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的爷爷，当年闯关东走到奉天省凤城县碾子沟，抓把土，那感觉，用我爷爷的话讲是“从手指丫里往外冒油呀”。正值青春年华的爷爷的爷爷，跪地“咣咣咣”磕了3个响头，说了些祈求天地神灵保佑的话后，对我的3个疲惫不堪的童年的少年的爷爷下达命令：不走了，就这地场了！
从山东到东北，我的爷爷的爷爷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实实在在没见过世面的农民：比之北大荒那辽远广阔的纯正的黑土地，这点儿油水还叫油水吗？
由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冲击而成的三江平原，丰饶肥美，是黑钙土中的上品，其中又以依兰、宁安、密山为最，而土龙山又为依兰之最。
土龙山是依兰县的一个行政区，位于依兰、桦川、勃利三县交界处，因西北角有一龙形山峦而得名。这里是通往县城的一扇门户，东北多山，西南多平原，来才河、松木河、七虎力河、八虎力河横贯全区，河川秀丽，美上加美，更是庄稼人的乐土，光绪三十年（1904年）即有人来此开发。到土龙山暴动前，全区40多个自然屯划为6个保，有居民7万余，可耕地约13万垧，其中熟地（第一年开荒为“生荒地”，土凉，产量少，第二年为“半生荒”，第三年即为“熟地”）占一半左右，盛产大豆、小豆、高粱、玉米、谷子、粳子等农作物。
侵略者就盯住了这里。
1936年，关东军拟定个《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草案，日本广田内阁采纳了这一方案，并将其定为七大国策之一，伪满傀儡政权则将其作为三大“国”策之一。
所谓“百万户移住计划”，就是从1937年到1957年间，用20年时间从日本本土向中国东北地区移住100万户、500万人。当时预计20年后东北人口将达5000万，而这500万人加上自然繁殖，日本人可占东北总人口的1/5左右。
自甲午战争后，日本不断对外侵略，仅日俄战争伤亡即在10万人以上，这些人几乎都出自农家。日本国土狭小，耕地有限，农村劳动力过剩。“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弄出个“满洲国”，再弄出个“百万户移住计划”，这些人就开始漂洋过海“闯关东”了。
这本来就不是通常意义的移民，更不用说前期都是杀气腾腾的全副武装了。像1933年2月进驻桦川县孟家岗的“弥荣”开拓团，又名“吉林屯垦第1大队”，完全是日军编制，493户编为4个中队、12个小队，大队长市川益平中佐，除每人配备步枪（手枪）外，还有4挺重机枪、2门迫击炮。
鬼子的算盘拨拉得精明。移民后，这些人不但解决了自身的困苦，卸掉了日本的负担，还能为帝国增产粮食，又加强了“满洲国”的警备力量。像第一批武装移民到达佳木斯后，驻防当地的日军一个大队即撤走了。而向中苏边境地区移民，对于日军北进，防苏南下，更是意义非凡。待到百万户移住成功，连居民结构都改变了，那就是“铁打的‘满洲国’”了。
被视为“开拓之父”、供奉于各地开拓团神社中的东宫铁男，是关东军陆军步兵大尉、“满洲国”军事顾问，任职于吉林“剿匪军”司令部，1932年夏率司令部进驻依兰。松花江两岸的肥沃土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剿匪”之余，一个念头就萌生了。鉴于台湾移民失败的教训，他极力主张集团性质的武装移民。
问题是移民地区的老百姓怎么活呀？
且看1933年6月12日桦川县民众代表李东升等人《给哈尔滨日本总领事森岛的请愿书》：
