洲国”的日本人，教育是义务制，就学情况比日本国内还好。开拓团只有两个学生，也要办所学校。伪满总务厅长星野直树说，“满洲国”的“所有日本人都要上大学”。
满铁编写的《满洲读本》，在谈到日本人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情况时，说“满洲国”是日本人的“地上天国”。
日本在苏联、在远东地区有那么多间谍，150万红军共分四路集结、开进，关东军竟然没有知觉。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消息，是事后从满洲通讯社的无线电讯中得知的。关东军最后一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一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当天正在大连观看歌舞伎演出。就让人想起“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及其手下那帮东北大员，就开始了关东军和日本人的总溃败、大逃难。
“新京”火车站已不是“人满为患”所能形容的了，全是“地上天国”的人。客车、闷罐车、敞篷车，不管什么车，只要能挤上去，就是天照大神的“神佑”了。一列列火车开走了，更多的人还在涌来，把道路都堵塞了。苏联飞机不时来轰炸，广播电台成天播军乐，那感觉就是哀乐。8月13日后连降大雨，男女老少落汤鸡般蹲在雨里水里，大人把孩子搂在怀里，不敢动窝儿，唯恐轮到自己时上不去车，被扔在这昨天的天国，今天的地狱里。
最惨的是远离城市和铁路线的人们，主要是开拓团的移民，特别是靠近边境地区的。
东宁县三岔口镇泡子沿村，有个开拓团。村里老人说，他们是“康德三年”（1936年）来的，有男有女有孩子，一家一家的，“背包摞行的”（意为背扛许多东西），还有锄头、镢头、三尺钩子什么的。看那样子，在日本过的那日子，也不比俺们强哪儿去。可人家那日子很快就好起来了，“满洲国”向着人家，好事都是人家的。后来看见他们还有枪，除了种地还训练，这叫什么庄稼人呀？苏联人打过来那天晚上，那炮响的呀，老百姓都猫在家里，也不知道谁先动的手，谁打到谁那边去了。第二天下半晌，有人说开拓团那边不对劲，去看，屋子里碗朝天、瓢朝地的，猪都上炕了。炮一响，那人就跑了。
东宁有铁路，军用铁路，动作快的乘车走了一批，铁路被炸断后就用“11”号（指双腿步行——编者注）。从东宁向北奔牡丹江、哈尔滨，再向南经沈阳、安东到朝鲜，乘船回日本。他们来时就是这样一条路线。苏军占领朝鲜，被憋堵住了，大都迟滞在东北的大中城市，惶惶如丧家之犬。
有老人说，咱是守家坐地当的亡国奴，他们是大老远跑到咱这地场当了亡国奴，那是什么滋味呀？无论什么滋味，无论知不知道回国去也是亡国奴，那工夫算是彻底明白了，只有在自己的国家里的那个家，才是最安全牢靠的。
开拓团空了，各地通常都有的日本人住宅区也空了。拖儿抱女的，推车挑担的，就像上下班高峰期的人流，却不是。因为他们要躲避钢铁翅膀的飞机，还要与地面急速推进的摩托化军队赛跑。远远地看到后面尘土飞扬，一支支主要由女人、孩子构成的逃难队伍，就赶紧隐蔽在附近山林，或青纱帐里，看着那汽车、坦克远去了，再继续上路。如是反复。有的遇上溃败的日军，有人觉得好像有了依靠，往往招来更大的灾难，甚至屠杀。遇到村屯，开头多是绕开，后来就去讨宿，要些吃的。有的被接纳，有的被拒绝，有时还会受到攻击。不断有人失散，大队变成小队，再聚合，再失散。有人“麻达山”了，有人陷进沼泽地，有人病死饿死，有人被狼撕狗掳。
曾为关东军士兵的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其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阿苫，在从虎林开始的逃难路上，被苏军士兵扔到车上，糟蹋够了再扔下去。
被当地人收养的孤儿，留下来成了“东北媳妇”的女人，有数。谁也说不清的，是究竟有多少人暴尸荒野。一个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苏联出兵东北后，包括关东军在内的日本人中，开拓团移民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而许多远离战场，包括一些边境地区的开拓团，还沉浸在“铁打的满洲国”、“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喧嚣中的人们，得知日本投降、完蛋了，如雷轰顶。路途遥遥，缺乏运输工具，又多是女人孩子，往哪儿跑啊？绝望了，再有一两个叫嚣“玉碎”的头头，有的开拓团就向天皇遥拜，然后浇上汽油，集体自焚。
日本国歌叫《君之代》。
日本国旗叫“日之丸”。
