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下江，树叶关门了，鲜花漫山遍野。万紫千红中最惹眼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大烟花，一片片在阳光下流香溢彩。两个月后，花朵变成鸡蛋大小的绿色的烟桃，就是收大烟的季节了。一顶顶草帽在烟海上漂移着，两个人“一把刀”。前面的操刀手，刀尖在烟桃上旋一圈，乳白色的汁液就渗出来。后边那人左手中指上挂个小铁盒，其余手指抓住烟桃，右手食指在上面转圈一抹，再把沾上的汁浆在盒沿上一刮。晚上还要炼烟膏，把烟浆倒锅里熬成咖啡色的软膏，放到抹了豆油的牛皮纸上，每份半斤，叫“大烟分子”。收烟人的工钱，一般都在所熬烟膏的1/10左右。
每年7月，是庄稼人挣几个活钱的时候，也是反日、不反日的各色武装收大烟税的时候。
在救国军、山林队都集中于大烟地的时候，我的意见：最近把队伍代到北部去，主要的是进行农村运动及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另一方面，可以收大烟税，征收的办法不是去队保护，而是向保护烟地的队伍提出，随便他们给多少，向大烟地主提出百分之以几，以不妨碍我们的重要任务及活动为原则。
这是1935年7月10日《老胡给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及五军党委的信》中的文字，也是笔者见到的最早的有关文字。
至于其他捐税，就不像大烟税的季节性这么强。而在大烟种植地区，捐税也常是大烟。“满洲国”的特色之一，大烟就是钱，在一些地区甚至比钱还好使。在1938年以前，有了大烟，就意味着有了粮食、衣物，乃至弹药。
谈到1937年下江的抗联部队，当时各军的文件几乎都用了“猬集”两个字。
后来抗联的11个军，除了1军、2军和10军，这时基本都在下江地区。
1935年9月初，李学忠率2军2团西进南满，在濛江县那尔轰与1军会师时，场面热烈感人。当地民众杀牛送面，倾其所能弄“好嚼裹儿”，款待远道而来的2军。举行两次军民联欢会，之后召开联席会议，交流游击战争经验，制定两军共同作战计划，订立“抗日救国竞赛公约”。还互赠礼品，1军送给2军两支匣子枪，2军送给1军几颗手榴弹。
尽管史料中没有记载，采访中也无人提及，类似情景在北满、吉东也是应该有的。特别是敌我搏杀得难分难解，或者力不能支时，一支联军赶到，那种胜利后的战地会师，心情不言自明。
但是，1937年松花江下游10余县，猬集了8个军的两万左右联军后，不时听到的就是碗碰碟子、碟子碰碗的声音了。
1938年2月23日，《五军三师党委关于木营税款分配问题给军特委的信》中说：
关于五军三师与七军三师对独木河木营问题之初步讨论，我们认为非常的不满意。查该木营并非小规模之木营而外大批所预作五千至八千大方子及一万五至两万多之圆棍子案，大方子每根可抽得五元钱税款，圆棍子每根二元钱的税款，这是很大的一笔收入。
我们根据了“联军洼峰会议草案”，有权利提出分得该项收入之一部，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山林出产，并不是哪一个军单独的而造成的，或者是哪一个军自己单独工作的结果。
一年前的2月，在洼峰河9军行营召开的联军会议，关于“经济军需筹划措置及征发”、当年“春季服装费实行地亩捐”、“地亩捐各军分担征收区域”、“给养征发区域”等等，都有具体规定、划分。参加会议的为3军代表和5军、8军、9军的军长，虽无4军、6军、7军和独立师人员，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具体操作的“联军哈东办事总处”，总处长由联总任命，“总处长以下按哈东及松花江岸、牡丹江沿岸现实情形，各军选派师长、副师长、师参谋长或军参谋长为代表参加总处”。
1938年5月17日，《冯治刚关于六军征收地亩捐问题给宋一夫的信》中说，原以为6军在这方面没什么问题，“接到宋同志来信，这从中有分歧地方才知道是六军本身上错误了，我接见这封信，决（绝）对照宋同志提议及联军决议施行才使办事处工作顺利”。
只是有多少个冯治刚？
