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行旅,小说中华 河与岸

——苏童的《河岸》

苏童是当代大陆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他以《妻妾成群》《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红粉》《米》《城北地带》《我的帝王生涯》等一系列作品倾倒海内外读者。这些作品多以想象的南方城镇为背景,回顾历史人情,状写风月沧桑,笔触细腻精致,而字里行间透露的神秘颓废气息尤其引人入胜。

作为一个专志的作家,苏童显然不希望原地踏步,重复已然叫好的题材。最近十多年来他屡屡寻求突破,像《蛇为什么会飞》白描现代都会志怪,《碧奴》重写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的传说,都可以看出努力的痕迹。然而这些作品刻意求变,反而事倍功半,不能让读者满意。

《河岸》的出现代表苏童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部长篇小说应该是他近年最好的作品。《河岸》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靠河的小镇上。混沌的河流,一切如此荒凉,只有当漂流河道的船队靠上岸边时,才带来一阵骚动。少年库东亮生活在船上,对岸上的世界有无限好奇;东亮的父亲库文轩却以戴罪之身寄居船队,再也不愿离开。与此同时,身份暧昧的女孩慧仙一心要上岸出人头地。库家父子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女孩慧仙是否能够成就自己的野心?烘托这些情节的,则是一段神秘的历史,还有眼前铺天盖地的运动。

熟悉苏童的读者会发现《河岸》汇集了不少他此前作品常见的题材:变调的历史,残酷的青春,父子的僵局,性的诱惑,难以言说的罪,还有无休止的放逐和逃亡等,共同构成苏童叙事的语码。如果我们仅仅专注情节主题的安排,《河岸》也许并没有太大突破。然而细细读来,我们发现比起《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或是《刺青时代》,写作《河岸》的苏童毕竟有所不同。他的叙事变得缓慢绵密了,而他对人物情境的铺排有了以往少见的纵深。更重要的,苏童所擅长的抒情语气现在有了更多沉思、反讽的回声。这些改变不仅标示了一位作家的成长,也同时提醒我们当代中国小说语境的变迁。

《河岸》的故事由库文轩、库东亮父子的紧张关系展开。库文轩号称是革命烈士之后,借“烈属”之名,很有一些得意日子,私生活更是多彩多姿。但有一天他的身份突然出了问题,一切急转直下。库被贬到居无定所的船队里,成了一个猥琐的怪胎。但即使到了最潦倒的地步,库不能忘情他的背景,以及象征他的家史的烈士纪念碑。

碑的喻义在此不言可喻。碑铭刻历史,封存记忆,更以它坚挺的存在成为男性魅力的表征。库文轩的历史正确性和他的性能力成正比,良有以也。然而苏童要写的恰恰是纪念碑作为一种历史“雄伟符号”的虚构本质,以及这一雄伟符号与(性的)狂欢冲动的消长关系。库文轩自命身份不同,竟然真借“势”而起。但一旦失去了历史的加持时,他岂能全身而退?他的自我阉割轻易成为身体即政治的寓言。

库东亮随父亲漂流河上,俨然承袭了父亲的罪,但他不能拒绝岸上的诱惑。这一部分苏童写来最是得心应手;隐讳不明的家族历史,青春的躁郁和悸动,让东亮辗转难安,而在那样的年代里,他的叛逆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出口。透过这个船上少年的眼睛,苏童写出了河与岸的相互牵连,河与岸的格格不入,种种暴力因素,一触即发。而东亮终必明白,所有的事物就算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各有它的阴暗面,无论如何追寻反抗,也难以厘清其中的奥秘——或所谓的奥秘根本是空无所有。革命历史如此,风花雪月也如此。

苏童曾是先锋派作家的一员,一向善于拆解历史、遐想虚无。不论是《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架空早期历史,或是《我的帝王生涯》戏拟中国王朝盛衰,都是好的例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现实主义兴起,苏童又证明他也是白描世路人情的好手,尤其是像《刺青时代》这类反映少年启蒙的故事。《河岸》基本结合了这两类叙事的特征。借着库文轩可笑可怜的一生,苏童不断嘲讽“历史”的意义到底何在。但苏童也明白历史作为一种生存经验的积累,并不因此就被掏空:库东亮的成长如此艰难,实实在在地演绎出另一种国家大叙事所不能企及的欲望与惶惑。

