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是1933年1月9日，从虎林过界去苏联的。正是滴水成冰的腊月，据说连帽子都没戴，只穿了一只鞋，只带着妻子和副官，孩子和保姆扔在虎林，连参谋长杨惠忱都未来得及过去。
王德林是一天后，从东宁县城三岔口东越界河瑚布图河过界的。当时三岔口城里枪炮轰鸣，硝烟弥漫，救国军官兵还在殊死抵抗。那条满语意为“流淌沙金的河流”的瑚布图河，用东宁人的话讲，冬天打个“滑跐溜”就过去了。
2001年春，笔者在东宁县城东宁镇东苑北1胡同30号，见到一位八十五岁的瘦削儒雅的老人侯怀恩。他原是三岔口学堂的学生，参加救国军当了司令部粮秣文书，随总部退到苏联的双城子（乌苏里斯克）。听说苏联要把他们送去新疆，他悄悄溜了，冰天雪地中摸了几夜山道，潜回三岔口。
老人说，三岔口东门里有个娘娘庙，日本子在那里杀人，让老百姓都去看。都是救国军官兵，大都是负伤后被俘的。一个个被五花大绑着按到铡刀下，脖后垫上几根高粱秸，铡刀一按，咔嚓一声，人头就下来了。
老人说，俺哪敢去看呀，那不是白给了吗？老娘病了，这地方待不得了，收拾东西准备回山东老家，就听变成了杀人场的娘娘庙那边那个喊呀：
中国不会亡！
打倒日本子！
小日本子，俺操你八辈子祖宗！
额穆的义勇军山林队大小队头，都算上大约有五六百名的样子，在此地的主要头子，是从前救国军的吴司令义成，他自己的队伍还有五六十名，他们天天蹲在森林里向老百姓要吃要穿，对于老百姓“赶边朱（猪）”“绑票”“压马”抢东西等，胡乱闹一阵，老百姓对他们厌恶极了。这些队伍的思想都是“暂时对付着混吧，等关里出兵或者是老毛子和日本开仗，就有办法了”。特别是吴义成，他天天当士兵讲“关里快（出）兵了”，再不就是“关里给汇来了大洋钱了”。
吴义成本来和我军的关系就不好，所以当我军一到额穆时，他表面上对我们非常客气，暗地里他向一切山林队宣传说：“他们是共产党的红军，他们是要共产的，你们千万不要和他们接近，他们竟玩奸心眼儿，弄来弄去就上他们的当……”
这是1936年6月22日，《中共吉东特委关于抗联第五军问题的报告》中的文字。
李杜、王德林过界后，大量义勇军散落在吉东、东满地区，仅宁安一带就有几千人，沮丧、失望，士气低迷。还有前面写过的唐聚五进关后，辽宁义勇军那种被欺骗了的感觉：有能耐的大官都跑了，扔下俺们不管了。
群龙无首——这是个需要有威望的领袖出来收拾残军、残局，重振信心，继续奋起抗战的时刻。
也不能说群龙无首，救国军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吴义成，这时无疑是最高首领了。当时，他和参谋长周保中正在东宁县老黑山奔往宁安的路上，立即下令停止前进。这么大的事情，下一步如何动作，是得好好琢磨琢磨。此人虽是大老粗，却天生聪慧，足智多谋，偏又好作愚钝状，还自称“吴傻子”，王德林说他是大智若愚。现在的问题不是愚智，而在于没了信心，精神头不行了，也要越界去苏联。
周保中不同意，给他分析形势，日军只是占了几座县城，城外还是咱们的天下，完全可以重整旗鼓打下去。4旅旅长柴世荣说，咱们是中国人，到人家那边去算怎么回事儿？其他一些旅长、团长，也说俺不到老毛子那边去。
走不了，那就得干哪。大家推举吴义成代理救国军总司令，周保中为总参谋长，并将部队编为四个路军和一个游击军。1路军司令吴义成兼，2路军司令周保中代，3路军司令姚振山，4路军司令柴世荣，游击军司令李延禄。
队伍继续西进，拿下安图城，救国军稳定阵脚、局面，控制了桦甸、抚松、敦化、蛟河等县大部地区，建立了辽吉边游击区。吴义成当然高兴了，进了县城就像进了天堂，好吃好喝好日子。攻城时抓获的伪警察局长，家人给吴义成送来金银首饰，还有虎皮、紫貂皮什么的，那就放人呗。这小子暗中勾结日军，突然反攻，吴义成措手不及，弃城而逃。
9月，吴义成指挥攻打东宁县城，未果，就带着他的基本队伍进山，老熊蹲仓般蹲起来。