庄稼人散漫，长期的游击战又养成了独行其是的游击习气。山林队改编的队伍，地盘观念重，不许别人染指。就是正儿八经的基干队，或多或少也难得没有这种意识。这是俺的地盘，凭什么划给他了？有人则有意无意地越界，特别是邻近自己的捐税大户，都想去捞一把，吃一口。一个屯子，今天这个收捐，明天那个征税，联军内部纠纷，老百姓叫苦不迭，其危害远远超出这种行为本身。
下江10余县，地域辽远，办事总处鞭长莫及，又先后设立了依东、牡丹江、下江、罗勒密等分处。还有未经总处同意，擅自组建的。
谈起这段历史，一些老人说，下江地区富足，10多个县养活两万多联军不成问题，关键在于捐税征收混乱、无序。几支没有隶属关系的部队到一块儿，矛盾、纠纷是难免的，特别是像抗联这种非常规的队伍。那时到哪儿都有“办事处”，有问题就说“找办事处”。应该说，这些办事处大都是尽职尽责的，可它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上级军事机关。几个军抽人凑起来的临时单位，你说能有多大权威？在一些人眼里，那办事处负责人是哪个军的，那胳膊肘就向哪个军拐了，更不用说有人根本没把它当回事了。有的办事处不断改组，那事照样难办。
1937年9月7日，《中共吉东省委宋一夫、周保中致下江抗日联军各高级干部的秘密通信》中说：
从来下江各部队缺乏一致精神，“见利则不相让，遇战事则各不相顾”，这是革命游击斗争中极端可耻的事，而且也是极危险的事，希望同志必须根本铲出这类倾向。
1937年（无月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北满总政治部主任给三军四师军政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现在东北民族革命战争中，有不少的上层领袖，经过吾党的坚苦教育，及实际克服他们本身许多疑念的结果，他马上就放弃了他原有的一切复杂观点，忠心于抗日救国事业，入党后即刻就表现初步忠实于党。如五军副军长柴世荣、谢文东、祁明山、于九江等等，都成为东北抗日战争中最英勇指挥员。
表面上看，对与3军的联合，谢文东好像不如李华堂热心、积极。可他1936年春就提出要求参加共产党，此前还要将队伍编入3军。笔者曾说“谢文东可不是‘瞎胡闹’”，其一这时他是抗战的，其二他在精心拨拉自己的算盘，用东北话讲是这人挺“故懂”（心眼儿多、狡猾、阴险等等）。
南京那国民党政府指望不上，寻求苏联援助武器也落空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苏联人不帮他武器，已使他迷惑，怎么同为共产党，那边的共产党也不帮这边的共产党呀？但是，谁都知道李杜、王德林兵败后都往那边跑，这本身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共产党在东北已经形成气候，要抗战就不能不依附共产党，特别是他眼下这种处境、模样。而共产党的强大，还在于它是有靠山的，靠上了这边的共产党，也就等于靠上了那边的共产党。
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应该说各方都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谢文东得到的无疑是最多的。不久又与李延禄联合，成立“东路指挥部”，推举李延禄为总指挥，乘机大发委任状，收编队伍。之后仍是使出浑身解数，在联军间纵横捭阖，寻求利益最大化。
倘是在南满，谢文东要依附共产党这棵大树求生存、发展，除了1军，别无选择。可在北满、吉东就不同了，无论他主观上怎么想的，客观上已经成了搅局的角色。
首先与谢文东闹得不可开交的，是后来为11军的独立师。8军成立前后，凡是投奔8军的义勇军、山林队，祁致中见了就缴械，还请5军宋一夫帮助缴械。赵尚志知道后，以联总名义给祁致中、谢文东写信，为他们划分活动区域，以免事态扩大。
1937年7月17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信》中说，攻打方正县城后，因“明山队”“犯过”（攻打大罗勒密镇，商会拒纳抗日特捐，“明山队”将商会房子点着，烧毁半条街——笔者），谢文东、李华堂主张将其缴械，3军不同意。之后，祁致中又造谣，告诉李华堂，说3军要缴你的械。祁致中弄得孤立无援，多方敌视，才计划利用共产党。
