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鹤的小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台湾地区不论是政治权力的变动，还是文化资源的消长，无不以呼唤原乡、寻回主体为命题。历经四百年的浮沉，这座岛屿仿佛蓄积了太多的义愤与悲情，迫不及待要向历史讨回公道。一时之间，文学界也如斯响应。千言万语，成为世纪末大观。
然而跨过了千禧门槛，回顾过去十几年台湾论述及台湾想象的转折，我们不得不警觉它的局限。岛上的激情与喧嚣如今仍然方兴未艾。
静下心来读读舞鹤吧。眼前关心台湾历史、社会、文化的正是大有人在，但读过或听过舞鹤的又有多少？这位作家出身府城台南，过去二十六年来漂流南北。他身无长项，唯一的寄托就是写作，但其间有十三年之久他却隐居起来，未曾发表一字。写或不写，还有写什么，怎么写，于他必定是艰难的考验。舞鹤笔下充斥被国家、政治机器斫伤的生命，没有前途的惨绿少年，沉迷异色恋情的男女，黯然偷生的少数民族，还有忧伤的、躁郁的寻常百姓。这些人物多半来自中下阶层，他们的痴心妄想，喜怒哀乐，构成台湾社会的异样切片。
这样的人物及其衍生的故事，其实也曾出现于乡土文学中。不同的是，舞鹤从头就拒绝简化他的立场；他既不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广施同情，更不承认苦难就必须等同于美德。他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复杂的台湾视野，在在引人思辨。我在他处（《余生序论》）曾借舞鹤的作品《拾骨》加以发挥，称他为“拾骨者”。舞鹤探究历史创痕，剖析人性纠结，寻寻觅觅，俨然是在时间与空间的死角里，发掘残骸断片，并企图与之对话。经由他另类的“知识考掘学”，已被忘记的与不该记得的，悲壮的与龌龊的，公开的与私密的，性感的与荒凉的，种种人事，幽然浮上台面。这是舞鹤叙事的魅力，但也更应该是台湾桀骜的生存本质。
舞鹤是台湾原乡人里的异乡人。他是原乡人，因为他念兹在兹的总是这块土地上的形形色色。他又是异乡人，因为他太明白最熟悉的环境，往往存在着异化或物化的最大陷阱。我使用“异乡人”一词，联想到的是加缪半个多世纪前的名作《异乡人》（又译《局外人》）。舞鹤特立独行，择荒谬而固执，何尝不是你我眼中的头痛人物。但他显然有意以他的生活方式及文学写作，嘲弄、批判我们居之不疑的信念及堕性——他强迫我们与他一起“拾骨”。
舞鹤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就开始创作，而且一鸣惊人。《牡丹秋》处理一段春梦了无痕的恋情，原是通俗的题材，舞鹤写来，却平添了一种存在主义寓言色彩。他描述孤绝的生存环境，昙花一现的人间情义，舍此无有退路的意义追求，也透露他私淑现代主义的痕迹。另一方面，《微细的一线香》白描一个家族颓败的必然，臆想伦理传统的绝境，则彰显舞鹤挥之不去的乡愁。爱恨交加，若断若续，由此而来的一股忧郁颓废风格，反而犹其余事。现代主义与乡土写实主义在他的创作里并行不悖，已经在他早期作品中可以得见。
八十年代的台湾，各种运动风起云涌。舞鹤反而隐居起来，不事生产。逆向操作，似乎一向是他的特色。十三年后，他再度出马，一连串的小说如《逃兵二哥》《调查：叙述》《拾骨》《悲伤》，都广受好评。之后他再接再厉，并两度进驻少数民族社群，写出《思索阿邦·卡露斯》及《余生》两作。前者见证鲁凯族屡经迁徙所产生的传统绝续危机，后者探勘泰雅族涉入的“雾社事件”，及其历史、记忆的纷乱线索。就事论事，诚恳实在，读来反更令人触目惊心。
舞鹤也写了其他小说，如《十七岁之海》《鬼儿与阿妖》等。触角及于情色生活揭秘，还有它的伦理辩证。舞鹤有意根据他的“田野调查”，重划欲望乌托邦（或无托邦）的界限。他未必有惊世骇俗的意图，却毕竟因为立论的特异，达到惊世骇俗的结果。如此看来，舞鹤是偏执的，也是世故的；是天真的，也是忧伤的。
初读舞鹤的读者，最好的起始点正是小说集《悲伤》。这本小说集包括了前述舞鹤早期的两篇作品，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悲伤》《拾骨》《逃兵二哥》《调查：叙述》等。顾名思义，这不是本快乐的书。然而舞鹤既然从不按牌理出牌，他的部分作品即使在描写生命最惨淡的时刻，也能让我们睁大眼睛，有了纷然骇笑的冲动。《拾骨》中的叙事者多年为精神官能症所苦，萎靡不振；忽一日亡母托梦，他于是发动家人为逝者捡骨。由此舞鹤写出台湾殡丧事业的光怪陆离，令人哭笑不得。故事的高潮是叙事者悼念亡母之际，突然有了性冲动，因而脱队寻欢去也。爱欲与死亡双效合一，这位叙事者终于在一个妓女的大腿间，完成了他孝子悼念亡灵的仪式。
我仍然记得初读此作的震撼。舞鹤不只对台湾俚俗众生有深刻的观察，也更勇于指出生命太多不可思议的矛盾及荒唐。我们怎样面对悲伤，如何在记忆的残骸中拾骨，总是舞鹤的关怀所在。但相对一般涕泪飘零的公式，他的立场是：至恸无言，可也无所不能言吧。像《拾骨》这样的小说，其实提供我们一个诠释、治疗创伤的诡异出口。
其他的作品中，《悲伤》写精神病患者的异想世界，如此狂野不羁，却又如此委屈、招人误解。《逃兵二哥》写国家机器——军队——如影随形的控制，使任何逃兵都无所遁逃。《调查：叙述》写“二二八”事件为受难者家属所带来的无尽压力。“调查”与“叙述”不只是情报和治安单位的监视民心的方式，也是事件幸存者向自己余生做交代的必然宿命。每一篇作品都处理了台湾历史或政治的不义层面，但每一篇作品都有令人意外的曲折，于是《悲伤》有了死亡嘉年华式的欢乐，《逃兵二哥》发展出卡夫卡式的“家常化”恐怖感，而《调查：叙述》中的调查者与报告者竟一起发明过去，遥拟悲怆，合作无间。
舞鹤曾经写道：每一篇小说好像是一段时间的小小纪念碑。《牡丹秋》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时期的纪念碑。《微细的一线香》是府城台南的变迁之于年少生命成长的纪念碑。《逃兵二哥》是当兵两年的纪念碑。《调查：叙述》是“二二八”事件之于个人的纪念碑。《拾骨》是丧母十九年后立的纪念碑。《悲伤》是自闭淡水十年的纪念碑。
写作是为过去立下纪念碑的方法，但诚如舞鹤在《余生》中一再强调的，他的碑失去了史诗的、英雄的意义，充其量是“余生”纪念碑。舞鹤的写作实验性强烈，未必篇篇都能成功。我却仍然要说，他面对台湾及他自己所显现的诚实与谦卑，他处理题材与形式的兼容并蓄、百无禁忌，最令人动容。论二十一世纪台湾文学，必须以舞鹤始。