这时周保中的处境与赵尚志在“朝阳队”后期有些相似。吴义成已经没多少队伍听他的了，周保中则众望所归。从一开始就被戴上“上层勾结”帽子的周保中，倘能继续“勾结”下去，那后来5军成立时的基数，八成会更大。可这时正赶上“‘北方会议’路线回潮”，吉东局指示他退出救国军，到宁安着手建立党直接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
明清时称“宁古塔”的宁安，为清代正一品将军衙署地、著名流放地。城内随处可见的两人合抱的老榆树，述说着古城悠久的历史。一座座四角高耸炮楼的大院套，则显示着古城有钱大户的众多，但已多属过去的故事了。1934年全县人口23万，说明这里仍是吉东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县份。而一座宁安城人口达两万多，赶得上东大荒一些新移民县份的人数了。
1934年2月16日，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在宁安平日坡成立，周保中任办事处主任。同盟军以周保中带来的边区军两个连和宁安工农义务队为基础，吸收柴世荣旅、王毓峰团、傅显明团、裴振东团、王汝起团，另有八道河子自卫队，宁安地区一些山林队也陆续加入。
从游击队到人民革命军，再到抗日联军，东北抗联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而5军从一开始就让人想到“抗日联军”。
珠河游击队成立时，并未引起敌人的注意，而绥宁反日同盟军可是很快就被盯上了。这不光是因为前者只有13个人，后者据说达6000多，还因为“同盟军”这3个字在敌人心目中是非常可怕的。倘若各种反日武装都同盟起来，对“满洲国”将意味着什么，那还用说吗？
4月初，从长春开来1个伪警备旅，会同当地日伪军，围攻同盟军根据地平日坡密营。由于出了叛徒，已经无密可言，头道卡子的榆木炮未打响就被敌人打坏了，二道卡子房子也被炮弹打着了，就剩最后一道卡子了。
枪炮声中，宁安工农义务队队长李荆璞嘶哑着嗓子大叫：顶住！谁也不许退，俺要退就把俺打死！
不能打笨仗！
李荆璞闻声回头，是周保中，手拿一支烟斗站在背后。
周保中将烟斗凑近旁边一棵燃烧的大树，点燃后吸一口：咱们是游击队，不能打顶牛仗。不说别的，子弹就耗不起。顶一阵子行，掩护部队把密营里的东西搬走，马上撤离。
李荆璞说俺明白了，可你也得麻溜走呀？你在这儿，俺们得想法保护你，打不好仗。说着，硬把周保中扶上马，瞪一眼几个警卫人员：还不快走！
平日坡密营失守后，同盟军各部分头游击。柴世荣旅在八道河子沟口伏击日伪军，毙伤多人。工农义务队和边区军收缴光棍屯、大荒地、上马莲河等地反动武装，攻袭日本林业公司，打死日本经理、副经理，将卧龙屯伪警察署缴械。又挺进哈东，里应外合，未费一弹，将伪军一个连缴械。王毓峰团和“四季好队”打下小城子，又攻进宁安与延吉间的城子街。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授衔的1000多位将帅中，有4位出自东北抗联序列，都是少将，李荆璞是其中之一。
李荆璞原名李玉山，1908年生于宁安县沙兰乡营城子屯，三岁丧母，十岁给大粮户当半拉子。从小受苦，看透人间不平，听人说书讲故事，特别崇仰那些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因他常为东家上山打猎，练得一手好枪法，也就艺高人胆大。
乡下消息闭塞。1931年冬，他去县城为东家办事，住在义发园大车店。车老板子走州过县，属社会底层见多识广的一群，那烙屁股的南北大炕就是民间新闻发布中心，就听说日本子占了奉天城，正往北边来，就快到这地界了。
那时，这个扛大活的壮小伙子，不懂的事情太多。他最想搞懂也最搞不懂的，是少帅养那么多兵，怎么不打就跑了呢？日本子的飞机、大炮再厉害，不也是人操弄的吗？就算它长着三头六臂，咱中国人这么多，抱成团，怕谁？