同年2月13日，周保中在《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路军”提纲草案》中说：“独立师齐明山部队，民众军之别系，胡匪化。”
4月初，张寿篯曾去独立师，与祁致中进行马拉松式个别谈话，长达10天。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谈话记录，为了化解矛盾，团结抗战，共产党人的苦口婆心足见一斑了。
对于8军、9军、10军、11军，3军在服装、给养和武器、弹药上，都曾给予帮助。其中对8军的优待，甚至使李华堂颇觉不公。正如侯启刚在政军学校讲课时所言：“谢文东目下之所以未绺子化和未塌台到底，纯是因为一九三五年底受了三军的实际帮助和影响。”但是，人的欲望是难以满足的，特别是在见识了3军帮助汤原游击队改编为6军后，谢文东的心理肯定是更加不平衡了。
对此，同年8月1日《赵尚志张寿篯给谢文东的信》中，毫不讳言：“不假，文东同志向别人说过我们向（同）汤原游击队怎样好，我们同四军二团怎样好，抗日联军还有两样吗？是确实不同，因为他们是共产党的基本队伍，自然是更亲切更关心哪！”
“三五军是共产党派，八军是民族派”，又“打日本没必要，打出日本以后，共产派又起来打民族派，所以我们（民族派）先打共产派”。
这话这年秋天出自8军，无论版权具体属于何人，显然会受到赵尚志、张寿篯那番话刺激的谢文东，对这句话的前半句应该是认可的。
1936年底，因为征收捐税引发纠纷，3军1师将8军2师4团缴械。2师师长关文吉报复，将1师5旅12团的3支队伍收编。1师师长常有钧不准8军在大罗勒密征收木税，关文吉就要缴常有钧械。双方调动部队，剑拔弩张，周保中赶到了。
这时，赵尚志正率3军主力远征，即将收获冰趟子大捷。不知道这个暴脾气在场会怎样处理，周保中首先使双方压住火气，别动起手来，然后去见关文吉。关文吉不承认他收编了3军的队伍，说他们是自愿跟着8军活动的。周保中给李福林写信，说明12团的人一时难以强逼，能否让其暂时随8军活动，并准许8军征收木税？李福林、李熙山、常有钧等人不干，再三劝说，同意8军收税，但其份额得由稽查处保存，待问题解决后再发还。关文吉坚决不同意，周保中提出可用5军的份额为8军担保，关文吉仍是不干。1月7日，周保中给他写信，说明二者必选其一，否则5军将把派到8军的政工人员撤走，待问题解决后再回来。并让他将信转呈谢文东。同时指示在8军的5军人员，避免卷入3军与8军的纠纷。
结果，8军对5军也动起手来。
1937年7月23日，《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给谢文东等人的信》，正文如下：
贵军第二师关师长文吉，以前在大罗勒密有破坏联军纪律行为，调解未久，近复变本加厉，横行无忌，将联军依东办事处征收工作全部擅收。不但联军纪律破坏无遗，且有碍及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前途。以前李团长（荒子）擅收六区亦其一例。又贵军第一师赵团长金山擅杀五军二师王副官长并将武装部队缴械，至今并未处理。四军六团亦被该部收缴，延搁交还。似此种种极应处理清楚，不能再事延长，究竟如何办理之处，特请贵军军部书面立予答复为荷。
在笔者见到的有关联军纠纷、冲突的文件中，几乎阵阵少不了8军，更少不了关文吉这个急先锋。采访中提起这个人，老人都说这小子不是个物，可他是谢文东的干儿子，怎么回事不是明摆着的吗？
同年（无月日）《宋××给周××的信》中说：
依东敌情仍像先，仅学兵百余名时常出扰，无大批日寇，因我队各自为战，不取联系，特叫他巧得胜利，真恨真恼！
而关文吉等人，是不是正乐得瞅着你吃败仗呢？
“奸老奤，傻老赵，谢文东瞎胡闹”，如果中间的“傻老赵”不动，那么把两头的“老奤”和“谢文东”调换一下，似乎更合适。
比之李华堂，对于共产党的疑心和芥蒂，谢文东显然要更大些。他那么积极要求入党，也能从另一方面证明这一点。
童长荣曾经说过：“幻想把救国军官长介绍入党就能把救国军变为红军。”