一般称为“日章旗”，也叫“太阳旗”，在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和地区，则被叫做“膏药旗”的“日之丸”，纯白的底色，中间一轮红日。
1945年8月，当美国飞机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从日本到东南亚、朝鲜半岛和中国，“大日本皇军”举着的旗杆上，就只剩块白布了。
“大日本帝国”完蛋了。
有人恐怕早就按捺不住了，说你这本书里写的许多事情，都是中国人干的。
没错，桓仁“填大江”有不少伪警察，各地“洗大沟”的，许多是清一色的伪军、伪警察。东北几乎无县没有“万人坑”和惨案，老百姓看到的出面的，许多是被称做“大部队”的伪军和各种汉奸。在刑场上杀害王凤阁的刽子手，是个伪中尉。
土龙山暴动，侵略者最大的教训之一，用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话讲，就是要“避免关东军和日本的权力行使表面化”。
而本庄繁在“九一八”事变后仅一个多月就说了：“表面上由中国人主持，而实权则操在我方手中为目的。”
1937年1月9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关于满洲帝国协和会》说得更明白：“关东军司令官是发挥皇威和进行指导的中心，但是，如果由他公开出面去侵犯满洲国的独立性，那将是绝大的错误。满洲国是以与日本天皇陛下一德一心，享有天命的皇帝陛下为中心的俨然一独立国家。或许关东军无意之间对满洲国政府或机关的工作有干预过多的现象，但就总体而言，还是促进满洲国自身开展工作。关东军暗中保持威力，尽可能对满洲国的政治和经济不过分地直接干预。”
还是平顶山“照相”、老黑沟“杀大沟”、桓仁“填大江”的那些下级禽兽，来得实在。
去过日本的人，回来说日本是“礼仪之邦”。
笔者从未出过国，但我知道当年“满洲国”的日本人，也是礼数多多。
桓仁县普乐堡有个开拓团，1943年后，有点儿模样的男人都被征兵走了。每年春耕夏锄秋收大忙时，伪村公所就让老百姓去开拓团干活。老人们说，忙活一天，临走时，那些日本女人千恩万谢，点头哈腰，一口一个“阿里嘎多勾杂依吗司”（谢谢）。
家住东宁县城的秦洪义老人，当年是“满洲电业”的电工。老人说，那时单位、个人家照明出了问题，就得赶紧去修，什么人都接触。中国老百姓热情，进门就是客，赶上吃饭还留你吃饭。去汉奸家里就不一样了，一般都带搭不理的，有时官越大越不把你当人待，“喝呼”（呵斥、吓唬）你干得不好、干慢了，像“喝呼”狗似的。到日本人住宅区又是一样。那女的小碎步赶到门口迎接，鞠躬90度，说“空你其哇，伊拉西亚伊马塞”（你好，欢迎）。干完了，再送你到门口，连声“阿里嘎多勾杂依吗司”。通常还会送块肥皂，或盒香烟。你不要，她就没完没了地鞠躬。
许多老人谈到类似的情形，当然不止是女人。
与那些两脚兽的兽行，好像就衔接不上了。
如果说礼数多多的日本人，当年是少数、个别的，甚至是极个别的，显然不对，今天就更不对了。2007年7月11日《环球时报》刊登文章《向日本人学做小事情》，说：“近来有媒体报道，在国外的多项调查中，日本的国家形象都名列各国前茅。”他们有礼貌，守信用，爱清洁，讲公德，犯罪率极低。据说，日本女人不怕走夜路。
如果说当年的两脚兽是少数，为什么东北各县几乎都少不了“万人坑”和惨案？——这话我已经说过几遍了？
1935年2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省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日本军官兵乃是天皇的军队，其使命是通过拨乱反正，张扬大义于全世界。”而共有5条的《军人敕语》的第2条，是军人应彬彬有礼。
军人非军人，在岛国日本可能是彬彬有礼的，搞“试胆训练”也没有对象，到中国就有了，就成了鬼子、两脚禽兽。用我很钦佩的那位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的话讲，平时连大气都不敢出的男人，在战场上却敢奸污其他国家的妇女。然而，回国以后，他们依然还是那么老实，还是一个善良的丈夫、慈祥的父亲，依然那么彬彬有礼。
日本子不把中国人当人，中国人可是把日本子当人的。
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经中共吉东、北满两省委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说：“东北党今后应努力进行对日本移民及兵士作应有的宣传，特别指明以下几点：A.不虐待俘虏并经过宣传教育将其释放。B.赞助日本兵士及日本移民反抗天皇政府的革命行动。C.不无辜的杀害日本移民。D.公开的赞助中国解放运动的日本移民，在中国领土完整东北失地恢复以后，允许有侨居平等自由权利。”