回去跟几个扛活的穷哥们一合计，都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再让日本子骑到脖颈子上就更没活路了，大哥你说怎么干吧。李荆璞不光枪法了得，人也精明，豪爽仗义，在乡间颇孚众望。找几块木板，先用锯拉，再拿刀削，做成几支“匣子枪”，用锅底灰染黑了。半夜三更翻墙进了大粮户魏奸头家，几支“枪”顶住魏奸头和炮手，缴了几支枪，拉起一支12个人的队伍，报号“平南洋”。
那时的庄稼人，通常知道“东三省”、“关里”、“关外”，知道自己住的那个屯子属于哪个县。有的连这些地理概念也是一知半解，称日本侵略者为“东洋鬼子”，对许多人来说是后来的事。如今管外国人叫“老外”，那时不是中国人就是洋人，日本子是从南边来的，就叫个“平南洋”。宁安还有个叫“平西洋”的山林队，跟“压东洋”、“平日本”、“打日本”都是一个意思。
救国军兴起后，“平南洋队”加入救国军。王德林退东宁准备过界，李荆璞没走，把队伍拉出救国军，自己干，很快发展到200多人。
1933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关于绥宁、饶河工作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这样评述“平南洋队”：
这个队伍是按旧有的“胡子”队编制的，有掌柜的和四大柱，枪是个人私有，过年过节“挑片子”分赃，掌柜的二个，四大柱一个半，弟兄们一个片子，此外掌柜的有“红钱”（提成）。队内大部分是新破产的农民和学生，有烟瘾的很少，有些小队内只有二三个。各队队长由士兵推举，但多半是以前的惯匪，因为他们山道熟，对游击战争有经验。他们虽是“绑票”，但对劳苦群众相当同情的，所绑的多半是地主豪绅、走狗，对农民很少有害，整个队伍不受国民党的影响。
这样的一支队伍，即便是“北方会议”路线时期，也不能不受到共产党的青睐。宁安县委先后派于洪仁、王光宇、黄佐清、陶净非、陈翰章等人，到队中做政治工作，将其打造成宁安一带最有威望的抗日武装，改称“宁安工农义务队”。5军成立后编为1师，成为东北抗联主力军中的主力师，师长李荆璞。
1935年3月16日，师长兼1团团长李荆璞，率1团在宁安东南山石门子设伏，击毙日军20多人，缴获2挺机枪和20多支步枪。27日，又在二道河子袭击日本守备队，打死9人，俘虏7人。
莲花泡战斗，是1师，也是5军经历的最残酷的战斗之一。
1936年2月，1师所属3个团在宁安东京城西的莲花泡一带休整。部队刚从敦化、额穆归来，正赶上春节，官兵大多是这一带人，老百姓杀猪宰羊欢迎子弟兵。有情报说东京城敌人要出动“讨伐”，师领导觉得不大可能，只是让各团向东京城方向派出警戒。
27日夜，驻东京城日军和伪军1个营，另有马莲河1个伪骑兵团，分头向莲花泡进袭。28日拂晓，战斗首先在莲花泡东石港子屯3团驻地打响，很快师部和1团驻地也被围攻，师长命令3团、1团就地抵抗，2团从右侧发起反击。
冰天雪地中一场激战，实为抗联应该极力避免的战斗。敌人吃够了被游击的苦头，总是挨打，却抓不住对手的影儿，最喜欢拉开架势这样打了。轻重机枪子弹扫得积雪飞扬，像平地卷起大烟泡，迫击炮、掷弹筒不断发射着，屯子里的茅草房被打着了，火舌舔着房顶上的白雪和门上的春联。战至下午两点来钟，2团反击屡屡受挫，1团、3团被敌大半面包围。炮弹倾泻在阵地上，这回烟雾特别大，官兵突然感到头昏脑胀，敌人发射的是毒气弹。李荆璞命令2团两个连掩护，其余部队立即分路撤退。
担任掩护的2团4连马连长和19个战士，被毒气熏得迷迷糊糊后，潜伏在一片榛柴棵子里。清醒过来时，出现在视野里的是一队打扫战场的鬼子，正朝他们走来。马连长的匣子枪响了，随即战士们的枪也响了。
莲花泡战斗，双方伤亡惨重。尤其使鬼子恼怒的是，本来以为战斗已经结束了，又被打死包括森田中佐在内的10多个鬼子。当地反日会后来收敛烈士遗体时，近80人只寻到42具比较完整的，其余都被敌人肢解了、毁坏了。
离休前为重庆市人大副主任的胡真一老人，1920年生于奉天省凤城县胡家堡子，七岁时随父母走北荒到吉林省林口县后刁翎镇（今属黑龙江省）。镇子中间有个小山样的大土包，顶上是个警察局，周围一圈人家。