除了研究抗联的学者专家，今人不知道、也从未把谢文东当成一个党员，笔者也未见到当年曾有拿党员标准要求他的文字，他自己当然也不会这样做。当年完成这一切的，除了实现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外，还有心照不宣的两个字：利用。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无不是一方水土中的精英级人物。土龙山暴动，景振卿非请谢文东出山不可，因为他是不可或缺的。在谢文东的心目中，共产党是恨有钱人的，像他这种人早晚是个事，打完日本子就该收拾他了，当然现在就要有所应对。难说这种思想何时产生的，有了“共产派”、“民族派”就没疑问了。他知道这是个用实力讲话的世界，那就利用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他是有优势的，因为他的名字与土龙山暴动是连在一起的，论影响不在任何人之下。而共产党由于“北方会议”路线的后遗症，有钱大户和地主反日武装大都拥护他，哗变伪军几乎都选择投奔8军。
如果就这么发展下去，谁也没什么可说的。
被3军缴械的8军4团，被8军收编的3军12团的几支队伍，都是收编的山林队。各军都有不少这样的队伍。这种队伍积习难改，不时捅出点什么娄子，原本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即便关文吉要报复，那不就是谢文东几句话的事吗？师长儿子能不听军长老子的吗？
许多老人说谢文东“护犊子”。原指过分溺爱子女、袒护子女缺点、错误的“护犊子”，是一种传统文化，也是旧时一种笼络人心的带兵方法：你就是有天大的罪过，老子都不在乎，甚至揽过来，好使你感恩戴德，为我两肋插刀。
同年6月6日，《第九军军长李华堂给周保中同志的信》中说：
一师二团那团长派工作三名，在道台桥东没收走狗队保护货车三辆，得军衣布及其他的布一百余板，被八军伦团将人捕去，枪缴了，布匹也完全抢去。我军之执照他声言无效。这样行动与革命原则未免大有相反，我想在联军会议时谢军长同志就报愤懑态度，我因整个着想及多年的故交，故再三的退让。现在他的部属，竟这样的横蛮于统一战线不会不受到影响，而李团在六区所收的款，已调查确实五千余元，骑去马匹很多，谢同志不加详查一味听信部属之谎言。
使李华堂火冒三丈的，当然不止这些。
须知，在李华堂去宾县找赵尚志前，曾将自己的7名部属送予谢文东，另有20支匣子枪、撸子和2000发子弹。那是谢文东，也是李华堂最困难的时期。在联军中，讲故交，论“民族派”，8军和9军都应该是最铁的。
6月20日，《张寿篯给谢文东、滕松柏等人信》中说：
我不是替尚志说话，他对于任何别人，始终无有对你那样优厚！
谢文东明白，从大局着眼，“共产派”轻易不会跟他翻脸，但也不是没有底线的。张寿篯“我不是替尚志说话”那话，对他也不能没有触动。扪心自问，像“傻老赵”那样待他的也真不多。况且众怒难犯，倘把人都得罪光了，他也完了。而且这时他是抗日的，应该说还挺坚决，所以也就不能不有所收敛。
可是，与此同时，党内“左”的、“右”的“路线”分歧，也在斗争着，而且愈演愈烈，直至1940年将赵尚志永远开除党籍，不久又拿掉“永远”二字——直到今天，也不能说没有不同意见。
联军猬集下江，本身就犯了游击战大忌，蕴涵着极大的危险性。
彭施鲁老人说，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开始全面抗战，对东北抗联也是独特的一年。这一年抗联发展到最高峰，达3万余人，生存条件也从来未有的好。那时我在4军2师4团任政委，跟着1师到勃利县活动，住的都是地主的大院套，有的离县城就10公里左右。通常是晚上住进去，炮楼上放上警戒，白天搞政治教育、学文化、学唱歌。两个多月，只赶上一次敌人出扰，不得不转移。那儿不是根据地，敌人耳目很多，我们这支队伍近500人，多大的目标呀，敌人能不发现吗？日寇说“三江省（下江地区10余县被划为伪三江省——笔者）已变成共产乐土”，那它怎么不来“讨伐”呀？那时咱们消息再闭塞，也能觉出不对劲儿，反常，甚至离奇，过去哪有这种事呀？