1941年12月25日，《王明贵、王捷民关于三支队活动情况给三路军总指挥的报告》中，说：“关于日本劳动大众，我们也采取联合政策。比方平原游击时，在骆驼山捉日本修桥工人一名，给他传单向他宣传后就释放了。在二十六号释放采木日本工八十余名。”
这类报告，各地都有。
我们对于战犯和战后日本的政策，更是天下无双。
即便是三年困难时期，包括管教干部在内的中国人“瓜菜代”（用瓜菜代替粮食）、吃树皮（笔者一家及邻居都吃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们依然享受“特供”。“凡是被关押时间已满5年以上者，如若战犯本人和妻子都希望，可以允许同居。”“对日本战犯一个不判处死刑，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
体弱、患病及上了年纪的，应该优待，特殊照顾。而那些各方面都挺好的，也用得着“特供”吗？并不是因为当年只有他们才能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今天就不许他们吃细粮，而是实事求是。三年困难时期，多少人浮肿，多少上了年纪的人饿死，给他们个中国人的平均标准，或者稍高些，是不是就挺人道了？他们不是我们请来的客人，而是闯进来烧杀奸掠的强盗、刽子手！
起码，那些写到没写到的平顶山“照相”、老黑沟“洗大沟”、桓仁“填大江”的屠夫，无论属哪级战犯，都死有余辜。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的《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中，说：“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要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使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休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这就是蒋介石著名的“以德报怨”的胜利演说——这话当然没错，可这就妥了、完了？
据说，我们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原因之一是：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
1874年，日本侵占了我们的台湾，我们还得赔偿它50万两白银。此后多少白花花的银子和相当于银子的花花绿绿的钞票，怎样肥了日本，这里不一一列数，仅甲午战争赔偿的2.3亿两，就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的国库总收入。
斯大林说：德国必须向苏联赔偿100亿美元。
既不多要，也不少要，实事求是，该赔多少，就是多少。
既不从重从快，也不从轻从慢，死罪活罪无罪，就按法律办事。
——如此，是不是才是对包括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民在内的人类的尊严的捍卫和尊重？
如果人类评选“十佳国旗”，单就国旗而论，“日之丸”当为其中之一。
许多国旗，无论其寓意多么深刻，如何能够体现这个国家、民族的特征，都得费番唇舌才能让人明白，甚至仍然难解其意。“日之丸”则简洁、明了，纯白的底色，中间一轮红日，无论什么肤色、语言、文化的人，都能一目了然，而且印象深刻。
可历史已经证明了，那根本不是一轮太阳，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血盆大口，是洞穿人类和平的一个巨大的创口，血喷如瀑，尸积如山！
“日本话不用学（“学”音xiáo），三年后用不着。”采访中，许多老人都说到这句话。而陈雷老人告诉我，1932年日寇占领佳木斯不久，这句话就在当地不胫而走。
“三年后”，如果说这是个定数，距“满洲国”倒台还有近10年光景，提前量似乎大了点，可侵略者不是说那是“铁打的满洲国”吗？
“照相”、“杀大沟”、“洗大沟”、“填大江”、土龙山“收购”土地——凭其中任何一条，日本子就注定得完蛋了。
用许多老人的话讲，是“日本子不完蛋，没有天理”。
日本东京有个靖国神社，那里集中了自明治维新以来250万个为国战死的“国家神灵”，仅死于二战的“神灵”就约213万个。1978年秋，更有以东条英机为首的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被正式移入这个神社，供人祭祀。