桦川县永丰区孟家冈、霍家营、八里岗、永平岗四屯村民，共有官发地契的熟地1195垧，荒地4535垧，大房96间，小房150间，井26口，磨5个。本年贵国屯垦军到来，把我等四屯的土地、房屋全部归其所有。由于我等所购置的土地，及亲手建筑的房屋被屯垦军占据，多数村民将要失业，很多人会因为没有生活出路而离乡背井。我等以农为业，以生产五谷为收益，各户都靠此养育老幼，但现在这些土地已非我等所有。我等本来是有土地和房屋的，但被屯垦军占有，使得我们无土地耕种而不能糊口，无房屋居住又如何得以安身，若遇匪兵，欲迁往适当地域也无资金，这是何等困苦之境况。
丧失土地，没有生产资本，我等就会饿死。因而，我四屯村民选出李东升、王经九等6名代表来哈，向总领事请求对贵国屯垦军占有的土地房屋发给相当的价款以示抚恤，仅防我等离散，以安民生。
稍微有点儿人性，能拒绝这样的要求吗？
第一个武装移民点是桦川县孟家岗，第二个就是依兰县土龙山地区。
开拓团要种地，地从何来？买。为准备日后大规模移民，1933年10月10师团向关东军司令部提出报告，要在依兰、桦川、勃利、宝清、虎林、密山收买可耕地165万垧，占6县可耕地的60%。其中依兰是35.5万垧，占75.5%。收买价格原来宣布熟地每垧10元，荒地每垧1元，实际操作时一律变成了1元。而当时依兰土地的买卖价格，是上等熟地每垧121.4元，中等熟地82.8元，下等熟地58.4元，上等荒地60.7元，中等荒地41.4元。
与这场人类史上罕见的圈地运动同时进行的，是收缴民枪。
1934年2月中旬，由关东军司令部、拓务省、10师团和东亚劝业公司派员组成土地收买机构，派出特别工作班第2班来到依兰，谁不交出地照，就闯进去翻箱倒柜。有时这一拨还没走，收枪的又来了，闹得鸡飞狗叫，乌烟瘴气。
东北民间枪支，早已有之，“九一八”事变后散落更多。是你们日本子搞得天下大乱，连你们自己都轻易不敢出城，怕挨揍，我们用枪看家护院，保护地面，你凭什么给收走？“耍正月，闹二月，沥沥落落到三月”，4月就该忙活备耕了，你把地抢走了，叫庄稼人指望什么去？就算买，出10倍的价钱，那也得乐意卖呀！
火上浇油的是，孟家岗一带的开拓团缺乏农具、牲畜，有的连种子也没有，就抢当地农民的，甚至到土龙山地区抢劫。
有老人说：祖祖辈辈只闻“官逼民反”，这回是让日本子逼得没活路了，“起哈子”了！
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到二月二“龙抬头”，乡下的鞭炮声是不断的。可突然间响起来，人们心头就会一紧，赶紧看看是不是收枪收地照的人来了。
土龙山5保甲长景振卿、2保保董曹子恒，利用春节拜年访友，到大洼、来才河、双龙河一带串联，首先拉起了队伍。
5保保董兼自卫团长谢文东，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也在活动。
谢文东的形象，用王钧老人的话讲，短粗胖，像个地缸子似的，有些拔顶。
谢文东是奉天省宽甸县人，1887年出生，念过几年私塾，十六岁当家，种过地，拉过脚，放过蚕，卖过牲口。因买地欠债，债主逼债，铤而走险绑票，被官府缉拿，携家跑到凤城县，又远走高飞到依兰县土龙山西太平屯落户。此人力大，又有头脑，广交各路人物，到土龙山第二年就当上保董兼自卫团长。“九一八”事变后，曾在李杜的自卫军任团长。1933年春耕时，被老百姓称做“屯匪”的孟家岗开拓团，抢去八虎力农民的耕牛，农民来找谢文东，他让去县城告状。不久，“屯匪”又来抢劫，谢文东和景振卿武装自卫，将其打死几个。
纵观伪满十四年，土龙山暴动前，大体可算摧毁张学良统治基础阶段。攻打义勇军，抢占大中城市，没收铁路、矿山、银行等等，还未直接危及到一般的私有财产，特别是农村的有产阶级。为了收买汉奸，拼凑傀儡政权，每占一地，日本人还会拜访名人、大户，说些抚慰的话。可它的侵略行径和既定方针注定是要跟有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的。第一轮是圈地，第二轮是归屯，而归屯也不无圈地的成分。
谢文东有房10余间，土地45垧，牛马20多头（匹），大车两挂。这在南满就是大地主了，在北满连个中不溜的也算不上。可不管你是什么阶级，这回都被日本人刀按脖子了。前面写到的“猴头蘑”，若不是鬼子糟蹋了他的小老婆，那天晚上不可能跟鬼子拼命。而为了保护家业，日后寻求日本人保护，也未可知。可是，当日本人要“收买”他的土地，或是要他归屯，不走就一把火烧了他的大院套时，他会不会也一样与鬼子拼命？