八岁放猪，十二岁放马，是匹瞎马。那年母亲去世，父亲把妹妹送人当了童养媳，瞎马是婆家给的彩礼。打那以后，只要有人提亲，看着父亲好像中意了，她就收拾个小包袱要走。父亲问她去哪儿，她就说找云龙去。云龙是有名的杀富济贫的女胡子头，镇里商铺和货郎担子卖的扇子上，有云龙的画像，白马红衣，手执双枪，英姿飒爽，是她的偶像。
五岁那年，母亲给她裹脚。用热水烫了洗了，把二脚趾向脚底掰去，要尽力靠近大脚趾，三脚趾也一样，以此类推，然后紧紧攥住，再用裹脚布一层层死死缠住。这样持续三年光景，一双脚就整个变形了，脚底凹陷，脚背隆起，成了小尖尖脚。开头双脚不敢沾地，要扶着炕沿才能站起来，走路得拄根棍子。至于发炎、溃烂了，就更苦不堪言了。
十指连心，脚趾也一样。母亲裹，她就解，系上死疙瘩解不开，就用剪子剪，再裹就挣扎、反抗，杀猪般号叫。父亲心疼女儿，站出来干预，母亲气得哼儿哈儿的，说你要害她一辈子呀？人没见面，脚进屋了，怎么嫁人呀？
这样对峙了几天，母亲不理她了，有时一天也没句话。她以为没事了，谁知母亲竟喝了卤水。父亲和邻居们乱成一团，忙不迭地用热水把狗屎搅稀了，给母亲硬灌下去，那一顿吐呀，好歹算把人救过来了。
七十七年后，在重庆市老人家里，老人说脚的解放，对我人生的命运是决定性的。朝鲜族妇女不裹脚，那时的汉族女兵都是大脚，或是裹了又放开的半大脚。三寸金莲，你就是有天大本事，万丈雄心，也只能在家囚着。参加抗联后宣传群众，就说妇女解放，从脚开始。
又道：俺娘性子烈，俺像俺娘。
母亲漂亮，两个女儿都是天生的美人坯子，求婚的不断。那时那人十五六岁就结婚了。兵荒马乱年头，就更急着给女儿找个人家，寻个着落。胡真一就觉着这辈子真得走云龙那条道了，没想到来了“胡子”“共产党”。
1936年秋，庄稼快上场了，5军打下前刁翎。前后刁翎相距5公里，消息一阵风就过来了。这是个什么绺子呀？人家不是绺子，叫“共产党”，听说是从关里来的。不是绺子，那他干什么呀？有人说打日本子，还“共产共妻”。“共产共妻”是怎么回事儿呀？那时都叫“老婆”、“媳妇”、“孩他妈”、“屋里的”，庄稼人哪有叫“妻子”的呀？有人就讲“共产”是把有钱大户的东西分给穷人，“共妻”是你的老婆也是俺的老婆，俺的老婆也是你的老婆，什么也没有自己个的，都是大家伙儿的。“俺的妈呀！”人们大惊失色，这不是比胡子还胡子吗？
胡真一老人说，有姑娘、媳妇的人家炸窝了，穷人不怕“共产”，怕“共妻”呀。俺赶紧收拾包袱，俺爹还用锅灰在俺脸上抹两把，刚出门就听见街上“呜哩哇啦”吹喇叭，还是喜庆调。一看，是前刁翎来送亲的队伍，其中还有两个小学教员郭铁坚和李淑贞，是两口子，后来都参加抗联了。那时人们都信服教书先生的话，两个人又能讲，更重要的是事实明摆在那儿。共产党要是“共产共妻”，还能有这送亲的队伍吗？人们心里踏实了，可送亲的娘家人不高兴了，说商量好的事，怎么不出来迎亲呀？欺负娘家穷，没势力呀？
几天后，5军来了。贴标语，开大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抗联是什么样的队伍，号召人们为抗日救国出力。让人们感到稀奇又好笑的是官兵“大叔”、“大婶”叫着，到各家各户去让捐粮。大家都笑，说这共产党怎么像要饭的似的呀？越这样，人们越爱给，自古谁见过这样的军队呀？不过，晚上组织妇女开会，一些人还是不大放心，特别是老头、老太太，悄悄跑去溜墙根，看里面究竟在干什么。
有个谢兴华，和胡真一是干姊妹，前刁翎人，父亲当甲长，一家人都参加抗联了。胡真一跟着她和几个女兵，这跑那颠，成天不着家。父亲见她跟当兵的在一起，不敢说什么，暗中和两个哥哥盯着她，怕这个“疯丫头”跟人跑了。
队伍走了，父亲放心了。胡真一早问好了，队伍离开后刁翎，要在许家屯住几天。她跟后院的宫小丫、前街的吴华敏是干姊妹，一商量，约好了，跑。每人挎个小包袱，还有个烟袋。那时农村妇女少有不抽烟的，“关东山三大怪”嘛。
到许家屯10多公里，快走一半了，路边树棵子里突然钻出个人，手里拎着根棒子。3个人吓了一跳，再一看不是劫道的，是胡真一的大哥。怎么商量也不放行，3个人就坐在地上耍赖。大哥把包袱、烟袋“缴械”了，再硬把胡真一拖起来：爹说了，打断腿也要把你扛回去。