苏童以往以女性角色享誉,《河岸》中的代表人物是慧仙。这个女孩从小流落船队中,却不甘于现状。她上了岸,凭着样板戏《红灯记》女英雄李铁梅的造型崛起。但是慧仙到底是俗骨凡胎,她卑微的出身和她的虚荣任性注定了她的命运。某种程度上,慧仙其实是库文轩的翻版。库借着烈属身份吃香喝辣,慧仙则靠着样板戏人物风光一时。一块烈士纪念碑或一盏道具红灯成了他们历史身份——角色——的护身符。政治信仰和恋物崇拜在此混为一谈,苏童对意识形态的讽刺莫此为甚。当这两人所依附的符号物被褫夺,他们立刻被打回原形。

《河岸》的中心是库家父子的紧张关系,慧仙部分的情节并没有完整地发挥。但苏童对这个角色是有感情的。慧仙性格的缺点显而易见,就像十九世纪自然主义小说里的女主角们一样,环境和遗传是她的宿命。但比起苏童早期小说里那些气体虚浮的女性角色,慧仙轻浮却又强悍、天真却又世故,这使她成为一个饱满可亲的人物。慧仙的命运在小说最后悬而未决。想象中大时代过后,这样的女性是要在新时期继续闯荡的。

对苏童而言,《河岸》还有一个要角——河流。苏童对河流意象的迷恋其来有自。河是联结作家心目中“南方”的动脉,深沉、混沌、神秘,穿乡过镇,流淌到不可知的远方。河不受拘束,有时泛滥,有时枯竭,莫测高深。相对于河的是岸,那律法与文明的所在,限定河流走向的力量。苏童曾在散文《河流的秘密》写道,“岸是河流的桎梏。岸对河流的霸权使它不屑于了解或洞悉河流的内心”。然而,“河水的心灵漂浮在水中,无论你编织出什么样的网,也无法打捞河水的心灵,这是关于河水最大的秘密”。

这几乎像是为《河岸》所做的告白了。库文轩因为伤风败俗,被逐到船队上,他恐惧岸上的迫害和蔑视,但又不能忘情耸立岸上的纪念碑。这是他的悲剧根源,他抱着纪念碑自沉的结局,因此并不令人意外。河与岸的纠缠更表现在库东亮和慧仙的欲望和行动上。在河与岸的交界、文明与欲望的边缘上,两人不断铤而走险。小说最后,东亮被禁止上岸,慧仙落地生根。但是两人真能就此打住么?

再将眼光放大,我们记得这两个年轻人都出身河上的船队。船队随着河流上下,处处为家;船民们背景复杂,贫困无文,因此被岸上的人视为贱民。经年累月,他们漂流四方,俨然成为一群异类。苏童写这样一群人并不乏浪漫的投射。时代天翻地覆,漂流在河上的船队反而像是乱世里的“方舟”了。然而船队又岂能真正遗世而独立?恰恰相反,船民藏污纳垢,钩心斗角,而岸上的憧憬——和补给——永远蛊惑着他们。换句话说,这未尝不是一队“愚人船”,库家父子和慧仙不过是其中的抽样而已。

历史长河缓缓地流到了新的世纪。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作家现在也已经人到中年。回首来时之路,他们近年纷纷写下曾经刻骨铭心的记忆。毫不意外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作家们的青春时代——成为书写的重心。但这段历史在他们笔下何其不同。余华的《兄弟》写出从禁欲到纵欲的一体之两面。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将那个时代视为辩证青春与知识的契机。林白的《致一九七五》则致力描绘时代所带来的性别觉醒和感性律动。毕飞宇的《平原》思考人不成个人样的焦虑。

苏童以《河岸》来回应这些同辈作家的纪事,行文运事的确独树一帜。历史正如他小说中的河流一样,深沉、混沌、神秘,拒绝岸的桎梏,却又随着岸形成不得不然的流向。苏童的笔触是抒情的,而他笔下的世界是无情的。摆动在修辞叙事和历史经验的落差之间,《河岸》即使在写作的层次上,已经是一种河与岸、想象与现实的对话关系。这很可以成为苏童未来创作的走向,岸上河上,持续来回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