3月初，从县城传来准信，说日本人就要来土龙山收缴地照了。
跟日本子讲理去，不讲理就反他娘的！群情激昂。
8日，谢文东、景振卿带领人马向太平镇进发。一路上，不分种粮大户，还是普通庄稼人，挎着匣子枪的，扛着步枪、老洋炮的，不断有人加入，汇集两千多人。这是保卫土地，保卫田园，保卫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
太平镇是仅次于县城的大镇。伪县长关锦涛闻变，赶紧赶来灭火，说这是上边命令的，希望乡亲们体谅他的难处。暴动农民代表说，你做不了主，让日本子来。
9日上午，暴动农民占领伪警察署，关锦涛躲进同兴成烧锅大院，在炮楼里冲外面的队伍喊：张学良的奉军都打不了日本人，你们不是白给吗？明天饭塚太君还要带兵来，别拿鸡蛋碰石头了，趁早回家准备缴枪缴照吧。
这小子本意是恫吓，结果等于送了情报，把10师团63联队长饭塚朝吾大佐送进了鬼门关。
这是一场庄稼人打的漂亮的伏击战。
这天上午，天空瓦蓝，大地银白，阳光照在雪地上有些刺眼。太平镇西4公里左右的白家沟，一个正卡在通往县城的公路拐弯处的屯子，几百名暴动农民大清早就在那里等上了。土龙山地肥人富，只有10来户人家的白家沟，就有3个挺有名的大院套，一侧是“奉天杨院套”，另一侧是“大门曹家院套”、“田矮子院套”，都有炮楼。公路两侧其他制高点上，老洋炮、大抬杆和今天可办一次“万国枪展”的各种杂色步枪，也都在雪地里支上了。
10点来钟，房顶上的瞭望哨喊来了、来了。前面一辆大汽车，驾驶楼上架着机关枪，后面两辆小汽车，最后又是两辆大汽车。车队驶上白家沟后岗，顺坡下行到拐弯处发现路障，车未停稳，枪声就响了。顷刻间，步枪、匣子枪、老洋炮的吼声就把白家沟填满了。
敌人以为是误会了，坐在小汽车里的伪警察大队长盖文义，打开车窗大喊别打了，俺是盖文义。饭塚见势不好，指挥日伪军退到路边一片坟地里顽抗。战后成了战利品的5挺机枪，要是布置停当，发起威来，暴动农民绝不会只牺牲1人。可第一阵乱枪就把首车的机枪手打死了，饭塚还没把那把指挥刀挥舞几下就毙命了，敌人就向县城方向奔逃，暴动农民就开始追击。这时，太平镇那边组织了200多人的马队，赶来增援。周围老百姓听说跟缴枪缴照的鬼子打起来了，也拿着枪和棍棒铁齿什么的，往白家沟跑。
白家沟一战，击毙日军17人，伪军警除盖文义被打死外，全部活捉。
关于土龙山暴动的文章、资料，许多都用了“震动中外”四个字。美国《纽约时报》，当时就曾做过报道。
“百万户移住计划”出自关东军之手，关东军从一开始就把“满洲国”政府撇在一边，直接通过东亚劝业公司“收买”土地，引起伪满当局日本官员的不满。土龙山农民暴动，打死饭塚大佐（死后晋升为少将），这下子抓住了口实，纷纷指责军方胡来。勃利、桦川、宝清等县参事官，还派出代表去“首都”新京（长春）陈述意见。关东军对一些意见不肯接受，代表们便向伪民政部提出辞呈。一通撕咬后，正赶上10师团换防，即将移民善后工作移交伪民政部。伪吉林省总务厅长三浦武美，亲赴依兰任依兰班班长，在军事“讨伐”的同时“宣抚民众”。大肆宣传普通百姓是上当受骗的，只要弃戈归田，既往不咎，仍是良民。并宣布新的土地“收买”方针，荒地、熟地平均每垧2至10元。对“屯匪”则严加管理、教育，以减少与中国人的纠纷、冲突。
对于缺少土地的日本农民来说，中国东北这片丰饶的黑土地，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土龙山暴动后，移民的热情不那么高涨了，已经移民的有的也离开了。第一批移民10万户的计划，实际只完成了5万多户。
而且，义勇军抗战失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尚在初始阶段，就在这时土龙山人民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其意义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非同凡响的。