“文化大革命”中，胡真一被批斗，父亲哭着说：都怨俺呀，那时把你找回来就好了。
胡真一道：打日本不会错，到什么时候也不会错。
敌人逼迫参加抗联的人家上山找人。宫小丫的父亲故意钻树棵子，挂得破衣烂衫的，回去给敌人看。胡真一的父亲是真找，拄根棍子，披件破羊皮袄，这山那山喊哑了嗓子。月亮出来了，狼嚎，他还喊。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更别说个大姑娘了。队伍再好也是兵呀，这不是掉虎口、狼圈里了吗？
走到一条盘山道，坡下都是茅草，底下一个半人来深的水塘，边上结着冰碴儿。胡真一给两个伙伴递眼色，宫小丫就说要撒尿，两个人钻进树棵子里。胡真一假装跟大哥说话，冷不防一推，大哥“妈呀”一声，就听“叽里咕咚——扑通”一阵响。跑出老远了，还听大哥带着哭音喊：你们不听话，枪子不认人呀。
抗联各军中，2军、5军女兵最多。2军朝鲜（族）人多，5军汉族人多，又以刁翎人最多。著名的“八女投江”中，刁翎人占一半。而刁翎参军的30多个女兵，幸存者只有两个，另一个是李淑贞。郭铁坚牺牲后，她嫁给金京石。金京石是朝鲜人，抗战胜利后回朝鲜，任平壤市长。
女兵和十几岁的小孩，都送到教导队去学习。新队员登记，一个王处长问胡真一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小买子”。王处长笑了，又问她姓什么，想了想，道：俺给你起个名，从现在起，你就叫“胡真一”了。
胡真一老人说，那时东北叫“小买子”的人多了，意思是买来的，不是妈生的，命贱，好养活。有的男人都没个大名，只有小名，更别说女人了。俺妹妹一辈子也没个名字，婆家姓任，就叫个“任胡氏”。俺要不参加抗联，也一样。
在教导队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找个宽敞点儿的大屋子，南北大炕上一坐，教员在墙上挂块木板，把大家的姓名写上去，边写边讲解，然后个人练习写个人的。讲马克思是德国人，列宁是苏联人，斯大林是列宁的接班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等打走了小日本子，中国也要建设跟苏联一样的国家。
学习个把月，敌人来“讨伐”，教导队要转移。人多目标大，年纪大点儿的就分配工作了，胡真一和几个人分到依兰喀上喀密营被服厂。
胡真一参军时，5军服装比较统一，是黄色的。黄色是掩护色，而整齐划一，“对于军威上和政治影响上有很大的关系”。不但威风、气派，更像支正规军，让老百姓觉着不是胡子，免去不少口舌、麻烦。军装对于抗联的这种功用，应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
女兵服装与男兵的差异，是棉裤大腿两侧有个囊，叫“马裤”，这在当时就是一种时尚、时髦了。再打上绑腿，腰间皮带一束，自我感觉，别人瞅着，漂亮、神气极了。1937年，正是抗联的好时候，5军领导对女兵的生理特点想得也周到，被服厂特制裤衩和类似胸罩的小背心，还有土造月经带。那时穷人谁穿衬衣衬裤呀，冬天也是空筒子棉袄，更别说背心、裤衩了。做着这些小衣服，胡真一以为是给孩子的。再一想谁家孩子胳膊腿能这么粗呀？缝个尺把长、比擀面杖粗点的布袋，里面装上草木灰，两头缝上带子，上边再来一圈，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呀？一问，脸就红了。大家都笑，说你这“疯丫头”、“野小子”还会脸红呀。
半年后，胡真一和3个女兵被调到军部。一天，副军长柴世荣让她收拾打扮得精干、利索些，腰间特意挂支小手枪，再如此这般交代一番，就带她去见“九彪队”首领“九彪”。
“九彪队”有200多人，是与5军联合作战的一支山林队。这天来商谈什么事，不知怎么提起5军的女兵。那时女人除了生孩子，就是围着锅台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三寸金莲也迈不动。当兵打仗，更是想也不曾想。骡马上不了阵，军中有女人不吉利、丧气，打败仗，开头连抗联都有人这样说，更别说山林队了。