自1975年三夫武夫首相首次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后，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及桥本龙太郎等日本首相，都曾参拜过靖国神社，每一次都在周边国家引起轩然大波。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更是以总理大臣身份正式参拜的。
新世纪伊始，轮到小泉纯一郎了。
2001年4月7日，小泉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表示：“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参拜。”
日语“神社”的谐音是“鸡架”，当年人们称参拜神社是“到‘鸡架’前撅腚”。侵略者到处的那些“鸡架”早已灰飞烟灭了，小泉去那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顶礼膜拜一番，却道是“发出和平的宣言”。当年带着“昭和”字样的炮弹、炸弹，在周边国家、地区狂轰滥炸时，那“昭和”不就是“追求和平”吗？
当年在东条英机住所逮捕他时，盟军总部特勤处的保罗·克劳斯中校，对守在门口的宪兵说：“去！告诉这狗杂种，我们等的时间够长了，把这家伙带出来！”
小泉说他“我就不明白”，笔者也真的不明白，战犯、“狗杂种”与“安邦定国”的“英雄”，或以小泉为代表的拜鬼文化，与人类公理、正义的差距怎就这么大？
身着全套“皇军”制服，手执三八大盖的日本老兵，举着“日之丸”在靖国神社前列队。一群群同样装束的青年男女，在人群中耀武扬威。外面，宣传车充塞道路，乐队震耳欲聋地吹打着战时音乐，高音喇叭歇斯底里地狂叫：“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尖阁群岛（中国的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天皇陛下万岁！”
与每年一度的“终战日”这种闹剧相呼应的，是日本政要的不断“失言”。像什么“把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并不是出于侵略目的”，“日韩合并”，“责任在韩”，“在殖民地时代，日本也为韩国做了一些好事”，等等等等。
与不断“失言”紧锣密鼓配合的，是没完没了的“教科书事件”。
各取所需地编写历史，或多或少，这在许多国家都是难免的。要想客观、公允地记述历史，委实是件难事。各国怎样祭拜自己的祖先，那也是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的。问题是对于日本来说，这一切根本就不是它关起门来的自家事。
中国、朝鲜、韩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今天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人们，多少人的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死于鬼子之手？就像个强盗，破门而入，一通打砸抢烧杀，占了人家的地盘。这自然要被送上法庭，并处以极刑的。可他的一些后人却把他视为英雄，念念不忘，顶礼膜拜。还告诉家人、后人，说他是为了咱家的安全，去了趟邻居家，还使邻居都翻身得解放，过上了好日子。对他的审判是不公正的，罪名是捏造的，强加于人的。
包括当年的受害国，如今每天都有外国人进入日本，哪个是端着三八大盖、歪把子，驾着零式或什么式战斗机“进入”的？又有谁在日本的什么地方，弄出个“适应我国国策的独立国家”，对反抗或未反抗的日本人“照相”、“杀大沟”、“洗大沟”、“填大江”、挂人头了？再用几十分之一甚至不到百分之一的价格“收购”土地，把自己供奉的什么神，让日本人拿回去供奉，还让日本人把自己的姓名也改了？
20世纪70年代的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先生，曾经说过：“假使要日本拿出500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50年才能交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忘记的。”
以宇都宫德马为代表的日本人，让人想到人类的良知。可对于那些有着完全不同的“记忆”的日本人，你能对他们说什么？又怎么能不对他们睁大眼睛？
我们曾说他们是少数人，甚至只是“一小撮”。新世纪伊始，当教科书又一次沸沸扬扬地成为东亚的政治热点时，包括小泉纯一郎在内的四位日本首相候选人，“一致支持”文部省放行右翼教科书的决定，说明了什么？
全程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生前曾说：“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