九里六是依兰东南紧邻勃利的一个屯子，有几十户人家。3月19日，刚成立的由谢文东任总司令的“民众救国军”转移到这里，得知佳木斯日军乘57辆汽车正赶往这里，当即留下一个中队阻击敌人。
日军没想到屯子里有埋伏，先头3辆汽车被两侧交叉火力打瘫了，死伤惨重。后续部队占领屯西北和北岗制高点，向屯子里倾泻炮火，黄糊糊的鬼子就从屯子外的高粱地里发起攻击。救国军主力赶来增援，从两侧攻击敌人。
从下午1点左右打到天黑，救国军据守的3个大院套，围墙几乎被炮火推平了，官兵就隐蔽在废墟中向敌人射击。老百姓送水送饭，给伤员包扎、喂饭，青壮年男人拿起烈士的枪。不会打枪，学会拉大栓、装子弹、扣扳机，就拿冲上来的鬼子练艺。子弹不多了，孙家小铺大院的主人孙兴元，把埋在地下的2000多发子弹全拿出来。
10点多钟，利用夜幕掩护，官兵突出包围。
九里六战斗，毙伤日军几十人，救国军牺牲28人。
这是土龙山暴动后的第一场战斗，应该说打得不错，可接下来就不大行了。
跟古今中外的侵略者类似，大规模的义勇军抗战失败了，关东军就觉得大局已定，着手建设“王道乐土”了。没想到按住葫芦浮起瓢，土龙山农民又造反了，周围各县群起响应。它必须杀一儆百，灭掉这支队伍，不然东北将到处都是土龙山。
无论谢文东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暴动后向南转移都是对的，那里偏远多山，利于作战、生存。可九里六战斗后，得知10师团撤走的消息，又决定回土龙山，而10师团只是与3师团换防。6月初，谢文东又率队伍奔去虎林、饶河。
远去虎林、饶河，是为求得苏联援助枪械弹药。
1933年11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报告》中，说有的义勇军找到我们，“其目的就想经过我们取得苏联的帮助”。
在许多义勇军、山林队心目中，你们都是共产党，信的一个主义，那就跟磕头弟兄差不多，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一些党员也觉得苏联是“阶级祖国”，应该不成问题，有人甚至主张过界去苏联境内去建立根据地。
谢文东率救国军到达虎林县三人班，见到饶河游击大队大队长张文偕、军需长李学福。听明来意，张文偕觉得好笑：哪有这种事呀？俺们的枪弹都是从日本子手里夺的。
这无疑是给谢文东泼了盆凉水，他不死心，也有点儿不信，就决定派人过界去试一试。几乎是同时，在密山的李延禄也派人过界求援弹药，结果苏联表示只能在道义上进行声援。而谢文东派出的人，由于日军封锁，连江也没过去。
白跑一趟，没辙了，东跑西颠又回了土龙山。
小半年过去，当初跟着谢文东暴动的大户，许多又当了保长、甲长，只是这回是给日本人当差干事了。当初觉着跟他沾光的人，这回唯恐避之不及，“沾包”（受牵连）惹事了。人称“马二爷”的马春德，“九一八”事变前当过土龙山区自卫团团总，事变后在李杜的自卫军当过旅长，谢文东在他手下当团长，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伪自卫团团长。见到谢文东，这小子人模狗样地端起架子，训斥道：打你挑头闹事，土龙山死了多少人？眼下还拐带这么多人，跟着你遭罪送死，你对得起乡亲们吗？
既是长者，又是老上司，谢文东对他本来挺尊重，这下子火了，指着他带回来的那些人：你挨个访访，哪个是俺拐带出来的？
土龙山暴动对侵略者的打击是多方面的，“买”地价格变化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是认识了中国人不可欺、不好惹，光靠硬的不行，还得“恩”威并施。软刀子杀人更厉害，鬼子这一招对谢文东的打击是致命的，一些战友、故旧态度的变化，则使他感慨万千，影响更加深远。而救国军官兵看到鬼子不像原来那样烧杀了，马春德之类再宣传回家种地发张证明书，就成了“良民”，一些人就请假回家了。