“九彪”四十来岁，中上个头，稍胖，一身黑衣裤，腰插两支匣子枪，说话挺和气。问胡真一家在哪儿，怎么参军的，爹妈同意吗，打过仗吗，打枪害不害怕，有没有受伤的，伤了哭不哭，等等。
胡真一老人说，那时管这种事叫“办外交”，俺哪办过外交呀？看副军长挺严肃、认真的，心里就像揣个小兔子，比第一次打仗还紧张。可一听“九彪”提的这些问题，这还不好回答吗？现成的，张口就来。他还问男男女女的，晚上睡觉怎么办。俺一听就笑了，给他们讲个故事，把大家伙儿都讲笑了。
当班长不久，部队深夜进屯宿营，全班十几个人一家挤不下，就自己找人家，看准炕上躺着的是长头发，就上炕躺下了。那个女人浑身直哆嗦，打摆子似的，问一声没回音，抖得更厉害了。她寻思这是病了，伸手去摸人家脑袋，就听“嗷”的一声，那女的一下子跳起来，大喊“救命啊”。一家人“嘁咚咕咚”跑进来，说这小子想糟蹋新媳妇，喊着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胡真一说，俺是个姑娘家，能糟蹋谁呀？
听声音挺水灵，看模样看不出来。头发跟男的一样，棉裤上倒是有俩囊，可老百姓不懂呀。再说了，谁信女人还能扛枪打仗呀，有人拿着菜刀、烧火棍什么的就往炕上上，有的说揍他，有的说拿他去见官，让当官的收拾他。
胡真一端起步枪，吓唬着大喊：老爷们儿都给俺出去，俺脱衣裳给你们看，看俺是男是女。
自参军后就没脱过衣服睡觉，就脱这么一次，还不是为了睡觉。
胡真一第一次参加战斗，是1937年秋，快割麦子了，在刁翎的黄鼠郎子沟。部队部署在山坡上，山下一片麦地，前边是条河，日军骑兵100多人，半渡时开始射击。在教导队学习，教员讲射人先射马，她就瞄准最前面的那匹马。枪响了，吓了一跳，好一会儿才明白不是自己打的。就继续瞄呀瞄，右手食指就用上力了。“咣”一家伙，好像不是枪响了，而是脑袋炸了，眼前一片混沌、空白，后来发现枪也扔了，人趴在那儿傻了似的。
就这么放出第一枪，打了第一仗。之后就行了，瞄准了，一枪，又一枪，有时还告诉自己放近了打。曾亲眼见到打倒一个鬼子，死了伤了说不准。
第二年冬天，在兴隆沟把敌人打垮了，就追。跑出1公里多，女兵落后了，胡真一在女兵中跑得最快。小时候登山爬砬子，一些男孩子都没她快。街坊邻居家老母鸡抱窝，都让她去往窝里摆鸡蛋，说她手脚麻利，小鸡出壳快。跑着跑着，发现路边沟里趴着个鬼子，呢子大衣上好多血，还活着。她把枪对着鬼子，四下瞅瞅，寻思这可怎么弄呀，那鬼子冲她瞪眼睛，说着日本话，就听懂两个字“八嘎”。她火了，“俺叫你‘八嘎’！”上去就是一刺刀。
女兵们追上来了，站那儿瞅着血渍糊拉的鬼子，有的还瞅瞅胡真一枪上的刺刀。胡真一也说不清心头什么滋味儿，这毕竟与老远用子弹射杀敌人不大一样。
袭击敌人列车前，通常要扒段铁道，然后埋伏在铁路两边。用斧子、锤子、榔头把道钉砸活动了拔出来，用木棒把钢轨撬起来，再按原样摆那儿。女兵和男兵一样干，大冬天一会儿一身透汗。手闷子窟窿眼子的，沾上铁一拽掉层皮。
打伪军，攻警察署，袭击山林警察，有时不让女兵直接投入战斗，让她们唱歌、喊口号，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见有女兵，有的敌人就喊“抓活的”、“抢老婆呀”，大家恨得牙根痒痒，男兵女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往死里打。
5军女兵最多时达300多人，那时足够一个团的兵力了。虽然没有妇女团这个编制，女兵也从未都编到一块儿，可官兵喜欢这支别样的队伍，时间久了老百姓也熟悉了，见到女兵就说“妇女团”来了。
这还得从一个女人说起。
冯淑艳，1910年生于奉天，六岁随父母走北荒，到吉林省穆棱县（今属黑龙江省）九站（今穆棱镇）泉眼河屯落户。1933年7月，邻居于凤阁家娶儿媳妇，日军突然闯来，说参加婚礼的人中有反满抗日的。喜庆的喇叭调变成炒豆般的枪声，血溅宴席，六七个人倒在血泊中，其中包括冯淑艳的母亲和侄女。