老人说，当时有人觉得全面抗战了，小鬼子兵力集中到关内去了，顾不上咱们这边了。其实，正因为它在关内又发动侵略，就更需要在东北打压抗日联军，它得稳定后方呀？应该说，后来的实践证明，1937年下江地区表面的平静是个阴谋。敌人最喜欢你聚堆。抗联的取胜之道，也是游击战的要义，是敌明我暗，我能打你，你却抓不着我，也就打不了我，而这一切皆在动中。而今，两万左右联军明晃晃摆在下江，岂不正中敌人下怀？而且它一刻也未闲着，其中最毒辣的一招，就是搞“集团部落”。之前就是因为敌人大搞“集团部落”，许多部队在老游击区、根据地待不下去了，被挤压到下江地区的。现在，它又如法炮制，以一种假象麻痹我们，不动声色地加紧“集团部落”建设，“治本”不“治标”，只待树叶开门落雪了，就该动手了。
实际上，1937年刚迈入初冬，抗联的严冬就开始了。
6月2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
日来得情报，日贼增兵下江各地，兵力甚厚。
8月15日，《抗联总司令部、三军司令部给吉东省委并转五军军部信》中说：
目前各军猬集依东，虽然给敌人很多困难，但是我们热烈号召江南部队，应当认识英勇突破新区的有重要意义的行动。是粉碎日贼“讨伐”有效办法，希望保中同志站在各军配合活动的必须条件上，加紧号召各军分头声援突破竞赛，以便胜利冲突今年度日贼“讨伐”以便准备一九三八年度的反日游击运动的新的形势的展开。
8月28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的信》中说：
依东为各军猬集之区，队伍最多集结在此地，如五军、八军、九军，三、六军之一部，独立师（现改编为第十一军）这些部队，都不能分头突击，表现浓厚的苟安一时的状态，可是他们每天口里喊：“日贼计划，将我们趋于吉林东部，集而歼灭之”，可是有些同志，却表了与一些义勇军首领一样的庸俗的糊涂的态度，我们认为依东各军，将被敌人迫挤，而四散，那时才能突击，这种自然性的开展突击，是极危险的。
关书范认为，联军密集下江，正是中了敌人大包围的政策。
侯启刚认为，联军今年不远征，明年一定会遭受严重打击。
金策认为目前形势非常危险，首先是违背了游击战的原则，更可怕的是联军不能统一号令、行动，各军在下江地区打圈子，为利益争执、摩擦，而看不到这种危险性。为此，3军、6军抽调精锐，组建一个模范师，由6军1师师长马德山任师长，金策为政治部主任，向同江、抚远、饶河、虎林等边界地区突击，开辟新区，牵制、调动敌人，当然也期望这个行动能够起到模范带动作用。
3军去年秋末冬初开始的历时半年多的西征，胜利和代价都是巨大的，战略上调动了敌人，减轻了下江联军的压力。眼下，抗联史上少见的兵力猬集，各军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用说了，其潜伏着的巨大的危险，即便有些人看不出、悟不到，在有识之士的不断点拨、警告、吁请下，也应该明了了。1937年的东北，特别是北满，仍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联总、3军8月15日的信中，也指出一些方向、地区。各军有计划地将主力撤离下江，既能抢得先机，避免被动挨打，又使联军不再摩擦，甚至后来党内的“路线”斗争或许也能避开，或者缩小范围，降低影响，应该是一举数得的事。
远征，开辟新区，就是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进击，而所谓“统治薄弱”的主要特征，就是尚未建立“集团部落”。3军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人看到的则是另一面，新区没有党群关系，沿途地理不熟，还有敌人阻截，困难、危险会更大。有的则为眼前表象所迷惑，并迷恋，让他们离开安乐窝，像3军那样露宿风餐，饱尝“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滋味儿，也真像大象的屁股——难推动。至于8军那样不择手段地征收捐税，攫取各种物资，目的之一，就是准备落雪后进山猫冬了。
在“我不是替尚志说话”的那封信中，谈到8军和3军的冲突，张寿篯说：“日贼看你们闹的真乐，你们都帮助日本。”
日本鬼子乐的不光是联军之间的冲突，还看到联军在下江按兵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