当初1500多人的队伍，就剩300多了。
秋风凛冽，身冷心寒。9月底，走投无路的谢文东，决定离开土龙山，到牡丹江西大山里猫冬。10月12日晨渡河时，被日军袭击、包围，官兵奋勇冲杀，向东退往勃利。14日又遭日军追击，救国军溃不成军，谢文东仅带着三个儿子和十多名部下，逃入依兰县吉兴河山里，之后又转移到林口、方正。
大雪飘飘，这是土龙山暴动后的第一个冬天，是谢文东五年抗战生涯中最难熬的冬天之一。
年底，李华堂来了。英雄末路，难兄难弟。李华堂在冬季“讨伐”中也损失惨重，来见谢文东，劝说他去哈东找赵尚志，寻求帮助，重整队伍。
在去虎林向苏联求助前后，谢文东曾三次派人进关找李杜，希望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援助。结果是两下皆空，而赵尚志的哈东支队威名赫赫，又近在咫尺，也就只有这条路了。只是不知是生性多疑，对共产党怀有戒心，还是自视土龙山暴动的光环罩人，放不下架子，不想留下过深的上门求人印象，抑或是正赶上身体不适，以及其他什么原因，反正他没动弹，倒是比他大一岁的李华堂不辞辛劳地去了。
接下来就是李华堂到宾县，赵尚志来方正，赵、谢、李三人会面、协商，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前面已经写过了。
而在此前此后，对共产党疑虑重重的谢文东，却表现得比李华堂更积极，曾几次要求将所部编归3军。
这就是谢文东。
李华堂——八十多人，枪械精良，组织是半正式军队、半“胡子”式的，反日坚决（下层士兵常说：“宁将枪毁坏，不投降”），下层士兵百分之五十兵士，百分之二十五工农，其他是“胡子”（县委另一报告说下层大部分是流氓），对群众关系较好（不压迫），经常向地主、富农、把头抽捐。对其他义勇军关系不密切，不相信别的义勇军（因过去与义勇军联合作战时，这些义勇军不坚决，逃跑）。李华堂本人有些政治头脑，在士兵中有相当信仰，有时能接受我们部分的主张，曾共同作过战，相信游击队抗日坚决、有办法。下层士兵一部分要求参加我们的队伍，很愿同我们联合行动，我们部队与他们相遇时，替我们准备给养、住所等（士兵曾有私偷军器送给游击队的）。队内原有一党员，一工会会员，后又派三人秘密进去作下层士兵工作。
以上摘自《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写于1935年1月，作者不详。
李华堂的抗战生涯，始于1932年初的哈尔滨保卫战。他是李杜的24旅96团2营营长，李杜兵败过界，残部散于密山、宝清、虎林、饶河、宁安等地，李华堂率营回到刁翎，收编大排队、山林队，成立“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2支队”，400多人编3个营、11个连。
从正儿八经的东北军营长，到自树旗号的自卫军支队长，这位个头挺高、身材较瘦的“李老奤”，颇有些与众不同之处。
古今中外成气候者，少有不广交朋友的。李华堂的特点，用3军1师师长刘海涛的话讲，是“不论你是贫的富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能够接近他”。治军有方，严厉约束部下，不骚扰百姓。这在那种兵荒马乱的世道，难能可贵。有老人说，谢文东在最困难时也要弄个小锅，吃点小灶，李华堂没这事。如此，受到百姓和部下拥戴就是自然的了。
人熟是宝。谢文东起事后两回土龙山，看重的就是这一点。只是土龙山暴动震动中外，谢文东大名在外，一些土龙山人却把他视为惹祸的妖精。李华堂正好相反。抗战前长期驻扎刁翎，人熟地熟，日伪机关里又有不少眼线，就有点儿如鱼得水的味道了。
如果说这些已与游击队有许多相似之处的话，另一条与众不同就是最重要的，他是较早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是真正抗日的。