从此，这个长得高高壮壮的血性刚烈女子，就把生命的意义浓缩成两个字：报仇！
要问具体怎么报仇，二十三岁的农家少妇还真说不上来。她不知道是哪个鬼子杀了母亲和侄女，在她眼里，这帮一身黄皮、戴着战斗帽的两脚禽兽，都是一个熊样。一命抵一命，你们就得还俺两条命。
屯子里难得见到鬼子，就去九站。通常都是晚上去，一是农家活忙，二是这活就该是晚上干的。大营不能去，那是白给。她的目标，是单个或不超过两个的鬼子。后来又多了个目标。听说九站有共产党，有的还说得挺吓人，她不怕，只要打鬼子就行。她要找他们帮忙，或是跟他们合伙，一起杀鬼子。只是共产党脸上也没贴帖，就像她这个深更半夜巡街的“大老爷们儿”，谁知道会是个怀揣杀猪刀的青年女子呀？
这天半夜时分，在车站附近发现一户人家有灯光。上前趴窗看，里面好像在开会，隐约听见“反日”两个字，就寻思这是共产党吧。突然有人从背后把她抱住了，“啊”出半截嘴也被堵住了，拼命厮打、挣扎也没用，被两个人拖进个小屋里，绑在柱子上。
你是干什么的？
俺落你们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俺就问一句：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你是个女的吧？你问共产党干什么？
杀日本子！
由于刚才激烈地搏斗，三个人都大口地喘着粗气。没点灯，看不清嘴脸和表情，但她有种直觉，对方不像坏人，可能就是共产党。是不是也无所谓，她早就豁出去了，就一五一十地把什么都讲了。
这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冯淑艳家来了个伪警察。老总有什么事吗？那伪警察却嬉皮笑脸地道：不认识俺了？再看，却是她的丈夫王杰忱。
丈夫也帮她找共产党，找到宁安去了。钱花光了，想起表弟李文彬是宁安县伪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就奔去了。再一寻思，两口子找共产党没少耽误活，当警察，挂个名，多少挣几个，也能贴补家用。而冯淑艳揣把杀猪刀“巡夜”，看到伪警察也没动手。她觉得这帮东西可恨，又可怜。可你也不能帮狗吃食，穿身狗皮回来呀。
冯淑艳气不打一处来，抓起笤帚疙瘩就打：你这个不知好赖的东西，咱们打离婚！
那时提起离婚，前边都要加个“打”字。也是，有几个不打呀吵的能离婚呀？
王杰忱边躲边叫：别打了，俺明个就去辞退了还不行吗？
这事得向组织上汇报。穆棱县委书记潘寿廷沉思一阵子，一拍大腿：咱想往里派人还派不进去呢，让他在那儿好好干，当地工，收集情报。
1936年2月，5军1师参谋长张镇华，受周保中派遣，来找冯淑艳。张镇华和王杰忱是磕头兄弟，叫王杰忱三哥。冯淑艳知道他来肯定有事，边张罗弄饭边说，你说吧，俺听着。张镇华说李文彬这个人不错，组织上想把他的队伍拉出来反日，那边只有三哥一个人，想让三嫂也去。冯淑艳说行啊，什么时候去？张镇华说越快越好，冯淑艳说俺明天就去。
表嫂来了，李文彬热情接待。
李文彬，1902年生于双城县三姓屯，读过3年私塾。种地、赶车，到三十六棚（哈尔滨铁路工厂）学徒，1920年参军，从士兵到班长、连副、连长。“九一八”事变，所在18旅投降日寇，李文彬回家。1934年经旧同事介绍，任伪依兰县森林警察大队大队副，第二年调任宁安县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驻防牡丹江左岸的三道河子。这个大队150多人，大都是原东北军，许多人参加过抗战，有战斗经验，所以参加抗联后立刻成为一支生力军。
李文彬精明、沉稳，带兵打仗很有一套，对付鬼子也有一套。奉命“讨伐”，哨子催命似的震天响，立即整队出发，瞅着认真极了，有时却走错路了。有时枪声炒豆似的，比日军打得还激烈，那枪怎么打的，对手当然也知道，不然就不会来策动哗变了。
谈话是在饭后好像不经意间进入正题的。
冯淑艳说：你这个差事挺好吧？
李文彬道：好他妈啥呀，还得受日本子的气。
窗外北风呼叫，室内表兄弟夫妇坐在热炕上唠嗑。李文彬方脸膛，浓眉大眼，戴一副黑边眼镜，人很壮实，又是个武人，言谈举止却像那名字文质彬彬的，可也压抑不住地出口就是句粗话。
冯淑艳说：你这官也不小了，这一百多号弟兄不都得听你的吗？
她早不是那个只凭血性之勇的女中豪杰了，这一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专呛李文彬的肺管子。
李文彬叹口气：弟兄们听俺的，俺又得听谁的？光这院子里就有8个日本子，都是军官。这年头中国人当多大的官，也是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吃饭，是日本子手里的棋子。
话说到这份儿上，冯淑艳就开门见山了：张镇华是你哥的磕头兄弟，他常去俺们家。前几天让俺给你捎话，希望你能当个真正的中国人。
李文彬沉思一会儿，道：这事非同小可，千万声张不得。你转告张镇华，这边还得好好做做工作，把弟兄们的心都拢到一起才行。
李文彬豪爽、仗义，肯为部下担待，颇受官兵拥戴。所属三个小队，小队长都有爱国心，又是磕头兄弟，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
冯淑艳和李文彬确定的方针，是先官后兵，先易后难，先重点后一般。军官没问题，重点人就是两个机枪手了。这机枪手是日本人认为可靠的人，不过王杰忱已经和其中一个姓毕的磕头拜了把子，另一个姓赵的挺会在日本人面前来事，受到信任，难度就大。冯淑艳让人把他那挺机枪偷出来，放到大队部院墙豁口处，日本军官每天晚上巡查，自然发现，这还了得。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死了死了的！日本人把姓赵的拉到西门外，绑在树上。
李文彬不动声色的一声令下，官兵们操起武器冲出来，把赵机枪手团团护住。毕机枪手把枪口对准日本指导官和教官，大叫：你们日本人太不是个物了！弟兄们给你们卖命，你们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有点儿毛病就“死了死了的”，你们不把俺们当人待，老子今儿个也豁出去了！
眼见着硬撑下去肯定要吃大亏，指导官津村昌咕噜一句，鬼子们就把枪放下了。
1小队长费广兆把手一挥，官兵们也把枪放下了。他走到津村昌面前，说：俺们有两个要求，不知指导官能不能答应。
你的大大的好人，说了说了的。这工夫，津村昌当然希望有个台阶下了。
费广兆道：第一，今后对有错误的士兵，要先训教，如果不改，才能处理。第二，今儿个这事，由俺们大家伙儿帮赵机枪手改正错误，他要不改，连俺也算上统统枪毙。
幺西，统统的可以。这小子答应着，还亲自上前为赵机枪手松绑。
这件事一举数得，甚至就是一次哗变、暴动预演。
7月12日这一天，正巧8个鬼子都在，就决定当晚行动。在李文彬指挥下，半夜时分，掐断电话线，关键部位骨干布置好了，两挺机枪堵住日本人的房门，将鬼子全部消灭。然后，烧了房舍和军事设施，全体官兵和家属分乘3艘大船，沿牡丹江向5军驻地三道通进发。
李文彬率队起义，成为七七事变后吉东地区伪军反正、起义的先声。随后，依兰县伪38团和警察队哗变，勃利县伪29团哗变，带出大批枪械弹药。
七七事变对伪军，包括伪官吏，是一次重大冲击。
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义勇军奋起抗战的一种重要心理支撑，就是期待关里出兵，收复失地。而今关里打起来了，虽然还未出兵，但是觉得这回有指望了。有的就动作起来，没动作的也变得动摇了。
为策反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张镇华等人曾编了一首《伪军反正歌》，其中一句歌词是“拉出队伍奔抗联”。七七事变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些伪军哗变后，直接投奔了抗联。
有人也是投机，看风使舵，变来变去——留待后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