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后的第一个动作，是攻打方正县城。3月9日拂晓发起攻击，3军少年连首先突破东门，联合军冲入城内，占领伪警察署，烧了参事官、指导官住宅，活捉伪县长，逮捕40多名汉奸，下午3点左右主动撤离。
那时每年的重要纪念日，通常都会有所举动，具体说就是选个目标打一仗。攻打方正县城，是为了显示刚成立的联合军的威力，也使屡遭挫败的谢文东、李华堂受到鼓舞。而李华堂的自卫军装备精良，颇有战斗力，也给人留下印象。
打方正是赵尚志、李华堂指挥，攻依兰是李华堂。
周保中说：“此次攻依之总指挥，由联军副司令李华堂担任，现李副司令情绪异常高涨，工作更积极。”“西南撤走之各部受敌骑三百余名猛追，我李军长亲自督队伏击，奋起集中火力猛击敌人，敌骑二百余人全歼，残余三十余敌人逃归。”
这位抗联11个军中年纪最大的军长，在军事上是颇有一套的。
刘海涛1939年（笔者判断，似应为1938年）写的《东北抗日军第九军的历史》中，这样写道：
我们说李华堂本人有一种在战场上的特长，他是非常会打仗的，他与敌在战争中多咱也未有吃过敌人的大亏。有人常说李乐态（“老奤”——笔者）打仗真狡猾，有时在战争中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可是他并未吃了敌人的亏。有许多人根本莫名其妙，这是什么因素呢？我想这种军事上的特长我们细想一下也会答复的：1.李华堂他本人非常冷静；2.他有沉着的精神，遇事而不乱；3.他未从待（应为“从未等待”——笔者）事情，尤其是在军事上的事情，首先他详细的研究和考察，这样他就能正确的估计敌人的行动与战略，后边我们还可以举出几个例子出来，好使同胞们明白；4.他有随机应变的才能，他采取的战术无论何时都不是死板不动的；5.他能从各方面得着敌人的消息，比如他能利用社会上各阶层的人，是同情反日的人他都能想办法来利用他，尤其是他能利用敌人内部的敌人来作他的耳目，在军事探听敌人一切；6.在未事变前担任营长时一年三百六（十）天，差不多每天都在外边游击打胡子，可以说，满洲的东大山、江南江北、吉林、黑龙江他在地理上没有不熟的，差不多各地方的人都知道李乐态。我们已经说过他有接近人民一种特长，在过去所谓剿匪时，大部都是得用游击战术，由那时他就学会了游击战的策略，同时锻炼了他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他拿之搭小宿（“打小宿”，指露营——笔者）、墩（蹲）树根、落不着饭吃根本不算会事情，上山爬岭串林子无论何时都是在最前头，没有说过乏；7.他本人也非常的勇敢，到必要时他真能领导部队来干，他对友军特别尽量的帮助，尤其是在战争中特别与友军站在一道生（死）线上来反对敌人；8.他善于布置队伍指挥队伍领导队伍；9.他能（在）队伍中得着绝对的信仰，他部下的人大部分是在未事变前及事变后跟着他共同杀敌的老战士，我们说这点能做到是非（常）不易的，同（因）为他的部队不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
轰轰烈烈的土龙山暴动，在笔者的叙述中，几乎看不到谢文东的什么作用，好像就是个无足轻重的跟着坐车的角色。
关于这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奸老奤”，笔者也希望能让读者了解得多些、详细些。
有老人说：算了吧，他们后来都叛变了，还成了“中央胡子”，就别提他们了。
无论如何，当时的谢文东、李华堂都不是“瞎胡闹”，而是在抗战打日本。著名的《八一宣言》中，还把他们和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一道，称做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